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的起源与挑战

文：清和  编：李强

全球政治秩序的不确定性将成为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首要挑战。

自苏联垮台以来，白宫易主从未如今天这般对国家关系及经济稳定带来如此深刻的影响。中美脱钩、科技泡沫、债务危机、贫富分化、中产下沉、社会撕裂……政治成为了全球主要矛盾的制造者。

当政治正确、政治选票与政治自利压倒了国民理性、国民诉求与国民利益时，这场斗争便给全球政治学界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是民主政治正在退化，还是一切矛盾正被美国宪政内化？到底是群体大众的反叛，还是知识精英的背叛？

《美国的真相》分析了这场反全球建制派斗争的矛盾构成，本文从现代政治秩序起源与演变的角度分析这一矛盾的根源。

政治势力的崛起

卢梭主义的缺陷

进步主义的激进与群体大众的反叛

现代政治秩序起源于两大体系：一是霍布斯-卢梭主义，二是洛克-孟德斯鸠主义（还有一种是源自英国的保守主义）。前者创造了欧洲诸多内阁制国家，后者创造了美国宪政民主国家。但是，21世纪全球政治的堕落正是对霍布斯-卢梭主义扩大，以及对洛克-孟德斯鸠主义的放弃。

现代国家的概念必须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说起，马氏创造了现代权力政治的概念。英国启蒙思想家霍布斯是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完美继承者。霍布斯将马基雅维利的“新君主”转变为“主权者”（民主选举的掌权者）。

但是，霍布斯的思想似乎是一个乌托邦式悖论。他从自然法中考察人性，如果没有公共权威，世界不是正在爆发战争，就是在为战争而准备，“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命”。基于此，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推崇强有力的主权者来主持正义与维护和平。

霍布斯

霍布斯的“利维坦”是独裁君主吗？显然不是，“利维坦”是民主专政，是权力滔天的国会。霍布斯称之为“主权者”。主权者的权力来自民众，主权者与民众是契约关系，国家是契约的产物。这是最早的社会契约论。民众将大部分权利转让给主权者后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主权者，反过来高尚的、至高无上的主权者必须保障民众的自由与平等。

霍布斯试图让民众免于自然状态下的恐惧，同时又享有来自强大国家的骄傲。或许，法国的拿破仑正是霍布斯最理想的主权者。事实上，正是霍布斯-卢梭主义缔造了拿破仑。

霍布斯是进步的，他是人类史上第一个解决权力合法性来源的思想家，第一次说清楚了国家、政府与民众的关系。霍布斯的主权者的存在相当于挑战了君权的合法性。

但是，霍布斯忽视了权力的约束——权力不论来自“君权神授”，还是民众，都必须受约束。霍布斯赋予主权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主权者侵犯了民众的经济权利，民众可以拒绝服从，但是不能推翻主权者。

霍布斯的思想将公权力置于私权力之上，将国家主权置于个人自由之上，国家是目的，公民变为手段。这种思想是霍布斯对自然状态下的恐惧推演而来的。今天一些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依然散播这种恐惧，目的是让民众无条件地臣服于主权者。

霍布斯主义陷入了乌托邦式悖论：至高无上的主权者很可能沦为暴君般的独裁者，正如《动物庄园》中的造反领袖拿破仑。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马基雅维利发现了一片风水宝地，霍布斯在上面盖起了房子，卢梭则把房子装修得富丽堂皇。卢梭也是从自然状态下考察人性的，但他的结论与霍布斯是不同的。

卢梭

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是自由的，是社会和私有产权才让人变得恐惧与虚荣。卢梭说：“造物者的东西是完美的，但人糟蹋了这一切。”

卢梭写过一本非常著名的作品叫《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有一个经典论述：“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硬说‘这块土地是我的’，这个人就是公民社会的真正缔造者”。

这被认为是支持私有财产的经典论述。但卢梭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在后面：“但是，如果有人拔掉他插的界桩或填平他挖的界沟，并大声告诉大家：‘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了地上的产出是大家的，土地不属于任何人，你们就完了’。”

当然，卢梭并不反对私有产权，他主张通过政府来约束私有产权的扩张，控制公民的占有欲，通过“公意”来减轻经济不平等的危害。

卢梭在霍布斯的基础上发展了社会契约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可以说是现代民主制度和现代国家制度的钥匙。这本书的第一句话是：“人生来是自由的，但却无处不身戴枷锁。”这句话相当于把所有的不平等的秩序，甚至一切人为的秩序都否定了。

