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历史上，出现了三场影响深远的大辩论，涵盖了经济模式、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三个领域——这三场大辩论，深刻地表露了知识分子对世界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构想。
也正是这两种根本不同且对立的构想，让世界在灾难和正轨之间不断摆荡......
1917年，“苏联神话”如火如荼，年仅30的米塞斯发表文章公然质疑他们的“计划经济体制”。兰格认为，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贫富悬殊、资源错配。应该用计划指导市场，弥补市场不足。随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普遍爆发，兰格的观点取得压倒性优势。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普遍爆发，反对市场、支持计划的观点很快取得了压倒性优势。直到苏联经济崩溃，世界才认识到米赛斯的正确。1971年，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主张，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包括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实行“平等分配”。 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来论证他的设计。然而罗尔斯的同事诺齐克认为，真正的正义是“持有正义”。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越多，国家权力就越横暴，真正的正义也会因此消亡。 法国大哲保罗·萨特非常推崇“斗争哲学”，曾积极鼓动、甚至亲身参与国内外的阶级斗争。 而雷蒙阿隆认为：当一种政治主张，成为不可质疑的意识形态时，它就会蜕变为一种“意识形态新宗教”，并且比所有的传统宗教都更霸道、更排外。从动机上看，兰格担忧“自由市场的无序和冷血”，罗尔斯热爱“正义和平等”，萨特敢于“向一切不平等、不民主的组织开炮”。他们都拥有崇高的理想，规划了解救人类的方案。但是，这些高尚的理想、完美的方案，却为何总是将人类导往地狱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要跳出观念本身，追溯产生这些观念的思维方式。兰格VS米塞斯，罗尔斯VS诺齐克，萨特VS阿隆——这三场大辩论，代表着20世纪人类思想的最高水平。罗尔斯热爱和平等与正义、萨特敢于向一切不平等、不民主的组织开炮，但这些高尚的理想、完美的方案，为何总将人类导往地狱呢？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指出，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有毒还是有益，不在于其是否高喊自由、民主平等、而是其观念与行动，到底是圣化构想还是悲观构想。持圣化构想的知识分子，喜欢构建一整套完美的社会蓝图；认为只要依靠某些组织或强人，就能建成人间天堂；而悲观构想的知识分子，绝不给出一个包治百病的药方，只运用逻辑和事实，只告诉世人“什么可以做，什么绝不能做”。沿着索维尔的思路，我们不难看出：“圣化构想”和“悲观构想”不只是20世纪主要冲突根源，更是当今世界价值撕裂，秩序失序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身处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我们如何看待知识分子这一问题，无疑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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