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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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乌里单刀

在发现澳大利亚黑天鹅之前，所有的欧洲人都确信天鹅全部是白色的。这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信念，因为它似乎在人们的经验中得到了完全的证实。

但是黑天鹅的发现说明了我们通过经验归纳获得的知识具有严重的局限性和脆弱性。因为只需观察到一个反例，我们就可以颠覆千百年来对白天鹅的数百万次确定性观察所得出的结论。

因此，《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一书的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用黑天鹅来形容那些具有稀有性、极大的冲击性和事后（而不是事前）可预测性的意外事物。

在书中，黑天鹅指的是满足以下三个特点的事件：

首先，它具有意外性，即它在通常的预期之外，也就是在过去没有任何能够确定它发生的可能性的证据。

其次，它会产生极端影响。

第三，虽然它具有意外性，但人的本性促使我们在事后为它的发生编造理由，并且使它变得可解释和可预测。

黑天鹅的第一个特点，即“意外性”来自不确定性，主要发生在人的行动学领域，或者说社会科学领域，当然也有来自大自然的黑天鹅，比如地震。

黑天鹅的第二个特点是“极端影响”，它一旦发生即影响巨大，不管这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如战争，经济危机，某本书的畅销，某明星的走红等等，都属于黑天鹅。

黑天鹅的第三个特点，“事后可预测性”看起来就像个悖论：既然是意料之外，那就是不可预测的，那为什么又说它有“事后可预测性”？

关键在“事后”这两个字，“事后可预测性”，说白了就是事后诸葛亮，马后炮。

这种“事后可预测性”与人的天性有关。人不喜欢不确定性，他总是倾向于为已发生的事件找一个确定的原因，企图预测这些事件。因为人总是根据因果律而行动，没有确定的因果关系，人就无法知晓什么样的手段能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也就无法行动，或只能像只无头苍蝇，胡乱行动。

在社会生活中，“意外性”说明了不可预测，否则就不能叫做“意外”。这种未来的不确定性其实早已蕴含在“行动”的观念里。

用米塞斯的话来说，人的行动和未来的不确定，决非两个相互独立之事物。它们仅仅是某一事物的两种不同的表述。

行动的不确定性来自人的自由意志。人是善变的动物，他的主观偏好因时而宜，我们根本无法知道一个人下一秒会干什么。

行动又总是追求变化——把目前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状态替换为（预期）更令人满意的状态。不管行动的目的最终有没有达成，它都可能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影响，而社会是人的行动的共同体，那么成千上万人的行动所产生的影响就更加不可意料。

行动总是面向未来，未来总是不确定的。如果人能预知未来，就像“算命”一样，那会发生什么事呢？那样的话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无需选择也无需采取行动，因为一切都是早已被决定了的。我们将像一个机械的人那样，毫无自身意志地对各种刺激作出反应。

自然科学并不能使未来成为可预测的。它也许能预言某些确定行动将产生的结果，但至少还有两种不可预测的领域：无法充分认知的自然现象和人类的选择行动。

对于未来的需要和价值，人对情势变化的反应，未来的科技知识以及未来的意识形态和政策，除了以程度高低的可能性表示外，都是无法预测的。这种“程度高低的可能性”就是概率。

对于不可预测的事件，我们只能用概率来表示它程度不同的可能性，并根据概率来采取相应的措施，预防黑天鹅带给我们的负面影响。

在不确定性的领域，专家只是虚有其表的砖家。对于砖家，米塞斯批评说，有关或然率（即概率）计算的那些模糊方法用在科学研究领域带来了不小的混乱。每一门类的历史都有误用或然率计算的记录，这种情形，正如约翰穆勒所说，使其成为“数学的真正耻辱”。

塔勒布也指出，在受到黑天鹅事件影响的环境中，我们没有预测能力，并且对这种状况是无知的，这意味着某些专业人士自认为是专家，但其实不然。尽管他们有经验和数据，但他们并不比普通大众更了解相关问题，只是更关于阐述而已，甚至只是更善于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把你弄晕而已。

黑天鹅事件的影响越大，我们就越难以预测，但这并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我们习惯于对它视而不见！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他们一直错误地以为他们的理论能够衡量不确定的事物，他们的理论在现实世界（如金融学和经济学中）的运用已经产生了荒谬的结果。

因为黑天鹅事件是不可预测的，所以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适应它们的存在。我们可以通过最大限度地置身于正面的黑天鹅事件的影响下，来享受黑天鹅现象的好处，比如在科学发现和风险投资领域，未知事件能够为我们带来巨大的回报。

