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晓宏 || 1977年高考那些事
清华77级校友高考回忆
专辑二文章(一)
1977年高考那些事
作者：管晓宏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1977级自71班）
就像《芳华》里萧穗子说的，1976年前后一年多发生的事，都是天大的事。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的含义。1977年12月恢复高考，标志着中国国运的改变，也标志着包括我在内的千千万万个普通人命运的改变。
今年是恢复高考后的1977级大学生入学40周年。回顾历史，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未来。
高考决策
关于1977年恢复高考的决策过程，已经有好多文献和影视作品描述过。我作为亲历者，考之前就听说过恢复高考是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副主席亲自决策，但也只是听说。直到1982年本科毕业典礼，才从官方渠道知道一点确切情况。大前年播出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完整公开了决策过程。
得知千千万万个命运为什么能够改变的所有细节后，不禁感慨万分，缅怀伟人。西安交通大学77、78级校友在2012年毕业30年之际写给母校的信中，最感人的一句话就是“感谢小平”的肺腑之言。不知为何这句最精彩的话，没有刻在他们献给母校的“1977-历史的转折”石碑上。
“小平您好”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标志，也是千千万万莘莘学子的心声。我读研时，在校团委兼职工作，参加了1984年国庆35周年游行，带前后两任校学生会主席，抬着巨大的气球条幅，提前一晚到了正义路口。我们要等清华的游行队伍来到时，跟上他们到天安门广场上空释放。国庆清晨，小平老人家的阅兵车从我们眼前驶过，看得很清楚。我们随清华的游行队伍，走到天安门广场中央，就看见前面离我们不远的北大游行队伍一阵骚动，有人打出了一个条幅，我们那个位置看不清条幅上的字。我们第二天看报纸，才知道是“小平您好”。北大同学完全是自发行为，用了被单之类的布料在宿舍里制作了简陋的条幅，书法也不敢恭维。
这个条幅成为历史定格，载入了史册。但北大的领导对这个不称官职和同志的称呼，最初也吃不准，有些不安。我在校团委听过传达，上面对这个平民化的亲切问候，对同学们发自内心拥护改革开放，非常肯定。
1984年国庆大学生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
那个时期大家还有一个亲切称呼：“邓大人”。大人本是旧时官员的尊称，其实就像今天称张总、李总一样平常。大家喜欢称“邓大人”，是联想到了电影《甲午风云》中为民请命、壮烈殉国的邓世昌邓大人。
清华的77级本科生学制4年半（为调整到秋季毕业，78级改成5年学制），毕业生参加了2次毕业典礼。那时毕业典礼没有穿学位服的庄严仪式。我们先是在82年1月与其它学校的同学一道去人民大会堂，参加1977级首都大学毕业生大会，听薄副总理的报告。82年6月我们再次在清华大礼堂参加清华77级的毕业大会，听清华老领导、时任教育部部长何东昌的报告。何部长告诉我们说：同学们，如果没有小平同志指示教育部把报给国务院按老办法招生的文件追回来，你们这一届就吹了。
1977年高考来之不易。恢复高考不是邓大人突如其来的决定，而是经过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1977年8月4日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武汉大学化学家查全性教授首先强烈呼吁，采取坚决措施，从今年开始就恢复高考，得到很多与会知名专家学者得强烈支持。这个呼吁得到了邓大人的全力支持。然而，但接下来讨论实施恢复高考的教育部招生工作会议开了1个多月，迟迟没有具体的操作办法出来。最后，还是邓大人排除阻力，把所谓的“两个估计”放在一边，拍板推迟招生，下决心当年恢复高考。笔者曾在文章中说过，中国不可能也不会有第二个人能做出这改变历史的决定。
