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视点 | 百年大变局、中国与国际关系学学科的起源

作者：钟飞腾

1919 年被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当成是本学科建立的起始年份。从 1919年到 2019 年，正好是国际关系学科在西方诞生发展的百年历程，虽然一些国外的学术机构也在 2019 年前后对这门学科的百年发展历史进行了回顾，但总体而言，国外学术界也是最近才开始重视 20 世纪早期本学科创建的动力。比如，英国学派的巴里·布赞 ( Barry Buzan) 新近撰文指出，如果国际关系学科要更好地理解它所探究的领域，那么就要将 19 世纪的全球性转变置于中心位置。布赞强调的 “19 世纪的全球性转变”，并不是历史学家通常论述涵盖的 1815—1914 年这个世纪，而是采用了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 Eric Hobsbawm) 所谓的 “漫长的 19 世纪”的概念，即从 1793 年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开始算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也就是说，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国际关系学科为何能在一战之后迅速生成，并成为霸权国家的标配，其背后有更为深厚和长远的政治经济动因。在当前世界形势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刻，重新探寻学科发展的历史规律，也成为诸多社会科学研究创新的基础。

中国多数教科书在界定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历史时，往往也将 1919 年当成是本学科诞生的时间。但在回溯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时，一些高校的学者通常将 1964 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三校的国际政治系建立作为学科建立的起始点，并将改革开放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重建的开端。少数国际关系学论著则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回顾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历史。有一篇重要文献指出，“自新中国建立到 50年代中期，是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起步阶段”。 也有文献认为， “从1949 年全国解放前后至 1956 年底,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新中国相继组建了一些国际问题和中国外交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尽管它们尚处于初创阶段，但毕竟为后来的研究工作起到了一个必要的铺垫作用”。据外交学院官网介绍，1955 年，经党中央批准成立外交学院，首任院长为陈毅。2015 年，外交学院庆祝建院 60周年,学院成立时间也进一步明确为1955 年 9 月 10 日。2016 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庆祝建院 60 周年，将其历史追溯至 1956 年成立的 “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并认为是 “新中国首家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在探索新学科与新建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背后，我们则发现了1955 年万隆会议这个显著的背景，这是一次新独立的亚非国家主导的大型国际会议，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少数学者则从晚清开始论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起源。例如，北京大学袁明教授1991 年就撰文认为，林则徐是将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传入中国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晚清时期、五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1949—1978 年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

简而言之，影响西方创立国际关系学科的重大事件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影响新中国创立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和学院的则主要是万隆会议。同样都是国际大事件，然而中外的评价与认识都存在显著差异。在西方学术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长久不衰，在不同历史时期研究的重点和结论都存在代际差异。20 世纪 40 年代的学者侧重于国际体系的原因，60 年代的学者则强调对单个国家及外交政策国内根源的研究，到了 90 年代，学者们则又转向民族主义、经济一体化、权力政治的文化等因素。但到目前为止，西方学术界仍在争论为何会爆发一战。相比之下，华语世界对一战的研究却非常薄弱，对万隆会议的研究也不够突出。总的来看，很少有学者从比较的角度研究中外学术界创立国际关系学科的动力机制。

认识国际关系学科的起源对于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重要意义。即那个时代的西方人物怎么想起来要创建一种新的社会科学，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并最终将之发扬光大; 而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尽管已经处在学科巨变的前夜，但为什么却不能在中国本土建立这门学科? 本文试图通过还原被长期忽视的 20 世纪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努力，将他们与西方创立国际关系学科的同代学者进行比较，揭示学科发展的动力。按照本文的总结，推动国际问题研究学科发展的因素中，第一重要的是国内社会的发展程度，第二是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力度，第三是学术的传承，即某一种学问能否适应社会的发展，要看其培养的人才是否能得以延续。尽管这几个观点单独来看并不新鲜，但结合在一起，却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很多时候，我们都注意到第一点和第二点，但却容易忽视第三点。不少学者将第一和第二点作为一种系统加以研究，即国家的兴衰; 而将第三点作为学科发展的断代史来加以研究，比如研究汉斯·摩根索 ( Hans J. Morgenthau) 的影响。但我们发现，这些学者至少在两点上做得不够，第一，很少讨论某一学者的学术传承，比如汉斯·摩根索学问的鼎盛时期与衰落时期之间的关系，美国学界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认识到摩根索现实主义的价值，而摩根索式的现实主义又从何时被冷落; 第二，很少讨论国家兴衰与学术传承之间的关系，即学术思想创造者和应用者之间的关系。用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话说，政治人物的思想往往不自觉地受制于学术思潮。然而，多数人在大学受训练时阅读的国际关系史论著，浮在面上的俱是政治人物的言论和行动，以政治人物为线索组织历史发展脉络是很多论著的通常做法，我们通常很少看到政治方案背后的知识框架以及知识发展脉络。

