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稿通知各位青年学者：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海洋事务成为世界各国关切的重点，全球海洋法治建设也成为了一个重要议题。随着BBNJ协定的达成，全球海洋治理已进入结构调整与秩序变革的新阶段，各国围绕涉海规则制定的博弈对全球海洋治理格局的演进产生了根本性、全局性的影响。伴随全球海洋治理新问题新挑战的涌现，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全球海洋法治亟须新的理念和更加有效的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做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走向世界，以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必须善于运用法治。”如何助推中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也是值得我们探究的重要方向。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致力于打造国家海洋重要智库，始终重视为青年人才提供学术研究平台，培养有潜力的海洋研究才俊。为充分展现青年学者在海洋发展研究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为海洋事业发展做好人才储备，中心联合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等单位，拟于10月中下旬在武汉举办以“全球海洋法治与中国海洋战略”为主题的第五届中国海洋发展研究青年论坛。本次论坛将组织相关领域的青年学者(年龄45周岁及以下)及博士研究生与会，围绕海洋经济、海洋生态、海洋战略、全球海洋治理、海洋权益维护等方面展开研讨。论坛将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作主旨报告，并为现场报告的青年学者作专业点评。本届论坛得到了《边界与海洋研究》《东北亚论坛》《国际问题研究》《海洋湖沼通报》《华东政法大学学报》《武大国际法评论》《亚太海洋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期刊的大力支持，获奖论文将择优推荐到上述期刊发表。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打造高端海洋智库服务国家海洋事业作者：贾宇，密晨曦海洋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海洋法律体系参加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谨慎参与国际（准）司法活动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韬海论丛

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打造高端海洋智库服务国家海洋事业作者：林昆勇“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具有深刻的科学性和现实性,与提高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能力和水平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和直接的实践诉求。这是我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发展逻辑思维的三个维度,逐次展开,逐层递进,紧密联系,逻辑严谨,相得益彰,意蕴丰富也是我国海洋强国战略思想遵循的有效发展路径,充分体现出我国对建设海洋强国基本内涵的深入理解,对海洋强国建设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对海洋强国建设本质属性的深化认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三者之间逐层递进的纵深发展关系,构成了一个高屋建瓴、系统全面的海洋强国建设统一整体,基于“关心海洋”这个发展起点,途经“认识海洋”上升到“经略海洋”,整个认知体系是一脉相承、逐层递进、深入推进的发展理路。我们准确把握“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及提高海洋强国建设水平的内在关系,是推进我国海洋事业繁荣发展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海洋强国建设根本目标应有的题中之义。全面阐述“关心海洋”“认识海洋”和“经略海洋”,目的在于让人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海洋强国道路、理论、制度不是从本本上来的,而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上升为理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海洋强国建设的逻辑特色还表现在由实践不断检验道路、理论、制度的优势。全面深入研究“关心海洋”“认识海洋”和“经略海洋”三重发展向度,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明确职责担当,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选择和在积极推进南海岛礁建设实践中的深入贯彻落实。

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打造高端海洋智库服务国家海洋事业作者：赵维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建设海洋强国，需要有和平的外部环境与稳定的内部环境，同时需要两种环境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我国的海洋战略有自己的背景和目标，但他国的成功经验及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应在深刻理解这些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制定和实施自己的海洋战略。不断提升国家海洋意识海洋是助力大国发展的关键因素，海洋战略需要国民的认同和舆论支持。中国地处亚太地区中部，是欧亚大陆通向太平洋的枢纽，具备向海发展的地理优势，陆海兼顾具有难以估量的地缘潜力。然而，长期以来，我国以农耕文化为主，并具有一定的重路轻海意识。因此，海洋意识不足将影响我国海上战略优势及海洋方面的生存和发展。中华文明对海洋不乏澎湃之情，而且孕育了先进的海洋文化。在长久的海洋对外交往中，海洋一直被视为维系华夏文明体系和保持区域内朝贡关系的“纽带”，海洋也一直是我国和周边民族、人民开展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的“纽带”，合作和交往也是我国传统海洋文化的重要特征。随着全球化发展及海洋战略的实施，传统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为海洋战略的观念基础提供了时代源泉。海洋意识指导着海洋活动，先进、合理的海洋意识决定着海洋政策和海洋战略，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经济是海洋战略和国家强盛的基础力量，影响和决定着国家未来的生存空间。因此，具有现代性、前瞻性和行动力的海洋意识是海洋经济社会发展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海洋强国建设中，要充分重视海洋意识的作用，不断完善海洋意识的薄弱环节，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及时、深入地宣传我国的海洋意图、海洋政策和海洋活动，为参与海洋秩序与海洋制度建设争取有利的舆论环境。海洋科技是海洋战略的持续动力地缘战略具有时代性，人们的思想、观念，尤其是科技发展水平对地缘战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以及信息革命等因素都影响着海洋战略的设计与实施。除了传统地缘因素，能源、文化、情感和认同等也在地缘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海洋战略除了关注海上力量、海洋通道和枢纽以外，对产品、市场和技术的竞争和控制也越来越激烈。地缘政治争夺的就是权力空间，其本质属性就是空间性，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交通和信息技术不断取得进展，人类活动的空间不断扩大，相应的地缘空间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获得了极大的拓展。海洋科学和技术是海洋事业发展的关键。基于实际需要，海洋科技主要体现为开发利用海洋的高新技术，是具有一定科技含量，通过科技创新和进步促进开发利用海洋的重要手段。随着人类认知能力不断提高，海洋科技向着大科学、高技术的方向发展。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构筑合作平台，可以先从海洋科学研究、海洋资源调查等便于合作的领域开始，实现资源、资料共享，提高各方的信任和依存度，在合作中实现经济共赢、建立政治互信。加强地缘经济合作深度与影响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使世界各国经济都取得了快速发展，同时，随着经济联系的增强，各国间的依赖程度也不断加深，经贸活动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日益加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缘格局的变化。地缘经济也丰富和拓展了地缘政治的内涵，金融、贸易活动和技术变化，使大国竞争出现了新方式和新局面。推动资本、技术、资源和商品的跨国流动和优化配置，有利于改善地缘关系，促进各国经济持续发展，为和平崛起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综合国力决定了大国地缘战略，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可以充分利用地缘经济优势带来的人员、资本、产品等全球流动，展开国际竞争与合作，进一步提高国际影响力，带动其他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一路一带”建设，加强沿线国家全面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经济贸易和安全合作是基础，在与沿线国家各项合作中，积极加强经济、社会、政策、文化等多方面沟通，使沿线国家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形成更多的共识，进一步增强相互信任，为合作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妥善处理同海洋大国的关系大国的崛起，尤其是陆海复合型大国向海发展过程中会引起已有海洋大国的担心，甚至引来海洋大国的戒备与遏制。由于历史等原因，周边海域有一些国家同中国有海洋争端，这些国家在各个层面与中国展开合作，友好协商，可以较好地解决争端问题。同时，这些主要是中小国家，不会主动挑衅中国，对海洋强国建设的影响也不大。而一些海洋大国尤其是霸权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可能对中国海洋强国建设形成较大的压力和挑战。因此，要妥善处理与海洋大国的关系，加强合作，管控海上危机。大国关系是国际关系的基础，也是影响国家战略的重要因素，作为崛起中的海洋大国，要积极协调与其他海洋大国的战略关系。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尽可能谋求和保持国际战略均衡，从中赢得发展的利益。在经济方面，大力发展与海洋大国的经济贸易合作，使经济联系支撑协作关系。在政治方面，联合其他大国，反对国际霸权，维持国际体系的均势。在军事和安全方面，要加强与友好军事大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加快国防现代化进程。积极坚持多边主义，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减少冲突与摩擦，尽量维护各个国家的合法利益。在海洋秩序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合作，融入国际海洋法制体系，借助国际海洋法和国际组织，维护国家海洋利益。通过睦邻友好实现周边稳定发展国家发展需要一定的地缘依托区，由近及远实现经济互利、文化包容、政治互信，更好地实现国家战略。中国奉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展开合作：在政治上，充分考虑地缘条件的复杂性，跨越这些现实的和历史的障碍，以多样化的政治协商作为睦邻关系的保障。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突出平等、尊重、互利和共赢，在双边和多边国家之间完善多渠道、多样化、多层次的对话机制；在经济上，积极参与区域合作，促进同周边国家经济合作发展，妥善处理地缘经济安全问题。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深入了解国际产业趋势和国际分工新动向，结合国情明确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争取带动其他邻国的共同发展。重视华侨华人的作用，我国海外华侨华人已超过6

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打造高端海洋智库服务国家海洋事业作者：韩增林，岑贝，刘旭本文对目前海洋软实力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总结其研究方向以及研究内容的相互关系，并根据现有研究存在问题，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提出提升海洋软实力发展的对策。1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明确海洋软实力的概念定义与构成要素作为一个传统的陆权大国，我国近年来才逐渐重视发展海洋经济，而海洋软实力作为海洋实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也逐渐受到重视，想要实现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硬实力与软实力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海洋软实力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海洋软实力构成要素的单独研究较多，例如海洋文化、海洋政策、海洋法律方面的内容。当前对于中国海洋软实力的内涵概念并没有达成一致，因此，应当明确其概念内涵与构成要素，从而支撑下一步的研究。加强区域海洋软实力研究，提供学术理论研究支撑当前对于海洋软实力的扩展研究有海洋文化软实力、区域海洋软实力等，但目前区域海洋软实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山东省，大多从当地的海洋政策入手，研究当地海洋软实力的提升途径。我国的海岸线绵长，沿海城市较多，区域海洋软实力的研究不应该只局限于山东省，应该拓展到多个沿海省份，希望其他沿海省份的科学工作者除海洋硬实力研究之外，能够对海洋软实力给予足够重视，并结合各自区域的地理环境、历史人文发展等因素开展广泛研究，提升中国海洋软实力总体水平，促进区域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挖掘民族海洋文化价值，增强国民海洋意识我国海洋软实力发展的核心基础最终体现在思想意识与价值观认同方面，从而实现行动的一致。挖掘中华民族海洋文化价值，宣传海洋思想，是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提高我国海洋软实力的最终目的是使我国拥有海洋话语权，推动建设海洋强国，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海洋文化作为海洋软实力的核心基础与构成要素，需要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挖掘。因为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大国，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古代航海文化，从陆路丝绸之路到海上丝绸之路再到郑和下西洋，中国文明传播到周边国家，中国的海洋文化也日益兴盛；文学作品中的海洋意象、儒家道家的思想、海洋民俗文化、传统的“和谐”“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等都对中国传统海洋价值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虽然海洋价值观是更加抽象的概念，但是，海洋价值观是可以通过我国的海洋文化、海洋意识、海洋政策、海洋制度等等体现出来的，这就需要对核心基础“海洋文化”加强理论研究，奠定我国海洋价值观的基础。传承和弘扬中华海洋文化的优良传统，对于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海洋文化体系，建立我国海洋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丰富海洋软实力评价方法，指引海洋软实力发展方向海洋软实力是在海洋经济发展中、处理国际海洋关系过程中能够深刻感受到的影响力，是一种精神力量。从海洋软实力的概念与构成要素看，海洋文化、海洋价值观、海洋意识等等要素，不像海洋硬实力可以数据来衡量，甚至也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并且目前仍对海洋软实力的可测度性存在争议。运用AHP层次分析方法对中国在内的5个国家的海洋软实力进行测度研究，除海洋软实力的基础资源可测度外，对于海洋软实力最终体现的价值观、认同力如何更精准的进行衡量是今后研究的重点，也将丰富海洋软实力的测评方法，引导加强海洋软实力发展的正确方向。图一

作者：姜秀敏建构目标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不断推进与实施,我国逐渐实现从“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的转变,在海洋“硬实力”得到不断提升的同时,政府、学界也意识到海洋“软实力”的重要性,不断加强海洋文化建设,建构海洋文化体系的目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在理论创新方面,着眼于为海洋文化研究的相关学界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较为全面系统的基本体系;致力于为国家各部门、沿海地方政府及各类组织的海洋文化发展政策制定、战略规划,以及民间社会层面自觉的海洋文化传承保护、创新发展,提供一个较成体系的可作为理论支撑的参考“依据”;为中国特色海洋文化相关学科的构建,提供一个较成体系的基本理论构架;并且为海洋文化学学科的建立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其次,在实践应用上,一方面海洋强国战略下的海洋文化体系研究的重大学术使命是,在全球性海洋时代到来的今天,在国际海洋竞争“球情”和国家海洋战略发展的“国情”已经将海洋文化研究和海洋文化发展推到了时代发展前沿的现状下,将中国海洋文化从西方话语体系及西方中心论的视野中解放出来,摆脱“中国文化是封闭落后的农耕文化”的固有观点,以中国立场、中国话语、中国学派为基本特色和根本出发点,肩负起在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下人文社会科学的时代使命,厘清中国海洋文化的基本内涵和外延,明确海洋文化强国的建设方向、目标与目的以及主要动力机制,建立起中华民族对于自己的海洋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和自信心,推动海洋文化体系与海洋强国战略、文化强国战略,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有机衔接。另一方面,在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化、商业化严重的现状下,系统梳理中国海洋文化主要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挖掘中国海洋文化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审美价值、民俗生活的乡缘、族缘、亲情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功能等,系统构建中国海洋文化传承理论体系及其历史,使当代海洋文化强国的建设能够以史为鉴,找到自身的民族传统和文化基因,实现自身更加系统、全面、健康与可持续化的传承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文化自信的源泉。最后,在服务决策方面,建构海洋文化体系的目的主要为:第一,为中国海洋文化正名。长期以来,中国海洋文化被无视、误读、歪曲不少,认为中国文化是“农业文化”“小农经济”,是“保守”的、“不开放”的,把“中国文化”“判定”在“内陆”上,甚至认为“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是对立的,对中国海洋文化一直以来缺乏正确、全面的认知,影响了国人对发展海洋、建设海洋强国、繁荣海洋文化的民族自觉与自信。因此,需要树立中华民族的海洋文化主体意识,系统研究厘清中国海洋文化的基本内涵、外延、主体要素及基本模式,明确海洋文化强国的建设方向、目标与目的以及主要动力机制,以不同时期的海洋文化与不同空间或国家的海洋文化以及中国内陆文化分别为纵向和横向参照系,在比较研究中准确回答中国海洋文化体系“是什么”“为什么”和中国海洋文化体系应如何传承、如何发展的“应如何”等基本的也是根本性的关键理论问题。第二,为中国海洋文化定位。当前的海洋文化研究还没有完全克服欧洲中心史观,在西方话语框架中探讨中国海洋文化问题。然而,中国海洋发展历史资源丰富,同时在新的社会转型期又有许多独特的“中国问题”,因而当代中国海洋文化的研究有其自身的历史使命和时代精神。因此,在明确回答中国海洋文化“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等基本问题的基础上,需要总体把握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起源、历史分期、传承与发展的具体模式及路径,结合西方文明、文化理论流派的理论内涵、背景与特征,夯实推进中华海洋文化的理论根基;深入探寻推动海洋文化历史传承与发展的力量和因素,谋求符合时代逻辑与海洋强国战略需求的海洋文化历史传承发展之“道”,从海洋文化历史中提炼精华、去其糟粕,确定理论指导依据,并进一步明确海洋强国战略下海洋文化历史传承与发展的实现机制。第三,为我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海洋事务,解决海洋纷争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指导。建构海洋文化体系不仅能为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参与国际海洋文化交流等活动时提供指导原则和行为规范,还能在当今世界海洋发展模式的不和平性、不和谐性、不可持续性的境遇下,使我国为自己的海洋发展找到一条和平的、和谐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同时也为世界的海洋发展道路的抉择,起到有益的启示、导向和引领作用。“五位一体”布局推动海洋文化体系构建2012年11月,时任国家海洋局局长刘赐贵表示,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的内涵应该包括认知海洋、利用海洋、生态海洋、管控海洋、和谐海洋等五个方面。认识海洋,一是要强化海洋科学研究,二是要强化海洋专门人才的培养,三是要强化全民族的海洋意识。本文聚焦新时代海洋强国战略实施与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决策需求目标,基于上述对海洋文化体系的理解和界定,进一步对海洋文化体系的核心要素进行整合和深入分析,由此认为海洋文化体系理论创新与引领、海洋文化历史传承与发展、海洋文化教育普及与人才培养、海洋文化传播与国际互鉴交融、海洋文化政策与制度保障五个方面是建构海洋文化体系最为重要和核心的要素,提出我国海洋强国战略下“五位一体”的海洋文化体系基本构成的支撑子系统。海洋文化体系的五个子系统与海洋文化体系之间不仅是静态包涵-被包涵关系,五个子系统是关于海洋强国战略下的海洋文化体系建构的内在支撑子系统的深入和具体呈现,海洋文化体系建构的基本内涵覆盖五个子系统的研究范畴;二者之间还是动态演绎-归纳关系,海洋文化体系在时间和空间上分解为不同海洋文化子系统及其要素的作用,而子系统通过要素作用子系统间作用又统合为整体海洋文化体系的高级系统。(如图1)图1

