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位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诉说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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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位邪恶的老师
只对自由人诉说真相
1840年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被外来文明无情而彻底地打碎。
于是，中国开始学习西方，试图从西方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寻找文明的密码。
于是，中国人有了一个又一个老师，影响最大的，当属法国、德国、苏俄三个国家。
一代代的中国人，被法国大革命的波澜壮阔所感染，学习伏尔泰和卢梭的自由进步思想；被德国和日本的国家复兴和后来居上所鼓舞，学习俾斯麦和伊滕博文的民族复兴观念。然而，学了一百多年，却始终走不出迷惘和苦难。
▲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为何演变成了一场人间悲剧？
冯克利老师曾感慨地说，我们学习西方的时机非常不幸。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时，看到的都是西方国家一次次走弯路的历史，学到的都是让西方文明陷入危机的思想：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
这两种观念的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可以说，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都受这两种观念的支配。
更为吊诡的是，在这场学习西方的浪潮中，一个最重要的大思想家——阿克顿勋爵——却缺席了。
阿克顿勋爵给世人留下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名言，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不过是他浩瀚无边的思想海洋中一朵小小浪花而已。
他是哈耶克一生最崇拜的自由先驱，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博学的人”，是十九世纪后期大师级的思想者。
而且，他正好生活在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时代，并且深刻而入骨地批判了那个思想扭曲、信仰迷失的时代，指出中国的“三位老师”身上的种种谬误，为文明敲响了警钟，并被后来的历史一次次应验。
▲阿克顿勋爵开创的“剑桥史”系列，是一座取之不尽的思想宝库
一个瞎子都不会忽视的人，却被整个世界忽视了。于是，在对西方的学习中，我们始终未能找到真正的自由秩序及其传统，距离真正的文明越来越远。所谓南辕北辙，方向错了，再多的努力也是白费。
▌被国人错误追捧的“自由”观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受激进思想的鼓舞，欧洲进入了历史研究和哲学观念的多产时期，各种雄辩而充满感染力的观念蓬勃而出，一度被视为思想的黄金时代。
1895年6月，阿克顿勋爵受邀担任剑桥大学教授，在就职演讲中，他毫不留情地揭示了横行西方世界的思想谬误，批判了那些带来动荡和灾难的“自由”观：
世界把宗教自由归功于荷兰革命，把立宪政体归功于英国革命，把联邦共和归功于美国革命，把人类的自由和平等归功于法国大革命。
这些对“自由”的解释，是十九世纪思想家们沉迷的“革命叙事”，它揭示了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
人类社会的自由与进步是在革命中突然出现的——只需要设计好社会蓝图，就可以通过革命凭空创造一个新世界。旧世界的传统变成了革命的敌人，可以在正义的目的下被打倒，即使采用非法的手段也再所不惜。
于是，革命走向了自由的反面。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革命、屠杀和战争一次次重演。
▲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
阿克顿勋爵对这些错误的“自由”观深恶痛绝，他评价道：“革命者的凯旋，使得历史学家没有立足之地“，他不无讥讽地说，“尽管他们也被称为自由主义，可他们的唯一共同之处，就是没有自由。”
