人类绝大多数的灾难，恰恰是自以为最聪明的群体造成的

1930年代，苏联统治下的乌克兰发生大饥荒，数百万人饿死。一个名叫加雷斯·琼斯（Gareth Jones）的年轻记者孤身犯险，勇敢地揭露了真相。然而，琼斯冒犯了许多人理想的圣地，因此媒体不但拒绝承认琼斯的报道，并且发起声势浩大的口诛笔伐。

《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的记者华尔特·杜兰迪暗示琼斯是一个骗子：“这里没有饥荒，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杜兰迪因此被苏联和知识界奉为座上宾，并获得了普利策奖。而琼斯先生因为拒绝妥协饱受迫害，并最终死于非命。

——这个真实且讽刺的故事，就是电影《琼斯先生》的原型。而最早让这个故事广为人知的，是托马斯·索维尔的名著《知识分子与社会》。

电影《琼斯先生》

在书中索维尔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许多知识分子有一种让人惊讶的特权，就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

知识分子，通常被大众视为“智力超群、富有担当”的群体。但是，这些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有时判断力还不如常人呢？

知识分子的研究对象通常是制度和环境，相对于庞杂的观念和民情，这些更易于掌握和传播。因此某些知识分子，通常迷信“制度和环境”， 而轻视“观念和民情”。

因为迷信制度，他们固执的相信，一个国家只要有了人民主权、三权分立，宪政法治就会水到渠成、永不褪色，人民自然就会趋善避恶、永享太平，永远不会重复罗马人的命运。

因为轻视观念，他们只反对看得见的极权制度，却对产生极权的观念和民情视而不见。于是在不知不觉间，他们走向了自己极力反对的那一面。

美国当代思想家：托马斯·索维尔

殊不知，人类是观念的生物，观念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指出，由于轻视观念的后果，有些知识分子在传播“可能有害的观念”时，可以毫无顾忌。在观念的后果产生后，他们也心安理得。

索维尔一方面提醒大众，不要以圣人的标准要求知识分子。少一些盲目崇拜和道德绑架，知识分子反而更能谦卑、清醒。另一方面，他还明确了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知识分子不仅要敢尽言责，还要善尽言责，考虑和顾及到自己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为此，先知书店诚荐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助于我们建立了一份“思想黑名单”。他的这本书并非只是为批判这些乐观的激进知识分子而著，更是为了提醒被乌托邦理想冲昏头脑的人们，反思过去，认清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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