韬海论丛为方便读者快速了解海洋发展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和最新研究成果，中心推出“韬海论丛”栏目。以期通过专题形式探讨热点问题，多角度反映专家观点，为关心海洋研究的学者提供最新资讯。本期专题：新时期海洋强国建设2020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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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海论丛为方便读者快速了解海洋发展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和最新研究成果，中心全新推出“韬海论丛”栏目。以期通过专题形式探讨热点问题，多角度反映专家观点，为关心海洋研究的学者提供最新资讯。本期专题：中国海洋文化体系构建2020年第11期论题速览01关于构筑中国海洋文化理论体系的思考李国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海上丝路研究室主任。02服务海洋强国战略的海洋文化体系的建构姜秀敏，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03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取向洪刚，大连海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洪晓楠，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04现代传播环境下我国海洋文化构建的新方法程佳琳，大连海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韬海论丛为方便读者快速了解海洋发展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和最新研究成果，中心全新推出“韬海论丛”栏目。以期通过专题形式探讨热点问题，多角度反映专家观点，为关心海洋研究的学者提供最新资讯。本期专题：东北亚国家北极事务合作2020年第10期论题速览01韩国北极政策的影响因素及特点夏立平，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等。02日本北极外交的特点及对中国的启示孙凯，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03俄罗斯“北极发展支撑区”建设与中俄合作新思路张慧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等。04中俄北极合作的机遇、挑战与应对李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经济室主任。1韩国北极政策的影响因素及特点【论点撷萃】中国是北极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提出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建设中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东线直抵韩国、日本和俄罗斯远东，通过北极航道抵达欧洲和北美大陆，与韩国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高度洽合。中韩同在2013年被接纳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国，中韩应拓展参与北极治理的合作空间，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互联互通，强强联手，开辟更加广阔的合作共赢空间。——夏立平等▼上下滑动查看更多内容一、影响韩国北极政策制定的因素韩国地处东北亚朝鲜半岛东南部,韩国的领海与太平洋最西部的海域交汇，西、南、东分别由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环绕，北部隔军事分界线与朝鲜接壤，有史以来就是国际势力博弈角斗场，安保问题、统一问题、能源问题的忧患促使韩国奋力谋强。20世纪末得益于国际合作及经济全球化，韩国经济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韩国强化参与北极事务的能力，有益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有助于实现中等强国战略。影响韩国北极政策制定的因素有以下三方面：(一)开发利用北极为韩国实现海洋战略提供了空间韩国领海面积44.3万平方公里，是其陆地面积(9.9万平方公里)的4.5倍，此外还有34.5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以及3358个岛屿组成12733公里的海岸线，成为第五大海洋强国是韩国一直以来的国家战略。21世纪韩国海洋政策将海洋资源开发摆在优先位置，不断加速渔业、海运业和港口业等传统海洋产业的发展速度，积极发展知识型新型海洋产业。北极冰盖融化呈现出的北极航道商用价值、港口物流和转口贸易、造船业和金融业对经济发展的拉动、观光渔业的潜在价值等，为韩国实现海洋战略提供了契机、途径和拓展空间。(二)开发北极对韩国国内经贸发展意义重大韩国是目前世界第十五大经济体，其航运业、石油加工业、造船业均居世界领先。韩国地少人稠，资源匮乏，经济高度外向，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消费所需能源96%依赖进口，稳定的石油天然气供应对韩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韩国釜山港是世界第五大集装箱港，处在亚洲通往北冰洋的咽喉要道上，北极航线可提高来往于韩国和欧洲的船舶航运效率，预计到2030年，亚洲和欧洲之间总贸易量的四分之一将通过北极东北航道运输，釜山将有机会与香港和新加坡争夺转口贸易城市地位。预期北极的变化将增加对破冰船、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油轮的需求，目前全世界仅韩国大宇造船能够建造破冰LNG船，迄今为止，韩国凭借中长期营销战略和先进的技术力量成功抢占了极地造船市场。2017年在中俄北极合作开发的天然气项目中，韩国公司大宇造船制造拿下48亿美元15艘破冰型液化天然气船的订单。(三)参与北极开发是韩国实现中等强国战略的有机组成韩国所在的朝鲜半岛处于分裂状态，发展与经济实力相称的“软实力”，实现韩朝和解与统一是大韩民族的诉求。韩国在极地的存在以及近年来在应对气候变化所做的努力，使得韩国在其通过气候外交所造就的新的全球结构中跻身领导角色。韩国不断增加的极地研究项目可以看作是“以全球环境为导向的文明”的努力与意愿的标志。韩国政治精英们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其中等强国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则成为研判韩国参与北极事务内在驱动力的新窗。2006～2016年曾为卢武铉总统“左膀右臂”的潘基文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任职期间大力推进气候变化议程，推动联合国制订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各国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并成功使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落户仁川，深刻影响韩国政府对气候变化的立场。朝韩和解与统一也是韩国北极政策的重要考量因素，卢泰愚时期，韩国开始强调与北方合作的重要性，其任内韩朝一起加入联合国;金大中时期，韩国对朝鲜奉行“阳光政策”，开展了经济交流与文化交流;卢武铉时期，韩朝开始建设开城工业区，希望促成南北和解;2018年3月韩国平昌冬奥会后半岛局势迅速转圜，现任总统文在寅秉承了卢武铉的政治主张，推出“新北方政策”，其主要目的以半岛为中心提升东北亚地区的合作，以经济发力，为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做努力。二、韩国北极政策特点韩国北极政策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一）以国内经贸需求为导向韩国北极综合政策中优先将船舶制造业创新融入北极开发，发挥自身独特的破冰船制造和航运业优势产能，以在海运、港湾、成套设备等领域的经验积极参与北极航线的开拓以及能源与资源开发项目，吸引了北极国家的青睐与合作，构建了在北极事务上的话语权。韩国的极地研究为促进韩国绿色科技以及绿色工业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气候变化调节技术和气候变化减排技术的发展，加速了经济增长方式由制造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从而提高了韩国企业国际竞争力。（二）善于利用北极博弈中的大国矛盾北极治理中贯穿着大国博弈，由于冷战思维诱导的“中国北极威胁”论、俄罗斯的领土要求以及历史纠葛，北极地区国家更愿意接纳韩国参与北极事务。韩国充分利用大国矛盾和自身享有的优势，与芬兰、挪威、丹麦、冰岛等国合作密切。韩国是第一个与加拿大签署自贸协定的亚洲国家，2017年又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近年俄韩建立起多层次、多渠道的双边密切合作，获得北极航道开拓的全方位参与权。（三）选择国际合作为切入点即使韩国已经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国，但作为一个中等国家，难以在北极事务上采取单边行动，只有与相关国家及北极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合作，才能实现自身利益。在此背景下，与域内国家或相关国际机构积极开展合作成为韩国的必然选择。（四）注重人文交流韩国在参与北极事务上，沿用了其经济先行、文化辅助的对外经济发展模式。以投资、经济合作开道，通过为目的地创造经济利益来实现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其后以文化等软实力内容的输出作为匹配，增强目的地人民对韩国的了解、好感甚至认同，经济利益与文化认同相互融合和相互促进。韩国政府认为与北极原住民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是从长期层面为韩国在北极地区进行开发和实现国家利益所作的基础准备，以青少年交流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是通过双方互动最终形成能够互相理解的文化共识，这种共识将会对韩国在北极地区的发展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节选自《韩国北极政策与中韩北极治理合作》，有删减，原刊于《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2期。作者罗毅，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夏立平，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作者：刘俊珂近代以来的历史伤痕已经使中国开始了对海洋强国梦的不懈追逐。当然这一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涉及海洋认识的转变、海洋疆域地位的重新确立以及海洋在国家整体发展中的作用等若干方面的长期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开始踏上了由陆上大国向海洋强国转变的旅程,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新部署和定位。01强化海洋疆域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意义“中国的海洋强国地位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有效管理、控制、威慑部分海域,成为地区性海上优势力量;二是拥有雄厚的海洋外交实力,能对地区和世界海洋事务及国际海洋秩序拥有强大的影响力,成为国际海洋政治大国;三是合理有效地利用各类海洋资源,成为世界海洋经济强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国际政治格局“既是国际关系的内在结构,即由各个主要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所形成的力量对比总和的反映;同时又是由各个主要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所形成的各种战略关系的组合规模和外在表现形式。”地缘政治是时代发展的产物。自从瑞典地理学家克节伦提出地缘政治这一概念之后,地缘政治学说不断完善发展并已成为指导基于不同地理环境下国家政治行为的流行理论。地缘政治理论构成的两大要素是地理环境和区域政治关系,其目的是在不同的地理空间背景下解析国家或地区集团之间政治关系以及预测区域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要决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政策,那就必须考虑国家的领土在世界上的位置。”基于地缘政治理论下的海权论、空权论以及利益边疆论等多种新型理论的出现都是表达世界不同国家政治战略之间博弈的外在形式。从当前全球海洋局势来看,我国海洋疆域的地缘政治意义逐步凸显。我国海洋疆域的优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得以充分有效地发挥,造成了海洋事业的发展与周边国家相比而形成的相对落后。作为国家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疆域安全是疆域管理的第一要素,可以说没有疆域的安全就不可能更好地维护海洋利益。因此,在国家发展的大前提下,我国应以有效的海上力量确保海洋疆域安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资源、交通、合作、环境以及科技等其他方面的发展。目前,随着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快,新的世界海洋格局正在形成,海洋大国的竞争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本国疆域内的海洋,而是向域外延伸并走向远海和深海。“在海洋地缘政治时代,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我国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展更加广泛的域外合作,使国家的海洋利益链条向更远的海区拓展。02改变传统思维定式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在与大陆文明的交融和互动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明形式。然而,长期以来海洋文明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中逐渐趋于被边缘化和从属化的境地,这自然与历史悠久的重陆轻海的思维定式不无关系。以农业文明为中心的社会格局必然会产生以陆地为核心的思维模式,重陆轻海的观念也恰恰渊源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民族国家在中国构建的基本完成。由于客观时代背景的影响,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要关注于陆疆建设,而对海洋事业的经营缺少必要和有计划的支持,特别是在海洋于国家发展的定位上有一定的偏差。“历代中国海洋战略始终从属于陆地战略,实施以陆地边防战略为主导的国家安全战略,从属于边防战略的海防战略是中国传统海洋战略的具体表现形式。”21世纪以来世界海洋新格局正在形成,国家和地区间的海洋竞争开始不断加剧甚至激化,我国海洋安全环境仍然存在诸多挑战。因此,提升海洋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改变重陆轻海的思维定式显得尤为必要。同时,提高国民的海洋素养和加强海洋大国教育也不可忽视。当前我国公众对于海洋的认知程度远远低于世界海洋大国的国民认知水平,对于海洋边疆和海洋利益的解读更是有很大差距。因此,走海上强国之路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固有的陆地思维模式,形成全民关注海洋的社会氛围,当然,政府和相关机构长期持续的引导和宣传不可或缺。03加快海洋疆域治理模式的转变一般说来,海洋疆域治理水平是衡量沿海国家海洋事业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在某种意义上,海洋疆域治理水平的提高将有助于拓展国家在海洋疆域方面的地缘优势。我国海洋疆域治理历史悠久,从王朝国家时代到民族国家时代一直在不断延续和强化,治理方式也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改进和提高,并在长期的治理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当然也有沉痛的历史教训值得反思。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海洋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与此相伴,海洋在国家中的地位也有了质的飞跃。从海洋疆域治理层面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治理历程表明,以陆地治理模式进行治理海洋将违背海洋疆域治理自身特殊的发展规律,而且海洋疆域治理是一项长期性的国家性的战略工程,在新的海洋发展形势下,我国的海洋疆域治理模式应体现出中国特色但又要科学地与国际进行接轨。就具体情况而言,中国海区的治理模式应有所区别。中国四大海区在地理位置、面积、岛屿分布、资源类别、水文特征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从地缘战略上来看其地位也各不相同。因此在不同的海区应制定不同的治理规划,在突出区域特征的基础上最终达到提升海洋治理水平的目标,从而实现中国由陆上大国到海洋大国的实质性转变。专家视点

这是一种中国所需要的体制机制建设的革命。第三、摸索和确立21世纪中国海洋强国发展所必然要求的海洋安全战略。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不是简单的海洋经济、海洋资源和海洋科研战略,

作者：张晏瑲1共同展开海洋科研UNCLOS第十三部分对海洋科学研究进行了专门的规定,其中共涉及28个条款。但是UNCLOS对海洋科研的制度设计是高度妥协的产物,体现着海洋科技强国对海洋科研自由的追求和沿海国管辖权扩张以保证国家安全之间的矛盾。UNCLOS区分不同海域对沿海国和科研国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规定,主要包括沿海国的同意权,沿海国的参与权,沿海国对相关资料、样品及研究成果的取得权,沿海国的监督权,沿海国暂停和停止海洋科学研究的权利,沿海国便利海洋科学研究和协助研究船的义务等,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科研国的权利和义务。其中,还专门对加强国际合作做出了规定。UNCLOS虽然对海洋科学研究做了相对比较详细的规定,但其政治性兼法律性的特点,导致其缺乏对一些基本概念的界定,进而在国际实践中产生争议。另一方面,UNCLOS中的规定无法解决现代科技进步产生的新型问题,例如海上核能发电站相关法律问题等,这也使UNCLOS的可适用性大打折扣。我国有关海洋科学研究的法律制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管理规定》《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地质勘探资质管理条例》等等。综合分析上述法律规定可以得知,目前我国有关海洋科学研究的立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亟待相关主管部门协商或修法解决:

韬海论丛为方便读者快速了解海洋发展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和最新研究成果，中心全新推出“韬海论丛”栏目。以期通过专题形式探讨热点问题，多角度反映专家观点，为关心海洋研究的学者提供最新资讯。本期专题：海洋信息化与智慧海洋建设2020年第09期论题速览01我国智慧海洋的发展建议姜晓轶，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信息化部主任；潘德炉，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员。02海洋信息化顶层设计框架何广顺，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主任、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海洋经济与资源环境研究室主任等。03“透明海洋”的战略方向、建设路径与对策建议李大海，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吴立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海洋大学教授等。04海洋大数据应用现状及应用前景陈戈，中国海洋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等。1我国智慧海洋发展的建议【论点撷萃】智慧海洋的发展应基于海洋综合立体感知，互联网实时信息传输和大数据、云计算、知识挖掘等三大高新技术，以海洋综合感知网、海洋信息通信网、海洋大数据云平台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体，搭建海洋信息智能化应用服务群，即“两网、一平台、一个应用服务群”，并建立贯穿各个环节的标准质量、运维服务、技术装备和信息安全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相互融合，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姜晓轶，潘德炉▼上下滑动查看更多内容多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海洋事业发展，但还远不能满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海洋强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因此，必须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以海洋信息智能化基础设施为核心的海洋信息体系，加快海洋核心智能科技的创新研发，实施智慧海洋工程，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海洋权益维护，提供全面透彻的信息感知、泛在随行的通信保障和精准智能的决策服务，创新海洋治理体系，构筑全球竞争优势，从而全面提升认识海洋和经略海洋的能力。一、智慧海洋内涵现代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以及搭载多种海洋传感仪器和卫星遥感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能够以组网的方式，全面立体实时获取海洋信息，并且建立了“数字海洋”，利用数字去表达海洋。随着人类对海洋开发利用的不断深入和综合管控的逐步加强，现在的海洋是由海洋环境、装备和各种人类活动等多种元素综合作用构成的复杂巨系统。人类面对海洋这个巨系统出现的开发利用能力不强、环境规律掌握不透、权益争端处置不当等种种问题，多源于对海洋认识不清、应对失据、缺乏智慧之故。信息与物理融合的知识革命使人们开始用知识去经略海洋，用智慧去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建设海洋生态文明和保障国家海洋安全，海洋技术革命进入智能服务时代。因此可以说智慧海洋是海洋信息化的深度发展，是信息与物理融合的海洋智能化技术革命4.0，是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海洋环境、海洋装备、人类活动和管理主体四大板块信息深度融合，实现互联互通、智能化挖掘与服务，是认识和经略海洋的神经系统。二、智慧海洋定位与体系框架智慧海洋的发展定位应是引导我国海洋智能化技术革命4.0的信息基础能力建设，主要包括海洋信息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核心海洋智能科技创新与核心信息装备研发。智慧海洋的发展应基于海洋综合立体感知，互联网实时信息传输和大数据、云计算、知识挖掘等三大高新技术，以海洋综合感知网、海洋信息通信网、海洋大数据云平台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体，搭建海洋信息智能化应用服务群，即“两网、一平台、一个应用服务群”，并建立贯穿各个环节的标准质量、运维服务、技术装备和信息安全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相互融合，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智慧海洋总体框架和构想示意图如图1和图2所示。海洋综合感知网是智慧海洋的核心基础，主要功能是实现海洋环境、海上目标、涉海活动和重要海洋装备等信息的全面获取，为智慧海洋提供数据源。海洋信息通信网是智慧海洋的联通纽带，通过提高海洋综合感知、海上协同行动和海上公众服务通信保障三大能力，着力解决不具备业务化海洋通信能力、过度依赖国外卫星通信、通信安全没有保障和水下定位导航能力基本空白四大问题，实现各类海洋感知、管理决策、指挥控制信息和指令的安全、实时、畅通传输。海洋大数据云平台是智慧海洋的神经中枢，通过建设海洋大数据云平台，实现对全部涉海行业信息基础设施的集约利用以及各种海洋数据资料的交互融合和智慧挖掘，显著提升海洋信息资源的智能分析和共享服务水平，为海洋环境认知、装备研发、安全管控、智能应用等提供海洋存储计算资源、数据资源和应用资源等支撑服务。图1