但是，恢复高考并不等于让大家来考试那么简单。考生能否掌握自己命运，还要看具体实施办法。谁能考，谁能上，是如今考试院、招办的工作人员决定的简单问题，但当年教育部长却都无法决定。是邓大人亲自决定的很多具体操作办法和规定，改变了千千万万个鲜活的个人命运。
邓小平在教育部推迟招生文件上的批示
谁能考
教育部原来的方案是80%招应届高中生，20%面向社会招。主管部门顾虑改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会涉及方方面面，很麻烦。于是，要求高校必须从工农兵中招生，至少工作或务农2年经验才能进大学，现在又要把工农兵基本排斥在外，非常荒唐。
邓大人命人调研，结论是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在校课程学习内容，平均只能达到以前初三的水平，不如在农村下乡和工厂工作的“老三届”毕业生。所谓老三届实际上是6届毕业生，即应该在66、67、68年毕业的高中和初中学生，绝大部分人经历了上山下乡。而复课之后，普遍实行小学5年制，初中、高中各2年的学制，中学生要参加很多学工、学农、学军的活动，应该在课堂学习的内容严重不足。于是，邓大人提出面向全社会招生，不设置比例，改变了教育部原来的方案。
对考生的年龄限制也关乎千百万人的命运。教育部原来规定考生的年龄限25岁以下，而老三届中年龄最小的初68届的标准年龄已经过了25岁。为了能把老三届招上来，还是邓大人决策把年龄限制放宽，正好是年龄最大的高66届报考时的年龄。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邓大人与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教授谈话，得知美国读大学根本没有年龄限制，五、六十岁的人读大学也很普遍，若有所思。邓大人的决策考虑了招收老三届中的人才和公平性，考虑了他们被耽误，也考虑了国内教育资源有限。
即使有邓大人的决策，上级文件精神，有的地方执行时也有折扣。例如，当时陕西省的招生文件规定，考生年龄一般不超过25岁，高66、高67届可以放宽到30岁。不知为什么把其它4届排除在外？因为最年轻的老三届毕业生基本都过了25岁。还好，文件也开了个口子，规定如果单位证明确有所长，也可以放宽到30岁。于是，这部分人能否拿到“确有所长”的证明、能否报考的命运就攥在了单位的手中。
这样，1977级的学生的年龄很奇特。年龄最大的高66届高中生，入学时一般都是31岁，年龄最小的考生是高一学生。陕西省年龄最小的考生考试时只有14岁，我认识。
报考看似是个技术问题，其实不然。教育部原来的文件规定，考生要通过所在单位或公社大队报考。这个规定实际上卡住了相当一部分人报考。
我比老三届低好几届，年龄不是问题，用不着开“确有所长”的劳什子单位证明。但几乎同电视剧中的情节完全相同（编剧就是77级考生吧，情节太真实了），我们工程队W指导员不同意我报。他知道我这些年一直想推荐上大学，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每年只能过“个人报名”这一关，根本过不了“单位推荐”和“领导批准”。因为推荐上大学无望，我一直在自学。“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布置我写大批判文章，批评我不像学数理化那么积极。后来的“评法批儒”运动，他想抽调我去画法家像，我说不会，他认为我故意推脱。其实这件事，他完全冤枉了我。我确实不是推脱，是真不会画画。缺乏画画和三维轴测图的感觉，是我后来决定报考信息类专业而不是机械专业的重要原因。但W指导不相信，在工程队的大会上批过我走“白专道路”。现在，“白专”小车工居然可以不通过他，就能考大学，当然不同意。
W指导找了很多理由，比电视剧更有戏剧性。最荒唐也是最致命的理由是我已经上过大学了，不能再上一次大学。他有所指。在推荐上大学无望的情况下，75年我找机会上了一年单位办的“七二一大学”建筑机械班。
“五七大学”和“七二一大学”源于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五七”类大学有真大学。例如，时下知名度非常高的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当时合并成了“中央五七艺术大学”。但大多数“五七大学”不是真正的大学。例如陕西省华县的咸林中学，以前是远近闻名的省属中学，后改名为“华县五七大学”，实际上是办成了农业中专或技校。
