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专家视点 | 我国海洋软实力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反思
作者：吴宾，王琪
我国海洋软实力是中华文明与国家综合实力在海洋领域的体现, 是中华民族在认识海洋、开发海洋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并彰显出来的。作为海洋软实力的构成要素, 海洋价值观、海洋意识、海洋制度在数千年的沉淀与演变中, 给中华民族打上了鲜明的海洋烙印。悠久深厚的海洋文明, 赋予了我国海洋大国的特征, 有力地推动中华文明融入世界文明体系, 为新时代建设海洋强国提供了强大的软实力资源。
海洋软实力是一国在处理国际海洋事务过程中, 通过运用吸引、同化与合作等非强制性方式实现其海洋战略目标的能力。这种能力既包括具备一定的资源优势, 又涵盖了将资源优势转化为行为结果的支撑条件与方法技巧。海洋软实力的形成以海洋价值观、海洋意识、海洋制度等软要素为前提。因此, 梳理我国海洋软实力的发展脉络, 需要从先民们认识海洋的思想、观念以及形成的制度、民间海洋信仰等角度分析, 从中华文明史的宏观视野加以考察与反思。
我国海洋软实力的发展脉络
(一) 悠久与辉煌:
我国海洋软实力的源起与发展
我国海洋软实力的缘起可追溯到远古时代。先民们在利用“鱼盐之利”与“舟楫之便”的实践中, 开始认识海洋并逐渐形成海洋软实力。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区域, 辽阔的海域、漫长的海岸线、众多的海岛以及沿海一带优越的气候与自然资源, 为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依海而生、“刳木为舟” (《易经·系辞》) 创造了条件。在旧石器时代, 居住在沿海的人们就掌握了渡海技术。在新石器时代, 沿海居民开始以采拾贝类和捕捞小鱼为生, 利用水上运载工具筏、船桨、摇橹等扩大了沿海航行的范围。河姆渡地区发明的最具海洋文化特色的石器——石锛, 被应用到太平洋沿岸。在思想观念层面, 先民们形成了敬畏海洋的思想观念。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描写海洋的经典典籍——《山海经》, 反映了先民对于海洋的好奇、探索与向往, 体现了鲜明、浓郁的海洋文化特色。夏、商、周三代时期, 人们对海洋的认识逐渐深化。“箕子去国”与“殷人东渡”成为这一时期重大的航海事件。史料表明, 夏禹创立的九州中, 扬、徐、青、冀、兖等州均属临海行政区划。“东渐于海, 西被于流沙, 朔南暨, 声教讫于四海。”可见当时疆域已扩展至海边。周成王时, 有越国献舟活动记载。海洋捕捞技术方面出现了纺轮、坠网等渔具, 形成了诸多像东夷文化那样的区域性海洋文化, 并在海域管理方面有所创制。周代设“渔人”“鳖人”“盐人”等职务, 表明周王室已开始分类管理海洋资源, 将海洋资源融入政治生活以及日常生活当中。春秋战国时期, 人们开始利用船只运粮、远航、打仗。从对船的制造到运用船, 并尝试远洋航行;从最初的岛屿延伸到其他国家, 并开始外贸交易, 意味着先民们开发利用海洋的力度逐步加大。“渔人之入海……利在水中。”“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 (《管子·禁藏》) 形成了横渡渤海、航行舟山与台湾的沿海航线以及东航朝鲜与日本的航线, 一些沿海的港口城市开始兴起, 沿海之燕、齐、吴、越国力强盛。管仲相齐时, 通过渤海与燕国进行海上贸易。例如, “设轻重鱼盐之利” (《管子·治民》) 。齐国以开放性、包容性为特征的海洋文化, 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强大吸引力, 以至于战国时期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学者争相前往的圣地, “稷下学士复盛, 且数百人”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 可谓是海洋软实力在古代中国的一次集中体现。秦汉时期为中华文明勃兴之际, 帝王巡海以及航海事业的发展刺激了海洋软实力快速增长。秦王“扫六合”后即设沿海郡县, 加强海疆管理, “秦时海疆包括十六郡。秦会稽郡、闽中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的海岸线则从江浙一带一直延伸到越南的海防”。