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成果︱夏立平：论21世纪美国亚太海权联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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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与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2016年联合设立项目《美国在亚太地区海权联盟体系研究》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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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立平，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副会长，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
当前，美国亚太海权联盟体系的主要特点是：在加强以美国为核心的“轴辐”联盟体系的同时，企图形成大月牙形同盟与伙伴国网络；试图在亚洲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多边海权军事联盟或安全安排；将某些东南亚国家作为美国亚太海权联盟的准盟国或伙伴国；构建高度制度化的联盟；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海上军事存在；选择性地运用国际法作为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和向对手施压的主要工具之一。美国亚太海权联盟体系的影响有：造成亚太地区海上安全局势紧张，增加中美两国发生海上冲突和对抗的危险；加深亚太地区安全与经济“二元结构”，但有的盟国开始对美国“两面下注”；联盟困境上升，联盟的内在矛盾日益显现；日本借美国亚太海权联盟加强自身军事实力和扩张日本海权势力范围。
关键词：美国；亚太地区；海权联盟体系
文章摘编
一、海权联盟
海权联盟是既联盟的一种，又是海权的一种，但又具有其特殊性。是通过把海权理论与联盟理论相结合并进行创新的一种理论。其主要论点包括：
1.海权联盟的主要目的是寻求联盟国家的制海权；
2.海权联盟的制度化对海权联盟的存续产生重要影响；
3.海权联盟同样面临着“抛弃”和“牵连”的联盟困境，以及“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和“推卸责任”两大误区。“被拴在一起的囚犯”是指如果领导人认为进攻性的军事战略更为有效，那么国家间结成紧密性同盟和冲突迅速升级的可能性就大；“推卸责任”是指如果领导人认为防御更为有效，他们便会试图把早期对抗者的代价转嫁到其他国家身上。
二、当前美国亚太海权联盟体系的主要特点
1.在加强以美国为核心的“轴辐”联盟体系的同时，企图形成大月牙形同盟与伙伴国网络
在冷战时期，美国就在亚太地区构建以其为核心的双边联盟体系，这一体系以美日、美韩、美澳、美泰、美菲等五对双边联盟为主构成，冷战结束后美国继续加强并扩大了这一海权联盟，尤其是不断强化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双边海权联盟，将其作为其亚太海权联盟体系的“北南双锚”。美国将美日同盟视为“亚太地区安全的基石”。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国对于日本的安全保障负有不可动摇的责任”，并表示“日美同盟至关重要，日本是美国极为重要的伙伴”。同时，历经数十年的发展，美澳军事联盟在《澳新美安全条约》的架构下已演变成一个具有前瞻性战略构想和地区影响的安全合作平台，两国承担安全方面的相互义务。
奥巴马政府在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同时，推出“印太战略”，其目的是将其亚太海权联盟扩大到印度洋区域。2015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印度，两国发表《美印关于亚太与印度洋地区的战略视角联合声明》。两国领导人续签了一份十年的防务协议，同意从2015年起延长美印防务合作框架协议，实施“更宏大的防务计划和活动”，在印度共同研发和制造先进的美国武器系统。这标志着美印防务合作取得重大突破。2016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美国，会见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双方表示要将美印安全关系转变为“稳定之锚”。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美国确认印度为美国“主要防务伙伴”，美国将“以对待最亲密同盟国和伙伴的标准”持续分享防务技术给印度，加速两国间的军事转让，促进武器的相互操作性，支持共同安全利益和推进情报共享。美印还签署《后勤交流谅解备忘录》，使两国军队能够共享军事基地。2017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再访美国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美方同意印度购买价值20亿美元的22架无人侦察机，用于加强在印度洋上的侦察。同时双方加紧谈判，希望尽快完成在印度建立美国F-16战机生产线的协议框架。美印已经建立了两国军队高层互访机制、联训联演机制、人员培训机制、情报共享机制和海上合作机制等。印度已经成为与美国举行联训联演活动最多的非军事联盟国家之一。2013年美国已超过俄罗斯成为印度最大的军备供应方。2005年以来，印度已从美国购买了近9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