各企业办的“七二一大学”，大致相当于中技校或职工技校（后来很多单位包括我们十冶的“七二一大学”改成了技校）。我幸运能上这一年“七二一”。我们这个班与到我们单位“开门办学”的西安冶金建筑学院（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一年制进修班合并办学，冶院的老师给我们上课。因为要照顾大家的平均程度，这个班从初中开始教，直接学的知识有限。但我们有一年脱产时间非常珍贵，而且可以直接向冶院的大学老师请教，更加珍贵。
虽然绝大部分“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不是真正的大学，但其中的很多学生非常努力。很多同龄人，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入全日制大学，只进了“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电大、夜大、自学考试，自学成才，成了各行各业成就斐然的专家。我对他们始终心怀敬畏。
拿我进过“七二一大学”为理由，不让报考十分荒唐，但那个时候没人敢公开说一年制的“七二一大学”不是大学。W指导还真就以此为理由找公司政治部不同意我报考。公司政治处管报考的吕干事恰好是我哥们的女朋友，一开始想搪塞过去。可W指导一再说他代表一级组织（其实就是他个人），吕干事也不敢不理。我能否报名就成了问题，被挂了起来。报名的最后关头，公司政治部接到了关于高考报名的补充文件，吕干事告诉W指导，考生可以不通过单位，直接到县招生办公室报名，他这才怏怏作罢，我这才报上了名。
看了电视剧才知道，邓大人针对下面反映有些考生报不上名的情况，指示下发了补充文件，考生如果在单位报不上名，可以直接到县市招办报名。看到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1977年高考，我能报上名，完完全全仰仗这个补充文件！
准考证
谁能上
邓大人指导下定的原则是“自愿报考，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可以说能上分数线的考生，无论是应届生还是非应届生，绝大多数都经过自学，或者是没有完全放下功课的高67、高66届的老三届毕业生。但如何择优，还有政审一关。
在那什么还没有否定的情况下，当时的领导受“宁左勿右”思想的影响，卡下他们认为家庭出身不好或是单位“表现不好”的考生，易如反掌。政审的标准应该是什么？邓大人认为教育部制定的政审标准太复杂，亲自定了简单的几条：“本人表现好，热爱国家，热爱劳动，决心好好学习”。电视剧里有习惯以前思路的领导当场问：这样的话，除了在监狱的人，不都有资格上大学了，还要政审干什么？当年，这样的情节太真实了。邓大人当时就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吗。今天的人们也会反问，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难道公民受教育的权利不是受到宪法保证吗。但在当时，除了邓大人，那里有人敢定出这样的政审标准。
即便如此，各地各校执行中心有余悸，仍有一部分考生因为政审问题被搁置，成绩优秀，但没有被及时录取，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张艺谋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他没有被录取，因为他大胆给时任文化部黄震部长写信，附上了他的摄影作品，在黄部长的直接干预下，才被北电录取。
我报上了名，考试成绩上了分数线，被初选上了。能不能被录取，还要看政审能不能通过。总公司教育处从业绩出发，希望单位能多考上几个。教育处的王干事真是个好人。他好像从新疆建设兵团调来，已经不年轻了，但不知为什么连科长都不是，可能也是因为出身不好吧。他大概已经从华阴县招办得知我考得不错，大胆为考生说话。他看了安装公司政治处给我写的政审材料，说这样不行，我的家庭出身不应该影响我的前途，要政治处重新写，一定要写清楚我的家庭出身与我没关系。在当时情况下，这是最大的帮助。我非常感谢王干事。
即使如此，按当时的标准，我的家庭出身问题实在是太大了，1977年高考能通过政审，最终被清华大学录取，也是仰仗了邓大人制定的政审条件！
高考志愿
总算报上了名，要填志愿。陕西省招办的报名表允许填4个志愿。最后一个志愿大家一般都会填“服从分配”，实际上我们只能填3个志愿.
