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与洞察:重要的东西
只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文:愈嘉 编:先知书店
电影《教父》中有这样一句台词:“花半秒钟看透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的人,注定拥有截然不同的命运。”
这句台词中的“看透本质”,对应的底层能力,主要是洞察力。
印象中,洞察力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是上帝悄悄送给某些人的礼物。其实不然,洞察力是一种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后天习得的能力。要获取洞察力,往往需要三步:
第一步:破除单一决定论,用系统思维思考问题。
第二步:剖析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并找出它们之间的连接关系,透视它,改变它。
第三步:破除“静止思维”,建立“演化思维”。
这么说,或许过于抽象。让我们将这三步,置于观察1840年以来的中国这一具体场景。而主要参考的文本,就是中国政法大学王人博教授的同名新作《1840年以来的中国》。
在许多人的内心深处,都预装了一个思维方式,那就是迷信单一因素的无穷力量。当公司遇到危机时,我们期待力挽狂澜的领导;当国家遇到灾难时,我们渴望无所不能的政府援助;许多历史学家在分析问题时,总是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制度决定盛衰、思想观念改变未来,等等。这样的思维方式确实能解决许多问题,但局限性也很大,它让我们总是痴迷于单一变量,似乎只要某样东西对了,那就什么都对了。如查理·芒格所说:“对于拿着锤子的人来讲,全世界都是钉子。”透过芒格的话,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工具的诞生,让人类更方便的同时,也会限制人类的想象力。同样,一个思维框架,在给我们提供一个认识世界维度的同时,还会遮蔽我们的认知。可见,要想获得洞察力,首先要破除的就是单一决定论,要意识到系统的威力远远大于单一因素的力量。而所谓“系统”,就是“一组相互连接的要素”,只有组成整体的各个要素形成一种互为因果、互相维系的组织时,才能构成一个整体性的,自我运转的系统。正如系统动力学家德内拉·梅多斯说:“真正深刻且不同寻常的洞察力,来自观察‘系统’如何决定自己的行为。”如果我们用系统论的分析工具,剖析1840年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就会收获不一样的历史洞见。一般来说,18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转型大致历经了三大阶段——从最早只学习技术的洋务运动,到模仿西方制度的戊戌变法、清末立宪、中华民国立宪,再到改造中国文化的五四运动。不难发现,三大阶段背后对应的思维方式,分别是经济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认为改变了单一因素,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就完成了。然而,100多年过去了,依旧走不出痛苦与迷惘。如果用系统思维来思考,现代化社会,是一个完整的复杂系统,它由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经济结构)、现代民主政治(政治结构)、和现代价值观(意识形态结构)三大要素组成,任何一方都不能离开其它两方而独存。没有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就不会有发达的城市生活、庞大的中产阶级和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民主政治也就失去了根基,现代价值观也就成了空谈。反之,假如没有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价值观,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它繁荣的根基——私有产权、统一市场、法律、货币等要素,都要倚靠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调节才能发挥作用。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清晰地表达出现代社会结构各个要素之间深刻的相互依赖性。法国作家纪德说:“关键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的所见。”无论知识精英,还是国家管理者,如果只着力于改造社会的单一要素,如建立现代工厂、设立议会法院、学习文化思潮等,其目光始终无法企及整个现代社会系统的全貌。这样的思维局限,导致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始终步履蹒跚。《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所摈弃的,正是传统的单一决定论,作者王人博老师用系统论思维,直接抓住现代化的真问题——宪制国家,从而让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展开了全新的面相。▌最重要的洞察力,是洞悉、改变要素之间的“连接关系”每当遇到难题时,我们通常会想起这样一句话:“不要治标,而要治本”。一个复杂系统,通常由“一组互相连接的要素”构成,所谓治标,是指试图改变单一要素,而所谓“治本”,指的是改变“各个要素之间的连接关系”。可见,要素再重要,也没有系统重要。获取“洞察力”的第二步,就是要能剖析各个要素,并找出它们之间的连接关系,从而洞察它,改变它。