要享受黑天鹅现象的好处，或者避免黑天鹅的负面影响，我们首先必须区别两种不同的领域：平均斯坦和极端斯坦。

在平均斯坦，特定事件的单独影响很小，只有群体影响才大。平均斯坦的最高法则是：当你的样本量足够大时，任何个例都不会对整体产生重大影响。最大的观察值虽然令人吃惊，但对整体而言最终微不足道。

比如说在普通人群中随机推选1千人，然后把我们能想到的体重最重的人加入样本，假设他的体重是平均体重的3倍之大，他在总体重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微不足道（只有零点几个百分点）。如果我们的样本增加到1万人，那么这个3倍体重的人所比的比重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但是，如果我们把体重换成净资产，然后把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加入这1千人中间，比如比尔·盖茨，那么他在总净资产额中的比重就非常的惊人了（有可能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几）。

这就是奇异的极端斯坦！在这个领域，个体能够对整体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它是黑天鹅事件的主要发源地。

属于平均斯坦的问题举例有：高度、重量、卡路里摄入量、面包师、小餐馆老板和牙医的收入、赌博收入（假设在特殊的情况下，某人去赌场只赌固定的筹码）、车祸、死亡率和智商（测出来的）等。

属于极端斯坦的问题举例有：财富、收入、单个作者图书销量、名人知名度、Google搜索量、城市人口、词汇中某个单词的使用量、每种语言的使用人数、地震造成的损失、战争死亡人数、恐怖事件死亡人数、行星大小、公司规模、股票持有量、物种之间的高度差异（如大象和老鼠）、金融市场、商品价格、通货膨胀率、经济数据……极端斯坦的清单要比平均斯坦的长得多。

平均斯坦和极端斯坦之间的区别主要是看有没有突破性。而突破性的降临主要是由技术带来的，比如文字、印刷术、收录机、电视、计算机和互联网等等。

一个人的体力和时间是有限的，作为一个劳动者，他的收入受到他的体力和时间的限制，还有空间上的限制——他只能为本地的人提供服务。但是由于技术的发展，许多传统的行业将受到史无前例的冲击。

比如传统的百货零售，过去只承受同一地区内同行的竞争压力，而电商物流的发展使他们必须与全国甚至全球的同行竞争。

另外，对于从事某些行业的人来说，他们中将有人成为赢家通吃的的幸运儿，如畅销书作家、影视明星、音乐明星以及体育明星等。

所以，如果你想一夜暴富，或变得极端富有，那就不要从事平均斯坦的工作，比如面包师或牙医，那样只能通过许多年的勤劳才会逐渐变得富有，你需要从事极端斯坦的投机，但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因为你也可能在一分钟之内赔掉大笔财富。

不过，极端斯坦也不全是黑天鹅现象。有些事件很少发生，很有影响到，但某种程度上是可预测的，尤其对那些有准备并且有办法去理解它们的人（而不是听从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钟形曲线理论鼓吹者的人）。

它们是黑天鹅的近亲，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用科学方法理解的，了解它们的发生频率会降低我们的惊奇感：这些事件很少见，却在预测范围内。塔勒布把它们称为“灰”天鹅曼德尔布罗特随机现象。

而在平均斯坦也会有严重的黑天鹅现象，虽然十分少见。因为不管是温和的还是疯狂的黑天鹅现象，都来自一种“过滤性”缺陷——我们可能可能由于缺乏想象力而过滤并忽略了某个不确定性的来源。

我们应该避免证实谬误：我们从过去获得的知识实际上顶多是无关痛痒或虚假的知识，甚至是危险的误导。我们只关注从已观察到的事物中预先挑选出来的那部分，并从中推及未观察到的部分。

这种谬误广泛存在于和平与战争、企业经营、个人收入、股市与房产行情以及图书销量、血压和犯罪等各种事物之中。

事实并不能证明事实。泰坦尼克号船长E·J·史密斯曾自信地声称，根据他的经验，他从未遇到过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故，直到泰坦尼克号撞上了冰山。

一家企业从未拖欠应付款，也不能证明它永远不会拖欠应付款；一个人从未犯过罪，不代表他不是某件案子的罪犯；人们的生活随着收入的提高越来越好，但不会一直好下去——反市场的严重干预、突如其来的非洲猪瘟或COVID-19病毒疫情都能让你收入大幅减少，甚至破产或失业！

我们不能做一只火鸡：尽管从第1天到第1000天都是安全的，这1000天的经验并不能归纳出第1001天会更安全。恰恰相反，那可能意味着危险的降临，因为在第1001天它将被屠杀并端上某个人的餐桌！