当然，探究政治事件背后的知识脉络这一课题难度极大，需要阅读的文献以及处理的人物关系和思想谱系异常复杂，不是一篇文章能够完成，因而本文的探讨是非常初步的，意在抛砖引玉，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

百年大变局与国际关系学科

根据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夫 ( Jacques Le Goff) 的研究，直到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西方社会才将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并将之转化成可以教学的科目。其中，法国直至 1820 年，历史学科才归入高中会考的口试项目，1830 年历史和地理教师资格考试也才初步创建。如果以大学设立历史学科讲席教授的时间顺序划分，那么德国最早于 1568 年在弗赖堡大学( 后多作弗莱堡大学) 设立独立的历史学讲席教授，英国牛津大学则从1622 年起设立古代史讲席教授，瑞士的巴塞尔大学于 1659 年设立历史讲席，意大利的比萨大学于 1673 年设立教会史讲席，而法国直至 1775 年才在法兰西公学院设立历史与道德讲席，第一个现代史讲席则始于 1812年。总体而言，在西方社会，历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于 19 世纪。

沃勒斯坦 ( Immanuel M. Wallerstein) 等人在 《开放社会科学》报告中则提出，19 世纪后半期到 20 世纪前半期是现代社会科学创立的时间节点，包括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而且主要集中在英国、法国、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以及美国等五个地区。 对于历史学是否属于社会科学，目前仍有争议。多数人认为，社会科学包括五大基础学科: 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以美国各学会创立时间为例，美国历史学会 ( 1884 年) 、美国经济学会 ( 1885 年) 、美国心理学会 ( 1892 年) 、美国人类学会 ( 1902 年) 、美国政治学会 ( 1903年) 和美国社会学会 ( 1905 年) 等创立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从目前各学会会员人数看，从低到高依次是美国人类学学会 ( 1 万人) 、美国政治学会 ( 1. 1 万人) 、美国历史学会 ( 1. 2 万人) 、美国经济学会 ( 2万人) 、美国社会学会 ( 2. 1 万人) 和美国心理学会 ( 11. 8 万人) 。其中，美国心理学会人数的增长主要是二战后的事情，其会员人数从学会建立之初的 31 人，增长至 1916 年的 300 人，到 1940 年增加至 2100 人，1970 年则超过 3 万人。到目前为止，最晚成立的美国社会学会也有接近115 年的历史。就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而言，19 世纪开启的时代的确是伟大变革的时代。19 世纪后半叶社会科学在大学逐步制度化，其中的关键性背景是以牛顿物理学、哈维的生理学和富兰克林的新试验电学为代表的科学战胜了经院派的哲学思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开始影响到几乎所有学科的发展。

站在中国的视角，多数时候中国官方教科书将 1911 年作为 20 世纪的开端,但更富有象征意义的时间节点似乎是 1894—1895 年的甲午战争。例证之一，经由甲午战争的刺激，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近代民族主义，个人身份的界定开始从某个地域转向中华民族的一员。美国华裔学者叶维丽 ( Weili Ye) 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向民族主义的转化是 “从 19世纪最后十年的那一代开始，由 20 世纪初登上舞台的一代完成的”。又如，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五四一代与辛亥革命的一代具有很强的连续性。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万雄认为，“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的前两个十年即 1900 年到 1920 年的二十年间，是中国第一代近代型的知识分子的形成与成长期”。按照陈万雄对人物谱系和文化思想的考证， “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有内在的联系，其中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条理”。在提出这种论证思路时，陈万雄的一个方法是列举那一代的年龄。除了吴稚晖、蔡元培、杨昌济、吴虞等几位与戊戌为新一辈知识分子略同期之外，其他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则从陈独秀 ( 1879 年) 开始，经鲁迅 ( 1881 年) ，到胡适 ( 1891 年) 为止。陈万雄认为，这一代人的教育背景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传统与近代新式教育参半，新旧学问兼备，中外思想的影响集于一身”。