韬海论丛为方便读者快速了解海洋发展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和最新研究成果，中心全新推出“韬海论丛”栏目。以期通过专题形式探讨热点问题，多角度反映专家观点，为关心海洋研究的学者提供最新资讯。本期专题：海洋命运共同体与海洋法治建设2020年第08期论题速览01国际海洋法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涵邹克渊，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哈里斯国际法学院终身讲席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02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海洋危机管控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完善杨泽伟，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二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0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视域中的国际海洋法治发展白佳玉，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等。04制度构建：形成中的“海洋命运共同体”规则体系姚莹，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1国际海洋法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涵【论点撷萃】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初是作为一个政治理念被提出的,从国际法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着中国在新世纪的一种国际秩序观,涉及到国际法制的建设,这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的核心,也是对我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如何做出应有贡献而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邹克渊▼上下滑动查看更多内容一、国际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从国际法理论层面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法上的内涵是指,以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国际合作的形式实现、维护全人类的共同愿景与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初是作为一个政治理念被提出的,从国际法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着中国在新世纪的一种国际秩序观,涉及到国际法制的建设,这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的核心,也是对我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如何做出应有贡献而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所包含的共商、共建、共享的观点,在目前的国际法领域里可以找到一些相对应概念,包括共同利益,共同关切,以及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借助这些概念融入国际法体系之中,国际法体系也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融入而得到丰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背后是人类共同的利益,而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就要遵守一致的基本规范,或者最高准则,也就是“合作”这一法律义务的基石,即国际法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国际法体系的贡献在于将“合作”这一基石推进到“共商、共建、共享”的高度,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化了合作的意涵,国际合作从合作发展到共商共建共享。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体系受到两种不同的法律模式的影响,即以自利主义为核心的格劳秀斯模式和以普世主义为追求的康德模式,现今的国际法仍然位于这两种法律模式之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超越国家主权的“世界政府”,也不是彻底利己主义项下的国家利益至上的传统国际法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国际主义,其目标并非国际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项下的国际法仍然是国家间的法律,是以主权国家为主要主体的法律体系,是对之前国际法理念的扬弃,并非彻底推翻原有的国际法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继承和发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坚持主权平等、公平正义、共同安全,坚持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包容互鉴,以自身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治理做出更大贡献,为全球性问题提供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建立在现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基础上,以国际法基本原则为最高标准,在主权平等前提下开展合作以达到共商共建共赢,通过国际法治维护人类共同利益。总而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法上的内涵可以总结为原有的国际法体系(共同体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新时代国际关系价值目标的有机结合。国际法体系的基础最早来源于人类体系。国际法体系本身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平台,国际法体系内也出现了共同体的概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法的融入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国际法体系中已有的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对应的制度应该得到完善;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要求的国际法体系中尚未存在的概念、规则、制度等需要建立和健全,进一步细化到国际海洋法体系也是如此。二、国际海洋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海洋自由是国际海洋法体系变革的起始点和切入点。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国际海洋法律制度的“宪章”,也是海洋法律规则的集合。国际海洋法体系从产生开始就一直围绕着自由与控制、开放与封闭、分享与独占这些观念的此消彼长、互相掣肘。从塞尔登的“闭海论”到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发展至今,国际海洋法体系最终形成了“公海自由”加之沿海国对沿岸特定海洋区域享有排他性管辖权的二元结构,即“海洋自由+特定管辖权”。如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下,进一步调整相应的海洋法体系,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需要思考的问题。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观察。第一,海洋安全法律制度。其包括航行自由的界定、海上通道问题、打击海上恐怖主义以及其他的非法活动等。海洋安全,是指国家的海洋权益不受侵害或不遭遇风险的状态,也被称为海上安全或海上保安。海上安全分为传统的海上安全和非传统海上安全两类。传统的海上安全主要为海上军事安全、海防安全,而海上军事入侵是最大的海上军事威胁。海上非传统安全主要为海上恐怖主义、海上非法活动(海盗活动)、海洋自然灾害、海洋污染和海洋生态恶化等。一般来说,传统的海洋安全有减少或消亡的趋势,而非传统安全有增加的趋势,所以维护海洋安全的重点是管理和控制非传统海上安全方面的海洋问题。海洋安全是国际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每一个沿海国均对其海洋安全与权益拥有重大利益诉求,同时也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广大成员国的基本需求。海洋安全及海洋权益,包括了海洋领土(岛屿主权)、领海、海洋资源、海洋运输通道等诸多方面。近年来,中国海洋权益不断受到挑战甚至侵犯,国家海洋安全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和严峻。第二,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除了原有的国际海洋保护法律体系方面需要完善,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也包括海上垃圾处理、公海鱼产资源的分配和利用等新问题,以及加强国际环境法的执行力问题。国际海洋环境制度是国际环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环境不断发展变化,海洋环境保护相关的科学技术不断提高,国际海洋环境制度也处于持续变革中。国际海洋环境制度是进行国际海洋环境治理、解决全球海洋环境问题的一种综合性安排,包括相应的法律法规、管理机构与机制等。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发展新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共同的愿景是海洋环境保护的立法依据。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许多内容在海洋环境保护领域能够取得较大的共识与理解,这一点与“软法”的性质密不可分。第三,海洋科学研究法律制度。其包括海洋科研的法律定义、信息分享机制、海洋技术转让实施、军事活动破坏海洋科研等问题。发展海洋科学研究要依靠完善的海洋科研法律制度进行保驾护航,发挥制度先导、法律先行的优势。海洋科研法律制度是国际海洋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大力发展对海洋科研的法律研究。海洋科学研究将会对海洋法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甚至将会侧向推动海洋法的进一步发展;海洋科学研究对于海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将构成某些程度上的限制,而这一组矛盾将是未来海洋资源开发中的主要矛盾之一。传统的海洋数据收集的沿海国同意制度、海洋科研与军事利用的关系及海洋法其他领域对于海洋科研的新挑战,也是国际海洋科学研究法律制度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节选自《国际海洋法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涵》，原刊于《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3期；作者邹克渊，系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哈里斯国际法终身讲席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2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海洋危机管控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完善【论点撷萃】海洋危机管控国际合作的法律制度主要存在有关法律制度的碎片化现象非常明显、受国家管辖权的制约尤为突出以及诸多内容模糊不清等缺陷。海洋危机管控国际合作法律制度可以从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及加强国际组织在之间的协调等方面予以完善。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推动海洋危机管控国际合作的变革。

韬海论丛为方便读者快速了解海洋发展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和最新研究成果，中心全新推出“韬海论丛”栏目。以期通过专题形式探讨热点问题，多角度反映专家观点，为关心海洋研究的学者提供最新资讯。本期专题：海洋空间规划2020年第07期论题速览01谈构建海洋和海岸带空间规划新格局何广顺，国家海洋局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主任、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海洋经济与资源环境研究室主任。02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背景下海洋空间规划的改革方向黄杰，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等03跨界海洋空间规划合作中的实现机制马学广，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等04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我国海洋空间规划的展望狄乾斌，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等1谈构建海洋和海岸带空间规划新格局【论点撷萃】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五级三类”总体框架下，战略布局层面，以陆海统一的主体功能区为基础，优化海洋国土空间保护与利用格局。以编制国土空间规划为契机，调整完善沿海各市县主体功能区，面向“统筹区域布局+指导空间管制”综合维度，将陆海统筹贯穿在沿海不同层面的宏观架构、量化调控和用途管制，解决不同重点问题。——何广顺▼上下滑动查看更多内容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要紧紧抓住陆海统筹根本要求，以融合理顺海洋和海岸带空间规划体系为切入点，运用综合手段调控沿海资源供给，推动构建形成人海和谐的空间管理新格局。一、陆海统筹是建立实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鲜明要求编制实施全国和沿海地区国土空间规划，必须立足“陆海一盘棋”基本理念与“陆海一体化”基本规律，打通土地与海洋、潮上与潮下、岸内与岸外。一方面，立足陆海空间的互联性，在同一规划框架下以不同深度规划为依托，实施“从山顶到海洋”全流域、全要素规划。另一方面，立足陆海资源的互补性，最大限度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统筹陆域与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导向，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同时，立足陆海生态的互通性，将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运用到以海岸带为核心的沿海空间治理，实施生态系统综合管理，推动可持续发展。此外，立足陆海产业的互动性，沿海产业规模与布局要同步考虑陆地及海洋发展潜力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更加重视超载地区、产能过剩地区“以海定陆”，推动内陆优势技术结合海洋需求与沿海特色“引陆下海”。陆海统筹理念反映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海洋保护利用的特殊性。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在通盘考虑陆海整体性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并进一步突出海洋空间的独特性，表现在：一是海洋空间具有开放性，海洋空间的开发利用必须在更大尺度考虑各类影响。二是海洋空间具有立体性，垂直维度从海空、海面到海底的不同层次对应不同的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条件，可对同一点位或区域开展能源、航运、渔业等“多宜性”海洋空间利用。三是海洋空间具有脆弱性，各类用海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存在很大的负外部性，且人工干预也很难在短期内修复，必须对海洋保护利用采取“最严格的特殊手段”。四是海洋空间具有不宜居性，空间利用主要体现为生产属性与生态属性，较少涉及人居因素，利用需求同陆地截然不同。因此，陆海统筹不是简单的陆海统一，陆地空间管理体系、指标和措施不能向海洋直接复制移植套用，而是在“统”的基础上更加体现“筹”的创新。二、科学构建海洋国土空间和海岸带规划体系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海洋功能区划、海岛保护规划等各级各类海洋空间规划在构筑陆海协调发展格局、支撑东部率先发展及城镇化进程、促进海洋空间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管制落实不到位、权威性稳定性不够、地方灵活弹性不足、同陆域规划内容重叠冲突等问题。要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五级三类”总体框架下，战略布局层面，以陆海统一的主体功能区为基础，优化海洋国土空间保护与利用格局。坚持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充分发挥主体功能区构建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和海洋空间治理体系中的关键性作用。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我国海洋国土空间已由大规模开发利用转向保护为主的新阶段，应当以编制国土空间规划为契机，调整完善沿海各市县主体功能区。一是改变原有陆海分头划设主体功能区的方式，在科学评估海岸带本底条件变化、开发利用情况和国家战略需求的基础上，统一确定囊括陆地与海洋的主体功能定位。二是健全“节约优先、保护优先、生态恢复为主”的主体功能区海洋政策，打造财政、税收、投资、金融、产业、空间、环境、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全域“政策工具箱”，并进一步转向“主体功能+区域定位”的精准政策模式。管理协调层面，以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为抓手，形成陆海统筹空间管理的政策合力。海岸带是海洋系统与陆地系统的连接地带，是空间开发利用最密集、资源环境压力最突出、各类矛盾问题最集中的区域，为此，《意见》明确新增海岸带规划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专项规划。海岸带规划应面向“统筹区域布局+指导空间管制”综合维度，将陆海统筹贯穿沿海空间、淡水、能源、资源等供给的宏观架构、量化调控和用途管制，在不同层面解决不同重点问题。一是在区域层次，以“双评价”为基础协调沿海跨行政区的生产力重大布局。二是在流域层次，以机制创新协调上下游、左右岸的资源环境生态管理。三是在县域层次，以规划传导提出沿海区域划定“三区三线”或“两空间内部一红线”的特别管制条件。四是在潮间带层次，以综合手段实施特别保护。用途管制层面，以海洋功能区划和海岛保护规划的方法内容为骨架，开展海洋国土空间分区。根据《海域使用管理法》和《海岛保护法》，海洋功能区划和海岛保护规划是海洋空间用途管制和实施行政许可的法定依据。自然资源部明确，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立后，各地不再新编和报批海洋功能区划和海岛保护规划，相关规划成果统一按照“多规合一”要求纳入同级国土空间规划。海洋功能区划和海岛保护规划的主要内容与评价方法仍有其科学性，应在海洋国土空间详细分区中予以保留和继承，作为空间分区的基本依据。在沿海省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确定海洋生态空间、海洋利用空间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在沿海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细分渔业、港口航运、矿产与能源、旅游休闲娱乐、工业、特殊利用和保留区，并可根据具体开发利用需求编制海域海岛详细规划。三、充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对陆海统筹的引领作用第一，统筹空间管理。严控沿海土地供给和海域资源供给“双闸门”，尽快处理好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在编制各级国土空间规划过程中加强原海洋功能区划与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等成果内容的整合衔接，形成完整“一张图”。第二，统筹资源供给。海水淡化是解决沿海缺水城市新增水源的重要出路，要将海水淡化纳入国家和地区的水资源配置体系，在国土空间规划中把海水淡化作为弥补水缺口、保障水平衡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统筹好常规用水、淡化海水与跨流域调水的供给配置。战略性统筹沿海能源供给，尽快转变对陆域地矿资源和近海油气资源“吃干榨净”的做法，坚持海洋油气资源“储近用远”，严格控制海上风电规模，加强潮汐、波浪、温差等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第三，统筹生态保护。将“蓝色海湾”“南红北柳”“生态岛礁”等生态修复恢复工程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与沿海城市改造、沿海防护林建设等重大工程协调一致，逐步形成完整的沿海生态屏障。第四，统筹人居建设。针对海洋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不足、行业协调不够、亲海空间大量私属化和工业化等影响公众安全及群众反映强烈问题，重点开展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划定海岸带灾害重点防御区，实施海岸建筑退缩线制度，就生态海堤提出建设布局要求，就海岸景观提出城市设计要求。第五，统筹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针对港口、近岸养殖、风电、化工、核电等建设项目产能过剩、遍地开花、缺少约束导致海岸带过度开发、无序开发、分散开发等问题，以国土空间规划为抓手推动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海洋产业园区统筹管理和政策协调，促进海洋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布局调整。*节选自《坚持陆海统筹人海和谐共生——谈构建海洋和海岸带空间规划新格局》。作者何广顺，系国家海洋局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主任、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海洋经济与资源环境研究室主任。2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背景下海洋空间规划的改革方向【论点撷萃】海洋空间规划必须被置于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中去认知,

