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监管 | 杨涛：技术与金融的融合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金融

导读：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新的经济模式应运而生。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相应促使金融模式发生变化，这使得金融科技迅速发展。前些年中国出现了“互联网金融热”现象，但是随着P2P平台倒闭、老板携款潜逃等事件频发，人们对互联网金融的看法也逐渐转向消极。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对金融科技进行深刻反思，虽然金融科技可以应用到金融机构、互联网企业、新一代技术企业以及互联网金融组织等多个领域，提升了相关机构和企业的运行效率，但由此引发的风险也不容忽视，我们应始终牢记技术和金融的融合是为了让技术更好地服务于金融。

杨 涛  CFT50首席经济学家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2019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金融科技发展规划》，旨在使金融科技提高金融运行效率、拓宽金融机构功能、促进经济增长、维护金融安全。近来，数字货币正不断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促使央行加快了对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不仅如此，以Facebook的天秤币（Libra）为代表的企业、机构也表现出了对数字货币发行的极大兴趣。可以预计，未来数字货币将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以及现代货币体系。但是囿于法律和合规等因素的限制，数字货币的发展仍将面临不少挑战。

一、经济模式变化对金融的影响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多重问题，从短期来看，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减弱，持续发展面临考验。为了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和业界人士都希望中国经济能够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高内生增长动力以促进经济发展。新经济模式需要有新的技术内生动力、新的资源配置模式、新的产业发展模式、新的劳动力和就业模式、新的消费模式和新的企业组织架构。新经济模式与数字化相结合，将从技术、大数据等方面给整个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和影响。

新兴的数字经济存在多种表述方式，包括共享经济、享用权经济、平台经济等，他们对社会的分工模式、企业组织边界、产业链的结构都带来了深远影响。由于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带来了信息储存和信息交易，使得信息转换效率的提升，经济分工模式得以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虽然在短期内这种改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但是长期必然会对经济增长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报告指出，全球数字经济活动及其创造的财富正迅速增长。美国和中国的表现尤为突出，两国的相关专利数量和数字平台公司规模都处于全球领先位置。此外，今年以来全球互联网数据流量显著增长，1992年全球互联网每天会产生100G流量，而2017年每秒产生45000G流量。传统经济空间之外的数字化空间逐渐延伸，这预示着数字化的快速增长，也意味着现实世界的经济活动将变得更加丰富和复杂。

在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每当经济发展模式发生变化的时候，与之相应的金融模式也会发生变化。无论是工业化的早期、重工业时代或是工业化中后期，每一个时代对金融的需求都有较大差异，有的时代需要大规模的银行资本，有的时代需要借助资本市场融资。当整个世界越来越智能化，零散的分工模式成为主流的时候，金融服务模式也会产生深刻的变化。数字化时代的新技术改变了经济，经济又通过金融的产业链、金融分工模式、金融的组织边界等多个方面影响了整个金融。

二、  中国“互联网金融热”的原因及对金融科技创新的反思

2013年是互联网金融的元年，2014年互联网金融迎来了快速发展，2015年十部委发布指导意见以规范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但2016、2017年互联网金融陷入低谷，随着P2P平台倒闭、老板携款潜逃等事件频繁爆发，人们对互联网金融的看法也逐渐转向消极。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分析中国“互联网金融热”的原因，同时要对金融科技创新进行深刻反思。