那么，什么样的秩序是自由的？卢梭遵循了霍布斯思想，他说：“每个人将一切权利完全转让给整个集体”，让整个集体来保护个人的自由。为了避免霍布斯的悖论，卢梭强调全民参与制定法律。为此卢梭还启用了一个当时被历史遗弃的概念：“公民”。

卢梭似乎比霍布斯更加高明，霍布斯认为遵循法律与主权者的意志便是自由。卢梭认为制定法律才是自由。反过来，放弃立法权便放弃自由。卢梭呼吁全部公民要积极参与立法，如此才能真正确保自由。

但是，卢梭的立法思想包含两个问题：

一是否定代议制，主张全民参与制定法律。奇高的立法成本决定了这一主张不可行。卢梭因此推崇地方自治、乡村政治来解决这一难题。但是工业时代击溃了这一脆弱的理想。

二是将正义与真理的裁决权完全交给公民。在卢梭看来，不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正义的裁决权都必须掌握在人民手上。问题是，公民参与制定的法律一定是代表正义吗？在代议制民主中，这个问题被无限放大，甚至出现了违背正义的“公共审判”。

法国大革命

卢梭是一个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公意是自由的源泉，而对于那些拒绝接受它的公民，或许应当‘迫使他自由’。”这句话包含了服从公众意志的“多数人的暴政”。

卢梭的思想在法国经历了一场争议巨大、极为残酷的革命实践。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在一封信中称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个个都是卢梭一样的人物：“他们全都是卢梭。他的血液，注入到了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举止之中。卢梭，他们孜孜研究；卢梭，他们沉思入迷；卢梭，他们透彻探讨。”

他们把卢梭的遗体移入巴黎先贤祠，将其奉为共和国的英雄。罗伯斯庇尔在1791年《致卢梭》中如此写道：“神人啊，你教会了我认识我自己！”然而，罗伯斯庇尔很快在这场混乱中被处死。伯克认为，卢梭是大革命混乱的近因。

霍布斯的主权者可能沦为独裁者，而卢梭的公意政府变为民主专政。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甚至以“多数人的暴政”替代民主专政。除了托克维尔外，卡莱尔、尼采、帕累托、莫斯卡、托克维尔、庞勒、阿伦特、奥尔特加都是大众民主的批判者，也是贵族及精英主义者的倡导者。

如果托克维尔还保持了凡尔赛式的绅士批评，那么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则直接下水开骂，抨击民主运动为“大众的反叛”。他预言：“大众的反叛既可能转化为一种崭新的、史无前例的人类组织结构，但也可能变成一场人类命运之旷世罕见的浩劫。”后来，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发动二战及种族屠杀，印证了奥尔特加的预言。

当然，我们不得不理性地肯定霍布斯-卢梭主义的进步意义。它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解决了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仅此就足以改变人类社会。霍布斯-卢梭主义的权力合法性来源，终结了神权政治、政教联合政治、君主独裁政治，将人类社会推进到民主政治的大门之内。

油画：自由引导人民

尽管这个民主的大厦还不够完美，但民权政治在这座大厦之内迅速崛起，政治激情在20世纪进入巅峰时代。正如奥尔特加所承认的那样，民主促进了“历史水平下的上升”。尽管民主选举出的领导人，未必是最杰出的，仅仅是代表多数人意志的，但是仅这一水平就远远高于君主独裁者。

但是，当人类跨入民主大门后，霍布斯-卢梭主义的弊端日渐凸显。民权压倒正义构建的法律，引发了极权主义灾难。在民主专政时代，文明的威胁依然来自权力，只是权力主体从政府转移到国会，亦或是霍布斯统称的主权者。

欧洲的民主国家为何屡屡诞生极权政治？欧洲国家普遍采取总理内阁制，国会的权力大于政府，如果大党如纳粹党控制了国会，便容易引发专政，以国家、公民与正义的名义发动战争、灭绝他族。

在美国，19世纪末崛起的进步主义继承了霍布斯-卢梭主义的优点与糟粕。但实际上，美国的宪政民主实施了分权与监督，进步主义者即便掌控了国会与联邦政府也不能为所欲为。联邦政府受地方州权制约，国会的法令还可能被最高法院推翻。

在70年代之前，老罗斯福反垄断、威尔逊为妇女争取投票权、小罗斯福的新政以及60年代的平权运动，尽管发端于民权而非法律之正义，但依然具有历史的先进性。究其原因是美国宪政体系抑制了霍布斯-卢梭主义的过度泛滥。

