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谦 || 上学

清华77级校友高考回忆专辑文章(五)

上  学

作者：秦明谦（数7）

“上学”在我心目中曾经很神圣，上大学更是被许多人梦寐以求。

我是一个胆小听话的女孩，我在小学得到的最大收获都与文化课无关。因为就近入学，我上了一所建于清朝的北京市重点小学，府学胡同小学。我们的校园是文天祥祠，文天祥在那里就义。那时，大多数人对孩子上哪所学校不很在意，我们学校有一些非就近入学的名人子弟，而更多的是附近胡同里的孩子。今非昔比，如今不住在学区的孩子要找到门路，然后再交数万人民币才能有幸上我们的小学。我无法理解人们一掷千金的理由，因为在小学所受的教育是否良好取决于老师而不取决于学校。在这一点上我是幸运的，我遇到了在小学教了我六年的班主任，王老师，她对我有着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的老师非常传统，处世平和，不慕虚荣，在那个年代有点儿不合时宜。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受到冲击，王老师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压力，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她对我无微不至。我随父母去干校时，王老师和我通信，托人带来书籍，字帖，乒乓球拍；我初到美国时，王老师正在华盛顿陪她在世界银行工作的丈夫，他们夫妇是我背井离乡时的强大后盾；王老师退休以后，每次返校都要去看望我年迈的外婆；如今，他们夫妇和我的儿子又有着忘年之交。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学校常有机会参加外事活动。我曾经是不多的幸运者之一，我常常得意在给黎笋率领的代表团献花时和周总理握手，去人民大会堂为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演出，在首都机场在周总理指挥下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参加这些活动，和优秀与否不完全相关，却让我见了世面，当我觉得自己代表着新中国的少年儿童时，会比较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在小学的最后一年里，鬼使神差，我被选中当上了学校的红小兵“团长”。在其位，谋其政，那一两年的锻炼使我曾经拥有过较好的组织能力，表达能力和独立做事的能力，在别人眼里我不再是一个胆小脆弱的女孩。

又是由于就近入学，我进入了一所历史悠久的北京市重点中学，北京五中。五中过去是一所男校，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与它无缘。入中学两个月后，我便随父母去了五七干校。这两个月的中学生活留给我的记忆只是无休止的军训，而我在这两个月中的收获是让我的班主任老师邓老师认识了我，并认为我是一个有思想，也敢于表达自己思想的学生。我是幸运的，不太多的老师欣赏并鼓励学生思考。

在五七干校，我去河南太康逊母口中学上学。绝大多数同学是农村的孩子，上学要自己带着板凳，教室没有一块玻璃，学校在农忙时三天两头地放假。老师从同一所学校的初中毕业，上课常有“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我国邢台地震时，各国首脑都发来贺电。”之类的笑话。那年，我十三岁，觉得学校的生活很乏味，很快就找到了自己想干的事。我天天都在课余去五七干校的医务室，学会给农民针灸，为干校的大人小孩打针，换药，拔火罐，种牛痘。。。。。。，晚上在油灯下读《农村医生手册》，我把所有心思放在一件与学校无关的事上。我觉得为别人解除了痛苦，自己生活得很有意义。那时，大人们夸奖我好学，懂事。和今天的孩子们玩电子游戏，看电视相比，我只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地方找到了一种特殊的爱好；我那时不和同龄人玩儿，而是跟着一些有知识的成年人，从他们那里懂得了许多道理。幸亏那时学校没有学习压力，否则，我要为不用心在学校学习付出惨痛的代价。我在农村接受了两年半初中教育，这教育是深刻的，也是珍贵的，中国农村落后的现实使我在后来的学习中有了更多的动力。我不会忘记，当老师们夸奖我学得好时，便会有同学说：“我要是每天都吃白面馍，也能和她学得一样好。”

两年半匆匆过去了，我面临着人生的选择。如果有朝一日父母被分配到一个只有两年初中的地方，我就没学可上了。要是在父母分配前回北京，则至少还可以再上一年初中。当然，回北京上学可能意味着从此离开家。我们很悲壮地选择了离开父母，十五岁的我和十三岁的妹妹独自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时，五中已经超员，要想进别的学校倒是不难。邓老师向学校表示愿意收留我，使我成为他班上的第五十六名学生。如果当初没有回到五中，我也许不会受到同样好的三年中学教育，也不会在七七年的高考中有良好的表现。

离开家在北京生活，要独自面对许多困难。但五中有那么多好的老师，那么好的实验室，我很兴奋。初到北京恰逢期末考试，老师们精彩的复习课提纲挈领，一下子就让我补上了除了俄语以外的所有课程，我对老师们充满了敬佩。在五中，每一节物理课和化学课都有演示，而我在农村学过一年化学和两年物理却从未见过任何一个实验。我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努力学习，改变中国。当老师们把知识的美妙展示给我时，上学成了一件很快乐的事。我从初三开始奋发学习，而且越学越好。