美国亚太海权联盟以日本为北锚，以澳大利亚为南锚，是一个缺半边的半月形安全体系。而将这一海权联盟体系扩大到印度和印度洋区域后，就可以形成一个环绕着东亚大陆的大月牙形多边海上安全网络，把日本和印度作为平衡和牵制中国的“东西两翼”，从而使美国在地缘战略上占有优势。
2．试图在亚洲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多边海权军事联盟或安全安排
这主要包括：美日澳印非正式海上联盟、美日韩三边安排、美日印三边安排、美日澳三边安排。
美日澳印非正式海上联盟：即“美日印澳菱形”安全合作机制由日本首先提出，企图拉拢美国、澳洲和印度一起建构对中国的“钻石包围网”。2016年3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B·哈里斯再次提出美日澳印举行“四边对话”,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玛丽斯·佩表示：“我们对可能的新磋商安排持欢迎态度。”但印度不愿成为美日制约中国的棋子，态度并不积极。因此，美日构建“美日印澳菱形”合作机制的企图仍然搁浅。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在推动建立美日韩联盟。2013年6月1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日韩防长举行三边会谈，对合力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达成共识。2014年12月，三方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开始共享涉及朝鲜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军事情报。为提高美日韩合作的可靠性和执行力，美日韩三国进行了海上搜索救助联合演习和打击海盗联合演习。2016年6月，日本海上自卫队、美国海军和韩国海军在美国夏威夷海域实施了探测追踪朝鲜导弹的预警演习。但目前美日韩三边会谈议题仅限制在讨论朝核与导弹问题及美日韩在这方面的合作。美日韩三边联盟计划的推行并不顺利。
近年来美国积极推进美日印三边海权合作安排。2011年12月，美日印首次三边战略对话在华盛顿举行。2012年10月，美日印在新德里举行第三次三边对话。此次对话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以及这一地区的安全保障问题。2016年印度宣布日本成为“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的永久成员。2016年6月中旬，美国海军、印度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在东海举行年度“马拉巴尔2016”联合海上军演。
美日澳在三边海权合作安排上一拍即合。2013年10月第五次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部长级会议发表涉东海、南海问题内容的联合声明。2014年7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呼吁加强美日澳三边关系，日澳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2016年7月，美国国务卿、日本外相与澳大利亚外长在万象参加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举行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协调三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综上所述，美日印三边关系和美日澳三边关系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都是以美国为主导，通过三边政治和军事合作来巩固美国在印太地区和世界领导地位，加强应对地区不测事态能力，牵制和平衡中国，日印澳三国则企图通过这种合作加强自身地位和能力，获取自己需要的利益。
3．将某些东南亚国家作为美国亚太海权联盟的准盟国或伙伴国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将新加坡、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发展为其亚太海权联盟的准盟国或伙伴国。美国在2015年《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中强调：“基于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寻求加强与印度洋－亚太地区的长期盟友的合作，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菲律宾、韩国和泰国，并继续培养与孟加拉国、文莱、印度、印尼、马来西亚、米克罗尼西亚、巴基斯坦、新加坡和越南等国的伙伴关系。”美国国会2015年6月批准“东南亚海上安全倡议”。根据该倡议，美国在2016-2020年五年中拨款4.25亿美元给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新加坡和文莱等国，改善它们的海上情报、监视、侦察能力，强化海上安全和巡逻船只的维护保养等，支持它们参加多边活动和训练，提高它们应对一系列海上挑战的能力。