但是，70年代以后，美国的宪政民主遭遇挑战，建制派和进步主义在最近30年中实施了26年的民主专政，直接撕裂了当今全球化社会。这是为什么？

政治思想的衰退

洛克主义的丢失

保守主义的困境与知识分子的背叛

美国的宪政民主秩序并非建立在霍布斯-卢梭主义之上，而是另一大起源——洛克-孟德斯鸠主义。如果说卢梭是法国大革命的先驱，洛克便是北美独立战争的先驱，是宪政民主的奠基人。美国的独立宣言、宪法以及三权分立的宪政体系，是洛克-孟德斯鸠主义的现实版本。

洛克与霍布斯一样也是从自然状态下考察人性。洛克不像霍布斯那么悲观，他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也存在理性与宽容，自然法即道德法，维系着这种状态。

美国制宪会议

洛克在《政府论》中指出，没有政府的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自然状态下的人拥有哪些权利？洛克概括为私有财产权，他的私有财产权包括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

洛克认为，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享有所有权，那么身体的劳动以及双手的工作所创造的财富，理应归属个人。洛克对私有产权的逻辑推演可谓无懈可击。这就是天赋人权的来源。但是由于资源有限，战争可能剥夺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时就需要政府和国家。这就是政府与国家的起源。

洛克对国家的来源，以及对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做了比霍布斯、卢梭更符合逻辑的解释。在洛克的思想中，政府与国家不能凌驾于公民之上。相反，他明确的指出，政府及公民社会创立的目的是更好的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权——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洛克的思想几乎影响了美国所有开国者。杰斐逊主笔的《独立宣言》提到的“自然法和自然之上帝的法”取自洛克的立法思想，开篇宣称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洛克自然法下的天赋人权的美国版本。

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在制宪会议期间说：“政府的目的是保护个人才干的多样性，个人才干的多样性是一切财产权的起源”。

这后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政府除了保护个人才干的多样性，还保护个人才干多样性基础上的不平等的财产。这是洛克主义极为重要、又顺理成章的思想。人的劳动及智力是有多样性的，多样性也定然导致财富的不均等。

不均等的财富也是个人私有财产权的一部分，也是公民社会理应尊重及保护的。洛克相当于支持了天赋人权的平等和机会平等，而不支持结果平等。这是与霍布斯-卢梭主义、进步主义的重要区别。

美国民兵

洛克由此推演出一种闻所未闻的公民权，那就是革命权。政府的合法性来自多数人的同意，同意的内涵包含着政府对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的保护。洛克认为，如果政府不履行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义务，那么推翻政府不仅是公民的权利，还是公民的责任。

可以看出，洛克的思想比霍布斯、卢梭更清晰地支持个人自由主义。他将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及财产权，置于平等与民主之前，建立于国家与政府之上。简而言之，人是目的，国家、政府、民主与法律都是手段。

所以，洛克不像霍布斯、卢梭一样推崇强有力的主权者。相反，为了保护个人自由权，洛克主张分权与监督，倡导有限政府。但是，当立法权与行政权爆发冲突时，该怎么办？洛克的答案是：“人民没有别的补救办法，只有诉诸上天”。

“上天”到底是什么？洛克所指的上天肯定不是人民，那么，是自然法传统，还是上帝的规则？洛克相信自然法，主张立法应该基于自然法，只有遵循自然法的法律才能保护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他将自然法界定为：“全能的和无限智慧的创世主”的“作工”。洛克的立法思想包含了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传统，也包含了基督教的自然神学思想。总之，洛克的回答并不鲜明。

卢梭很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交给人民，因为人民掌握了正义与真理。在总理内阁制国家，如果政府与国会爆发冲突，倒台的一定是政府。新政府的预算方案或内阁任命如果无法在国会通过，新政府有被解散的风险。

洛克是英国经验主义的开创者，他没有办法像康德一样提出先验主义为法律的正当性提供可靠的答案。不过，孟德斯鸠解答了卢梭的问题。孟德斯鸠在洛克分权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孟德斯鸠可以说是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系的设计者。

孟德斯鸠

他在《论法的精神》中强调法律的功能。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与孟德斯鸠、洛克一样，孟德斯鸠需要回答法律的来源问题。孟德斯鸠的答案是清晰而准确的。他将法律分为自然法与人为法。自然法是在国家与政府建立之前的维系人类平等状态的秩序。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称之为正义，即在自然法下的行为的正当性。