我请教了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老师，报什么专业好。老师了解我自学的情况，也了解考生们水平，觉得相比之下，我的基础不错，建议我报考中国科技大学高能物理专业。这个专业当时代表科学的前沿，竞争激烈。我考虑再三，鉴于我已经在工厂工作7年多，还是学工科最适合我。
是不是报我已经有些基础的机械制造专业，也挺伤脑筋。我当过多年钳工和车工，上过一年“七二一”大学建筑机械班，有点机械基础。但是，我不擅长也不太喜欢画图，这对学机械专业很不利。另外，如果我学机械，我已有的基础不算什么，进了大学就会被淹没。但如果我学其它专业，我的机械基础就会成为加分。所以，不如报机械专业保底。
我最后报的三个专业是：清华大学自动化、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陕西机械学院（今西安理工大学）机械制造。这个选择后来证明很正确。本科期间，因为有当车工和在“七二一大学”学机械的基础，我通过了非机类专业机械制图课的免修考试，还得了优。我后来研究制造系统建模和优化，当机械制造系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微薄的机械基础都帮了不少忙。
复习
77年夏天的招生季节没有招生，各种传言四起。但直到十一，我才有了确切一点的消息。从70年7月起，我在第十冶金建设公司先后当过民工、宣传队乐手、木工、钳工、车工，已经工作7年多了。我母亲经同事介绍，认识了一位在省冶金局工作的阿姨。十一假期，母亲带我到这位阿姨家，想打听一下大学推荐招生的政策有没有变化，看看我还有没有机会上大学。或者，有没有可能调到离家近一点的单位。虽然我们单位直属冶金部，但招生名额由省冶金局分配。这位阿姨的先生恰好是西安市教育局的领导，叔叔对我说，招生办法还没有公布，但肯定不归冶金局管了，而且可能要考试。我问他是不是类似以前的高考，他说有可能，但还不确定。从那一刻起，我的心彻底活了。
确切知道77年高考是1977年10月21日。那天的人民日报刊登了“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报道，同时发表了“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的社论，1977年高考的大幕正式拉开。
因为时间紧迫，77年高考由各省命题和组织。陕西的考试时间是12月9日、10日，考数学、语文、政治、理化四门。正式开始的复习准备时间只有1个月18天。数学、理化的复习，有多年积攒的笔记、要点和做过的作业，语文可以练一下常见的作文题。关键是政治该怎么复习，太没底了。当时正值过渡期，很多提法都在改变，政治题的答案也在变化。就在这时，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出了一本政治复习提纲，有不少例题，特别实用，起了关键作用。我已经记不得在哪里买到或者借到了这本复习提纲。
能不能在上班时间复习，要看单位。有的单位希望多出几个大学生，专门给考生复习时间。我们工程队有这样的指导员，加上工段长觉得我干活不错，不想让我走。我本来一直在C620和C630车床上工作，被调去干没人愿意干的落地车床的活。这个直径2米的卧式落地车床是用旧汽车变速箱自制的土车床。因为设计不合理，期间出了卡盘碰刀架的事（手动车床常见的小事），被W指导员抓住，也作为不让我报考的理由之一。所以，我只能用在业余时间复习。倒霉的是，那一个多月晚上总停电，白天又不停（否则，可以在上班时间合法复习）。我买了一箱蜡烛，挑灯夜战，从此落下近视眼。考前一个星期。我想用多年攒的调休请假，没有批准，不得不谎称病了，第一次泡病号。
考试
我的考场在我们单位的职工子弟学校。进考场时，着实吓了一大跳。考场外人山人海，挤满了送考生的家人和朋友。考场四周，单位的基干民兵背着半自动步枪巡逻。我从没正式考过试，更没见过这阵势，心情加倍紧张。
进了考场的教室候考，心像是要跳出来。据说试卷前一天送到华阴县，县领导派县中队的解放军守了一夜。因为印考卷缺纸，用了印毛选五卷用纸的传言后来也得到证实，这在以前无法想象。
考卷箱终于送到教室。监考老师多有过以前高考的监考经验，看得出监考老师们非常兴奋和激动，仿佛也是他们期待已久的时刻。老师拿出密封袋，对我们说：同学们看好，省招办的密封条完好，我们监考很有经验，大家一定要独立完成，不要作弊。
第一场是数学，出了考场想一想，跟其他考生交流一下，觉得没有考好，非常沮丧。题目并不太难，主要是太紧张，太慌。那时考试书写用自来水笔，我带了两支。一开考，笔就不小心掉地上。我紧张到顾不得捡，赶快拿出另一支。有些题一题多问，有的小问没有看到。有的题多个答案，没有做全。附加题超出中学数学内容，是一道简单的微分方程应用题，我会做，但前面没有控制好时间，没时间做了。虽然附加题不算分，但重点大学肯定要参考，太亏了。想想还有保底的学校，还是好好准备下一场吧。
