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埃及是罗马的大粮仓，这么说其实容易造成误解，埃及只是首都的粮仓（罗马城，后来变成君士坦丁堡），要让这一个行省养活整个帝国明显是不现实的。而且，君士坦丁堡成为帝国核心之后，罗马这个“旧都”的粮食也逐渐由北非行省供应。自始至终，埃及可能都只是一个首都的粮仓 。哪怕有现代数据做比对，用自然环境数据重构古代埃及产粮量依旧非常困难。古代亩产量数据并不多。尽管我们有尼罗河622年以后每年查水表测的水位，具体精准度如何不得而知。像McCormick这样的大佬也尝试不依赖尼罗河水表数据重构，好像也没用来估算生产力。
此外，就算知道亩产量和耕地规模，并不是所有适合种小麦的地方都会种粮食。葡萄、橄榄还有亚麻这些经济类作物也占据了很大比重（当然，在罗马时期，为了保证产粮，亚麻这一类不能吃的东西的种植受到了很大限制，所以比重并不大）最后，现代埃及和古代埃及也不完全可比。农业技术的发展自然不必说，阿斯旺水坝建成以后，埃及生态也产生了一定改变。所以，纯粹用自然环境数据估测产粮量相对困难。但是，文字记录还是能让我们对产量有一定认识。埃及上交的粮食是税收的一部分，有明确记录，也构成了产粮量的下限：交的粮终归不可能比产的多。
从罗马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开始，埃及、西西里和北非行省就成为了首都罗马供粮的主要来源，而埃及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员。如果埃及的粮船不到，不管是罗马还是后来君士坦丁的人民都会上火，说不定连皇帝都会掀了。就这一时期的交税量来说，奥瑞列乌斯·维克多（Aurelius Victor）在《罗马皇帝史简述》（Epitome de Caesaribus 1.6）里就提到：奥古斯都时期的埃及每年至少上交2千万莫蒂乌斯（modius）的粮食（1 modius=8.62升，罗马帝国前期和中期的官方单位），也就是说每年埃及单单给首都就要交12万吨的粮食（算1升小麦等于700克的话）。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为了强化对埃及粮仓的控制，在《第十三章敕令》（Edict XIII）第八条里，让埃及每年上交8百万阿尔塔巴斯（artabas）的粮食（1 artaba=38.808升）。也就是说埃及至少要交给君士坦丁堡21万吨粮食。这还不是全部，首都还会问埃及各地要各种人头税（晚期变成了土地税）、运输税等苛捐杂税。这一笔大概有多少？罗杰·巴格诺尔在他的《罗马帝国晚期埃及的农业产能与税收》（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Taxation in Later Roman Egypt）一文中，总结了四世纪埃及各地的纸草材料。把苛捐杂税汇总大概价值162万索立独斯金币。当时官方收粮的价格是10阿尔塔巴斯/索立独斯。如果这些杂税的钱都是用卖粮食换来的，那埃及一年就交了44万吨粮食。一般来说，人口学估算都会用人一天所需能量等数据来估算粮食能养活多少人。我们这里简化一下，就用古代文献记载算吧。我们可以看一下古代军饷，虽然军人的伙食标准估计不会特别高，但是至少也不会被饿死。在两份纸草CPL 199a (公元399年)和P.Oxy. XVI 2046 (公元563年)里，每个士兵一天的份额是1/12 莫蒂乌斯小麦（3磅面包，这里的modius是晚期更重的单位，1 modius = 11.64升）、1 xestes的酒和1磅肉。我们就退一步，假设平民每天只有这3磅面包，那一年，他会需要大约30莫蒂乌斯的小麦，也就是0.244吨小麦。因此，埃及的这笔税够养活180万人。我们常说罗马城鼎盛也就100万人，而且也不是人人有资格领粮，埃及做粮仓没啥问题。从数据上我们无从知晓。只能从一些侧面推测了。首先，埃及闹没闹过饥荒？有，但是很少。埃及的产粮并不稳定，极度依赖尼罗河，所以要是哪年水位高了或者低了，产粮就会有很大浮动。但是埃及出现饥荒的事例，我想得到的只有三次：
1. 约公元前2680年：证据是有名的“饥荒石碑”（Famine Stela），是一块用象形文字雕刻的石碑，记录了左塞尔（Zoser）统治时期的7年大饥荒。但是学者普遍认为这块石碑是公元前4世纪才雕刻的，所以传说成分很大（当然，可以对应圣经）。2. 公元45-47年：罗马第四个皇帝克劳迪乌斯统治时期，全东部地区都爆发了饥荒。老普林尼说当年尼罗河水位暴涨（《自然史》5.58），同时在Tebtunis的纸草文献里，粮价也暴涨。（见Kenneth Sperber Gapp 1935 “The Universal Famine under Claudius”）3. 公元592年？：这个饥荒仅限于首都亚历山大里亚，而且是人祸。当时管事的阿巴斯基隆（Abaskiron）因为反对皇帝莫里斯（Maurice）的统治，私自截了去亚历山大里亚的粮船，导致了行省首都饥荒。综上所述，除了克劳迪乌斯，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埃及饥荒的记录。我所读的所有纸草文献中，最多有农民因为收成不好，不得不卖地，却从来没听说过饥荒。需要说一句的是，西方古代缺粮多，饥荒少，饿到易子而食的情况非常少见。见Peter Garnsey Famine and Food Supply。这里，仅以我最熟悉的一个村庄的纸草为例。对于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埃及，我们主要的纸草材料来自于俄克喜林库斯和一个小村庄阿芙洛蒂托（Aphrodito）。这个小村庄里有个刺头村长，叫迪奥斯库鲁斯（Dioscorus）。他整天怼天怼地，只要地区高官干了啥侵占村庄利益的事情，他就告状，甚至一度告御状到君士坦丁堡。这个村里，我们有很多税单。就拿三年做个小比较：公元525/526年：这个村一共交了305 1/12索立独斯金币的税（见P.Aphrod.Reg.）公元537/538年：这个村一共交了535 索立独斯又 9 1/4克拉的税（1 索立独斯=24克拉黄金，见P.Cair.Masp. III 67287）公元550年左右：这个村一共交了1015 索立独斯又2 1/4克拉的税（见P.Ross.Georg. V 62）这三十年里，村里没有特别大的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根据其他经商交租的文本），可是税收却莫名其妙涨了3倍。而且，这个改变似乎也没有被抱怨。从这个小例子里，埃及的油水究竟有多少也可见一斑。而为什么税收变动这么大，很有可能是因为村庄纳税流程发生变化，需要多受一层地方上的盘剥。我们就开个脑洞假设一下，如果埃及真得能承受3倍税赋，那至少能养活540万人。Walter Scheidel猜过罗马帝国大概只有5500万-6500万的人口。也就是说，埃及以一己之力就能养活将近1/10的人口，确实很可怕。这个行省富得流油的称号并非浪得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