柏拉图说德性即知识，其实应该反过来解释，真理即正义。人为法建立在自然状态下人的行为正当性之上，正义的社会秩序与法律建立在真理之上。质能方程与价格定律，不会因谁的声音更大亦或是更多人反对而失效。天赋人权并非权力斗争决定的，而是由洛克基于自然法的政治真理决定的。

洛克-孟德斯鸠主义是一套非常完整的宪政民主体系。法律遵循于正义与真理，而非民主与人民。正义的法律才能保护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避免民主专政和多数人的暴政。从政治到权力，从权力到法律，从法律到正义，从正义到真理，我们能够清晰地洞悉一条人类集体行动的政治逻辑。

史学家感叹当年的美国开国者为何能够构建如此完整的体系。进步主义者将其归结为开国者们的天才智慧和高尚情操，保守主义者认为是社会演化的结果。实际上，最不能忽视的是洛克-孟德斯鸠主义——建立在真理与正义之上的政治秩序。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美国没有出现洛克-孟德斯鸠主义思潮，取而代之的是保守主义。

或许是19世纪镀金时代的美国诞生了太多杰出的企业家、科学家与工程师，却没有出现伟大的思想家来继承开国者们的智慧。或许是托克维尔的皇皇巨著《论美国的民主》太过于成功。

托克维尔

与所有的欧洲贵族学者一样，作为民主的贵族式批判者，托克维尔游历美国后重新认识了民主。《论美国的民主》是迄今为止对民主最为深刻的一种解读。这本书写于1835年，那个时候没有多少欧洲人看好美国。

但托克维尔认为，此书不是“论美国的民主”，而是“民主在美国”，并断言“未来，全世界都是美国”。不过，可惜的是托克维尔的解读，不是洛克-孟德斯鸠式的，而是保守主义式的。

19世纪末，当进步主义崛起，他们以公民的名义主持正义、修改法令时，共和党人只能树立保守主义大旗为自己辩护，而丢掉了最可贵的洛克-孟德斯鸠主义。这其实是美国政治思想的倒退。

保守主义如形而上学、贵族精神一样，在中国没有政治话语空间，以至于国人对此颇为陌生。保守主义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源自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1790年）。

保守主义与洛克-孟德斯鸠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以保护个人自由为目的。保守主义在英国是成功的，但将美国的宪政民主与保守主义相联系，有张冠李戴之嫌。

最重要的是，保守主义在权力监督——正义的法律方面的处理并不成功。保守主义以自发秩序释之，这是一套包含信息分散、理性有限、主观主义的完整理论。自发秩序更推崇社会演化形成的常识、习俗与规则，反对由大众亦或智者制定法令。

特朗普高举圣经

保守主义相当于将权力监督与社会治理交给无为的自治。这导致保守主义在社会变革中陷于被动与失声，被进步主义打得毫无反手之力。进步主义批评保守主义是贵族的封闭与精英的傲慢，社会演化与自发秩序背后隐藏着贵族与精英知识分子所理解的秩序。

但是，精英知识分子就可靠吗？奥尔特加批判“大众的反叛”，与其同一时代的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则批判“知识分子的背叛”。他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指出，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典型的“政治时代”。

知识分子接受了太多的政治激情，他们将学术文章加入进了种族仇视、政治动乱、民族主义的大合唱之中。政治是现实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作用本来是反现实主义的，但是现在知识分子尽一切所能地煽动现实主义。

19世纪镀金时代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对政府腐败及托拉斯恶行的缄默。铁路时代，四条横贯大陆的铁路获得了国会多达1亿英亩的土地馈赠，这占到了全国共有土地的10%。知识分子还对自由市场与企业家盲目推崇。这恰恰给了进步主义发起民权运动的机会。

在镀金时代，也是保守主义节节败退的时代，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亨利·亚当斯意识到“民主理论的退化”：“我担心，今天就意味着我们社会白银时代的终结……除非你和我完全错了，否则这场斗争注定会打破很多古旧的瓦器和小古董，为某些新型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人提供场地。”

我在《知识分子为何难说真话》一文中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知识分子为何不说真话、不传真知、不求真理。在进步主义看来，知识分子不过是权力的附庸，真理与正义掌握在大众手上。实际上，进步主义的知识分子携带的政治激情、政治正确远远多于保守主义者。

政治在民主时代聚焦到一个核心问题：话语权——谁掌握了真理？

政治权力的挑战

国家主义的顽固

世界主义的萎靡与人类集体的敬畏

现代政治秩序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主权源自公民，二是源自公民的权力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