初三很快就过去了，那时北京刚刚开始恢复高中，有百分之二十的初中毕业生能够升入高中。我那时没有梦想过上大学，上高中是我的最高目标。我以为有了高中的训练，就可以自学成才。当我得到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时，真的喜出望外！

学校给高中配备了最佳师资。我初中的班主任邓老师仍然是我高中的班主任，除了我去干校的那段时间，他是我中学唯一的班主任和数学老师。邓老师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他的数学素养在我们学校的数学老师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和他的为人一样，他的教学不很活泼，却非常严谨。邓老师在学生面前不苟言笑，也很少大声训斥。平日找我谈话，总是讲一番道理让我自己去觉悟。即使是大批判，他也要求我们以理服人。他鼓励我思考并发表自己的见解。我直至今日仍然藏不住锋芒，与邓老师当初的鼓励是分不开的。除了课堂上的学习，邓老师引导我读一些数学读物，其中包括引导我读了多遍极限论。在学工劳动中，他找来机床中的三角问题让我去解；让我自己去北京摩托车厂向技术人员了解单缸二冲程发动机的原理，然后推导出汽缸曲轴连杆运动中的三角公式。邓老师让我懂得实际问题要比课本上的习题复杂得多，不学好理论是不可能联系实际的。最后一次见到邓老师是我出国前他去我家为我送行。邓老师在一九八八年底死于肝硬化引起的门静脉破裂。他那时还不到五十岁。他的早逝，使我对老师无以报答。

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李老师毕业于北大中文系，也许因为那时的语文课与政治联系过于紧密，也许因为我没有文采，更也许因为我从来没有范文被老师在课堂上读过，我不喜欢上语文课。现在常常后悔当初没有认真学习中文，使我不具备良好的文化修养，也无法恰当地表达自己。李老师在每个学期的前两周给我们讲《对毛主席诗词的一点蠡测》，让我们学到一些古诗词的知识。在每个学期的最后两周讲评法批儒，让我们学到一些中国文学史。他以最大的努力向我们传授知识。李老师发现了我的大嗓门，曾要教我朗诵。可惜，我那时无知，不认为朗诵是一种艺术，觉得只是无病呻吟，辜负了老师的一片苦心。

我的俄语老师，乔老师是从马列著作编译局下放来五中的。乔老师在我心目中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其实，她教我时才四十多岁，比我现在年轻。和许多外语老师不同，俄语是乔老师“自己的语言”，从不用照本宣科。我很快就喜欢上她的俄语课。在乔老师的帮助下，我在回到北京后很短的时间里就赶上了同学们的俄语学习进程，因而她一直对我比较偏心，总在课堂上给我许多机会。在我高中毕业十年后遇到乔老师时，她问我为什么没把结婚这么大的事告诉她。我突然意识到她对我的关切。许多年以后，我特地托人带给她一张带着博士帽的照片。我想，她会高兴的。

高一教我们物理的吴老师不但课讲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而且给了我们大量文化大革命前的高中物理习题，极大地激发了我学习物理的热情。运动学和动力学是中学所有课程中我最喜欢的。二十几年后，当我听说吴老师成为北京市特级教师时，由衷地为他高兴。高二教我们物理的高老师则是另一种风格，他讲电学和热学时总是娓娓道来，一丝不苟，上了他的课，我学会了装万用表，装收音机。我丈夫至今都不相信，我这么笨的人能装万用表和收音机。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我的老师好。在我准备高考时，高老师曾经专门找我，只是为了提醒我，电表测试时要正接正，负接负，而常有学生在考场上突然犹豫不决。每当我想到这一幕，都会感动。

教过我两年化学的李老师是我曾经最崇拜的老师。李老师一九五三年考上了清华大学却没有去上，国家要求一批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先教两年中学，再去大学学习。两年后，李老师选择了中学教师作为终身职业，并且成为北京有名的特级教师。听李老师的化学课是一种享受，我仍然能记得他上课时的许多原话。人们抱怨学化学需要背的东西太多，可是从李老师的课堂出来，课上的内容就已经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了。即使是有机化学，当我们懂得了“结构决定性质”的道理，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努力，就能省却许多背书之苦。李老师把教书当成一种艺术。像话剧演员一样，老师要用他的表演来感染学生。我上高一时，李老师时曾经送我上下我两册从俄文翻译的《普通化学》让我自己去学，那时书店没有好书，而老师送的书尤其有吸引力，我确实用功读了一阵。李老师对我比较严格，七七年高考前他家被别人踏破了门槛，他却随我自己去复习，直到他被选去出高考试卷，才后悔没有早点儿指点我一番。幸好，我在高考化学考试中得了满分，让老师多了一分欣慰。高一教我们无机化学的刘老师和许多北师大毕业的老师一样，课讲得既清晰又严谨。我同样记得她当年上课的许多情景和原话。例如，课堂上她让同学用氟氢酸刻在玻璃上的字，被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我上高中时，正逢评法批儒。五中被分配到的任务是评明朝法家李贽。三位男老师组成的小组，要有两个女学生参加。有点儿意外，老师们把这个机会给了文科并不好的我，每天下午别人政治学习时，我跟着老师们去图书馆钻故纸堆，让我多受了一点儿中国文化的熏陶，也让我认识了我们的教导主任金老师，一个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朝鲜人。不记得金老师具体教过我什么，我却受了他不少影响。金老师平日常常向别人夸奖我有能力，却在我即将上大学时告诉我，根据他当教导主任的多年经验，女生念书就是不如男生。为什么！他怕我上了清华以后不自量力？还是怕我日后有太多失落？不可而知。我上大学后不久，他突然中风，去世了。非常遗憾，我没能参加他的葬礼。