中国“互联网金融热”需要从国内、国外两个角度来看待。一方面，对金融科技的关注度和热度是全球性的。在过去，金融业的集中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传统有形交易所的作用逐渐弱化，金融的环境正发生改变。由于金融科技打破了地理限制，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和典型的金融中心城市纷纷拥抱金融科技。另一方面，中国互联网金融的特点导致了国内互联网金融的火爆。在当前，监管套利因素是推高热度的主要原因：短期内中国监管政策尚未来得及做出反应，存在大量空白，由此，在过去的几年中出现了许多所谓的新金融创新空间，从业人员进入市场的速度加快带来了“互联网金融热”。长期来看，适应于中国的多层次平台经济模式是互联网金融热度长期不减的原因之一。由于各国互联网环境的不同，只有中国和美国可以发展平台经济模式。且因为美国企业受到商业竞争文化和反垄断的约束，因此只有中国可以做成多层次的半垄断平台。除此之外，国内独一无二的庞大网民用户与移动手机用户群体带来的高需求也是“互联网金融热”的重要原因。中国存在着大量C端用户，他们更偏好使用移动终端设备而非PC端设备。由于在后工业时代，公众普遍存在着焦虑的现象，这使得他们更多依赖于虚拟空间，通过互联网和手机以提升安全感，正是这种用户对互联网的高需求维持着互联网金融的热度。

金融科技是指技术带来的金融创新，它能创造新的业务模式，应用、流程或者产品，从而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或者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造成重大影响。金融科技并不意味着金融的基本原则被推翻，而是强调技术服务金融的宗旨，在其具体应用当中也应该遵循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

金融科技使金融“走下神坛”，降低了金融行业的准入门槛，但是其中却暗藏巨大风险。导致前些年互联网金融乱象丛生的原因主要包括：专业水平的不足、道德底线的缺失、法律法规约束的缺失等因素。2014、2015年互联网火爆，一大批从业者涌入互联网金融的生态圈，但是一部分从业者打着“新技术”的旗号从事民间非法集资，扭曲了金融市场资金的配置。这些从业者和他们所属的企业缺乏理论共识，缺乏监管底线，没有基础要素，没有完备的框架支撑，没有生态的保障，最终严重损害了金融消费者的利益和金融稳定。互联网精神是推动我国互联网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但如果互联网金融只是将互联网的精神照搬到金融领域，就忘记了金融业高风险的特殊性。一旦忽视制度约束问题，那么风险意识的缺失最终将给行业带来重大挫折。

整个现代金融业就像是一部科技发展史，它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当年电报的产生使得远程交易成为可能，推动了纽约证券交易所成为区域化的交易中心。从此之后，几乎每十年都能看到科技发展的重要进步，促进金融领域的前、中、后台都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本世纪以来，新技术不断迭代，新的金融要素越来越多，二者结合在一起使得现代金融业变得更加复杂。谈及金融科技，需要牢记技术和金融的融合是为了让技术更好地服务于金融。

三、  金融科技创新的作用

金融科技创新可以在以下四个领域发挥作用。第一类是银行、证券、保险等持牌金融机构。在世界范围内，很多金融机构越来越强调拥抱新技术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技术人员占比，利用新技术改良自己的业务模式，甚至做到了技术输出。在国内，很多金融机构也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不仅服务自己，还服务第三方。第二类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大型科技公司可以做持牌类业务、技术输出，也可以做底层基础设施，涵盖面广泛。但是如果股权利益没有做足够的隔离，就会出现大型科技公司既自己做金融业务，又提供底层金融云基础设施的现象。这样一来，大型科技公司既是房东又是房客，使得金融生态将面临巨大风险。巴塞尔委员会研究表明，需要对大型科技公司适度约束，中国也应该更多探究如何促进大型科技公司的合理健康发展。第三类是新一代技术企业。新一代技术企业自身不做金融业务，而是给其他公司提供技术支撑。与金融机构合作的技术类企业十分复杂，其业务范围涵盖硬件、软件、导流、甚至还有核心风控的外包服务。近些年在全球流动性扩张的环境下，涌现出的一些新现象值得引起警惕，包括：资本过度追逐技术企业、独角兽企业被过度追捧，以及高估值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等。第四类是互联网金融组织。很多互联网平台号称做互联网技术，其中不乏有具备相当规模的平台。但是这些平台良莠不齐，有些平台实际上和互联网技术没有关系，互联网金融只是一件“外衣”。在发挥金融科技创新在多个领域作用、抓住金融科技的历史窗口期的同时，也要守住风险的生命线，适应全新的数字化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四、  通过四个关键词理解《金融科技发展规划》