我们要通过负面例子而不是正面证据接近真相！看见白天鹅不能证明黑天鹅不存在。但只要你看见一只黑天鹅，你就可以确定并非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如果你看见有人杀人，你可以非常肯定他是罪犯。如果你没有看见他杀人，你就不能肯定他是无辜的。

我们要在思想上保持好奇心，怀着开放的思维去探寻其他人的思想。我们要在对日常生活有影响的事情上保持怀疑主义。极端风险意识不是不要冒任何风险，而是“不要闭着眼睛过马路”！

应该避免的还有叙述谬误：我们用那些符合我们对明显模式的偏好的故事欺骗自己。我们喜欢故事，喜欢总结，喜欢简化（也就是减少事情的影响因素）。

因为我们习惯于过度解释，偏好简洁的故事，而不是原始真相。它严重扭曲了我们对世界的思维反应，在稀有事件上尤为严重。

但信息越具有随机性，事物就越复杂，因而越难以概括。你越概括，让事物越有条理，随机性就越低。正是我们的简化行为使我们以为世界的随机性比实际上小。

避免叙述谬误的办法是强调实验而非讲故事，强调体验而非历史，强调客观知识而非理论。另一个办法是预测并记录预测的结果。

我们还可以利用叙述，在传递正确信息的故事上运用我们的说服能力——既然传递错误信息的人可以利用这个工具，我们当然也可以。只有钻石能够切割钻石。

我们要克服人类的本性，正视和直面黑天鹅现象。

对人来说，大量一般的好消息比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更令人感到幸福。相反，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经历全部痛苦胜过在很长的时间里分散这些痛苦（长痛不如短痛）。但我们生活的环境中事物不是稳定提供的，黑天鹅现象主宰了大部分人类历史。

要超越痛苦与快乐的不对称，摆脱幸福感不足的状态，我们需要将自己置身事外，活在希望的小屋里，默默地等待着黑天鹅的发生。

如果你从事一项依赖于黑天鹅事件的职业，加入一个群体是更好的选择。在与有相同目的的人在一起的情况下，你可以不受外部关系的干扰，比如一些思想学派。

学派使一个有着非凡思想而从中获益的希望很渺茫的人能够找到同伴，并为他们创造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小环境。这群人可以共同自我放逐，这胜过被孤身放逐。

我们应尽量不要让那些沉默的证据（幸存者偏差）扭曲我们的认知，要“看见”看不见的。历史学家和其他文科学者最需要理解沉默的证据，而记者则是大量扭曲事实的人（选择性报道）。

成功并不能复制，失败者拥有和成功者同样的优点：勇气、冒险精神、乐观等等，但失败者并不写回忆录，就算写了，出版商也不会考虑出版他们的书。读者也不会花钱购买一本失败者的故事，即使它包含着比成功故事更多的有用技巧。

从事“突破性”行业或许并不是好主意，因为在这些行业赢家太少。这些行业产出了大量的失败者：挨饿的演员比挨饿的会计师多，即使你假设他们的平均收入是一样的。

我们对沉默的证据的忽视每天都在致人死亡。假设一种药物可以治愈许多人所患的一种危险的疾病，不过有可能导致少数人死亡，但医生不会开种药物。因为被副作用伤害的病人的律师会像打狗一样缠着这名医生，而被救的病人或许从此再也看不见踪影。

不要犯过滤性错误：我们不能只关注一些有明确定义的不确定性现象和一些特定的黑天鹅现象，而不关注那些不太容易想到的黑天鹅现象。

我们需要避免“游戏谬误”：假设硬币是公平的，因为抛出硬币得到正面与反面的可能性是相同的。把它抛出99次，每次都得到正面向上。下一次得到反面向上的概率是多大呢？

在上面这个塔勒布的想像实验中，约翰博士的答案是50%，但肥托尼却认为不超过1%。原因是：如果在硬币抛出99次，每次都得到正面向上的情况下，那么假设的50%的概率就是个谎言（作弊），这不是一个公平的游戏！

约翰博士代表“好”学生，他完全在（别人给他的）条条框框里面思考，肥托尼则代表“差”生，他几乎完全在条条框框以外思考。

在智商测试以及任何学术考试（包括体育）中，约翰博士的成绩都会极大地超过肥托尼。但肥托尼会在任何其他原生态、现实生活的环境中打败约翰博士。因为学校知识的简化与反启蒙特性阻碍了约翰博士对现实生活的理解，而肥托尼虽然缺乏文化，却对现实以及自己要学的知识有着极大的好奇心。