韬海论丛为方便读者快速了解海洋发展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和最新研究成果，中心全新推出“韬海论丛”栏目。以期通过专题形式探讨热点问题，多角度反映专家观点，为关心海洋研究的学者提供最新资讯。本期专题：冰上丝绸之路建设2020年第06期论题速览01“冰上丝绸之路”对北极区域合作机制未来发展的影响夏立平，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等02“冰上丝绸之路”推动北极国际合作机制重塑的路径选择谢晓光，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等03“冰上丝绸之路”对中俄合作内涵的拓展白佳玉，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等04冰上丝绸之路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实现路径刘国斌，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教授1“冰上丝绸之路”对北极区域合作机制未来发展的影响【论点撷萃】“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强调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共商共建共享,这要求创建相关的法律责任模式的北极区域合作机制。与"冰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北极区域合作机制将降低交易成本、产生规模效益。中国应积极参加北极区域合作机制的工作,有效利用北极区域合作机制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服务。——夏立平等▼上下滑动查看更多内容根据国际机制理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对北极区域合作机制的未来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罗伯特·基欧汉以相互依赖的理性行为体需要的逻辑解释了国际机制的产生。基欧汉提出:“国际机制不仅与自身利益是一致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对有效地追求自身利益来说是必要的。它们促进非集中的国际政治体系的平稳运转,并因此对各个国家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政治经济中,国际机制可能对那些希望解决共同问题和追求互补的目标,而又不愿意将自己从属于一个等级控制体系的各国政府来说,变得越来越有用。”国际机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创建法律责任模式、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更为完备的信息等三个方面。“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对北极区域合作机制未来发展的积极影响包括:第一，将形成新的与“冰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创建法律责任模式的北极区域合作机制。基欧汉认为:“促进国际机制形成的激励因素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讲,取决于共享或者共同利益的存在。”“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强调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共商共建共享,这要求创建相关的法律责任模式的北极区域合作机制。国际机制的作用在于塑造行为者关于他者行为的预期,国际机制可以提供规范国家行为的基本标准,并且把不同领域的行为标准联系起来,从而有助于国家对其潜在合作伙伴以往常的行为方式去推断该国未来最有可能的行为方式。国际机制确立了行为体权利的界定原则和行使的范围,提供了争议解决的决策程序。因此在合作之前,行为体可以预见潜在合作者的行为,即使合作中出现争议,行为体在选择合作之前即可依据国际机制预见到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和方式。北极理事会下属的北极海洋合作特遣组将在2019年向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提出为加强北极海洋合作而建立国际机制的建议。北极海洋合作将是“冰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应该不仅包括北极国家,也应该包括非北极国家,它还应该是有法律责任模式的北极区域合作机制。因此,中国应该积极促进构建加强北极海洋合作的国际机制,并推动这一国际机制在“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发挥有效作用。北极理事会下属的改进北极互联互通特遣组将于2019年向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提交如何在北极地区建立所需基础设施的研究报告,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将对此进行讨论,并可能通过相关决议或制定相关法律。北极地区建立新的基础设施也将是“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中国能够参与北极地区所需基础设施的建设,将有助于“冰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的推进。第二，将形成新的与“冰上丝绸之路”相关的能够提供更为完备信息的北极区域合作机制。国际机制的作用之一是为行为体提供较为完备的信息。首先,国际机制一般会要求行为体提供关于自身某一领域的真实情况,而且根据国际组织规则,成员国须提供一些客观的数据,这些信息将为成员国所共同分享。国际机制提供的这些行为规范有利于各国判断潜在合作伙伴的政治质量。北极区域合作机制成员国过去主要以北冰洋沿海国为主。随着“冰上丝绸之路”的推进和域外国家(包括中国)在北极发挥更大的作用,新的北极区域合作机制将不得不包括域外国家。未来将形成某些为北冰洋沿岸国和重要利益攸关方提供更为完备信息的与“冰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北极区域合作机制。例如,北冰洋的海冰日益减少,未来有望被用作渔场。在此背景下,2010年6月,北冰洋沿海国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挪威、丹麦等在挪威奥斯陆举行了首次关于制定北冰洋渔业协定的谈判。至2017年,北冰洋沿海国召开了四次高官会议。北冰洋沿海国还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召开了四次科学家会议。自2015年12月起,北冰洋沿海五国与中国、日本、韩国、冰岛、欧盟进行了六次十方会谈。2017年11月,第六次十方会谈在美国华盛顿达成了《防止北冰洋中部无管制公海捕鱼协定》,2018年下半年将举行该协定的签署仪式。根据会议达成的意见,该协定初步有效期限为16年,从生效日开始计算,之后如果没有任何一个缔约方反对,可以延长5年。《防止北冰洋中部无管制公海捕鱼协定》属于预防性措施,因为目前北冰洋公海大多数海域还是终年被海冰覆盖,没有商业捕捞活动。该协定是为了防止未来非法捕捞活动的发生,保护北冰洋脆弱的海洋生态环境,也为了让人类有更多的时间了解和研究北冰洋的生态系统。根据《防止北冰洋中部无管制公海捕鱼协定》,北冰洋中部公海(面积达280万平方公里)将在未来16年内禁止商业捕捞活动;同时,鼓励各方开展联合北极渔业科学研究与监测,允许进行探捕渔业活动,但要受到严格限制。该协定认为,通过科学研究与监测以及探捕渔业,可以收集关于北冰洋公海鱼类资源的科学数据,为未来商业性渔业活动管理提供科学基础。中国应研制大型冰级科研捕鱼船,在适当的时机派遣此类船只到北冰洋中部公海进行探捕渔业活动,并可与其他国家合作收集关于北冰洋公海鱼类资源的科学数据,为将来在该海区进行商业捕鱼做好充分准备。在北冰洋中部公海进行探捕渔业活动和未来的商业渔业活动将成为“冰上丝绸之路”的内容之一。《防止北冰洋中部无管制公海捕鱼协定》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能够提供更为完备的信息和限制渔业捕捞活动的北极区域合作机制。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开启了北极地区多边合作机制的一种新模式,即A5+5机制(北冰洋五国与中、日、韩、冰岛、欧盟),由北冰洋沿岸国和重要利益攸关方一同协商北极地区治理的问题,这不同于北极理事会机制,也不同于北冰洋五国机制。未来这种模式或将可以进一步推广到其他北极问题的治理,如北极航道、北极地区环境等的治理。第三，将使与“冰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北极区域合作机制降低交易成本、产生规模效益。国际机制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在一定的国际机制下,各国谈判拟定协议的成本更加低廉。国际机制提供了各国拟定协议的原则,有国际组织依托的国际机制还能为拟定协议的国家提供论坛和决策程序。如果出现新的谈判领域,国际机制已包含的那些原则和规则可以应用到新的领域。如果中国与北极经济理事会能够建立某种合作框架,将有助于减少与北极地区各行为体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国际机制还有利于产生规模效益。一旦一个机制建立起来,处理每一个追加议题的边际成本将比没有机制更低。正是因为这样,各国之间的谈判将变得更为方便和容易,而且各国能预计潜在合作伙伴的目标是在此国际机制范围之内的,从而在此基础上可以预测潜在合作伙伴的未来行动,这自然会降低边际成本。*节选自《北极区域合作机制与“冰上丝绸之路”》，有删减。作者夏立平，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谢茜，系上海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2“冰上丝绸之路”推动北极国际合作机制重塑的路径选择【论点撷萃】“冰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对于北极地区来说是一个走向世界的机遇,参与各方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为基础,以“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为合作平台,逐步实现北极地区国际合作机制的重塑。——谢晓光等▼上下滑动查看更多内容北极国际合作机制的重塑如何通过“冰上丝绸之路”这个平台实现顺利推进,是北极各国及北极利益攸关国家应该考虑的问题。基于“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发展方向,就推进北极国际合作机制的重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一个平台”,即以共建“冰上丝绸之路”为合作平台。“冰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对于北极地区来说是一个走向世界的机遇,参与各方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为基础,以“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为合作平台,逐步实现北极地区国际合作机制的重塑。中国作为“近北极国家”,在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和北极合作机制的塑造中,中国是倡导者和参与方,不是主导方。北极地区当下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加强航道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以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低敏感度领域着手,逐步加强北极域内外国家的合作。中国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本着“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基本原则,为促进北极地区带来合作机遇,各方应依照国际法,减少北极资源开发的竞争,实现北极非军事化,各国共同努力保护环境,防范新的非传统安全和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使北极成为一个和平安全的合作区。国际合作具有极强示范效应,要在合作机制的塑造中循序渐进,扩大交流以达成更多的共识,以促进更大范围的合作。北极地区合作应更重视国际机制的执行和能力建设,使所有的参与者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履行义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对外关系,也是国际机制建设的贡献者和倡导者,因此,在中国为参与方的“冰上丝绸之路”必将为平等开放的北极国际合作机制的塑造起到积极的作用。第二,“两个着力点”,即政府间外交和民间外交两个着力点。北极地区的交往中政府间外交与民间外交相结合,共同推进北极地区国际合作。民间外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在新中国外交实践中发挥独特优势。当今国际社会,国家是主要国际行为体,政府间合作是国际合作的主流,但是非国家行为体能够在进程中影响国际机构的议题选择、议程制定和政策制定。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也使得民间交流愈加频繁,除了代表中央政府的机构或人员仍然作为主要的外交主体以外,一些非官方的机构和人员也在从事外交活动。民间外交随着国际社会发展的需求变得愈加重要,并成为推进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北极地区社会机构多元化,原住民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地方政府在北极事务中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为北极民间外交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北欧各国之间民间互动广泛,北极旅游近年来也快速升温,企业合作也得到一定的发展,通过民间交流与互动促进国家间相互了解,推动北极国际合作。中国也应该将民间外交扩展的北极交往中去,使得北极各国人民认同中国参与北极合作理念和合作方式。中国在北极地区缺乏共同利益诉求和立场的合作伙伴以及稳定的合作模式,这样也使得中国在北极事务区域合作舞台上显得形单影只,并进一步限制了中国在北极地区发挥影响力。因此,中国在北极开发合作中需要发展自己的合作伙伴,政府需要与北极地区各国家发展良好的外交关系,同时外交也是促进国家合作的必要途径。民间外交可以加深北极地区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以民促官”的方式对中国参与北极国际合作的推进将发挥独特作用。第三，“三个层次”,即国家双边和多边合作、区域内组织合作以及全球合作的三层合作模式协调发展。中国与北极国家的双边合作正在良好的进行中,中俄、中冰、中丹等双边合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要在已取得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双边关系。双边合作和多变合作中,各国积极协调矛盾、相互尊重对方权利、积极开展合作、实现共赢和北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不同的北极区域组织加强协调标准及其执法与监督措施,减少可能存在的冲突。极治理体现出多边主义和法治的准则,考察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中国经验,可以作为一个成功开展多边合作与和平解决冲突的范例。北极地区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将是适用于整个北冰洋人类活动的多功能安排,北极地区的未来方向是全球合作,中国提出的发展与合作理念对于北极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参考意义。国家和政府间组织的实践对于塑造北极国际合作机制的未来影响深远,北极地区当下的发展现状使得合作成为北极必然的选择。北极各国与北极域外国家以“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为平台,实现互相尊重,以发展合作为先。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为主,区域内合作框架协同发展,逐步发展北极全球合作。整合北极现有的合作机制,以“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为基础来打造北极地区多边合作的国际平台,并促使在“冰上丝绸之路”框架下塑造新的北极国际合作机制,架构多层北极国际合作机制,在整合现有的合作机制进行改造和创新。北极地区未来的发展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让北极地区也成为世界经济和全球合作的重要区域。第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目标。北极地区本来就是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各个组成部分同呼吸共命运。北极地区无论是资源开发和航道通行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是科学考察与环境治理对北极带来的保护作用,都是关乎人类命运的重要议题。同时北极地区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人类共同关注事项”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北极地区始终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发展地区。北极地区对全球的经济、政治、环境、文化等发展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影响下,各国对北极责任和共同利益的更容易认可,由于北极地缘政治的跨国性和跨区域性,对北极地区的多层次治理提出了政策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施路径从地理区域看,中国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都提出了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如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随着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开展,“北极命运共同体”的建立将成为北极发展国际合作的发展方向。中国提出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北极国际合作机制的重塑高度一致。北极地区在中国与各国的努力下,必将成为未来全球的经济增长极和和平繁荣之地。*节选自《“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北极国际合作机制的重塑》，原刊于《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2期。作者谢晓光，系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程新波、李沛珅，系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生。3“冰上丝绸之路”对中俄合作内涵的拓展

韬海论丛为方便读者快速了解海洋发展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和最新研究成果，中心全新推出“韬海论丛”栏目。以期通过专题形式探讨热点问题，多角度反映专家观点，为关心海洋研究的学者提供最新资讯。本期专题：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2020年第05期论题速览01着力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王宏，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国家海洋局局长。02把握海洋强国建设的重点

韬海论丛为方便读者快速了解海洋发展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和最新研究成果，中心全新推出“韬海论丛”栏目。以期通过专题形式探讨热点问题，多角度反映专家观点，为关心海洋研究的学者提供最新资讯。本期专题：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2020年第04期论题速览01现代化海洋牧场发展策略与建议杨红生，中国科学院海洋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理事；章守宇，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等。

韬海论丛为方便读者快速了解海洋发展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和最新研究成果，中心全新推出“韬海论丛”栏目。以期通过专题形式探讨热点问题，多角度反映专家观点，为关心海洋研究的学者提供最新资讯。本期专题：全球海洋治理2020年第03期论题速览01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的基本模式杨泽伟，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二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02新时期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路径与主要政策傅梦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陈旸，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03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需关注的重点关系崔野，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博士；王琪，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04全球海洋生态环境多层级治理体系的未来走向全永波，浙江海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1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的基本模式【论点撷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中应当秉持“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可以通过倡议发起成立“世界海洋组织”，进一步增强中国在有关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国际条约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议题设置、约文起草和缔约谈判能力等方式，以推动当代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增强中国在未来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中的话语权。——杨泽伟▼上下滑动查看更多内容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的制度设计——宏观战略与微观措施并举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的制度设计，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宏观方面，倡议发起成立“世界海洋组织”；二是微观方面，采取一些具体步骤以推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变革。（一）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的宏观路径——倡议发起成立“世界海洋组织”鉴于目前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缺乏专门的国际组织主导并呈现碎片化特征，中国政府可以在借鉴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经验的基础上，主动倡导成立“世界海洋组织”，以推行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新规范。第一，中国发起成立“世界海洋组织”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首先，发起成立“世界海洋组织”，是化解目前全球海洋治理机制碎片化的需要。要实现“海洋善治”的目标，就必须有相关的全球海洋治理的国际组织作为支柱。其次，发起成立“世界海洋组织”，是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由单向适应向适应与主动塑造两者并行转变的开始，也是中国将自身理念包括中国思想、中国话语和中国声音注入到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中，从而实现对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刚性约束历史超越的有益尝试。最后，2015年12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正式成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全球迎来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也加强了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主要改革者的地位。第二，“世界海洋组织”的宗旨目标与组织结构。建设“和谐海洋”，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开发与利用，是“世界海洋组织”的基本宗旨目标。“世界海洋组织”组织结构可以参照国际组织典型的“三级结构”，设立以下三大机构：大会、理事会和秘书处。第三，“世界海洋组织”的表决程序及法律地位。“世界海洋组织”的表决程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采用多数表决制，另一类是采用协商一致的议事规则。可以根据其各机构的不同特点、不同事项的重要程度，分别采用不同的表决方式。关于“世界海洋组织”的法律地位，我们可以基于“世界海洋组织”上述的宗旨目标、组织结构和活动程序等，把他定性为一种新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二）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的具体方式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的微观路径，可以包括：第一，进一步增强中国在有关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国际条约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议题设置、约文起草和缔约谈判等方面的能力。首先，就议题设置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要改变多年来中国参与国际条约制定过程中所采取的“事后博弈”的方式，即由发达国家提出国际条约草案、主导游戏规则，中国仅扮演一个参赛选手的角色。相反，在未来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的过程中，中国不但要参与规则的制定，而且要做到“事前博弈”，积极推出自己的议题，并把中国所有的利益诉求都纳入到议题中；还要想法设法将中国提出的制定某些海洋问题的条约规则的单方面诉求，转化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为中国关注的条约规则制定议题“起事造势”，使其能够进入相关的议程平台进行讨论。其次，就约文起草来说，一个完善的条约约文草案或条款建议，更容易获得谈判方的多数同意进而推动国际条约规则的产生。因此，中国在约文起草中要占领道义制高点和具备国际思维，注意各方关切，真正做到“别人关心、于我有利”，从而实现国家现实利益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平衡。最后，从缔约谈判方面来看，要寻找不同的利益共同体、注意团结其他国家。众所周知，在当今全球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国家集团，他们复杂的内部关系已经完全超越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谓“南北鸿沟”或“两个世界”的简单二分法。其中，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同集团间的利益诉求也有很大差别。因此，在未来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的过程中，中国应从维护和争取国家海洋权益的角度出发，寻找不同的利益共同体；并且应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已经分化的事实，在加强与发展中大国协调的同时，适当支持与中国有共同利益的发达国家，在应对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问题时共同进退。第二，进一步提升中国实践引导有关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国际习惯规则形成的能力。中国可以从国际习惯形成的一般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两个方面，进一步提升中国以国家实践引导有关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国际习惯规则形成的能力。为此，应充分发挥中国司法对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国际习惯规则形成的积极影响。司法判例能够起到作为习惯法原则和规则存在的证据的作用。第三，充分利用国际组织制定有关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国际规则的平台作用。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政府间国际组织这一平台有效参与有关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国际规则的制定。另一方面，要重视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在有关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中的作用。总之，无论是倡议发起成立“世界海洋组织”的宏观路径，还是推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的具体步骤，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进一步增强中国在未来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中的话语权。二、推动当代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健全国内涉海立法相结合(一)当代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完善当代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是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核心的，而《公约》又处于“海洋宪章”地位。这种情况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另起炉灶、以全新的和革命的方式解决海洋问题，而是需要在现有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内进行革新和完善。况且，当代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确立的规则和制度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影响和重塑着各主权国家的海洋意识和海洋行为。因此，具体而言当代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完善，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实现：第一，国际层面的完善步骤。首先，建立健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审议机制。其次，订立专门性质的补充协定。最后，引导相关国际机构完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第二，区域层面的完善措施。(二)健全国内涉海法律制度一方面，因应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需要，对一些涉海法律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例如，中国对航行自由应持更加开放、包容的立场，由消极抵制向积极有为转变。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国内涉海法律法规。首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增加“海洋”为自然资源组成部分并加以保护的内容，以确立“海洋”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同时，尽快出台《海洋基本法》，制定《海洋科技法》《海洋安全法》和《中国海警局组织法》等法律法规。其次，通过配套立法或司法解释的方式，制定《领海无害通过管理办法》《专属经济区航行与飞越自由规则》以及《专属经济区海洋科学研究实施细则》等。再次，密切跟踪“采矿法典”和“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生物多样性国际协定”的立法进程，以进一步完善2016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等。最后，鉴于海洋争端法律化的趋势日益凸显，应进一步提高中国利用法律方法解决海洋争端的能力。*节选自《新时代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变革：理念与路径》，作者杨泽伟，系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二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2新时期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路径与主要政策【论点撷萃】全球海洋治理是国际社会应对海洋问题的整体方案与积极努力，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海洋强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