对“自由”观念的这一大堆不同解释引起的冲突，在阿克顿看来仅次于宗教神学。
其实，阿克顿从来不反对改革和进步，只是在他看来，革命是改革的最大敌人——它使得一种明智而公正的改革成为彻底不可能的事。
阿克顿告诫读者，太阳之下没有新鲜事，西方人经历的所有光荣和苦难，都源于其传统，只不过在历史上一次次地以不同的面目重演。
而一切改革，必须基于社会的自由传统，只有追根溯源，改革才不会陷入疯狂和迷失。而中国要学习世界文明，也应该从自由传统的真正根基开始。
▲“五月花号”象征着美国文明的自由和契约精神
▌自由，有着古老的传统
斯塔尔夫人是法国大革命时伟大的自由主义女作家，她的言论使拿破仑恐惧，后者称“没有哪个女人比她更邪恶”。
她给世界留下了一句惊世骇俗的名言：自由是古老的，专制则是现代的。
阿克顿认为，证实这一名言的正确性，已经成为近代历史学家的荣耀。上溯西方的传统就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基督教的历史中，还是在雅典的时代，都能发现自由社会的踪影。
在以色列人的时代，由于上帝的律法寄托着超越性的信仰和传统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高于统治者的地位。
在后来的基督教社会中，建立起自立和自治两大基本原则，基督徒的信仰自由、良心自由也逐渐扩展为世俗社会领域的个人自由和思想言论自由。这也让以色列人得以摆脱东方民族的专制习俗。
▲耶路撒冷三千年的文明历程
在雅典城邦的时代，商业的习俗带来了文明的思想，梭伦和伯里克利先后推进了渐进、平静而不流血的改革。
然后一种颠覆了人间权力的观念出现了：权力应该均衡分配，每一个公民都有发言权，有权讨论、决定和罢免统治者。于是，依靠公民同意的统治，战胜了依靠权力强迫的统治。
然而更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在历史中没有学到任何好的东西，所以，历史的悲剧一次又一次重演……历经触目惊心的沉沦挫折，中国人理应大彻大悟，铭记血的教训，敢于冲破思想的牢笼。
▲《剑桥中国史》：一套毫无“禁忌”的真历史
▌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阿克顿认为，自由与宗教一样，一直既是善行的动力，又是罪恶常见的借口。在人类经历的有些年代，自由的历史简直就是不自由的历史，人们对其他目标的追求常常转移、乃至窒息对自由的追求。
宗教的自由传统受到了挑战，基督曾警告“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然而，早期的基督教国家，由于未能阻止国家权力的成长，被权力逐渐侵蚀。
神授的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力发生了冲突，并以灾难性的方式结尾：
耶路撒冷在战火中沦亡，恺撒们开始以上帝之名行事，终结了政教分离的早期基督教时代。
当分权不再时，对少数群体的不宽容侵犯了自立精神，权力侵蚀了民众自治原则。发展到最后，就是中世纪的猎巫运动。
▲刺死马拉的科黛，和陷入疯狂的革命群众
而近代史上的诸多革命，归根结底，不过是猎巫运动一次又一次的重演。
在法国大革命中，自由再次成为民众的信仰，然而当这种信仰缺乏法律的制约，又离开了宗教对人性之恶的警惕和自律时，自由就变成了彻底的人性放纵。
巴黎成为了猎巫的场所，成千上万无辜者在民众的狂欢中被送上断头台。
随后，迷信与权力合二为一，变成了新的怪物。在大革命的结尾，群众在街头高呼的不是“自由！自由！”，而是鲜血与炮火中的“皇帝万岁”，在拿破仑的带领下发起新的十字军东征，走入五百万人的坟墓。
▌民族主义和乌托邦的迷雾
希腊的文明传统也遇到了挑战。如果说，雅典的公民信仰基于分权基础上的言论和选举自由。
那么，斯巴达则信奉基于平均主义的暴力观念，公民要为国家而战，成为战争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去掠夺富庶的希腊城邦和作为奴隶的希洛人，将土地作为战利品向每个公民均等的分配。
这就是斯巴达式的“平等人公社”，它包含了两张面孔：财产平等的观念和军国主义的暴力本能。
到了近代，“平等人公社”的第一张面孔变成了乌托邦主义的人间童话，第二张面孔则被德国和日本等民族主义政权视为强国之路。
然而，这对孪生子形影相随，选择了前一个，就必然会迎来后一个，被历史上的乌托邦实验一次又一次血淋淋地证明。
大哲学家杜兰特在《文明的故事》中，将人类的历史，看作两种不同文明的一次又一次的竞争：雅典代表的海洋商业文明，和斯巴达代表的大陆农业文明。
它们的战场，从古代的希腊半岛，到近代的英德竞赛，再到现代的美苏冷战，一次又一次地重演，一直延续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