这也是那么多在校成绩好的人最后一事无成，而那些学业落后的人却在赚大钱、买钻石，甚至获得某个真正学科（比如医学）的诺贝尔奖的原因。

赌场配备高科技监视系统来监控作弊者、算牌者以及其他企图投机取巧的人。但与人们的想法相悖的是，赌场与不确定性并没有关系。或者说，赌博其实是被简化和驯养的不确定性。

赌场是被设定了规则的，也能够计算胜负的概率，这里的不确定性是温和的，属于平均斯坦。但实际生活中是不知道概率的，可计算的风险在现实生活中基本上不存在！它们是实验室里的玩意儿！

实际上不确定性发生在不被人注意的地方：马戏表演者在一次重要表演中被老虎咬伤致残，赌场因此损失了近1亿美元；一个心怀不满的承包人在修建赌场酒店附属建筑时受伤，他对于提供给他的安置方案非常不满，以至于试图炸掉赌场……（或许还有：后院起火，被前妻分掉一半的家产。）

塔勒布建议我们使用杠铃策略，把一定比例的钱，比如85%-90%，投入到极为安全的投资工具，比如国债，总之投入你能找到的最安全的投资工具。余下的10%-15%投入极具投机性的赌博中，用尽可能多的财务杠杆（比如期权），最好是类似风险资本的投资组合。

这样一来，你就不受错误的风险管理的影响。没有黑天鹅事件能够超越你的底线伤害你了，因为你的储备金最大限度地投入了安全的投资工具。同时，风险投资导致的损失又不会超过15%。

你不是承担中等风险（怎么知道它是中等的风险？），而是一边承担高风险，一边不承担风险。二者的平均值是中等风险，但能使你从黑天鹅事件中获益。

我们还要区分正面意外和负面意外。正面黑天鹅行业有电影业、出版业、科学研究和风险投资。在这些行业，你可以用小的损失换取大的收益。你每出一本书可能的损失很小，而出于某些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原因，任何一本书都有可能一鸣惊人。

负面意外则有军事、巨灾保险、国家安全工作以及银行货款业等等。这些行业中发生的意外事件能造成极大的冲击和严重的后果，给从业人员带来不利的影响。

另外，不要寻找精确和局部的东西。抓住一一切机会，或者任何像机会的东西。当心政府的精确计划。不要浪费时间与预测者、证券分析师、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争论，除非是拿他们取笑。

最后，让我们向大自然学习，保持冗余。我们人类拥有两只眼睛、两个肺、两个肾，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器官的功能远远超过我们的实际需要。看上去有些效率低下，但这是为了维护这些备件，并具备足够的保有这些备件的能量，尽管它们平时处于闲置状态。

冗余意味着保险。不要无限制地使用杠杆，要保留足够的余地。否则，一旦出现负面黑天鹅事件，你将坠落万劫不复的地步！

塔勒布认为：运气甚至比智慧更公平。如果人们严格根据能力获得报酬，有可能仍然不公平，因为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能力。随机性能够对社会进行重新洗牌，使小人物有机会把那些大人物拉下马。

1957年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中，只有74家在40年后仍然位列标准普尔500强。只有少数公司因为合并而消失，其余的要么衰败了，要么破产了。

因此我们根本不必担心大公司，不必担心它们成为垄断的庞然大物。如果政府放弃监管，许多大公司会被“吃”掉。如果为了保护国产或稳定就业等理由而保护大公司，那就会把潜在的新来者扼杀在摇篮中，结果反而使大公司获得真正的垄断地位。

一家公司可能因不确定性带来的“运气”而成功，但另一家公司也可能由于一项突破性的新产品而走运，从而取代了目前的成功者。

一切都是暂时的。运气缔造和毁灭了迦太基，运气缔造和毁灭了罗马。

在塔勒布看来，“大”是丑陋和脆弱的。“规模经济”的概念在集体意识中颇为流行，但这对公司本身来说没有什么好处，不过对华尔街却好处多多。

公司规模的扩大只是迎合了华尔街分析师们的胃口，他们会敦促公司出售多余的那只“肾脏”，冒着风险提高公司的每股收益率并提高公司的盈亏底线。然而这样做，最终只会导致公司的破产，因为它们变得更弱了，以至无法抵抗“黑天鹅”。

总而言之，在极端斯坦，没人是安全的。反过来也一样：没人受到完全失败的的威胁。我们现在的环境（相对自由的社会）允许小人物在成功的希望前等待时机——活着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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