韬海论丛为方便读者快速了解海洋发展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和最新研究成果，中心全新推出“韬海论丛”栏目。以期通过专题形式探讨热点问题，多角度反映专家观点，为关心海洋研究的学者提供最新资讯。本期专题：疫情下的“一带一路”建设2020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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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健“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基础之上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的国家发展战略,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古代“丝绸之路”历史经验的有效借鉴,对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的科学把握。作为我国的一项重大国际倡议,它既拓展了我国的国际发展空间又强化了我国的国家领土安全。与此同时,它也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要“坚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海洋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文化的维度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个重要的内容就要有效地推进我国海洋文化的有效传播。山东是海洋大省,在我国海洋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和海洋强省的背景下,山东要以“一带一路”为契机积极探索海洋文化传播的路径。01丰富具有山东特色的海洋文化传播的内容体系文化的传播归根到底是文化内容的传播。从传播内容的角度而言,山东海洋文化的传播包含两方面:一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既充分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又体现山东所独有的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二是山东人民在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和海洋强省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经略海洋的新时代的海洋精神和文化。“中国的自觉和自信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因此,丰富具有山东特色的海洋文化传播的内容体系,一方面,就是要丰富能够体系山东半岛特色的传统的海洋文化。作为海洋大省,山东半岛拥有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300多个近海岛屿,山东海洋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山东半岛的先民们被称为“东夷人”,对他们来说渔猎是先于农业的主要生活手段,这就使山东半岛成为东夷文化的中心发祥地,当时东夷文化一度传到日本和朝鲜;齐国的海洋文明是春秋战国时期山东海洋文化的主要代表,“齐在海中”体现了山东海洋文化在当时中国海洋文明中的核心地位;汉唐时期,半岛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其成为当时我国海上贸易的中心和核心地带;宋元时期和明清时代山东成为南北的海上通衢和北方海上贸易中心,海上贸易的发展推动了山东半岛海洋文化的发展,这些既是丰富海洋文化内容体系的重要依据也是重要内容。另一方面,要丰富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山东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和海洋强省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时代特征的新时代的海洋文化内容体系。主要包括在开发海洋资源方面所形成的海洋科技文化内容体系、在推动海洋经济发展方面所形成的海洋经济文化内容体系、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所形成的海洋生态文化内容体系、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方面所形成的海洋安全文化内容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为山东海洋文化的传播提供前提和基础。02形成具有国际吸引力的山东海洋文化传播的话语表达体系海洋文化的话语表达体系是在充分了解海洋文化的概念与内涵、全面把握海洋文化的特征与功能的基础上,旨在准确体现我国海洋文化的内容体系与知识体系的外在话语表达方式。当前,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海洋文化的发展,我国海洋文化的海外传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海洋文化对外传播能力和效果更是有了显著的提升。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海洋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由于传播理念的相对滞后,导致海洋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重“宣传”轻“传播”的现象;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间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的差异,导致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海洋文化的传播产生非议,误认为是中国在推行“文化霸权”。这些问题的出现,从本质上讲,就是因为在海洋文化传播过程中没有形成具有国际吸引力和说服力的话语表达体系。据此,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构建起山东海洋文化传播的有效路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形成具有国际吸引力的海洋文化传播的话语表达体系。为此,一方面,要寻找和发展共性文化,探索海洋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共性的话语表达方式。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在海洋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山东不但要深入挖掘能够充分体现其自身特点的海洋文化内容,还要全面分析和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共性,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符合各个国家利益要求和人民价值观念的最大公约数,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能够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普遍认同的海洋文化的话语表达方式。一方面,要秉承公平正义与和平发展传播理念,形成旨在实现共同发展的海洋文化话语表达体系。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方面面都体现出了作为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的信息素,这在一定程度上会让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感到压力和困扰。因此,在山东海洋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要让这些国家和地区消除疑虑和困扰,变单向传播的自说自话为双向沟通的交流对话,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争取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信任,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国际吸引力的山东海洋文化的话语表达体系和话语传播风格,进而推动山东海洋文化的传播。03创新多元协同的山东海洋文化的传播方式与渠道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文化的传播过程就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传播的过程,这一传播过程是有规律可循的。在影响文化传播效果的各个环节中,传播介体也就是文化传播的方式和渠道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英语中,传播“包含着通讯、通知、信息、传达、传授、交通、联络、共享等多重意思。”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和频繁,在这个过程中那些传播手段先进和传播渠道多元的国家不但更容易把自己国家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传播出去,而且相比较而言他们会把自己国家的文化传播的范围更广、距离更远。因此,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要更加有效地传播山东的海洋文化,就必须创新多元协同的海洋文化的传播方式与渠道。一方面,从传播方式上来讲,要变硬传播为软传播。具体而言,就是要在精准把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受众文化喜好的基础上,改变我国传统的粗放式的文化传播方式,实现由政府或者官方单一的传播主体为政府和民间相互配合的多元协同的传播主体,只有实现传播方式的改变才能有效的提升山东海洋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亲和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从传播渠道上来讲,要将传统与现代的传播媒介有机结合,创新山东海洋文化的传播手段和方法。首先,既要重视传统的传播方式方法的运用,又要在新的形势下对它们加以创新。具体而言,就是要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充分利用高科技和融媒体技术,构建起山东海洋文化全方位、立体化的传播体系。其次,要将海洋文化的传播融入教育、贸易和旅游之中,实现山东海洋文化传播“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一是要求山东的高等院校要把向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进行山东海洋文化教育作为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来抓,使留学生在日常的学习过程中潜移默化的了解和认同山东的海洋文化;二是各类企业在同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的时候也要适时的传递山东的海洋文化,使贸易往来成为海洋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三是大力发展海洋旅游,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山东海洋文化旅游产业,使沿线国家的人民在旅游的亲身体验中感受并认同山东的海洋文化,进而实现海洋文化的有效传播。海洋事务

作者：姜勇，党安涛，胡建廷，王继业，曲茜，罗志全，王娴，孙高祚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作出工作部署,提出殷切期望,体现了对山东工作的高度重视,在山东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山东是海洋大省,发展优势在海洋,发展潜力在海洋,是海洋强国建设大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书记对山东海洋强省建设非常关心,多次为山东海洋经济发展掌舵把航、指引方向。2018年全国“两会”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总书记强调山东要更加注重经略海洋。在山东视察时,总书记再次强调,海洋经济发展前途无量,必须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山东正处在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的关键时期,新旧动能转换全面展开,高质量发展迈出崭新步伐,海洋强省建设扎实推进,由大到强的战略转变全面破题。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高瞻远瞩,内涵丰富,立意深远,为山东作好海洋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切实以新发展理念建设海洋强省,科技创新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1山东海洋科技创新基本情况山东是海洋大省,海洋资源丰富,海洋科技创新基础好。多年来,山东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党中央战略部署,坚持新发展理念,高度重视海洋科技创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引领带动作用,明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省份的思路举措,持续深化改革、综合施策、统筹推进,海洋科技创新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为突破海洋产业关键共性技术、促进海洋经济发展和加快海洋强省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国家海洋创新指数报告2017》显示,山东区域海洋创新指数全国排名第三,科技创新引领支撑海洋经济发展作用明显。1.海洋科技创新资源高度汇集山东海洋科学研究力量位列全国首位,汇聚了15家中央驻鲁海洋科研单位,海洋领域拥有驻鲁两院院士22名,占全国海洋领域院士总数的33.8%,打造了一支上万人的海洋专家队伍;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山东省联合基金,吸引45家省内外涉海机构参与科研活动;在“十一五”至“十二五”期间,承担了海洋领域50%的国家重大、重点计划项目;主导及参与完成37项国家科学技术奖项,占全国54%,托起了我国海洋科技的“半壁江山”[2]。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国家及省级以上涉海科研机构42家,占全国涉海科研机构的32%,先后创建了国家级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和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构建了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模式和路径,基本形成了以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中科院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国家深海基地等为新发展龙头,“国字号”“中科系”“央企系”和“国海系”四大海洋科研力量集聚的发展新格局。2.海洋科技创新引领能力明显提升源头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实施“透明海洋”“蓝色药库”等海洋领域重大科技创新工程,催生出智能浮标、深海Argo、水下无人航行器为代表的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装备,提高了海洋装备国产化率,摆脱了海洋环境监测探测装备长期受制于人的局面。建设海洋智能超算与大数据中心,实现对海洋调查大数据、观测大数据、计算大数据和网络大数据的分析处理,打破了发达国家对海洋大数据的技术垄断。在海洋动力过程与气候变化、海洋生命过程与资源利用等领域,已具有世界领先的研究能力,催生了4名新院士。在过去相对落后的深海技术装备领域,“蛟龙”号、“向阳红01”、“科学”号以及“海龙”“潜龙”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深远海装备投入使用,通过科技创新成功实现从“深海进入”到“深海探测开发”时代的跨越,“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研发与应用项目团队荣获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中集来福士自主设计建造超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蓝鲸1号”,成功承担了我国南海可燃冰试采任务,推动我国深水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由中国海洋大学研究团队发起的“屯鱼戍边”工程,自主研发设计深远海养殖工船,构建深远海养殖系统,推动海水养殖从近海走向深远海,对于拓展海洋发展空间,维护海洋权益具有重要意义。3.“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创新能力持续增强科技部批复建设的国家海洋技术转移中心,是全国唯一的海洋特色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转移集聚区,国家海洋技术转移中心成立8个分中心并投入运营,成立了青岛海洋成果转化基金,主要支持在山东省技术交易市场挂牌交易的科技成果。中国海洋大学在国家海洋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海大医药学院的基础上创办的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是按现代企业制度管理、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海洋药物协同创新基地(平台)。组织模式的创新,更大地激发了科技创新创业活力,累计完成订单式委托研发项目近百项,相关技术转让到美国,获得9

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积极协调省委组织部考核办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指标纳入省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2.不断研究制定相关规划制度立足于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具体落实。

青岛西海岸、烟台东部、潍坊滨海、威海南海等4个海洋经济新区和青岛中德生态园、日照国际海洋城、潍坊滨海产业园等3个产业园以全省2.2%的陆域面积,

作者：张峰目前随着海洋强国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等的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理论体系不仅具有必要性、可行性，而且具有紧迫性。近年来，国内就海权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现有研究多以美国马汉的海权论为出发点，从国际政治特别是海军战略角度进行研究。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就有丰富的海权思想，他们生活在西方国家为争夺海外市场而展开一系列海战的时代，为研究资本主义，他们写作了大量涉及海军、海战、海外市场争夺、海上霸权兴衰沉浮的文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权思想，对于丰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历史背景海运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一些西欧国家在海外开辟殖民地，通过掠夺殖民地进行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形成了潜在的世界市场。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潜在世界市场变成了真正的世界市场。国际贸易打破了农业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传播。西方强国为了争夺世界市场展开了一系列海战，包括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打破了西班牙独霸大西洋的局势；17世纪英国、荷兰为了争夺海上贸易主导权进行了多次海战；19世纪的特拉法尔加海战则进一步巩固了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归根结底，竞争的斗争还是通过战争（特别是海战）来进行和解决的。”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资本主义产生、发展乃至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资本主义发生的一切都是与海洋紧密相关，海战、航运、海洋、海军在世界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工业革命、世界市场形成、海洋强国兴衰更替的历史时期，只有透彻研究以上问题，才能对资本主义进行透彻分析。为此，他们写作了大量的军事专题文章和战争评论来分析这些历史现象。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以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召开为重要标志，英国成为当时的“世界工厂”，它需要拓展越来越大的市场以销售其生产的越来越多的产品，于是它利用舰炮打开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大门。而目前，世界各国在商品经济逐渐发展、世界市场逐步形成的力量结构等方面，与那个时代具有发展特征的相似性。谁若想把商品推销到全球，没有强大的掌控海洋的能力恐怕难以实现。主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海权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海洋、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由于航运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地理大发现，西方国家在海外建立了广阔的殖民地，通过掠夺殖民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准备了资金基础。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形成工场手工业的最必要的条件之一，就是由于美洲的发现和美洲贵金属的输入而促成的资本积累。”二是大工业、海运、世界市场。在《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工业革命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由于资本赚钱的逻辑，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大工业需要广阔的市场，而新航线开辟形成的世界市场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准备了广阔的市场。工业生产和世界市场相互推动，促进了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而海运则起到了联结大工业与世界市场的枢纽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他们的工业比任何其他工业更依赖于世界市场，从而也更依赖于航海业。”三是海洋、海军、海洋强国。在《海军》《西班牙无敌舰队》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描述了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海洋作为运输通道的作用越来越大，各国为海权而展开了一系列争夺。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系列战争评论中论述了海战、海军在大国争霸中的作用，海战的本质是争夺世界市场的斗争。四是航运、世界市场与经济全球化。在《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海运沟通了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把海运与世界市场、经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五是影响一国海权实力的因素。《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资本论》《海军》《反杜林论》等著作论述了影响一国海上力量大小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大工业水平、政府政策、地理位置、国民性格、航运、海军实力等。在马克思恩格斯海权思想资源中吸取理论营养马克思恩格斯有丰富的海洋强国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理论体系对于建设海洋强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海洋强国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危机从海上来，坚船利炮打破了晚清政府的天朝上国梦。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最伟大的梦想。而在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全面融入世界的今天，进出口贸易中90%的大宗商品是通过海运进行的。同时海洋中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和能源，海洋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经济强国必定是海洋强国。只有建设强大的海洋，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海洋强国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海洋强国不仅需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而且需要发展海洋政治、海洋文化、海洋生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海洋政治争端越来越多，海洋政治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海洋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挖掘中国传统海洋文化，发展海洋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另外，随着人类涉海活动的增多，海洋生态问题日益显现，应对这些问题，对深化海洋政治研究、构建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理论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有关海洋、大工业、航运、世界市场、海军的论述，不仅可以构建马克思主义海权理论体系，还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畴，进而能对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提供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从现实来看，我们进一步在理论上深化对建设强大的海军、发展海洋经济、发展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等的思想认识，推动海洋强国建设，这不仅需要并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权四要素：“分工、航运、世界市场、海军”及资本逻辑的理论路径为出发点，揭示海洋强国建设的内在逻辑，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和分析大国兴衰伴随着大工业兴衰、海权兴衰、航运兴衰、国际航运中心转移的经济规律和历史规律，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专家视点︱金永明：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历程及发展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思想解析（篇一）专家视点︱邹克渊：建设海洋强国的主要问题及解决路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思想解析（篇二）专家视点︱朱锋：我国海洋强国战略进程中的美国因素:以南海为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思想解析（篇三）专家视点