以新加坡和越南为例。美国虽然与新加坡没有军事同盟条约，但两国军事安全关系密切。现在美军第七舰队后勤司令部驻扎在新加坡，美军平时在新保持近200名军事人员常驻，樟宜基地大大拓展了美海军的控制范围，对东亚战略形势产生深远影响。新加坡实际上已成为美国亚太海权联盟的准盟国。
美越两国在冷战结束后关系逐渐改善。2012年6月，时任美国防部长帕内塔访问越南，考察了金兰湾的军事基地。2013年美越建立了“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14年10月美国宣布“部分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允许向越南转让“与海上安全有关的”防卫装备。2015年7月，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双方表示继续加强国防安全领域的双边合作。2016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河内。美国宣布全面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美国企图将越南作为其亚太海权联盟的伙伴国。
4．构建高度制度化的联盟
以美日联盟和美韩联盟为例。美日联盟已经是一个在规范、程序和功能方面都实现高度制度化的联盟，构建了体系化、层级清晰的安全与防务合作协调机制。2015年4月，两国联合发表的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突出强调美日联盟的全球化属性，大大拓展了日本对外使用武力的范围，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日本在美日联盟中的地位，并且提出要构建“无缝、强力、弹性、高效”的联盟协调与联合应对机制。
联盟存在的基础是有共同的战略假想敌，美日联盟把朝鲜核问题和中国海洋活动作为美日联盟的假想威胁，随着朝鲜核问题的恶化和中国实力的迅速崛起，必然在地区安全结构上对美日联盟形成压力。根据联盟制度化理论，外部压力越大，联盟越紧密。由此判断，美日联盟在可见的未来会继续朝着加强和制度化的方向演变。
美韩联盟也是一个实现高度制度化的联盟。1953年10月，美国和韩国签署《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标志着美韩联盟的正式形成。其后，两国又签订了《驻韩美军地位协定》《战时支援协定》等一系列相关文件，建立了“美韩安全协商会议”“美韩联合军事指挥部”等相关机制和机构。2016年9月，美韩在华盛顿举行的两国外长和防长共同参与的“2+2”部长级会议决定，组建比美韩威慑战略委员会规格更高的外交国防领域“延伸威慑战略磋商机制”，探讨美方提供延伸威慑具体事宜，应对朝核威胁。这些使得美韩联盟成为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双边军事联盟中有关法律最多、体制最为健全、作战指挥系统最为完备的同盟。
5．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海上军事存在
近年来美国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尤其是海空军的前沿部署。2013年6月，时任美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宣称，到2020年前，美国60%的驻外海军和空军将部署在亚太地区。美军现正在重点加强关岛的军事基地，已将太平洋总部预备前进指挥所设在关岛阿普拉海军基地。2015年9月，时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公开宣称，第三舰队将向西太平洋扩大军事行动，与第七舰队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2016年10月21日，美国“迪凯特”号驱逐舰到西沙群岛实施所谓“航行自由行动”，这是美国2016年以来第三次派军舰到南海执行“航行自由行动”，与以往不同的是，“迪凯特”号驱逐舰来自美国海军第三舰队，是第三舰队的军舰首次到南海执行此类活动。
2012年6月，新加坡同意美国在新加坡部署4艘濒海战斗舰。2013年的4月，美国第一艘濒海战斗舰“自由号”部署到新加坡。预计2017年底完成４艘濒海战斗舰在新加坡的部署。
6．选择性运用国际法作为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和向对手施压的主要工具之一
一方面宣称“我们要确保其他国家遵守国际法”，但另一方面美国至今不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公约》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对它有利的就引以为据，对它不利的就反对或不执行。近年来，美国更加注重用国际法为工具来掌控其在亚太地区的海上话语权和制约中国。
三、美国亚太海权联盟体系的影响
1.造成亚太地区海上安全局势紧张，增加中美两国发生海上冲突和对抗的危险
美国亚太海权联盟体系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制约中国，这导致中美走向“安全困境”，中国保卫自身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措施，也被有话语主导权的西方媒体渲染为“威胁”，美国借此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军事活动，从而加剧了中国的担心。例如，美国奥巴马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向其盟国和伙伴国发出错误信号，使它们认为，如果它们在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中对华采取强硬立场导致冲突，美国会在军事上帮助它们，因此有的美国盟国和伙伴国对中国实行挑衅行动，迫使中国作出有力的反应。美国希望看到南海局势适度紧张，这样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国会更加靠拢美国，美国可以有理由在这一地区增加海空军的部署和活动，还可以向美国盟国和伙伴国出售更多武器装备。