从东亚国际关系的转变看，1895 年是关键的一年。传统的朝贡秩序由于清政府败于日本明治政府而衰败，东亚开启了日本领先的时代。尽管清朝晚期乃至于民国时期，甚至直至 20 世纪 20 年代末，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是东亚格局却在发生巨变。不少有识之士认为，中国真正进入了李鸿章说的 “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的时刻。《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甚至将辛亥革命后，中国以共和替代帝制，称作是 “五千年以来之大变”。 不管是 “三千年” “五千年”还是 “百年”，其实都是国人从情感上感受到巨大的转变，而从知识体系上还难以完全认识清楚。而且，时人大都更多从时间序列审视变局，欠缺的是从空间角度看待这种变化。在西方社会，只是从 16 世纪开始才用“世纪”来表示 “一百年的时期”。而且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通常认为，18世纪始于 1715 年，20 世纪始于 1914 年。正如前文提到的，少数历史学家，如霍布斯鲍姆则认为 19 世纪始于 1793 年，而不是通常认为的 1815年。因此，每个国家在讲述历史性巨变时，都存在民族特色的起点和终点。

如果从空间关系看待中国面临的大变化，则主要是应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当我们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种说法时，并不是指中国独立于世界之外，而主要是指站在中国立场上考虑外部世界的变化时产生的一种感受，我们并没有与世界同步发展，更不用说以基于中国本土经验总结出来的理论体系和思想文化引领世界。尽管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的20 年属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一代人物成长和发展的黄金时代，而且新中国建国一代基本也是出生于这个年份，但早期的现代知识分子却缺乏国际视野，他们面临的更主要的挑战是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而不是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由于他们对国际的理解不够全面和深入，很多时候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来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由此导致面对国际力量的变革不断催生激荡的形势却缺少作为。

国际视野缺失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的大学缺乏培养国际问题研究人才的意识与土壤，中国的精英人物普遍缺乏应有的国际知识。尽管我们不能下断言说，留美学者回国之后没有将在欧美社会学习的国际知识用于中国社会，也至少可以做出如下判断，这些人获得的知识仍然只适用于传统 ( 古典) 外交。在欧美学习国际法、政治学的人才进入了清政府和北洋政府，虽然在外交上成就突出，但多数并没有从事国际问题相关的教学科研。例如，受李鸿章委派，马建忠 ( 1844—1900) 于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在巴黎大学学习国际法，首次将 “均势论”介绍给中国，但其后从事的专业研究却主要是语言文字。唐绍仪 ( 1862—1938) 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学习 7 年，虽然没有获得学士学位，但是仍得到清政府重用，1882 年回国后受马建忠委派至朝鲜，结识了袁世凯，开启了浓墨重彩的外交生涯。按照台湾地区学者杨凡逸的代际划分,唐绍仪属于中国第三代外交家，第一代是鸦片战争时期的耆英和桂良，第二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恭亲王和李鸿章等，而第四代则是民国时期的顾维钧、颜惠庆、施肇基、王正廷、王宠惠等。众所周知，顾维钧从美国回来之后，成了唐绍仪的女婿，虽然这种联系因为妻子早逝而弱化,但不可置疑的是唐绍仪在外交界的地位对顾维钧的帮助甚大。尽管如此，我们也发现，这些学成归国的国际事务人才,没有进入教育研究机构，更谈不上为中国培养研究型人才。而欧美社会却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迅速认识到古典外交的弊端。鉴于战争是如此具有破坏性，西方的学者开始从国际法转向建立探究和平与战争问题的国际关系学科，他们认为不能再让少数人秘密地决定公众的命运。

尽管我们可以将当时缺乏国际问题研究归结于国力的衰败，但以经济总量而言，那个时代中国仍领先于其他国家。因此，我们不得不寻求一个新的角度，即中国尽管体量大，但人均却很少。相对欧美社会的巨变，中国社会是相对停滞的。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 Angus Maddison) 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逐步整理的数据，我们得以审视20 世纪初中国的生存境遇。总体而言，无论是知识分子自身还是他们所要理解的中国社会，总体上都十分贫穷。例如，1913 年，中国的人均GDP 约为 550 美元，日本约为 1400 美元，而英国约为 4900 美元，美国甚至超过了 5300 美元。到 1929 年，中国人均 GDP 约为 560 美元，日本略超出 2000 美元，英国为 5500 美元，而美国上涨至 6900 美元。在一个农业社会，我们很难设想能够创造出属于工业社会的国际关系学科。