作者：付玉，王芳海洋政策为海洋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新中国成立至今70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海洋政策的重心随着国内外形势和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在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一时期，我国的海洋观念和政策主要体现在重视海防。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科技等迅猛发展，海洋事业也步入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进入21世纪，海洋开发利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海洋政策的重要任务。70年来，中国在加强海洋事业顶层设计方面取得了很多重要成就和进展。确立海洋强国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陆海统筹，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建设海洋强国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海洋事业发展的重视。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海洋事业发展的总政策和总目标，实施这一重大部署，对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构筑海洋政策规划体系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基本形成了以海洋政策、战略、规划和法规等为主体的多层次、多维度海洋政策规划体系。20世纪90年代，为促进海洋产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制定发布了《九十年代中国海洋政策和工作纲要》（1991年）和《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1996年）等多项政策性文件。1998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以7种文字向全世界发布了“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白皮书，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在海洋事业发展中遵循的基本政策和原则，成为指导一个时期中国海洋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进入21世纪，人类开发利用海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保护海洋环境及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成为海洋管理的重要任务。我国先后颁布了《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岛保护法》，批准了《全国海洋功能区划》《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等，为依法治海、可持续发展海洋经济提供了基本保证。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倡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机组成部分，自2013年提出以来，我国与沿线国家以海洋为载体和纽带的市场、技术、信息、文化等合作日益紧密，促进海上互联互通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蓝色经济发展，推动海洋文化交融，共同增进海洋福祉。为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我国相继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等政策文件，为推进与沿线各国的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科学研究、海洋防灾减灾和构建和平安全的海上环境奠定了重要基础。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201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之际，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提出，为全球海洋治理指明了路径和方向。海洋命运共同体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共同的海洋安全、共同的海洋福祉、共建海洋生态文明和共促海上互联互通等。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人类社会在海洋事务方面全球休戚与共、紧密联系，核心是共同应对全球性海洋挑战；倡导积极为全球海洋治理作贡献，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坚持推进陆海统筹陆海统筹是我国开展海洋强国建设的一项重要政策，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将陆地和海洋进行整体部署，促进陆海在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等方面全方位协同发展。党的十九大作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部署以来，陆海统筹在体制机制建设、产业、资源、环境和区域协同发展等领域取得重要进展。自然资源部被赋予“两统一”职责，代表国家履行包括海洋资源在内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生态环境部履行全国陆地和海洋环境保护职责。2019年发布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国家将建立包括海岸带在内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制度和体系的建立，对于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加强海域和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具有重要意义。陆海统筹政策紧密衔接区域发展战略，将北、东、南三大海洋经济区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有机结合。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从20世纪70年代开展渤海环境污染调查起，海洋环境保护一直是海洋工作的重要领域，海洋环境监测、海洋油气勘探开发环境保护、海洋倾废管理、海洋保护区建设等业务体系逐步建立完善。近年来，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建设生态文明的总体部署，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逐步建立入海污染总量控制制度，完善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推进海洋保护区建设，不断完善海洋环境污染突发事件应急反应机制。与此同时，加强海域使用管理和海岛保护管理，不断完善海洋功能区划、海域使用审批、海域使用金征管制度，制定海岸线保护利用规划，建立海域动态监管系统，严格控制围填海，实施海域、海岸带、海岛修复工程，开展海岛普查，严肃查处破坏海洋资源和环境的违法行为，保障海洋可持续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海洋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海洋事务具有综合性，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等多个方面，涉及从全球海洋治理到国内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权益维护等多个领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加强顶层设计，确立海洋发展目标70年来，我国经历了从认识海洋到经略海洋的历史征程，战略目标愈加明确，发展道路愈加清晰。20世纪70年代确立的“查清中国海，进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的海洋事业发展目标早已实现。在几十年一系列摸清海洋家底行动的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成为海洋强国事业发展的首要任务。加强顶层设计、确立海洋发展目标是促进我国海洋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经验。我国以建设海洋强国为核心，海洋政策战略规划体系不断完善，形成了以海洋发展战略、全国中长期发展规划、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和主要海洋领域专项规划为主体内容的海洋政策战略规划体系，并不断调整完善。协调开发保护，建设海洋生态文明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开发总布局，从顶层设计、制度保障到保护修复等各个方面不断探索并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并举，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2015年～2020年）、全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2017年～2020年）等政策规划，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划定路线图，制定时间表。党的十八大以来，海洋生态红线、湾长制、排污总量控制、海洋生态补偿、严格管控围填海等制度逐步建立并不断系统化、科学化。“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确立，必将进一步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开展国际合作，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全球海洋具有连通性，海洋事务具有国际性。中国的海洋事业以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海洋国际合作，充分体现和诠释了全球格局、国际视野和大国担当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70年来，中国在国际海洋事务中坚持和平利用海洋、合作处理海洋国际事务的政策，认真履行国际海洋法规定的义务，积极参与联合国海洋事务，积极参与并推动国际海洋科技、生物资源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双多边合作，有效维护了我国在全球的海洋利益，提升了我国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贡献和影响力。新理念引领海洋事业在新起点上阔步前行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建设海洋强国的国家战略已经启动，面对新形势、新机遇、新任务，我国的海洋事业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总体思路在新的历史征程中，我国的海洋政策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为目标，以保障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需求、保障自然资源供应安全、保障海洋生态安全、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坚持陆海统筹，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方针，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政策目标新时代的海洋政策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的大战略，确立多元化的政策目标，推动海洋强国建设，逐步实现中国从濒海大国向新时代海洋强国的转变。应实行蓝色开发的海洋政策，树立全球海洋观念，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动海洋开发尽快从近海走向深海大洋，合理利用分享人类共同财富；实行绿色保护的海洋政策，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实施流域环境和近岸海域综合治理，遏制沿海区域海洋生态环境恶化势头，保证海洋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实行统筹协调的海洋政策，坚持陆海统筹规划，部署海洋经济、海洋科技与教育、海洋生态环境、海洋公益服务和海防建设，实现陆地与海洋统筹协调发展；实行合作共赢的海洋政策，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加强国际海洋事务合作，与国际社会共同分担保护海洋资源和环境的责任和义务，促进海洋的和平利用和世界和谐发展。指导原则结合中国国情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中国发展海洋事业应坚持陆海统筹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科技创新引领原则、和平利用与合作共赢原则。坚持陆海统筹原则。统筹陆地与海洋的战略地位，统筹陆地与海洋协调发展，统筹陆地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统筹陆地与海洋的整体保护，正确处理沿海陆域和海域空间开发关系，形成陆域和海域融合的新优势。坚持海洋可持续发展原则。坚持以可持续发展原则指导各项海洋事业，建设繁荣海洋、健康海洋、安全海洋、和谐海洋。坚持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海洋资源统筹管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科技教育和海洋社会公共事业。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原则。进一步集聚海洋科技创新要素，有效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壮大海洋科技人才队伍，完善海洋科技创新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使海洋科技成为支撑和引领海洋事业快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和平利用与合作共赢原则。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坚持海洋和平利用、合作开发与保护，实现互利互惠。坚持合作共赢原则，努力寻求与他国的利益汇合点。与国际社会共同分担保护海洋、防止海洋资源破坏和环境退化的责任和义务，共同促进世界海洋的可持续利用。国家海洋政策今后一个时期调整与完善方向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新时代。建设生态文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对海洋事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推进海洋强国建设，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多项重大方针政策，组建自然资源部统一海洋资源管理。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工作稳步推进，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同时仍面临着国内外的诸多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在今后一个时期，需着力围绕加快海洋强国建设、实现强国富民战略目标、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来不断调整和完善国家海洋政策。经略海洋实现依海强国富民中国特色的海洋强国建设以实现利用海洋强国富民为主要任务，围绕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的总体部署，按照“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从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发展海洋科学技术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等方面部署任务。提高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能力，奠定海洋强国建设的物质基础。将海洋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着力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努力推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为国家能源资源安全、食物安全和水资源安全作出更大贡献。建立国家海岸带管理协调机制，统筹海岸带地区发展事项，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建设人海和谐的美丽家园。着力推动海洋开发方式向循环利用型转变，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坚持陆海统筹，控制陆源污染物入海，构建以海洋保护区为主体的海洋自然保护地体系。以创新为动力加快海洋科技发展，推动海洋科技向创新引领型转变。国际海权竞争的核心是以科技为支撑、创新为动力的硬实力之争。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提升我国海洋开发能力，努力突破制约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海洋生态保护的科技瓶颈，推进海洋高质量发展。完善海洋产业政策，优化海洋产业布局。制定海水综合利用与海水淡化产业发展政策，制定海上风电离岸深水发展政策，制定海洋能发展路线图，制定滨海核电、钢铁、化工产业集聚布局的强力措施。提升海上综合实力，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统一，维护海洋权益和提升综合国力相匹配。坚持军民融合发展，提高海洋综合实力，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准备。务实合作，谋求互利共赢建设新型海洋强国是宏观战略运筹，与中国和平发展、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主张高度一致。中国建设海洋强国不仅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应对全球性海洋问题和挑战。继续推动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加强海上通道互联互通建设，构筑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机制和互助互利的伙伴关系，拉紧相互利益纽带，增进我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睦邻友好互信，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维护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地位。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建设，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中国高度依赖海洋的开放型经济形态，决定了全球海洋秩序的构建和运用关乎国家重大利益。特别是在极地和深海等战略新疆域要积极作为、把握主动，既体现国际事务中的大国担当，又提高国际海洋事务参与度和话语权，有效维护和拓展国家海洋权益。要深刻认识全球治理的发展态势，积极参与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海洋秩序，倡导在多边框架下解决全球性海洋问题，尊重彼此海洋权益。海洋政策既要反映时代需求又要适度超越时代的发展阶段，体现全局性、适应性和前瞻性。我国的海洋政策在指导海洋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仍需在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海洋科技创新驱动等领域不断探索完善，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专家视点︱金永明：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历程及发展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思想解析（篇一）专家视点︱邹克渊：建设海洋强国的主要问题及解决路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思想解析（篇二）专家视点︱朱锋：我国海洋强国战略进程中的美国因素:以南海为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思想解析（篇三）专家视点

作者：高华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中华民族海洋强国的建设须有海洋文化建设做坚实的基础，而构建海洋文化自信是我国海洋文化建设的前提，是海洋文化实现创新、走向世界的必要条件。因此，要加强海洋强国建设，就必须先明确海洋文化自信的构建问题。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的问题，其中在2016年5月17日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释得尤为明确：“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成为了我们建设海洋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1悠久的海洋文化历史是构建中国海洋文化自信的基础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认为，中国的文化没有受到海洋文化的影响和延续，而纵观中国5000年的历史，我们就会知道，这样的理解是偏狭的。悠久的海洋文化是中华文明历史记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原文明和海洋文明是中华古老文明的两大基石，她们共同成就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在中国古代，我们的先祖在进行祭祀活动的时候，都是将河流（陆地）和海洋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一起祭拜，像《礼记·学记》中提到的“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江而后海”。《山海经》是我们现存最早的描写海洋文明的文化典籍，它包括《山经》5卷，《海经》却是13卷，其中很多篇幅描述了祖先对大海的向往和探知，反映了海洋文化在古老的华夏文明中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古代中国时期的东夷、百越等部族世世代代依海为生，并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形成了与中原大陆文化媲美争艳的态势，它们在世界海洋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也毫不显逊色。百越部族在后世的迁徙和漂移中，跨越东海、黄海、南海，直到南太平洋各岛诸领域，成为人类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规模最为壮观和庞大的海上迁徙。后来，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东夷、百越等各个沿海部族也很快被华夏民族的汉文化体系所吸纳，与之相伴随的，其海洋文化也被后世的汉民族文化所继承、吸收、发扬；历史上的沿海各部族及其后裔，也和中原地区的汉民族一起，在不断地融合交流的过程中，创造和开辟了伟大的海上丝绸之路，并铸造了雄伟不屈的中国海洋文化精神。因此，中国的海洋国家特性在历史上是从来都没有断裂过的，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也一直焕发着勃勃的生机。古老的中国人民以海洋为依托，不断地扩展海上贸易，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促进了华夏民族和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融和互信。发达的航运能力促生了大量的沿海港口城市，对外交流的步伐也同时带动了内陆地区的文化繁荣，并为之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使华夏文明时刻保持着蓬勃的生机。繁荣的海上贸易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也促成了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海洋文化传统，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海洋文化自信构建的前提和基础。2海洋文化自信构建的策略今年的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青岛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盛典的时候，对应邀出席的多国海军的外方代表团团长表示：“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接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因此，“海洋的和平安宁关乎世界各国安危和利益，需要共同维护，倍加珍惜”。我们能够清晰地认识到，习总书记的号召，是建立在我们强大的海洋文化自信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我们的海洋强国建设，我们才有能力和底气对世界海洋文化发展提出建议和主张。这样的自信和力量，是当前我国对两千多年海洋大国的回归，也是中国海洋文化精神在21世纪的复兴。（一）构建海洋文化自信，须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石世界上总有一些人愿意坚持历史的偏见，他们认为真正的海洋文化是在西方世界。这样的观点不仅误导了中华文化的自我定位，更容易阻碍中国海洋强国伟大战略的实现。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其中包括丰富的海洋文化遗产，这是我们建设海洋强国、构建海洋文化自信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汇聚中华民族各种力量的精神纽带。直到今天，我们古老的海洋文化依然在焕发着生机。我们的现代海洋生活和生产中，一直保存着古老的习俗传统和文化，我们沿海渔民的祭海活动，我们的妈祖文化信仰，还有关于海神和海洋龙王的古老传说，一直还在民间代代相传，人海和谐、天人合一的理念已经渗透在华夏民族的血液中。这些具有着高度象征性的文化符号，不仅仅出现在海洋文明史的记载和典籍中，更是华夏民众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中华历史传统中博大精深的海洋文化是海洋文化开拓创新的伟大遗产，也是我们构建海洋强国和海洋文化自信的坚定基石。（二）构建海洋文化自信，须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宗旨构建我国海洋文化自信，是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基本宗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思想的结晶，有着非常丰富的价值内涵，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力发扬，又是应当代中国的价值诉求的深刻反映，因此必将成为我们建设海洋强国、构建海洋文化自信的思想指引。正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体现的，我们要把海洋强国的建设、海洋文化的振兴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个人的福祉结合在一起，用构建海洋文化自信作为契机，联系和团结普通民众，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达成共识，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亲和力，使普通民众以海洋强国的建设和海洋文化自信的构建为荣。自古至今，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海洋梦的实现，都同时伴生着涉海先民强烈的家国情怀，在他们的身上体现着鲜明的民族精神和伟大的民族品格。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驱除外侮、保家卫国的历史上，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情怀贯穿始终。因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石和宗旨构建海洋文化自信，既是对中华文明中爱国主义精神的有效继承，也是当代中国走向世界、阐释中国话语和中国力量、向世界呈现一个全新的、强大的、充满活力的新中国的必由之路。（三）构建海洋文化自信，须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体目标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提到：“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3多年以来，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的海洋对外政策始终秉承着维护世界和平和推进各国自由发展的理念，推动各国在睦邻友好、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基础上交流和合作。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全世界人民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诉求和命运归宿，那就是和平和发展。因此我们有能力、也有情怀面向世界，构建全世界人民的命运共同体。现在，我们不仅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写进宪法和党的章程之中，我们还将写入联合国的决议当中，因为这符合全人类的价值诉求。我们将利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契机，创造契合“和平和发展”的海洋文化理念，这是我们构建海洋文化自信的动力源泉。21世纪是一个海洋文化引领潮流的世纪，中国自五年前提出“一带一路”伟大的倡议以来，推进世界各国之间海洋经济的开发、海洋贸易的交流、海洋环境的保护和海洋文化的发展，就成为了我们的重大历史使命。中国海洋文化作为“一带一路”伟大倡议中的文化载体，为沿线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互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我们有足够的海洋文化自信，在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的海洋强国梦一定能够实现，我们也一定能够看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实现。专家视点

的宋朝在以指南针为代表的航海技术、以中医药剂为代表的海洋药学、以赵汝适《诸蕃志》为代表的海洋地理文学、以“妈祖”为代表的海洋宗教文化信仰等方面的对外交流与国际传播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市舶之利,