第二场是政治。拿到考题，我的心就定下来了。考题的范围，基本与那本陕师大复习提纲的范围一致。特别是论述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的题目，几乎与复习提纲的例题一模一样。我有点儿记忆力的优势，在乐队工作时，排练几遍就能记住乐谱，演出时从来不用谱架。最担心的政治考试，我感觉考得还可以，信心又来了。
第二天上午考语文，运气来了。作文题是“难忘的一天”和“给全国科学大会的一封信”，二选一。“难忘的一天”几乎是所有中小学生都做过的作文题，大部分考生可能也都准备过，关键是谁准备的好。
我问过其他考生，大部分人都写一年多前几位伟人逝世，还有聪明人写参加高考的这一天。我写的是百万人十里长街送周总理的那一天。
1976年1月15日的北京，上百万人在没有得到官方通知，也不知道具体时间的情况下，通过口口相传，冒着零下十几度的凛冽寒风，伫立在长安街两旁，等待周总理的灵车通过。有的人从一大早一直等到下午，靠跺脚御寒。送总理的事也口口相传到了外地，不少人在这一天自发遥送、遥祭。这件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我的好朋友出差到北京，就在百万人中，详细描述过当时的情景。77年1月，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媒体特别是影视报道铺天盖地，不乏感人的文学描述。我选这个题材，写了一点感人的细节。监考老师在我旁边看了很久，好像觉察到他点头。这篇作文，有可能打动了阅卷老师。
最后一场理化考试，我已经放松了。题目不难，我不再慌张。仔细看题，认真作答，相信没丢多少分。
初选
考后的等待，度日如年。焦虑中，1978年来到了。元旦假期回家，家人和邻居都在问考得怎么样。我实在不想回答，因为我比他们还想知道。我干脆进城到街上闲逛。
陕西省的高考录取有个初选程序，先选出多于录取名额的考生参加体检，再从中正式录取。78年1月5日，考完已经快一个月了。上午10点多，总公司教育处王干事打电话到安装公司，让人通知我初选上了，2天后到华阴县城的部队医院体检。我赶快跑到公司行政楼，问清楚具体情况。我们总公司一共初选上5个人，包括一位子弟中学的应届高中生。
高考恢复之后，社会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正在筹备全国科学大会，华主席号召重新向科学进军，重视科技人才，成了媒体宣传的主调。初选上的人，一夜之间成了单位的荣耀。我们单位离华阴县城有十几里路，体检那天，单位派车送我们去。
华阴是古城。离县城不远的华岳庙，就是水浒里写的“杨志卖刀”之地，多少年地名都没变。华阴县的古城墙和城门楼像是明清留下的。高考初选的名单，写在红纸上，贴在城门洞的上方，颇有古代金榜题名之势。我在榜单上找到了我的名字，才觉得一切都是真的。
体检虽是例行公事，但惊弓之鸟当惯了，怕体检不合格被刷下来。因为紧张，血压量出来，高压128，比标准值高了一点，想让护士再量一次，人家说在正常之内，不给量。我又问了几个人，都说没关系，才作罢。查外科碰上了尴尬事。一位男大夫和女护士长，要检查我们有没有疝气，腿脚有没有残疾。他们大概是用征兵体检的办法，要我们几个男生一组，脱光衣服，做几个动作。我们看了看女护士长，面面相觑没有动。护士长生气了，训斥我们说，我儿子跟你们差不多大，有什么好害羞的，抓紧时间，快脱！
录取
体检完，几个星期又过去了。我心里抱有希望，但过去太多希望破灭，焦虑日益见涨。虽然感觉考得还不坏，但让人担心的事太多，家庭出身，数学没考好，能不能录到陕西机械学院都很难说。单位的好朋友中有西安交大的子弟，跟我开玩笑说，如果你进交大，我回家到学生宿舍帮你占个好床位，如果你进陕机院，我就到对面帮你占。
我们单位是建设单位，工程项目的乙方，大部分人在野外作业。快过年了，职工们纷纷到周围农村买年货，是单位惯例。因为考试请了一周病假，耽误了工作进度，我一直守着土车床，一个接一个车着近2米直径的法兰盘。我们工程队的工会女组长看不过了，悄悄告诉我，别干了，他们都去买东西去了，你歇歇吧。我不是觉悟高，而是只有工作，才能排解我心中的焦虑。
离春节不到一个星期了，又是平常的一天。早上9点多，安装公司党委办公室的刘秘书突然打电话到队部找我，值班师傅把我从车间叫到队部接电话。刘秘书问我，你家谁在清华大学革委会工作。我很惊讶，说没有呀。她说你到公司机关来一趟吧，清华大学革委会给你寄了一封挂号信。我们队部离公司行政楼不远，我胡思乱想了一路。清华大学革委会能给我寄什么信呢？会不会是来外调我家庭出身的，那说明清华大学在考虑我。又一想，外调信怎么可能寄给本人。
