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视点 | 百年变局与中国担当

作者：孙哲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正确判断人类社会历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和走向，是中国破解自身发展难题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前提。

现行国际体系和新兴技术革命是促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大因素。登高望远，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总是兴衰无定、祸福相依的。当前，影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大因素依然存在。一是回顾历史,西方民主实践虽然在很多国家都出现了重大危机，但总体上看，构建于西方文明基础之上的现行国际秩序和法律制度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和裂变。因此，即便是从意识形态和文明冲突角度来批评西方价值观原教旨主义，我们也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文明的“流变”或“流弊”，也是促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原生动力。二是展望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虚拟现实以及量子科技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革命性的进步，将深度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促使世界时空一体化发展成为国际变局新的“结构性要素”。当前国际社会作为一个高度政经互依的敏感网络，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在这个网络上延伸，国家之间的交流也在这个网络上拓展，因此，这个网络将对国际格局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无论是“文明冲突”还是各种文明之间的共生共存和“融合发展”， 国际变局的“大棋局”已经超越了纯粹的地理或时空概念，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观念的演进和心灵的变迁也成为国际大变局的重要内涵。除现行国际体系和新技术革命之外，促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要素还有很多，如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上升，也成为重塑国际格局的一个新的重要变量。

回顾过去百年，世界格局发生了三次大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自1815年起由拿破仑战争失败后建立起来的“维也纳体系”，开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苏两极的“雅尔塔格局”大背景下，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使得人类最终埋葬了殖民主义，“西方中心论”的破产催生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大分化和大改组。第三次世界格局的变动，使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和平”变更。苏联解体后，国际关系的主题从超级大国之间不可调和的竞争和近于零和博弈的游戏,转变成为民族国家对民主、和平和发展的关注。主权平等，观念平等，文明共存，以协商对话的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矛盾逐渐成为世界主旋律。

当今世界大变局中虽然也存在一些“不变”的主题，如人类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不变，民族国家的基础性地位不变，国内治理优先于全球治理不变，等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十分突出，全球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叠加效应在加大、风险在增多。 

世界秩序的重塑与全球治理机制的完善，需要我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敏锐捕捉和准确把握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由此，在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上，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要重新审视“权力转移”命题，并对全球化的作用特别是消极影响做更准确的评价

要重新审视“权力转移”命题。“权力转移”理论最核心的观点就是：进入21世纪，美国掌控世界的能力在持续下滑，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出现所谓“东升西降”的现象，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学术界最常引用的数据是美国GDP占全球总量的比重在持续下降，以及以2010年为标志，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巴西经济规模超过意大利。然而，从近十多年的情况来看，这个命题在很大程度上与现实发展有很大偏差。

具体来说，命题的前一部分判断不全面，指出了美国相对“和平衰落”趋势，但是没有说明美国到现在还依然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原因以及是否存在“可持续发展”的再生动力。美国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但是其经济增长表现相对而言依然强劲，技术创新能力仍远超其他国家，称霸世界、领导世界的心态没有变， 这是它作为最大发达国家对世界变化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根本性原因。

这个命题的后一部分判断大致已经失效。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除了中国、印度等少数国家经济表现尚属亮丽之外，新兴市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正在经历从群体性崛起到群体性衰落或群体性转型的痛苦过程。俄罗斯、巴西以及其他很多新兴国家经济困难重重，与传统大国之间硬实力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硬实力的增长停滞也使这些国家的软实力乏善可陈。二是发展中国家整体发展不均，没有实现共同富裕，个别贫穷国家至今无法摆脱困境，另外一些发展好的国家关系紧密，出现了潜在或无形的“富裕俱乐部”现象。发展中国家内部在诸多重大问题上看法不一、矛盾重重，以致各国政策不一，很难用一个声音发声。

对全球化的作用特别是消极影响要做更准确的评价。过去二十年来，知识界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谈的最多的就是“全球化”的概念。经济全球化涉及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重组、生产以及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但是全球化的消极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世界变“平”之后，因为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不断增大的金融市场风险，发达国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全球化”趋势，“美国优先”就是最新的例证。

二是原西方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和不合理的全球分工格局使很多发展中国家被迫让渡经济主权，或经济自主性受到严重侵蚀，产业结构变得更加单一，对发达国家依附性更强甚至形成某种难以摆脱的依赖关系。另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自我意识增强，国内改革进程加速，同样也加大了对国际关系多极化、多元化的呼吁。

