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海权发展历史漫长，因而海权属于历史范畴，在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秦汉时期奠定的中国海权雏型对此后中国海权的发展、中国海权的特点产生了明显而又深刻的影响，即海疆的统一、中央的管辖、陆海的渗透。在郑和时代，和平与军事是贯彻“强化”海权的有力手段，以和平为主，以武力为辅。孙中山在探索中国建国方略之际，提出了“海权与中国近代化”的命题，振兴海权，保卫海疆，兴海强国，建设近代化国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我国海权维护注入了新内涵，为我国海洋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陆海关系  包容理念  海洋强国  “一带一路”

2500年前古希腊海洋学家狄未斯托克、2000多年前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都曾说过：“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西方海权意识是通过海洋控制陆地，从而控制城市、控制文明。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为了摆脱宗教束缚进行了宗教改革，并引发启蒙运动，这场伟大的思想革命导致对海洋新的探索和认识。与此相关的是从15世纪开始的大航海活动，由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航海人物前仆后继的地理大发现，崛起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海洋强国。在大航海时代冒险精神的影响下，欧洲人对海洋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17世纪时英国政治家雷莱爵士指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可以控制了世界的财富，最后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对陆海关系，黑格尔的说法很有辩证性：“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就被激起了勇气，要求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探索，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

我国的海岸线漫长，所管辖的海域广袤，海洋资源极其丰富。九州四海是中国古人对中国陆海关系的认识，最早出现在唐卢照邻《登封大酺歌》中：“九州四海常无事，万岁千秋乐未央。”经典文学作品《西游记》描述了诸如海龙王、南海观音等许多涉海的情节，《西洋记》则描写了陆上诸如骊山老母等西部涉陆的故事，虽两者都为小说，但却沿着中国地缘陆海两个方向表现中国文化中陆海兼容的特色，说明东方陆海环境所孕育的文化、信仰、思想以及海权意识。不同于西方的海洋文化和海权思想，陆海环境融合形成的包容理念，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海洋思想和海权意识。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海权”一词，出自1885年天津机器局出版的由清政府驻德国公使李凤苞节译的奥地利人写的《海战新义》一书：“凡海权最强者，能逼令弱国之兵船出战。”

海权属于历史范畴，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内涵。中国海权发展历史漫长，秦汉时期奠定的中国海权雏型，对此后中国海权的发展、中国海权的特点产生了明显而又深刻的影响，即海疆的统一、中央的管辖、陆海的渗透。唐王朝综合国力的强盛，导致了封建大一统扩大成为可能，中国海权的发展出现了汉朝以来第二个历史发展高峰，对海权的认识、海洋经济的利用有了质的发展。航海事业兴旺，船舶建造、航线开辟、港口扩建、航运管理等方面在当时达到比较完备的水平。国家综合国力运用于海洋，反映了对国家利益的认识逐渐深入，这个“深入”使古代中国海权观念在一定量变积累的基础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此时，海权成为封建大一统和安内平天下的构成。在海洋方面有了主权意识，认识到国家主权和利益在海洋区域的存在，且在当时封建社会机制下进行一定程度的运用，并逐渐注意和加强军事在海洋方面的作用，促使海洋贸易活跃，中国的海权运用力量由此得到加强。中国海权到元至明初时期走向强盛，突出地表现在封建大一统思想。在郑和时代，和平与军事是贯彻“强化”海权的有力手段，以和平为主，武力为辅，通过在海上显示威力，即《明史》所言的“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达到封建大一统的目的，这就是郑和海权的实质。陆海关系中形成的中国海权意识是内敛的，由内向外，它形成的基础是农耕文明，而不是工商文明，因此郑和海权中有一定的制海权意识。郑和舟师具备了国际性军种，是贯彻和执行国家任务的有力工具，同时，对维护东南亚、南亚、西亚的稳定起到积极作用。近代中国的海权，则是在内外危机的冲击下出现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除了清政府自身的洋务、改良和新政的发展，中国社会一股不与清政府合作的新兴力量觉醒了，主要是以留学生和知识界为代表，主张用近代西方以及日本近代化模式挽救中国，涌现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军事救国等思潮。当时迫切寻找救国之路的中国人，面对近代以来一系列的惨痛失败和瓜分豆剖的危机，开始用西方的先进思想观察和衡量中国，学会了用世界的眼光来审视和探讨中国的海权问题，发现了在西方影响巨大的海权论。孙中山在探索中国建国方略之际，提出了“海权与中国近代化”的命题。这个命题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影响来说，是根本性问题之一——振兴海权，保卫海疆，兴海强国，建设近代化国家。孙中山首次使用“海权”一词是在1906年12月2日召开的东京同盟会刊物《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故英国要注重海军，保护海权，防粮运不继”。孙中山是从进化论角度阐释海权主张的，在海权主张中强调制海权问题，提出以港口为“策源地”的中国实业发展规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迈向新时代，维护国家海权、发展海洋事业是关系到民族生存发展、关系到国家安危的重大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为我国海权维护注入了“中国声音”“东方智慧”，为我国海洋事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指明了时代责任。为此，要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完善海洋法律体系，维护海权、发展海权，要着力提升海洋国土意识、海洋经济意识、海洋环保意识、海洋权益意识和海洋合作意识，为海洋强国建设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把握乘势而上的历史机遇。

【注】文章刊登于《上海城市管理》2018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