到党委办公室拿到信，颤抖着拆开，先是几张行李托运票掉了出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接下来抖出来的是一张录取通知书，通知书的抬头是我的名字。没错，录取我入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学习，78年3月3日-5日到凭本通知到清华大学报到。我真的被清华大学录取了。我的脑门像是被电击了，脑子一片空白，完全不记得旁边有人。我一下就跳了起来，不知跳了有多高，然后夺门而出，拿着通知书在公司外面的大路上狂奔了几百米，好像有熟人问我怎么回事，我也不理人家。等我醒过来，返回办公室找掉在地上的行李托运票，平时对我很好的办公室周副主任对我说：小管，你太不懂事了，你怎么就跑了，赶快去感谢公司领导啊。
我立刻被拉回了现实。是啊，手续还没有办，如果单位不同意，我能不能走啊。我赶快拿着通知书，到王书记、张经理和其他相关领导的办公室，报告说我能被清华大学录取，都是公司领导教导和培养的结果。
当晚，我彻夜未眠。有了周副主任的提醒，我不再随便给人看录取通知书，也生怕丢了。第二天出门，我把录取通知书的信封装进贴身的口袋，装得若无其事，但隔一会就掏出来看看，牛皮纸信封就是这样揉坏的。录取通知书入学报到时交了，这个信封留了下来，成了永久的纪念。
录取通知书信封
入学须知的条文看似乏味，但我仔细读了好几遍，倍感亲切，因为学校给我们写这个须知的口气，已经拿我们当清华人了。
入学须知
好朋友们知道了，真心为我高兴，要我打电报给家里报喜，只是他们大部分都在外地的施工现场，没办法聚个餐。我没有打电报。还有几天就放假回家了，不如留给家里一个惊喜。
我花了半天时间，给我小学附设初中班教我的庄老师写了一封信。是她当年要我用以前的课本自学，现在终于有了好结果。我写满了感恩的话，挂号寄给她。
大年三十，我终于登上了回家的火车，准备迎接崭新的人生。
高考序曲
几年前，我在工厂的车工师傅打电话联系上我了。我78年3月上大学之后，没见过他。80年代他们全家调去济南钢铁公司，就失联了。张师傅提了一件我早已忘记的往事。他说，我干的那件让人忍俊的“坏事”，在我们单位尽人皆知，我走后还流传了很多年。
1977年6月，我正在自学大学电工学。大家已经预感大学招生会有大变化，因为往年这个时候招生推荐早开始了，而这年还没有任何动静，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有人大胆预测大学招生可能会像1973年。那年高校招生加了一个文化知识测验，因为张铁生“交白卷”事件（其实不是白卷，而是分数很低），被抓了典型，测验结果没算数。
我想赶快把电工学看完，回过头复习高中的课，说不定招生政策改变，有上大学的机会。偏偏所在的安装公司领导，又要抽我参加宣传队演出。我不想去。排练演出很少有业余时间，耽误看书学习。再说，我原来所在的总公司宣传队几年前就已经解散了，安装公司宣传队是临时拉来的草台班子，没什么意思。
那时候样板戏已经不演了，要排些歌颂华主席的“交城山水”和“萨丽哈最听毛主席的话”之类的小节目。
我动起“坏脑筋”，想让这次排练演出早点结束散伙。我用激将法问吹管乐的几个人会不会《平原游击队》的“鬼子进村”，还把记忆中的乐谱写给他们。我们几个在公司行政楼顶层上排练的会议室，大声吹起了“鬼子进村”。也许在楼下机关办公的人觉得是节目里的需要，没什么反应。
我干脆又鼓动大家吹起了葬礼进行曲。这下整个公司行政楼的人都听出来不对劲了，因为刚过去的一年多，广播电台隔几个月就放这个。公司王书记听见之后，把管我们的工会薛主席叫去臭骂了一顿，老薛跑到楼上来指着我鼻子，气的说不出话。不知是不是因为公司领导生气，我们只演了几场，不到9月就散了。
多少年过去，我对老薛一直有些愧疚。老薛原来在基建工程兵02部队，集体转业后到了我们单位。据说老薛曾是团级干部，在工地上指挥部队干工程，叱咤风云。到我们单位只能屈就工会主席，按他的说法，管吹拉弹唱、打球照相、迎来送走，带头拍手，还要哄着宣传队里时不常“耍小牌”的孩子们。他没有把这件事是我领头给汇报上去，否则高考报名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麻烦。
不知老薛后来的仕途有没有受这件事的影响。
高考思考
1977年高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高考和教育本身。荒谬无比的“两个估计”可以抛开和推翻，为紧随其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的讨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吹响了号角。
77年高考已经过去了40年，世界、国家和个人，都发生了巨变。参加77年高考的考生芳华已逝，面目全非。