在我们的生物老师王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几个同学曾经自己制作九二零生长刺激素。从买来菌种培养直到去菜田试验，我们得到了许多快乐。王老师是我的化学老师李老师的太太。几十年过去了，他们夫妇不但一直关心着我的一切，还是我的儿子们的“姥爷”和“姥姥”。不过，我儿子每年最不愿意被“姥姥”问到的是“有妈妈念书好吗？”其实，老师对学生的爱常常是很盲目的。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五中和所有的学校一样，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和学工学农干扰着正常的教学，扭曲了师生关系。我的老师们在我长大成人的那几年里教我读书，教我做人，使我受益终身。我常常想，人们所说的“生命延续”不应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当我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时，老师们的生命也在我这里得到了延续。

打倒“四人帮”，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当我得知能有机会考大学时，不像许多人那么激动。当命运把进大学的敲门砖交到我手里时，我紧张了，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我能和众多的强者竞争吗？老师们给了我许多鼓励，尊父母之命，我考上了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我一生中最快乐和最不快乐的时光都是在清华的四年半。很幸运，没费多大劲就上了大学，在清华接触到一群非常出色的同学，走进人类知识宝库的大门，眼界大开。也很不幸，无意之中以清华在北京的最高分混入了英雄的行列。我不再有学习一帆风顺的状态，要面对的是历尽艰辛仍不能自如的烦恼。

在清华我又遇到了一位几十年如一日关心我的班主任，陈老师，遇到了教了我们两年数学分析并且处处关心我们的孙先生，遇到了七十年代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到中国的戴新生老师，还遇到了陈希儒，曾肯诚这样的一流数学家。在清华我结交了一群互相信任，心灵相通的优秀的朋友。在清华我受到了多年以后才被我意识到的严格训练，学到了不畏艰险的精神。当然，从清华我还得到了常常被别人以为聪明能干的机会。但是，我在清华失去了许多许多自信。曾经以为不要再学数学。

数七班与孙念增教授讨论问题

大学毕业三年，上学又成了一件被我向往的事，我来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数学系学习数理统计。有了在清华受到的训练和学到的韧性，又不再有众目睽睽的压力，我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学习。作为系里的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研究生，我总想以自己的良好表现为以后的中国学生争得更多的机会。也因为是第一个大陆学生，教授们给了我很多关注。坦率地说，这里的学生和我原来的同学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教授们却个个武艺高强。他们并不一定精于推导，计算，但是他们对于数理统计这个领域的有着比较广泛和深刻的理解。我那时常常在课上指出教授的失误，或者帮助他们完成证明。教授们都有足够的自信和胸怀，非常平等地讨论问题，并因此而对我刮目相看。课堂内的开卷考试，既不用死记硬背，又没人可以抄袭，还可以考察学生的真实水平。我们当时的系主任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老头儿”，但是在他严肃的外表内有一颗公正，善良的心。他的课质量极高，考试很难，选他的课能学到很多，但要有不怕得低分的勇气。我门的研究生顾问在课上给出的例子尤其是反例常常绝妙无比，每次考试前，他送给每个学生一份去年的考题，而这次的考题一定不会相似，我惊讶他怎么能想出这么多看似容易却让许多人一做就错的题目。他的考试题解总是短小精悍，简单明了。我曾经从他那里搜集，并且收藏他的考试题。上研究生的这几年，我修了几乎所有的统计专业课，渴望成为一名优秀的统计学家。这几年我最大的收获是我终于慢慢地喜欢数学，开始欣赏数学的美妙。在我结束答辩，系主任和我握手的一刹那，我以为自己把这一生的学上完了。

现在我想，有朝一日当上班对我不再必须时，我要去读一个医学或者心理学的学位，以实现我年轻时的梦想。用英文学，大概不行。用中文学，我还有足够的自信。到那时，这篇《上学》要比今天的长许多许多。

北美清华校友会联合会(NAFTHAA)简介

北美清华校友会联合会（简称联合会）（英文名称：North America Federation of Tsinghua Alumni Associations，英文缩写：NAFTHAA）于2017年9月正式成立。联合会是由北美地区清华校友组织自愿组成的非营利、非宗教和非政治性联合团体，会员单位是北美各地区的清华校友会。联合会旨在传承母校清华大学的文化；组织与协调跨北美地区的校友活动，促进北美各校友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支持和帮助北美各校友组织的发展，并通过北美各校友组织，为北美校友在生活、学习、工作和职业发展上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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