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清单”上还有其它一些问题需要深入讨论。例如，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风险会加速传导到其他国家和地区。风险传导的加快使得预防经济危机的时间缩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国际金融资本市场的规模日渐扩大,逐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在国际外汇市场的交易中,大量“热钱”用于炒汇投机谋利，严重侵害了很多国家的金融主权。再如，迄今为止，全球经济治理建议很多，但是治理效果缺乏实质性进展，甚至出现区域经济合作停滞甚至倒退等现象，国家经济治理成功的亮点乏善可陈，很多国家内部和国际组织都出现了变革无方和不同程度的治理危机。从这个角度上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国内出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环境不断恶化、社会品质不断下降的状况，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空前的挑战将更加严峻。

要认识到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都是造成国际变局的重大诱因；对文化多样性与全球价值观交锋的判断要更加谨慎、避免偏激

关于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判断出现偏向于强调非传统安全威胁，事实上，两者都是造成国际变局的重大诱因。所谓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指国家面临的军事威胁及威胁国际安全的军事因素，大致包括军备竞赛、军事威慑和各种层次的战争。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没有解决的领土争端近百处，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地区和国际安全。再加上美国在对朝鲜和伊朗核安全问题上所采取的强硬措施，同样也给区域合作和世界和平带来阴影。非传统安全威胁则主要指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具备跨国特征和不确定性，动态转化性也很强，对国际格局的冲击也非常大。 

关于文化多样性与全球价值观交锋的判断需要更加谨慎、避免偏激。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前总理莱斯特·皮尔逊警告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

面对全球化浪潮，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变迁、创新与调适成为世界性的重大课题。世界上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一种社会制度。同样，世界的多样性也不应成为各国发展关系的障碍，而应成为相互交流、补充、丰富的推动力。

在强调文化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方面，我们应当注意避免两个极端观点：一是在各国、各民族的自我意识普遍增强的背景下，要避免过于强调文明的冲突及其溢出效应而忽视对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理想的追求。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信息化发展特别是网络空间对人类思想观念和政治社会生态的冲击，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在各国政府的官方宣传上与百姓的意见往往是不一致的，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都应该受到约束。

另一个极端是谈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候过多强调发展中国家对自己权利的争取而忽视其内部民主化问题。国内民主化与国际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是双向而非单向关联的，一方面，“国家的民主化不是国家间民主化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没有国际民主的进步，也就没有国内民主的巩固与发展”。 不能以发展多样性否定或者拖延国内民主化进程。说到底，民主在国内代表一个开放的政府和政府政策的透明性，代表人民的政治表达权、参与权和知情权，代表对不同阶层利益的维护。国家有权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但是保障人民的政治表达和参与权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其根本宗旨应该是以人民为中心，政府真正负责任地、有能力地为人民服务。也只有这样，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才有可能真正超越传统以民族国家和领土来界定的国际交往和“一国一票”的表象，真正实现国际政治以人民为中心的全球发展目标。

现在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全球化的美国周期从开始走向结束。这主要是说，美国20世纪初崛起于世界舞台，二战后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和维护者，但近年来，特朗普政府坚持“美国优先”，频频上演“毁约”和“退群”戏码。美国已经从全球化的鼓吹者和推动者，转变成为奉行单边主义、反对全球化、分裂世界的国家。相比之下，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模式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道路选择。中国正在以采取和平和渐进的方式，通过补充、修改和变革措施，积极完善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机制，成为当前和未来国际秩序的塑造者之一。

当前中国确实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但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风险和机遇是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我们必须更加清醒地看到中国发展的迷雾，看到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国内经济形势的严峻以及其它诸多问题，如老龄社会日趋明显、生态环境恶化情况没有完全制止、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中美关系形势日趋复杂，等等。全球化时代，有的国家实现了跃进式的发展进步，有些国家掉队落伍，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强弱的原因很多，思想、观念、政策都很重要，领导人是否具有大历史、大视野的远见卓识和制度创新能力更是最关键性的因素。最远大的探险是内心的探险。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勇于变革，特别是国内革新和创新，坚持稳中求进，冷静理智，保持战略定力，行稳致远，从更高层次、更广视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两国都要努力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同时力避冲突，积极扮演倡导全球共同价值观的智慧创新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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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节选自《百年变局与中国担当》，原刊于《人民论坛》，2019年第17期。

作者：孙哲，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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