作者：李思屈随着世界范围内海洋治理水平的整体提升，海洋文化产业发展与海洋资源综合开发、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科技进步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的形势下，加强中国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整体规划，布局和打造中国海洋文化产业创新经济带，对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和文化强国战略的进一步推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以文化自信推进中国海洋文化产业海洋文化产业是当代海洋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是海洋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是国家文化建设和海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海洋文化传播、促进海洋经济与科技文化融合发展、服务海洋外交、提高国民海洋意识、捍卫海洋权益、推进海洋建设、发展海洋文明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人类文化精神的创新、扩散方式，以及社会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因一个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同时又为社会的维系和发展提供重要动力。在人类经历了农耕文明、工业文明，正在步入智能时代的今天，现代海洋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新的创造方式和文化消费的新方式，其地位和作用将会越来越突出。目前美、日、英等海洋强国海洋文化产业发展已经相当成熟，海洋文化产品的生产和输出，极大地推进了西方国家海洋战略和海洋文化传播，形成了世界文化流通中的西方海洋文化话语体系，强化了全球海洋发展和国际政治阐释权，海洋文化产业发展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海洋战略和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发展看，西方海洋战略思想历经了早期偏重于海权争夺的军事阶段，到重视国家整体实力建设的综合战略阶段，再到把文化软实力建设作为国家海洋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战略3个阶段。1890年，美国学者马汉在《海权论》中首次把海权与国家战略、民族兴衰联系在一起，提出了海洋战略系统理论。1911年，英国学者科贝特出版《海洋战略的基干原则》一书，构建起国家、海洋、海军三级战略体系，各级战略相互支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要素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诞生，确立了“群岛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350海里“大陆架延伸”等新概念，“海权”的外延进一步扩大，“战略”一词进一步从军事概念演化为综合性概念，海洋战略成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社会、军事等领域的综合体系。20世纪末，美国学者约瑟夫·拉皮德提出“文化回归”概念，以约瑟夫·奈、塞缪尔·亨廷顿、温特以及平野健一郎为代表的学者进一步丰富了海洋战略的文化内涵。中国不仅有漫长的海岸线、辽阔的海洋面积和极其丰富的海洋自然资源，还有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海洋文化特色资源和独立于世的海洋文化精神财富。发展中国海洋文化产业，我们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在中国海洋科技水平和海洋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高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海洋文化资源，发掘中国海洋文化精神内涵，打造中国海洋文化产业创新经济带，走经济、文化融合发展之路，通过“科技+”“文化+”“互联网+”的方式创新海洋经济形态，对于增强中国的文化自信、推动海洋经济升级发展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发挥出巨大作用。创新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理念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为打造中国海洋文化产业创新经济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只有创新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理念，才能抓住这一机遇，推动中国海洋文化产业更快更好发展。创新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理念，首先要有海洋综合发展的整体战略新理念。对中国海洋文化产业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独特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更适当的定位，对中国海洋文化建设和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有整体战略规划。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尤其对民心相通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我们不仅应当看到“一带一路”为文化、创意、旅游等产业带来的巨大机遇，更应当注重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海洋文化产业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巨大作用。创新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理念，还要树立海洋文化产业新形态的理念，对当今世界科技、文化融合和文化产业新形态的发展大势和规律有更透彻的认识。科技革命进程的加快，不同产业门类之间的融合，是当代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背景。人工智能、增强现实等技术已经展现了文化产业中的广泛应用前景，“智慧海洋”工程的实施将通过现代化的手段推进全球海洋贸易和海洋文化交流，通过海洋信息纽带把各国文化市场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建设中的跨国“互联网+海洋”平台，以“智慧海洋”工程所掌握的沿岸各国海量信息为基础，以大数据和云计算能力为支撑，将为未来海洋文化产业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一个创意、创新、创业的新平台，为各国海洋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促进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新型海洋文化产业，打造海洋文化产业创新经济带，中国已经具备了良好的现实基础。随着沿海各省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文化建设的推进，中国海洋文化产业创新经济带的轮廓已经初步呈现。比如，浙江的海洋强省建设，以推进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为重点，统筹推进海洋资源开发、海洋产业发展、海洋科技创新、海洋文化培育，海洋旅游发展，加强岸线资源保护和海洋综合管理，发挥“一带一路”建设大环境下浙江的战略交汇、天下浙商、第一大港、货畅四海、电子商务、平台集成、体制先发和文化底蕴等八大优势，打造海洋建设的人文科教交流枢纽，以文化科技推动海洋经济升级，从而把人文科教交流枢纽建设与国际港航物流枢纽建设、贸易枢纽建设、产能合作枢纽建设和新金融服务枢纽并列为浙江强省建设“五大枢纽”建设工程。可以看出，海洋文化建设和海洋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浙江海洋强省战略的鲜明特色。浙江海洋强省战略的推进，与广东、山东、辽宁等省海洋建设一道，为打造中国海洋文化产业创新经济带奠定坚实的基础。让海洋文化成为引领创新发展的动力我们也应该看到，现阶段中国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整体水平仍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间。目前沿海各省对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重视程度有了极大提高，但顶层设计、整体规划和科技指导等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对传统海洋文化产业强调较多，而对未来新型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新趋势的研究不够。海洋文化旅游发展迅速，而促进科技文化融合和产业跨界发展的创新举措不够。对海洋节庆、海洋民风民俗开发初见成效，而重大海洋文化项目培育不够。传统文化保护利用受到重视，而深挖内涵、发挥文化精神引领作用的努力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各地海洋文化产业的低水平发展、浅表性开发和重复性建设。产业特色不突出，产业门类过度集中，经营模式趋同，产品的主题、风格同质化等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要解决好这些问题，除了在指导思想上要有新的理念，还要在具体办法上引入创新元素，探索创新模式，以海洋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为突破，让海洋文化成为创新发展的动力，使海洋文化产业创新经济带成为创新发展的高地。在人类文化体系中，海洋文化是自由、开放的创新精神元素。日新月异的海洋科技成果，为当代海洋文化的创造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有力的手段。做好“文化+”“科技+”和“互联网+”，让文化与科技的结合更好地引领人类发展方向，是构建中国海洋文化产业特色体系，打造中国海洋文化产业创新经济带的必由之路。国际海洋元素的时尚化、高端化、内涵化的创新风潮已经在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大量掘金，呈现出海洋元素创新性应用的新趋势。2012年，香奈儿旗下设计师卡尔·拉格菲尔德专门建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纯白色珊瑚礁，作为春夏季服装展的举办地。歌星佛洛伦丝·韦尔奇站在贝壳里一展歌喉，身上串串流苏点缀的连衣裙酷似海草叶，整个造型酷似波提切利画作中清新可人的“维纳斯”形象，揭开了海洋文化与高档时尚产业融合发展的创新篇章。与此同时，亚历山大·麦奎则进一步演绎了这种海洋时尚风格，设计师萨拉·伯顿的创作灵感就包括了“海床、海贝、海葵以及海浪”，设计的服装除了运用珍珠母与牡蛎色薄纺绸外，还使用“藤壶状提花织物”以及“小颗珍珠点缀的藤壶花边”，把高档、时尚的海洋文化元素运用推向一个新高度。海洋文化产业发达国家已把海洋文化资源开发推进到深挖文化内涵、探索求知领域、全面渗透日常生活的IP开发新阶段。神话传说中的阿特兰蒂斯海下世界，《海底总动员》中色彩斑斓的奇幻海洋，还有泰坦尼克号沉没100周年纪念日卡梅伦导演乘坐潜水器进行深海探险，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的科幻故事，都围绕着海洋元素深挖IP价值。国际时装界在思考从童话小说《美人鱼》到巴拉德的现代小说《被淹没的世界》对整个时装界的影响，《被淹没的世界》设想的场景就是未来世界遭受洪灾，其用水来喻指整个人类的无意识，其海洋文化精神探索的深度与海洋文化产业商业开发的广度，得到了高度的统一。中国的海洋文化产业创新经济带要真正成为中国海洋经济和文化创新发展的动力，需要我们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同时，花大力气深挖内涵，做实产业，创新业态，逐步推进滨海、近海和远海文化产业发展。首先，要做好滨海文化产业的发展，强化“海洋文化+”和陆海互动。其次要开发近海文化产业，以海岛科技文化创新建设为突破，深化文化产业融合，创新海洋文化产业形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远海文化产业开发，充分利用“智慧海洋”提供的技术条件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创造的文化市场，做大做强海洋文化产业。成功打造中国海洋文化产业创新经济带，我们就能抓住历史提供的宝贵机遇，充分发挥中国的经济基础和海洋文化资源优势，合理利用海洋空间，以文化的力量促进海洋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矛盾的解决，促进海洋经济的转型升级，使中国海洋开放开发水平和海洋文化建设水平跃上新台阶。专家视点

邹克渊：国际海洋法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涵——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治理体系（笔谈）篇一专家视点

结案10宗。但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依然严峻。《2017年江苏省海洋质量公报》显示:江苏省管辖海域水质主要超标物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61条主要入海河流95.6%的监测结果劣于地表水第III类水质标准,

做足做优海洋工程与高端船舶制造业、高端航运服务业、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业、海水淡化及综合利用业、海洋新能源产业、海洋环保与新材料产业等海洋新兴产业。力争今后一个时期全省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左右

海洋事务︱省委、省政府印发《山东海洋强省建设行动方案》海洋事务︱一张图读懂山东海洋强省建设海洋科技︱新闻联播聚焦山东海洋建设：面向大海

创造出辉煌的文明成果。古代中国东亚秩序建构的核心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对周边民族和国家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和同化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主要依靠华夏礼仪的吸引力,

作者：密晨曦2019年，值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引起国际社会共鸣。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洋领域的延展，是新时代中国结合海洋形势发展的实际需求，为全球海洋治理和海洋法治建设贡献的中国智慧。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4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青岛集体会见应邀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时的讲话中，明确提到“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习主席指出，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大家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增进互信，加强海上对话交流，深化海军务实合作，走互利共赢的海上安全之路，携手应对各类海上共同威胁和挑战，合力维护海洋和平安宁。”海洋是各国人民维持食物、生计的后备基地，是开展运输、文化、娱乐和旅游等活动的重要场所。作为地球之肺和最大的氧气制造者，海洋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海洋帮助调节全球气候，是水的最终来源，是重要的二氧化碳吸收汇。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及其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当前全球海洋问题频发，海洋面临诸多潜在风险，海洋治理面临严峻挑战。保护与保全海洋环境、养护与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以及保障海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事关人类的共同未来，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各国同舟共济、合作共赢，共同推动实现海洋善治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指导原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脉相承。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同样需要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同时，“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符合海洋的开放性、流动性，整体性和互通性的独特属性，反映了中国对海洋认识的进一步提升。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更是为推进国际海洋秩序朝着更为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海洋法治的历史进程国际海洋法的产生和发展是国际海洋法治的重要内容。国际海洋法是关于各种海域的法律地位和调整国与国之间在海洋活动中发生的种种关系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是当代国际法的组成部分。鉴于国际海洋法调整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其他分支调整的国际关系有所不同，所以国际海洋法具有一些特殊的概念、原则和制度。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国家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以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原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精髓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纵观国际海洋法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利益考量和发展需求对海洋法原则、规则和制度不断选择和适用的过程。古罗马时代，海洋被视为“共有之物”。随着罗马势力的扩张，统治者试图对海洋进行管辖。中世纪以后，封建君主对海洋提出了领有权或主权主张，产生了“领水”的概念。1609年，荷兰法学家雨果·格老秀斯发表《海洋自由论》，提出海洋自由原则。虽然海洋自由原则打破了海洋为各国君主割据的局面，但由于符合航海贸易的利益需求，符合资本主义时期的发展方向，逐渐获得普遍支持。公海制度逐渐形成的同时，沿岸国对沿岸一带海域享有的权利也得以普遍承认和不断发展。直至20世纪中叶，世界海洋基本上处于“领海以外即公海”的格局。二战结束后，一方面由于战后经济的恢复刺激了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人类控制和利用更广阔的海洋空间提供了条件，国际社会迎来了传统海洋法律制度的变革。1945年9月2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大陆架公告》，虽然突破了当时的国际法，但由于符合当时扩大控制海洋资源的实际需求，不仅鲜有他国反对，反而有许多国家效仿。同时，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也有改变曾有利于海洋大国的旧的法律制度、建立新的海洋法律秩序的要求。继大陆架概念之后，发展中的拉丁美洲国家提出了200海里海洋主张，得到了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支持，催生了“专属经济区”的概念。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建立国际海底区域制度，也是不同利益需求相互作用和妥协的结果。进入20世纪60年代，经济的需求、科技的进步促使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进行锰结核的勘探和试采活动，同时深海底用于军事目的的危险增加，引发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关注。1967年8月，马耳他代表团出席第22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了“关于保留现行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专用于和平目的及其资源用于人类福利的宣言和条约”

作者：姚莹中国方案: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理念即人们的内心信念，包括世界观、原则化的信念和因果信念。虽然近代国际法主要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产物，理念层面主要反映了西方的世界观和信条，但是二战后的国际法建立在体现多边主义精神的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基础之上，并非专属于西方国家，因此其他文明先进的“国际法观”应当被吸收借鉴。古代中国对外交往以“天下观”为基本世界观，“礼”是国家间的主要规范，反映了儒家思想在国际治理上的扩张;而儒家思想在当代国际治理中主要体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0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当今的国际社会正发生着重大的变革与转型，挑战层出不穷、风险与日俱增。中国作为国际社会关键的一员，一直扮演着一个核心的角色，其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超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范畴。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中国带给世界的是希望还是挑战、是和平还是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向世界阐明和平发展的立场并贡献中国的国际法思想体系与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应运而生。2011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并于2013年3月由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首次向世界提出。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系统阐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正式写入《宪法》序言部分，成为我国宪法的指导原则之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个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思想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国际共同体概念的重大发展，代表着未来国际社会的追求。国际共同体强调成员之间的相互依存，而这种相互依存产生了一种全体的更高的利益，并在成员之间创建了共同的目标和责任，而且这种共同体的组织应当扩展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是区域的，也可以是全球的。另外，国家之间存在争端并不会成为构建国际共同体的障碍，相反，可以成为国际共同体构建的推动力量，因为国家之间由于争端而有了进行更为深入交流和理解的机会。传统的国际法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法，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建立在零和博弈基础之上，以国家之间的对抗性为思想内核，以控制扩张为理论目标;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之下的国际法理念则坚持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以合作共赢为出发点和目标，以融合性为思想内核，以伙伴关系理论为目标，是中国对国际法发展的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可以概括为利益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国家之间交往越频繁，安全、环境等全球问题的边界就会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与合作就会越来越多;基于主权平等原则，所有共同体成员都应对国际共同体承担责任，但是可能因为能力的差异，大国会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就当前阶段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依然是以国家为成员的共同体。但有学者指出，这一定位不能阐明共同体发展的目的和终极问题，作为对国际共同体概念的扬弃和升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问题是人类的命运。02

世界百年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交汇文章来源：《东北亚学刊》2019年第03期作者：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点击“阅读原文”查看中心网站手机版

作者：罗建波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正在经历深度的历史性调整。中国发展有了新的历史方位，中国与世界关系也正在经历显著的历史性变化。基于对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历史方位的深刻把握和准确研判，党中央明确做出重大判断，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理解世界百年大变局的深刻内涵和历史演进趋势，如何理解世界大变局与中国大发展之间的历史性交汇，更好把握世界大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历史性机遇，更好拓展自身发展空间进而全面推进实现