现代政治的问题是后一个问题处理不好，导致了政治秩序的退化。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指出：“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则出现‘民主衰退’。参与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中，约有五分之一，不是恢复到威权主义，就是看到其民主制度遭受严重侵蚀。”

民权的放任自流导致一些向民主转型的国家沦为集权主义，一些民主国家演变为建制派专政主义。前者其实是霍布斯的“利维坦”，后者只是卢梭的“公意”政治。霍布斯-卢梭主义终结了神权政治、政教联合政治、君主独裁政治，同时也让多数民主国家在党派极权政治与民主专政政治中挣扎。

只有洛克-孟德斯鸠主义可以帮助国家进入宪政民主政治。根本上来说，近代科学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终结了神权与君权统治下的愚昧与谎言，但是社会科学中似是而非的真理，正成为党派极权政治与民主专政政治的手段。

福山在这本书中指出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变为一个“更完美的专制主义”，但没有看到美国宪政民主被建制派侵蚀的风险。后来福山意识到了，他这样写道：“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我在这些版面上重新审视了政治衰退的问题，看到‘两派选民都奋起反抗他们认为腐败且假公济私的建制派，转向支持激进的新兴势力，希望进行一次净化清洗’，我很受鼓舞。”

不过，最后福山极为失望，站在了特朗普的对立面。近些年，美国一些政治学者开始怀念洛克。他们看到了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无力抵抗建制派对这个国家的侵蚀，进步主义某种程度上还是建制派的帮凶，保守主义则软弱无力。

一些人认为只有保守主义才能挽救美国。在国会山上，前副总统彭斯的左右为难，我们就能看出如今的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尴尬处境。

怎么办？

“回到洛克”，美国政治学者发起这种呼吁。

洛克

当年，美国开国者们在洛克-孟德斯鸠主义上建立了这个杰出的宪政民主，19世纪镀金时代美国的思想家忽略了他们最为宝贵的东西。

美国历史学家路易斯·哈茨坚定地认为，美国是一个完全建立在洛克基础上的国家。但是，他也悲观地看到，“世界越来越受到现代性更加激进的形式所统治，只有美国还保留了某些洛克的残余”。正如约瑟夫·克罗波西所言：“建国文献是一项庞大无比的论证的前提，而后续命题都是现代思想衰落了或正是衰退中的环节。”

如今，美国的政治学者们很难重拾洛克-孟德斯鸠主义的传统。在美国的大学、传统新闻媒体及社交媒体，到处都充斥着进步主义的言论。在大学图书馆的角落里，或者还能找到几个保守主义者。至于洛克-孟德斯鸠主义，没有形成主流社会思潮与民意基础。

朱海就教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宪政的美国为何还会出现建制？”

奥尔森的分利集团或许是这个问题最直接的答案。但是，在权力制衡的宪政体系内，分利集团的机会在哪里？

最关键的还是上面所说的权力约束没有处理好，其中核心是法律由谁来制定？是遵循于公民，还是遵循于正义与真理？如果是后者，正义与真理掌握在谁手上？

这个问题没有人比洛克-孟德斯鸠主义处理得更好。当年美国的开国者们在复杂的利益博弈中遵循了正义与真理。

但是，后来的进步主义继承了霍布斯-卢梭主义，他们用民权即真理，挑战了社会的不公，同时也挑战了宪政的底线。而真正对宪政构成威胁的，是70年代之后的两股力量：一是信用货币，二是经济全球化。

美联储

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发行不受硬约束，完全交给个人来处理。美联储的铸币权是一个未经选举的权力，也是一个未经制衡的权力。当初在设计美联储机制时，美国人希望将货币发行权交给专业的精英来处理。但是，真正守住货币发行权的不是精英，而是金本位时代的刚性兑付。

进入信用货币时代，进步主义开始争夺货币发行权以满足不断扩张的福利主义。在80年代，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秉公职守，守住了货币发行权。格林斯潘接任后将美联储升级为强大的权力机构，并与建制派掌控的行政权并驾齐驱。到了伯南克时代，美联储沦为了白宫的提款机，严格说是建制派的金融产业与公众的福利主义的提款机。

货币发行，到底遵循的是正义与真理，还是遵循大众的意志？

美国宪法没有弥补这个漏洞，这几乎成为了一切祸乱之源。建制派扩张赤字、滥发货币以投喂选民收购政治选票。如今美国的政治斗争，几乎是围绕着铸币权而展开。

如果铸币权被约束，联邦政府的财政权力被约束，进步主义的福利主义和建制派的金融红利也被关上大门。美联储的权力体系以及最高法院的建制都是建立在保守主义精英主义之上的，但是在这场货币-经济-政治危机中，美联储成为了祸乱之源，最高法院则无法扮演任何仲裁者的角色。