尽管在欧美求学时很多中国早期现代知识分子都接触到国际问题相关的知识体系，但回国之后，他们却很难构建出西方式的国际关系学知识体系。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最终发现，最符合中国国情并指导了中国革命的是马克思主义。按照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的分析，中国在巴黎和会的经历标志着中国加入西方体系的失败，很多人开始认识到俄国革命是中国进行国家建设的楷模。亲历巴黎和会的知识和外交精英，如梁启超、顾维钧等人，均认识到国际关系上的 “强权即公理”的合理性。这一说法迅速在中国知识界传播。而列宁主义，尤其是帝国主义理论为中国没能获得应有的国际地位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巴黎和会是东西方开始分野的一个重要节点，西方开始建构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学说，而东方社会正朝着社会主义的潮流大幅迈进。

初步结论

从国际关系学科角度讨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独特性。目前，多数人在讨论全球转型或者大变局时，主要是侧重于历史的变迁，比较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力量对比变化，但很少有人将国家兴衰、国际力量对比与评估这种力量对比的国际关系学科变化联系在一起。本文试图突破这种旧的思维框架，在国家兴衰与国际问题研究学科发展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按照西方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多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也接受，2019 年正好是国际关系学科诞辰的百年。而从学科史角度看，在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之前，主要的社会科学门类基本已经在西方大学里制度化。也正因为如此，国际关系的社会科学属性长期招致挑战，有人认为是跨学科和交叉学科，有人认为应主要从属于政治学。从本文的分析来看，英国国际关系学科诞生的主要标志是在大学里设立讲席教授，而美国建立这门学科要晚一些，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英国解决方案的反思与批评的基础之上，两者的标准不同，但其共同的起源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决定国家兴衰的时代，在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一观点的影响下，学科定位于政治学是恰当的。

国际关系学科与国家兴衰联系密切。英国的衰落催生了国际关系学科，但随着霸权的转移，美国的学术研究结出了丰盛的果子。对中国来说，当时的国力水平远不足以支撑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从未来趋势看，决定国家兴衰的主要因素也在发生变化，与百年前相比，战争的影响力大幅度下降，而技术革命、经济因素等的权重在加大，全球治理与国际规范的变化也在加速，因此国际关系的学科定位以及发展方向也应做出相应调整。就此而言，一个崛起的中国需要更加与时俱进的国际问题研究和新学科框架。

将中国置于国际关系以及国际关系学科百年变化中，则显著地超越了时间线索，而增强了大变局的空间感。从中国的角度来看，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中国告别了传统的学问体系，转而逐步采纳西方的学科分类和研究，第一代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开始出现。但是，这代知识分子的主要挑战是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典型事件是新文化运动。虽然，新文化运动的刺激性力量始于因巴黎和会激发的民族主义，但是最终约束的力量却主要是国内形势使然。由于缺乏足够的力量介入和影响世界，即便是那些极为优秀的学者也没有办法从中国的实践中总结中国的国际行为理论，更谈不上据此分析其他国家的对外关系。经过百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中国，从时间上看，中国的发展程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远不是百年，从空间上看，中国的海外利益也日益扩展遍布全球。

从学者的角度看，1919 年前后的中外一代学者，或多或少都有若干联系，但这种联系主要是通过西方的大学实现的，即基于学生时代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相比之下，英美建立国际关系学科的学者们，不仅有参与巴黎和会的共同政治经历，而且吸纳了当时的资本家捐赠金钱用于建立讲席教授。也就是说既有社会动员，也有政治共识，结果很快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判断一所大学、一个专业是否建设得很好，很重要的标准是能否培养出一流的学者和一流的学生，前者主要是指在每个代际中都有优秀的学者，学术传承和学术谱系有着明显的痕迹，后者主要体现在经过专业培训后学生能够在将来为社会所用。就学科建设而言，培养第一流的学者是主要目标，也是最为根本的评判标准。我们有理由预期，随着中国的实力进一步发展壮大，中国学者的学术脉络也将更加清晰，学术传承也将更具完整性。

文章来源：节选自《百年大变局、中国与国际关系学学科的起源》，原刊于《东亚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钟飞腾，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上海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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