9月28日，由中国海洋大学、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海洋发展研究高端论坛在中国海洋大学召开，论坛主题为“百年大变局中的海洋担当”。中心各研究室联合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同期举行了五场专题论坛，主题分别为“中国海洋法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与海洋文化”“聚焦东亚海：新时代与新使命”“国家海洋治理体系创新与治理能力提升”。现将各专题论坛专家观点整理摘编，分期推送，以飨读者。2019年9月28日下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高端论坛的专题论坛——国家海洋治理体系创新与治理能力提升，在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1楼学术报告厅成功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海洋大学、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承办。专题论坛主讲嘉宾有原国家海洋局国际司李光景司长、暨南大学鞠海龙教授、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罗梁波教授、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吴晓琳教授、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弓联兵、李睿倩副教授。专题论坛由国管学院院长王琪主持，共有来自重庆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海南大学、青岛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50余名教师和研究生参加。专题论坛会议现场01鞠海龙暨南大学鞠海龙教授作了题为美中南海安全影响力博弈中的巧实力分析——以美国航行自由介入南海事务的话语权建构为例的报告。他指出人文社科国际关系的研究已经进入了技术主导的数据化时代对于南海问题的研究应跳出原有思维才能获取新的研究点。通过2009-2018年南海问题国际舆论议题数量分布统计，发现南海断续线、南海航行自由、南海仲裁案、国际法、领土主权和南海军事化等是六大最为热点的议题，其中多数议题均与中国有关；2009-2018年间关于南海议题的全球智库影响力中美国智库报道量非常高，几乎一半以上的报告来自美国智库，美国话语对舆论的影响力非常大。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美国舆论引导的逻辑推演为从军事化到航行自由，这是政府、智库、媒体等共同配合引导的结果。多年来，美国主导的南海安全舆论引导了国际影响，美国南海安全形势主张的国际认可度非常高，其“航行自由”诉求的国际影响力非常大。美国南海舆论的话语逻辑是通过主导南海安全话语舆论，聚焦塑造中国南海航行自由形象。总之，国家实力的塑造需要硬实力、软实力，也需要巧实力。02李景光李景光司长报告题目为联合国与海洋事务。首先，他介绍了联合国系统的主要涉海机构。最主要的是联合国法律事务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国际海底管理局、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国际海洋法法庭、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世界银行集团；其次，联合国的主要涉海事务。包括海洋可持续发展、设立联合国海洋特使、组织和召开与海洋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大会、确定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的行动领域、组织和实施有关项目和计划、黄海大海洋生态系统计划、沿海和流域综合管理项目等；最后，联合国海洋事务给我们的启示。将海洋事务作为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不断强化和完善海洋管理与协调机制，加强涉海法规建设，发展海洋科学技术，加强国际合作，大力提高全民海洋意识。03弓联兵弓联兵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战风险及中国规避。他认为落实“一带一路”战略，非常有必要对各个沿线国家的安全问题和政治风险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对沿线国家的族群冲突、教派冲突、恐怖主义、党派冲突、外部势力介入等风险类型的案例研究和数据分析，提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战风险评估的特征、指标和评价维度，并且评价了各个国家的内战风险等级，总结了区域分布情况，最后为我国规避沿线国家内战风险提出了路径与对策。04吴晓林吴晓林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全球视野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报告从回答何为社区？社区为何？两个问题入手，解析了中外学术界对滕尼斯在社区研究领域的不同认知，提出中国学者对社区是现实主义的理解，并且比较了中国与西方学者对社区概念的界定。接下来，吴教授讲述了海峡两岸城市社区治理的历史演进，大陆经历了两次改革，第一轮改革全国推广——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第二轮局部试验——政社合作，未来的趋势是社区治理体系化；台湾社区治理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控制性社区治理，第二阶段是辅助性社区治理。最后，进行了两岸社区治理的结构差异与生成逻辑比较，指出不同的治理结构产出不同的治理效果，治理转型遵循“非线性逻辑”，支配社区治理转型的核心是“政社关系”，要找准时空坐标，锚定未来方向，塑造科学合理社区治理结构。05罗梁波罗梁波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公共管理研究的中国范式：学科反思、本土定位和未来方向。罗教授提出学科的理论价值和实践贡献有赖于合理的研究方式来推进。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需要重新定位，探索代表未来方向的合理研究方式。未来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需要在学科格局、研究路径和叙事方式三个方面确立中国研究方式的行动框架，建构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科格局需要实践经验和理论嵌合的架构，研究路径要深度切入公共管理生产，全方位嵌合理论，并以研究要件精细学科叙事复合化的方式夯实微观基础。概而言之，公共管理研究的中国方式是基于社会工程理论和实践的复合化体系。李睿倩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海洋空间规划提升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的国外经验和启示。李老师从海洋空间规划的内涵、起源和发展入手，总结了国外海洋空间规划的经验，包括价值目标导向、利益相关者参与、跨界问题治理、面对变化的适应性等方面的国际经验，指出对在新纲领下指引下，如何从制度、体制和机制等方面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理念进行海洋空间规划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百年大变局中的海洋担当9月28日，由中国海洋大学、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海洋发展研究高端论坛在中国海洋大学召开。本次论坛主题为“百年大变局中的海洋担当”。中心主任、原国家海洋局局长王曙光，原国家海洋局局长张登义，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原国家海洋局局长孙志辉，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葛东升，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孙庆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原国家海洋局纪委书记吕子耀等出席论坛。中国海洋大学校长于志刚致欢迎词，党委常务副书记张静主持开幕式。与会领导、专家合影于志刚校长在致辞中指出，在新中国70华诞前夕，在中国海大即将迎来建校95周年之际，学校组织召开此次高端论坛，是在新时代背景下针对我国海洋事业大发展进行的名家汇聚的探索与争鸣，将为我国海洋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也将助推学校“海洋发展”学科群的建设。近年来，中国海洋大学“蓝色智库”建设初见成效，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机遇期，展现了海大的智慧与力量。他肯定了中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及对学校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相关学科专业建设、青年人才的成长等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代表学校对中心各位专家、顾问们对学校事业的指导和支持表示感谢。于志刚校长致辞王曙光主任在讲话中总结到，中心成立13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得益于顺应国家发展大势、相关管理部门的支持、中国海大的重视和研究人员的广泛参与。他讲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伴生着百年未有之机遇，站在新时代的关口，如何选择，怎样行动，关乎国运，关乎未来。大变局与海洋密切相关，“百年大变局中的海洋担当”的主题正是应时代发展变革的新要求，共同探讨新时期的海洋重大问题，为海洋强国建设贡献新的智慧。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是根据国家海洋事业发展的需要而成立的，中心研究人员的初心是建设海洋强国，使命是围绕建设海洋强国谋划献策。中心自成立以来，不忘初心、积极作为，广泛开展研究工作，已累计启动500多项涉及国内外海洋问题的研究项目，有上千人参加了中心的研究工作，为科研人员搭建了学术研究和交流平台。还形成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有的成果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批示，进入国家决策，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王曙光主任讲话张静常务副书记主持开幕式主旨报告孙志辉局长作题为《海上丝路合作新的切入点——海洋空间规划》的主旨报告。介绍了我国以海洋功能区划为基础的海洋空间规划实践，海洋功能区划即根据海域的区位条件、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开发保护现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将海域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区，用以合理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2012年国务院批准的《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提出了中国未来10年海洋功能区划管控目标及开发保护布局，现已批准了沿海11个省级海洋功能区划，共划分了1931个功能区。当前我国正开展“多规合一”、在海岸带地区编制海岸带保护利用专项规划、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题的自然保护地、在全球范围内发出海洋空间规划倡议等工作。目前世界上大概有70个国家开展了海洋空间规划的相关工作，欧盟国家走在了发展前列。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作为推动全球海洋治理和发展蓝色伙伴关系的公共平台，举办了丝绸之路沿线和岛屿国家海洋空间规划论坛，成立了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海洋空间规划研究院，在柬埔寨、孟加拉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已经启动了海洋空间规划编制合作项目。未来将继续推动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合作编制海洋空间规划，建立合作交流协商机制，带动与丝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分享中国海洋功能区划的经验，促进有关国家和地区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实现海洋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蒋兴伟作题为《我国海洋系列卫星发展与应用》的主旨报告，介绍了我国系列海洋卫星的发展脉络及后续发展计划。海洋卫星从九十年代开始被纳入到国家航天体系，已经从实验应用、业务应用，发展到系列化、商业化的程度。目前，我国自主研发了七颗海洋卫星（HY-1A、HY-1B、HY-1C、HY-2A、HY-2B、CFOSAT、GF-3），至2025年还将有14颗海洋卫星上天，形成具有全球海洋观测能力的海洋水色水温、海洋动力环境和海洋监视监测三个系列的组网在天上运行。从海洋系列卫星发展脉络来看，海洋一号卫星在国际上第一次实现可见光、红外等十个谱段的光学上天探测；海洋一号B卫星，实际在轨运行8年多，打破第一轨遥感卫星长寿命在轨运行记录；海洋一号C卫星，是第一颗海洋在轨业务卫星，首次增加了紫外成像仪；海洋二号A卫星把精密测定轨的水平提高两个数量级；海洋二号B卫星在精度、产品种类都有大幅度的提升；高分三号为雷达卫星，是我国首颗一米分辨率的全天候卫星；中法海洋卫星，搭载了波谱仪和新型散射计两个最先进的载荷，可以直接获得海上方向谱的信息和更精细的海面风场。在美国全线封锁技术和数据的条件下，我们实现了硬件和软件全线突破，形成了我国的自主知识产权，获得了全球数据。所有的海洋卫星数据都向学者免费提供，希望大家充分利用海洋卫星的数据，反馈回要改进的信息和数据，将海洋卫星的水平和能力做得更好。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为大家带来第三场主旨报告，题为《中美关系巨变背景下的中国海洋战略》，重点分析了百年未有大变局背景下中美双方的实力变化及我国的战略选择。百年大变局内涵的关键是“四个新”：新的国际格局正在形成，西方主导天下的格局正在被东西方平衡的格局所取代；新的现代化模式得到确立，中国模式打破了西方模式的唯一性、统一性；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到来，中美可能同时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打破西方垄断局面；新的全球问题正在出现，网络管理、虚拟资本泡沫、资本干预政治、人口问题等等。从中美关系来看，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已走入了衰退期，而中国在科技进步的基础实现了工业化崛起，中国在这场竞争中都是自变量。中美关系在未来十几年会进入七分竞争、三分合作的阶段，但也不会推向绝对的新冷战，原因是：国际关系里第一、第二大国是永恒矛盾；两国内政反向而行；美国已变得敏感、不自信。现在，美国对我们打出了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舆论战，以及今年的香港、新疆、台湾、南海牌等混合战术，对我国的敌意越来越大。中国走向海洋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需要、是民族复兴的需要，必然会和海洋霸主美国产生冲突。美国势必在海洋科技、海外基地、南海、“一带一路”航线上制造压力。所以，我国海洋的发展一是靠自己，二要与美国以外的国家开展国际合作。主旨报告环节由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原所长、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马德毅主持。马德毅所长主持主旨报告随后的现场互动环节，三位报告人针对现场来宾的提问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启发了大家思路。28日下午，中心各研究室联合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同期举行了五场专题论坛，主题分别为“中国海洋法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与海洋文化”“聚焦东亚海：新时代与新使命”“国家海洋治理体系创新与治理能力提升”，从不同的战略角度深入研讨我国海洋担当的实践路径。来自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香港亚太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暨南大学、海南大学、广东海洋大学、福州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作了25场精彩的主题报告，并与参会来宾进行了交流互动。左右滑动查看“专题论坛现场”图集本次论坛引发广泛关注，500余人次中国海洋大学师生到场聆听了报告，共600余人次参加了论坛，成为一场海洋人文社科研究的学术盛会。专家报告严谨而不失活泼，现场气氛热烈而活跃，大家纷纷表示获益良多。据悉，中国海洋发展研究论坛是中心重点打造的高规格、高级别学术交流平台，旨在围绕国家海洋发展领域全局性、前瞻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汇聚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展开交流研讨，为我国海洋事业发展建言献策。中国海洋发展研究高端论坛是该论坛的系列之一，举办规模更大、涉及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强，是为更多学者提供服务的高端交流平台。参会领导与报告专家合影专家视点

作者：洪源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重要战略机遇期与重大风险期两种状态并存，光明前景与严峻挑战两种趋势同在，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显著特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世界经济重心与政治博弈中心由大西洋向太平洋—印度洋转移，在由西方向东方的转变过程中也引发了一系列矛盾与摩擦，中国同时面临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挑战。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与挑战：中美关系、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在大国关系方面，尤其在中美关系方面中国面临巨大压力。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经济实力与地位迅速增强，在未来引领世界经济发展中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为维持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实施“美国优先”战略，视中国为其全球战略竞争对手，继而借口中美贸易失衡，挑起中美贸易争端，给中国未来的和平崛起之路带来了巨大挑战。美国宣称的中美贸易不平衡、中国窃取美国技术，成为其解释国内财富不均、就业机会流失海外等现象的原因。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谈判中漫天要价，用尽极限施压手段，不断提高输入美国中国商品的关税，以求在中美贸易谈判中迫使中国妥协。不仅如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又提出美国与中国的“文明冲突”说。在此背景下，如何在中美关系中坚持原则、维护国家利益，探索与美国和平共处、长期共存、合作共赢的互动模式，成为我国必须审慎面对的时代挑战。以国际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使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与国际社会一道反对恐怖主义，与我国打击宗教极端势力和国家分裂势力相辅相成。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泛滥往往对我国边疆地区社会稳定产生恶劣的影响。因此，中国不仅要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确保国内稳定的发展环境不被破坏，也要求中国应承担更多的国际安全责任，确保国家发展所依赖的稳定外部环境的维持。在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人类社会和平发展共同威胁的背景下，对这一问题的克服与解决，需要世界各国间的协力与合作。例如，十多年来，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今后，以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非传统安全等课题为中心，探索国际社会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合作模式，是中国谋求合作共赢新范式的重要着力点。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面临愈发明显的挑战。美国国务院官僚团队再次推出“文明冲突论”，意在制定与其“不同文明”的中国“作战”的战略理念。强调不同文明间的差异与对立，在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极端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文明冲突论”无疑对极端排外主义以及狭隘民族主义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19年4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主张加大对中国籍学者和学生的审查力度。对这种所谓“中国威胁”的过度反应可能有削弱中美两国科学合作，最终损害美国科学的风险，而且越来越多的审查的确对在美中国学生和学者造成了极大困扰。警惕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沉渣泛起毒害美国政治生态，进而影响到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博大精深的文化精髓，是在历史演进过程中进行文明对话、交流、融合与积淀的结果。超越文明隔阂、促进文明交流、维护文明共存，在此基础上夯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应超越“文明的冲突”成为国际社会文明交流的主流，而作为拥有丰富文明积淀与交流经验的中国应在这一进程中发挥责无旁贷的重要作用。中国来自国家内部的挑战：应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国民教育、文化建设以及民族传统文化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研判与执政能力成为我国能否“顺势应变”成功应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要因素。加强党的队伍建设是加强党执政能力的根本，是解决快速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必要条件。当前，坚持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对党内腐败行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现象依法进行严惩,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在人类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形势下，加强对党内队伍思想素质与业务素质的培养，使党的队伍始终保持先进性，使党的建设始终与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相一致。台湾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中”政策面临巨大不确定性。2016年12月2日，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接受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电话祝贺，这是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总统首次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通电话，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满，在中美关系中掀起巨大波澜,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2018年6月,美国国务院被曝出“美国在台协会”由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守卫；2019年3月，美国又相继出售给台湾66架F-16V战斗机。特朗普政府不断践踏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随心所欲和非正统外交风格在台湾问题上接连发出错误信号，可能会严重影响中美关系。大变局下，我国国民教育与文化建设均面临挑战。科技革命是实现生产力爆发式提升最重要的推动因素。2018年7月25日，中国领导人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时的讲话中指出：“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即将展开，在其催生下，大量新产业、新技术将再次带给人类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关键技术也成为各国占据制高点的重要争夺对象。在这一机遇面前，中国只有在科技开发中占据优势，掌握推动科技革命的核心领域，才有望在大变局中抵御风险、创新引领，紧贴时代发展的脉搏。科技革命中的技术竞争，离不开对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培养，因此，建立适应国家发展要求的教育体制与人才培养机制刻不容缓。大变局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同样面临挑战。中华民族立足于五千多年深厚文化底蕴的发展之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冲击下，传统文化成为我们坚定方向的重要航标。在世界文化多样性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加大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继承与传播，将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相结合，以合作共赢、和平共处等精神与传统为基础，为我国探索新的国际社会相处模式提供理念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对形势时局的判断与发展方向的把握尤为重要，我们不仅应看到“百年之变”带来的机遇，也应对这一阶段我国所面临的挑战保持清醒、明晰的判断，方能行稳致远。专家视点

“一带一路”为全球治理带来启示文章来源：节选自《在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中把握战略机遇期》，原刊于《科学社会主义》2019年03期作者：罗建波，中共中央党校

作者：张丽娟今天，世界经济正在经历着新一轮的大变革、大调整。在这个大变局当中,最值得关注的还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国际力量特别是国际经济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现在，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总量超过了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总量。全球化是当前我们所处时代的关键词，到底是什么力量推动了全球化?可以用三个“一”来概括。第一个“一”就是一股技术创新的浪潮,每一次全球化的向前推进都是与工业革命相伴;第二个“一”就是一个或者多个经济增长的引擎。在开放时代，中国自然是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一部分;第三个“一”就是一套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治理当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关于世界经济大变局、大趋势，值得关注的是世界经济的新趋势、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全球化今后面临的不确定性。在当前出现的新趋势中，最突出的是经济的数字化，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的智能化。在经济数字化趋势下，电子商务、手机商务、软件服务快速发展。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统计，50%的服务贸易和12%的货物贸易都是通过跨境电商来实现的，而且全球零售业电子商务的60%是在中国。在制造业服务化发展方面，以往是制造与服务分开，而如今，制造与服务一体化，而且服务在整体构造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更为重要的是，服务业的智能化快速发展，比如，消费者服务领域将有相当大一部分进入智能化。世界经济的结构也正在快速调整，世界经济的结构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呢?主要体现在贸易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劳动力结构以及就业结构。从贸易结构看，货物贸易的比重在下降，跨境商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也在下降，增速也在放缓。技术变革改变了传统制造业导向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先进制造业的选址更多受到智能化的影响而不是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影响。技术优势和贸易结构的变化会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从产业结构来看，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性正在降低。根据统计，现在不足20%的货物贸易成本是基于劳动力成本。从就业结构来看，技术进步也在推动就业结构的变化，2007年全球最大的五家公司集中在石油、银行和通信领域;2017年，全球最大的五家公司都是技术公司。从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来看，21世纪初，1/2以上的劳动力需求是低数字技术背景的人，对高数字技术背景的需求只有5%。如今，高技术背景的工作岗位占23%，中等技术背景需求达到48%，而低数字技术背景的需求只有30%。显然,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大变局正在发生。变局导致不确定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弱，金融体系不稳定，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需要合力构建新的动力机制，需要完善全球经济的治理体系。当前，支撑世界经济开放发展的多边贸易体系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世界贸易组织面临调整与改革的多重挑战，对于如何改革，各主要成员分歧仍然。原有的贸易规则已经远远落后于贸易实践，但全球贸易规则的重构必须考虑到世界大多数国家还不发达这个事实。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财富分配不合理问题、劳动力的就业结构性变化问题、气候变化威胁的问题等，都需要各国凝聚共识，加强合作，共同应对。除此之外，世界面临的共同议题还有很多，比如，如何解决经济增长与收入均衡的问题、如何解决智能化导致传统就业减少的问题、如何应对新科技变革对经济、社会、政治带来的挑战，等等，这些问题看似是各国国内的问题，其实都离不开世界各国的共识与合作。如今，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世界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大致相当，这也是大变局，大变局需要大战略来应对。专家视点

“一带一路”为全球治理带来启示文章来源：节选自《百年大变局、中国与国际关系学学科的起源》，原刊于《东亚研究》，2019年第1期。作者：钟飞腾，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作者：孙哲“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正确判断人类社会历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和走向，是中国破解自身发展难题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前提。现行国际体系和新兴技术革命是促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大因素。登高望远，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总是兴衰无定、祸福相依的。当前，影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大因素依然存在。一是回顾历史,西方民主实践虽然在很多国家都出现了重大危机，但总体上看，构建于西方文明基础之上的现行国际秩序和法律制度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和裂变。因此，即便是从意识形态和文明冲突角度来批评西方价值观原教旨主义，我们也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文明的“流变”或“流弊”，也是促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原生动力。二是展望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虚拟现实以及量子科技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革命性的进步，将深度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促使世界时空一体化发展成为国际变局新的“结构性要素”。当前国际社会作为一个高度政经互依的敏感网络，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在这个网络上延伸，国家之间的交流也在这个网络上拓展，因此，这个网络将对国际格局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无论是“文明冲突”还是各种文明之间的共生共存和“融合发展”，

如何深入理解“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智库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