感恩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我听有人说过，受教育是公民权利，每个人都应该有，没必要感谢任何人。抽象地说，这话也许不错。但对于一个活生生的具体人来说，错过了机会的窗口，人生的轨迹可能完全不同。对于我来说，哪怕高考报名的补充文件晚发下来两星期，我可能就没有考试的机会了，也许今生与大学无缘。我们当然应该感恩给我们机会的人。
我刚到美国读博时，课前为老师擦黑板，美国同学笑我说，教授们拿了工资，为我们上课，擦黑板，是他们的工作，你为什么要做应该他们干的事。按美国文化，这话没有问题。教师教书带学生是工作，没有A教授教，也有B教授教；没有B教授教，还有C教授教，没必要感谢任何老师。我告诉他们，在我们的文化里，我们感恩帮助过我们的具体人，给我们机会的具体人，教化我们的具体人，尊师重教融入了我们的血液。
高考恢复之后，事实上存在的应试教育的弊端逐渐显现。批判“片面追求升学率”，嘲笑“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也不是没有道理。作为高校的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帮助学生尽快摆脱应试教育的模式，因材施教，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责无旁贷。
高考制度改革是当今热门的话题。国家和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正在进行各种改革和尝试，教育专家们提出了不少改革方案。最激进的方案就是取消高考，按照欧美教育体系的招生方式录取新生。
我虽然是教师，但不是教育专家，更不是考试制度的专家，对高考制度改革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我在中国和美国都读过书，也教过书，还当过学生家长，有些体验。作为77年恢复高考的亲历者，只想善意提醒一下领导和专家们。当年，一纸倡议就取消了高考，恢复它经历过怎样的艰苦历程，得来不易。高考也许就像很多鸡汤文里说的爱情和健康一样，只有失去它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它的珍贵。
管晓宏
管晓宏分别于1982、1985年获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学士与硕士学位，1993年获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电气与系统工程系博士学位；1993-1995年任美国PG&E公司高级顾问工程师，1999-2000年访问哈佛大学。1995年起先后任西安交通大学教授、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1999-2009年任机械制造系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1997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00年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自2001年起先后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组成员、双聘教授，2003-2008年任清华大学自动化系主任。
管晓宏教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IEEE Fellow，目前担任IEEE Transactions on Smart Grid编辑，主要从事复杂网络化系统的经济性与安全性，电力、能源、制造系统优化，信息物理融合系统包括智能电网等领域的研究。
北美清华校友会联合会(NAFTHAA)简介
北美清华校友会联合会（简称联合会）（英文名称：North America Federation of Tsinghua Alumni Associations，英文缩写：NAFTHAA）于2017年9月正式成立。联合会是由北美地区各大清华校友会自愿组成的非营利、非宗教和非政治性联合团体，会员单位是北美各地区的清华校友会。联合会旨在传承母校清华大学的文化；组织与协调跨北美地区的校友活动，促进北美各校友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支持和帮助北美各校友组织的发展，并通过北美各校友组织，为北美校友在生活、学习、工作和职业发展上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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