这是进步主义民权的胜利，同时也是美国宪政的倒退。如果当年说希特勒的种族屠杀是“多数人的暴政”，那么如今通过货币发行掠夺财富，是建制派与进步主义的“温和”专政。在君主专制时代，民众是被统治者、被奴役者。在民主时代，民众是掌权者、主权者，民众与君主有何不同？

奥尔特加称之这些人为“被宠坏了的孩子”：“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生活的安逸与舒适，但对于其原因却一无所知，也没有这个兴趣。因为他们无法透过文明所带来的成果，洞悉其背后隐藏的发明创造与社会结构之奇迹，而这些奇迹需要努力和深谋远虑来维持。他们认为自己的角色只限于对文明成果不容分说的攫取，就好像这是他们的自然权利一样。”

不过，哈耶克的观察显然更加犀利，他称这些人为“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他们不是无知者，他们是权力的掌控者，也是大众中的极权主义者。大众中有多少“极权主义者”，“多数人的暴政”就会有多猛烈。

如此，宪政民主一旦退化到民主专政，那将是霍布斯所描述的状态——“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只是这个状态并非自然状态，战争形态从暴力转向“文明”的选票与法律。

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掀翻了建制派与进步主义者的桌子，如今拜登上台后第一天就签署一系列行政令推翻特朗普之前的政策。不管哪一派的主权者都会扩张货币为己谋利。民主专政是欧美债务危机的政治根源。事实上，没有一个可靠的经济学的理论支持人为控制货币。

经济全球化是宪政民主的另外一个挑战。理论上，每个执政者应该制定有利于全体国民的对外政策与全球化秩序。但是，不管是拜登建制派还是特朗普主义者，都会诉诸于国家主义，制定有利于自身团体的政策。

特朗普实施保护主义，打破旧秩序，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保护本土群体的利益。拜登努力维持现有高度失衡的、不平等的全球化旧秩序，对内投喂黑人及非法移民，对外出口美元，让跨国公司及金融巨头获利，向本土群体——中产、中小企业主、城市经营者征税。

可见，没有任何一股政治力量在推动公平的经济全球化。因为任何政治力量都建立在国家主义之上。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市场主权不断地挑战国家主权，但任何主权者都不愿意放弃主权而成就全球化。

民主专政强化了国家主义，打击了世界主义，扭曲了经济全球化。如何才能推动世界主义？唯有真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揭示了自然科学的真理，康德的先验主义提供了获取真理的路径，洛克-孟德斯鸠主义是政治真理的行动方案，他们是符合世界主义的。

21世纪互联网继60年代后掀起了又一波平权运动。大众剥夺了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在人人都是知识分子的时代，大众对知识、思想与真理的处理颇为轻率。

在全球三大社交网络中，进步主义的声音取代了真理。一些恐惧的知识分子用保守主义思想作为护甲，重拾古斯塔夫·勒庞的话语，称大众为“群氓”。但是，所有人都忘记了洛克与孟德斯鸠。

我在《何为大学》中指出，发现真理是知识分子的产出与责任，但是由于知识具有延续性，知识分子无法占有真理。问题是并非大众掌握真理，亦或是知识分子掌握真理，而是人人都应该保持对真理的敬畏。

洛克、孟德斯鸠、斯密等思想启蒙家，他们信仰科学，也信仰自然宗教。自然神论者认为，上帝创造了一套规则，人需要敬畏它，并在规则下发挥理性之光。斯密将市场的规律解释为“看不见的手”。

洛克将法律的准则交给“上天”。清教徒认为基督教（新教）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思想。敬畏规律、真理与正义，或许是自然宗教存在于现代国家的终结答案。

本文说美国的宪政民主退化的问题，并非反指中国的好亦或坏。

美国的政治依然是先进的，最重要的是，这场全球性的反建制派政治运动，已超出了国家、民族与党派。超越本位主义的政治洞察，亦是对政治真理探索与敬畏。

最后，洛克说：“上帝将世界给予人类所共有；但是，既然他将它给予人类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使他们尽可能从它获得生活的最大便利，就不能假设上帝的意图是要使世界永远归公共所有而不加以耕植。他是世界给予勤劳和有理性的人们……不是给予好事吵闹和纷争的人们来从事巧取豪夺的。”

来源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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