《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以下简称《规划》）不仅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划，也是未来各个部门推动金融科技发展所依托的重要基础性纲领。《规划》里面涉及的要素很多，其中提出了四大意义、四大原则、六大目标和六个任务等。可以通过以下四个关键词把握未来金融科技的发展方向：

第一个关键词是“效率”。金融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匹配效率而存在的。以银行业为例，银行业面临监管周期、经济周期、技术周期、市场周期及多元化的挑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相较于1984年，美国银行业多了一万余家破产的银行。虽然我国尚未有银行破产，但银保监会年初也表示未来将试点试行破产退出机制。2016年到2018年间，我国共有451家银行物理网点退出市场。在此背景下，多家银行开始进行数字化道路改造，推出数字化虚拟银行，提高运行效率。未来，金融科技有望进一步帮助银行业提质升级。

第二个关键词是“功能”。目前大部分金融机构都在追求规模上的扩张，但事实上中国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已经处于全球较高水平，真正问题在于大多数机构在功能和结构方面都存在缺陷。通过改变结构和功能，提高创新水平，金融科技可以改善金融机构的交易效率，带动商业模式的改变。

第三个关键词是“增长”。金融科技应该通过技术进步，以更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比如将移动支付运用于城市交通、公共管理等领域，这些做法都可以广泛提高效率，促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第四个关键词是“安全”。金融危机是利益问题、经济周期问题等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危机在爆发之前是很难提前预判的。如果将监管科技纳入宏观审慎层面，则有望发挥预防金融危机的作用。除此之外，信贷欺诈、电信诈骗等因素也会对国内金融安全的环境造成挑战，且防范风险难度较高，可见金融科技在安全领域的发展仍具有较大潜力。

五、  数字货币对货币金融体系的影响

目前社会对于数字货币存在大量讨论和争议，对其基本概念、内涵与边界都尚未达成共识。下面我们可以通过梳理数字货币的发展脉络，以分析其对货币金融体系带来的影响。

根据货币背后信用支撑的不同，我们可以把货币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法定电子货币。法定电子货币的信用支撑直接来源于各国央行，或是银行业机构。第二类是非银支付机构的电子货币。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第三方非银支付机构开始介入其中。由于这类电子货币背后的货币属性很强，它也正成为各国监管机构关注的重点。第三类是网络虚拟货币。这种货币可以用来买中心化服务商提供的产品，典型代表就是Q币。由于其规模通常较小，因此对现实经济的影响并不显著。第四类是加密数字货币。上世纪80年代，匿名密码数字诞生标志着加密数字货币的萌芽；2009年，比特币诞生则象征着数字货币的探索进入到了新阶段。这类货币是去中心的，由特定算法信用支撑的。虽然目前规模尚小，且技术不够成熟，但未来仍可能对现有货币机制带来重大影响。

应对种种变化，央行正加紧研发法定数字货币，但由此带来的变化可能被公众高估了。央行“不可能真正革自己的命”，这就意味着不可能发行真正去中心化的加密数字货币。其思路应该是延续货币电子化的思路——在中心化组织可控的情况下，通过引入智能合约等技术，在货币的边际层面做到更加完善和改变。央行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探索，通过剥离和运用去中心化货币的某些技术特征，最终有可能带来更高的货币交易效率、更低的成本、更精准的政策执行、更有效的反洗钱等效果，这将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以及现代货币体系。

这里要特别介绍的一种数字币是天秤币（Libra）。它地位比较特殊，介于上述第三类跟第四类货币之间，具有一部分去中心的属性，但更多还是体现了中心化的属性。从货币视角来看，它尚不具备货币的特征；从支付视角来看，由于跨境支付领域面临反洗钱和合规的问题，天秤币很大程度会受到各国法律和合规要求的挑战，由此从目前来看其所能造成的影响有限。

（本文根据杨涛在人大国发院演讲速记稿整理。经演讲人审阅。）

（来源：人大国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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