“现实”世界中的复杂系统,如社会系统、组织系统、商业系统、生态系统,它们变化万千、错综复杂,要洞察系统、透视本质、改变系统绝非易事。1840年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之下,为了实现现代化转型,中国开始了疯狂的折腾——洋务、改革、立宪、军阀混战、统一、抵抗外侮、革命......这段痛苦的历史极为复杂,期间的成败得失被后人反复诉说,思考这段历史的角度、范式也层出不穷。与传统范式不同,王人博老师以一个宪法学家的严谨和敏锐,以及非凡的系统洞察力,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用“立宪”或这一关键要素,重新串联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宪制,即以立宪构建现代化,这两个字,浓缩了每个阶段,治国精英和知识分子群体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基本构想。换句话说,这一纸文件,直接阐明了现代化各个要素之间“连接关系”——每一次立宪,都是对国家性质与结构、中华民族的基本定义、政府权力的来源与归属,人与人之间如何缔结关系等根本性问题的阐述。读懂了1840年以来的每一份宪法,就读懂了近代以来国家民运浮沉的根本原因,以及由这些历史共同塑造的当下与未来走向。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王人博老师以法学家的严谨,深刻剖析了戊戌变法以来的每一份宪法文本——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等。不仅如此,王人博老师还在书中,用了三章的篇幅,分别剖析了195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几次宪法实践,“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八二宪法,等等”。在书的最后,王人博老师敏感而又冷峻的写道:“与阶级相连的革命叙事,并没有成为过去,它还存在于当下,在参与中国现代型塑造的同时,也塑造着自己。这是现代性走向东方这个大国时无法避免的中国特性。”获取洞察力的第三步,是要破除一个更加顽固的认知障碍——“静止思维”,并建立“演化思维”。典型的“静止思维”,就是用不变的眼光,看待变化的事物。然而,系统是会演化的,一个阶段的蜜糖,可能是另一阶段的砒霜。他们喜欢说:“这是跨越时间的永恒真理!”比如在商业领域,有人认为,创业公司能成功的核心因素之一,就是“坚持雇佣最优秀的人才”。这样的说法,看上去完美无缺——没有优秀的人才,就不会有伟大的公司。然而,当我们把“静止思维”丢在一边,换上“演化思维”,结论可能截然不同。不难发现,但凡成功的创业公司,尤其是创业初期、规模很小、商业模式还不成熟的时候,是雇佣不到“最优秀的人才”的。是后来的成功,吸引了“优秀的人才”,而不是所谓“优秀的人才”,造就了后来的成功。可见,所谓“演化思维”就是给系统,加上一根时间轴,看过去,看现在,看未来,观察整个系统在时间轴上的演化历程。1840年以来,我们在现代文明大潮中屡屡迟到。秉持“静止思维”认为:先进的科学技术、繁荣的市场经济、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及其背后的思想文化,是西方强大的根源。因此,抄第一名的作业,难道不是跨越时间的永恒真理?这些判断当然没有错,但是,其价值最多停留在区分智和愚,一旦从历史照进现实,“静止思维”就会熄火,甚至会带来大麻烦。相反,如果用“演化思维”来看,现代化在西方的诞生,有三条基本线索:这三条线索并非齐头并进,它们或撕裂、或合流、或缠绕、相互塑造。由这三条线索组合而成的现代化成长模式可以有多种。但是,要么因为人为的妖魔化,要么因为“静止思维”作祟,很多人将“现代化”与“西化”画上了等号。但实际上,西方本身的现代化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可见,如果不能洞悉本质,我们就会被人为制造的假象所俘获。
那么现代化和西化是什么关系?那就是演化,西方从自己的传统中演化出了现代,现代化是顺势成长的,也就是说,西方传统中的现代基因最多,所以西方最早实现了现代化,受益也最大。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王人博老师说:“怎么实现现代化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不去现代化的路。”这句箴言应该是对演化思维的形象诉说,而这个“不去现代化的路”,正是过去一百多年来,我们反反复复走过的路,与之对应的心智模式,正是“静止思维”。▌比历史本身更重要的,是思考历史的思维模型和心智模式经济学家张五常说:“要获得有效的思考,天赋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不断学习和训练,我们能与卓越人物面对面学习的机会并不多,因此,需要更多的阅读,了解他们凝结于书中的思维方式。”王人博老师,就是一位拥有深刻洞察力的智者。他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从字里行间看,是一部讲中国近代史的书,但比历史本身更重要的,是思考历史的思维模型和心智模式。本书出版人范新说:《1840年以来的中国》以关键人物“时刻”“概念”为交错,纵论近代中国的演进与嬗变,融史学家的洞察、法学家的严谨、哲学家的智慧于一书。简单说,这是一种用跨学科的多元思维模型,用系统性思考的研究框架,在万千复杂的要素中,一针见血地抓住“牛鼻子”问题,从而透视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因此,读《1840年以来的中国》,不仅能拓宽历史视野,汲取历史智识,还是一次训练多元思维模型,提升洞察力的认知探险。识别下图二维,即可一键收藏(先知书店独家,含签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