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写的历史与人造的历史总是大相径庭？

为什么人写的历史

与人造的历史总是大相径庭

文：陈乐民  编：先知书店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走经世致用的路线，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多么博大精深，最终离不开当时的为世所用。

中国人写史，离不了记言记事，到今天还是这样，脱不出以史为鉴。稍微有些哲学意味的史论几乎没有。

历史哲学是欧洲的特产，主要是因为欧洲的哲学比较发达。先也是从叙事开始，到近代便有了对历史的理性批判，把人文因素融进历史。伏尔泰、赫尔德、康德、费希特、黑格尔、马克思，这是几大家。他们的历史观，无论是唯心唯物，都是理性历史。

然而，大历史是理性的，人们经验的历史却不是理性的。理性批判的历史，是“宿命的”，似乎历史是按照人的理想意图安排的，所以是理想主义的。现实的历史却相反，它经常是不合逻辑的。

例如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这是理性的；要以新代旧便难免发生革命，则革命是理性的。但历史是人表演的，革命是人干的；人是理性的动物，是说他有按理性行事的能力，但并不能由此说人天然就是理性的。否则古今中外就没有坏人、败类，没有疯子了。

历史是任人装扮的，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视角。

道德学家从中看出道德律；崇尚格致之学者从中看出器物奇技的代代翻新；尚武者从中看到的是连绵不断的兵燹征战；博学深思者从中看出精神的升华和沉沦；唯理主义者说历史是理性的、有序的；经验论者说历史充斥了非理性，是无序的；乐观派说历史总是随着文明的脚步向好处发展的；悲观派说否！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负面的、无法克服的后果。

19世纪的欧洲历史学家大多认为历史是沿着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路前进的；20世纪的史学家们则认为历史根本没有定向——斯宾格勒在世纪初就曾问道：历史是否有逻辑？

20世纪的欧洲史学家们自有他们的特殊的时代经验——人们还是相信经验胜过理智——他们向19世纪的理性批判史学发难：你们太过相信人类的理智，你们的头脑清醒得把一切不符合理想的浑浊的秽物都滤掉了，历史绝没有那么透体通明。

理智、理性，这些崇高无比的概念，可以作为一种人世间的理念，或者叫做目标；也可以适用于某人某时某事，如说某人在某时某事上是很理智的，但不可能说某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事上都是理智的。

更何况，理智会异化，异化到它的反面，变成非理智、反理智；当把理智神圣化的时候，“理智”尤其会转为非理智，直到变为疯癫。

20世纪的人读过几千年人写的历史，发现，人写的历史与人造的历史不是一回事。他们在这一百年里亲历了那么多的“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这些个“主义”把世界搅得周天寒彻，任谁也认别不出这世界的本来面目。

或许仍是东坡居士有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不清20世纪的真面目，是因为身在其中；等到下个世纪或再下个世纪可能就比较客观了。

然而也不尽然。因为人既是理性的动物，又是有愿望、有情感、有利害关系缠身的动物，所以纯客观是没有的。于是在看历史问题时不免戴上今天利害关系的眼镜，历史终于还是客观不了。

有一种说法，说历史从来不是如黑格尔说的是“精神的历史”，而是不折不扣的“行动的历史”、“实践的历史”。诚然，实践是离不开精神的，但对历史进行判断的根据又总是人的行为。

阎连科曾说，阅读陈乐民，是为了获得一种羞愧感。陈乐民的著作谈的是欧洲，想的却是中国；一边面对欧洲文明史，一边冷思国故，做学问的目的是为中国寻出一条路来。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陈乐民总是说，应该从西方看中国，不要总站在中国几千年辉煌、一百年屈辱的角度，而是应该超脱出来，站在外部来研究中国到底是怎样的。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要从世界看中国。

陈乐民是“一身跨两代”的知识分子，有着经历过特殊时期的那种特有的情感。阅读陈乐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阅读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思想，阅读他们一直想要厘清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在时代大潮中的思想纠葛。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陈乐民作品新编》（先知书店独家）。陈乐民内敛温润却又深邃如海，他是“集中西绅士于一身”的人，在当今如此浮躁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已成绝响。

这套《陈乐民作品新编》是在历史的特殊时期推出的，在充分参考此前陈先生各种著作版本的基础上，广泛辑佚、重新编次、细加考订、认真校勘，出版殊为不易。这套书无论是自己阅读、收藏，还是赠与友人，均为上等佳品。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先知书店独家书（赠送陈乐民妻子资老签名书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