2．加深亚太地区安全与经济“二元结构”，但有的盟国开始对美国“两面下注”
在安全领域，美国试图保持它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在经济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大多数亚洲国家最大的或排名前列的贸易伙伴。一些亚洲国家采取“两面下注”政策和大国平衡政策，经济上靠拢中国，安全上靠拢美国，促使亚洲形成安全和经济二元结构。而美国不断加强以其为主导的亚太海权联盟体系，同时强化与其他一些国家的安全伙伴关系，发展多边安全安排，使亚太地区安全和经济二元结构更加深化，增加了构建区域安全合作机制的难度。同时，因为以军事安全为主的美国亚太海权联盟体系只有军事安全一个维度，所以在结构上是脆弱的。它主要靠渲染外部威胁来强化内聚力，增加了区域安全走向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有的盟国开始对美国“两面下注”。例如，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大幅度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与俄罗斯发展军事合作关系。虽然仍维持美菲联盟，但缩减美菲军事合作的项目和规模，减少与美国联合军演的次数，并下令美菲军演远离南海。这使菲律宾减少了对美国亚太海权联盟体系的依赖，推行自主的对外政策。
3.联盟困境上升，联盟的内在矛盾日益显现
美国亚太海权联盟体系不可避免要陷入联盟困境，也就是陷入“抛弃”和“牵连”的困境。而且，美国越依赖亚太海权联盟体系来维持其主导地位，其联盟体系的联盟困境越上升。
例如，在钓鱼岛问题上，开始时美国政府回避明确说明《美日安保条约》是否适用于钓鱼岛。为了回应“日方希望确认美国对钓鱼岛具有防卫义务的期待”，2004年3月，美国国务院宣称：“钓鱼岛在日本的管辖下，《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2017年2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访日期间再次表示钓鱼岛是《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的适用对象。美国既希望中日因钓鱼岛问题持续相争，又不想看到中日发生武装冲突而使美国处于尴尬境地或被拉下水，这是“抛弃”和“牵连”联盟困境的一个典型例证。
近年来，美国亚太海权联盟体系的内在矛盾日益增加。首先，美国亚太海权联盟是一个不对等的联盟体系，美国亚太海权联盟体系主要服务于美国利益，而其他盟国在许多利益考量上是与美国有差异的。其次，联盟国家国内因素影响与其他盟国联盟关系。例如，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就职后集中力量打击毒品犯罪，甚至不惜采取非常手段。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承认毒品犯罪是菲律宾的“大问题”，但打击毒品犯罪应该采取“正确的方法”。这引起杜特尔特总统极大的不满，公开抨击奥巴马，美菲关系趋于冷淡。
4.日本借美国亚太海权联盟加强自身军事实力和扩张日本海权势力范围
美日联盟在防止日本重新走上侵略扩张道路和制约日本成为核武器国家方面有积极作用，但日本也利用美国亚太海权联盟体系“借船出海”，解禁日本的集体自卫权，发展日本军事力量和构建为日本所用的国际安全机制。近年来，随着中国迅速崛起和朝核问题恶化，美国鼓励日本进一步发展防卫力量，在亚太地区海上安全中发挥更大作用，并鼓动日本介入南海纠纷。日本利用美国的需求，于2015年9月强行表决通过了新安保法案，解禁了日本的集体自卫权，日本战后“专守防卫”的安保政策发生重大转变。
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张“盟国应该分担”联盟的经费，这也给了日本安倍晋三内阁将日本防卫经费突破GDP的1%红线的机会。
2016年9月日本防卫相借美国要求日本派军舰到南海巡航的机会，宣布将通过日本海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在南海开展联合演练，以及与该地区其他国家海军举行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来增加其在南海地区的活动。2015年11月，日本防卫相访问越南金兰湾，提出将金兰湾作为日本海上自卫队补给基地，与越国防部长就日本军舰停靠金兰湾达成一致意见。
同时，日本借用美国亚太海权联盟体系与越南、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英国等加强和构建为日本所用的安全合作关系和安全合作机制。2017年1月，英国成为继美国、澳大利亚之后第三个与日本签署《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的国家，也是首个与日本签署该协定的欧洲国家。日本希望与英国强化安全保障合作，牵制中国在南海的动向。安倍晋三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一边维系与美国的关系，一边推进由日本主导的海洋安全与经济合作”。
本文原刊于《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对内容进行了一些删减，并省略了引注。
文章整理︱王倩 陈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