此后又四次巡海, 航海射鱼, 移民兴边, “南登琅琊, 大乐之, 留三月。”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反映了秦始皇的海疆经营战略思想。此后, 秦二世、汉武帝也多次东巡海上。国家、帝王对海洋的重视和亲历海疆, 对于经略海洋以及海洋软实力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海洋丝绸之路的出现亦得益于此。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从东南沿海的胶州、广州出发, 沿着中南半岛, 穿过马六甲海峡, 进入印度洋沿岸和波斯湾地区, 促进了中国中原王朝与南中国海地区以及印度洋地区诸多国家如印度、扶南等国家的贸易往来。三国时期, “夷州以外, 北到辽东半岛, 南到南洋诸国, 都曾有吴的使臣和商人活动”。史载, 公元5世纪, 中国的海船常进出于波斯湾的幼发拉底河。在海上贸易的推动下, 汉文化辐射周边, “从海洋交通和海外贸易层面上出现的海外丝绸贸易及其他有关贸易即‘海上丝绸之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范围广大的‘汉文化圈’亦即中国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正是这种大规模海上交流积累的产物”, 显示了海洋软实力的第一次勃兴。唐宋时期承继了秦汉海洋取向的价值选择, 中华文明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海洋软实力持续提升。作为海洋软实力的重要依托——航海事业更为繁荣, 造船技术达到新高峰。唐代开辟了定期驶向朝鲜的“渤海道”与定期驶往南洋、印度、阿拉伯、波斯等地的“海夷道”两条航线。据记载, 唐朝时的波斯湾, 停泊的大部分都是中国的船队。在发达的制木技术影响下, 船舶的牢靠程度大大提高。宋王朝出使朝鲜的“神舟”, 载重量已在150 0吨以上, 还发明了“其行如飞”的“车船” (明轮船) 。“这些技术标志着中国在隋唐时期的航海技术的发达”。研究表明, 唐宋以来航行于东亚与西亚之间的船只, 以中国的大型木船最好, 不论哪一国的商人, 都以乘坐中国帆船为最佳选择。在海洋管理方面, 唐玄宗开元二年 (714年) 设市舶使一职:“主市舶司事, 以招徕海中蕃舶。” (《旧唐书·卢钧传》) 宋朝设管理机构市舶司, 下设市舶务, 管理从事对外贸易的海舶进出港。在科技文化交流方面, 以海洋为通道, 中日交流繁盛一时, 隋朝时, 日本自公元607年就开始派出遣隋使, 促进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南宋时期, 王朝偏安一隅, 财政拮据, 为缓解财政压力、抵抗外敌和维护统治, 将开放海洋定为国策, 财政多赖于市舶收入, “市舶之利最厚, 若措置得当, 所得动以百万计。” (《宋史·诸帝本纪》) 外向型经济扩大了宋王朝的政治影响, 增进了其他民族对汉民族高度的文化认同, 构成了海洋软实力的重要方面。由是观之, 秦汉以至唐宋, 中华文化对他国的吸引力可谓强大一时, 海洋软实力的提升高度可见一斑。“在这七八百年的时期内, 中国的海洋文化无疑是领先于世界的。”从某种意义上讲, 正是依靠强大的综合国力、先进的海洋意识, 唐宋帝国缔造了中古东亚文明圈, 并成为这一文明圈的中心区。“中国先民的航海能力, 达到了世界上最早将自己的文化实现远距离跨海交流的水平。这在事实上构成了中国文化通过海洋对其邻邦文化的强烈吸引力。”元朝尽管立国短祚, 但长期的颠簸生活、开疆拓土使得蒙古族统治者没有趋于保守, 而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海洋。立国之初, 即将发展海洋定为国策, 元世祖忽必烈曾遣使从海路到东非去采访异闻, 并多方设法不使海外贸易中断。至元十四年 (1277年) , 设市舶制度, 并制定《市舶抽分杂禁二十二条》。开放的海洋政策推动大量移民向海洋拓殖, 甚至从事海岛开发, 刺激了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福建泉州一跃成为世界级的繁荣港口。同时还吸引了大批西方人来到中国。当这些西方人士返回故土后, 大多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的物产丰富、文化的博大精深。其中, 《马可·波罗游记》第一次向欧洲系统阐述了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 激起了欧洲人对于当时中国的向往之情。元朝廷虽以“马上得天下”, 但征伐之心促成其大规模建造战船、组建水军、组织庞大舰队。然而, 强大的海上军事实力并未给忽必烈带来征伐的胜利, 其先后数次对日本、占城、安南、爪哇的海外战争均以失败告终, 一定意义上反证了海洋软实力的重要性, 这意味着单纯依靠强大的海洋硬实力而忽视以道义、和谐为内核的海洋软实力的军事扩张, 是不可能带来征服与同化的, 终归走向失败。(二) 彰显与陡降:
明清以至近代海洋软实力发展的曲折之路
明清是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转型时期。郑和七下西洋远航, 通好亚非诸国, 所到之处, 宣扬明朝国威, 晓以怀柔之意, 邀约前来“朝贡”, 彰显了以和平、友好为内核的文化软实力。“蛮夷之情, 由来叛服不常, 数年陛下怀柔之恩, 无反侧之意” (《明成祖实录卷五十》) 。郑和下西洋之后, 很多国家与明王朝建立邦交或进行贸易, 亦有国内客商循着郑和开辟的海路远航通商。可见郑和下西洋之举, 标志着中国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达到了历史顶峰, 体现了古代中国明确的海洋意识, 反映了我国海洋软实力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因此, “明代虽然一度有过海禁, 但总体说来, 却是中国海洋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我国海洋事业的衰退在郑和下西洋之后便现端倪。至1511年, 明朝廷竟对葡萄牙人吞并“敕封之国”——马六甲无动于衷, 这一事件极具标志意义, “显示了中华帝国霸权及其海洋文化开始衰落”。此后, 日本对朝鲜半岛的觊觎和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 迫使明王朝对外政策进一步收缩, 直至嘉靖二年 (1523年) 开始实行海禁, 封锁沿海各港口。而此时世界正在进入海洋文明时代, 欧洲海洋文明之下的殖民主义和商业资本主义, 开启了西方全球扩张的道路。中国海洋事业发展开始落后并趋于衰微。清朝建立之后, 实行“禁海迁界”, “片板不许下海”。此后开海与禁海虽有反复, 但中国海洋事业、航海技术、对外交流江河日下之势, 已不可避免。我国主动出海、出访他国的历史由此中断, 兴盛一时的对外交往逐渐演变成了狭隘的小规模的贸易往来, 丧失了将我国悠久的海洋文明、深厚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 并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历史机遇, 近代的屈辱历史由此埋下伏笔, 可见此时的海洋软实力处于陡降局面。当然, 辩证地看, 即使在闭关自守的明、清时期, 一些沿海地区仍较开放, 如海外文化强烈地吸引着闽人走出家门,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亦曾在福建沿海扎根, 明清海洋民间组织异军突起,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方海洋经略的缺憾, 它意味着中国海洋软实力发展并未彻底中断, 只是处于“蛰伏期”。1840年之后, 西方列强依靠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敲开了中国的大门, 清王朝在痛定思痛后, 以曾国藩、李鸿章等有识之士为代表, 掀起了“洋务运动”。他们创办军工, 筹备船政, 培养海军人才, 筹建北洋、南洋、广东、福建4支舰队, 海洋硬实力大增。然而, 清王朝奉行“闭关锁国”政策, 未能充分认识到海权重要性, 海军建设缺乏长期的发展规划和连续性, 近岸近海活动较多而远洋训练不足等等, 制约着海军实力的增长, 甲午战争彻底地击碎了清王朝自救自强梦, 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 表明了单纯依靠海洋硬实力来实现海洋强国是不可能成功的。甲午战败后,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不得不把当时中国最具海洋文化待征, 最先拥有铁路、电报、电线设施的台湾岛割让给日本。不难看出, 正是缺乏与时俱进的海洋意识、清晰的海洋战略思想, 导致了海洋强国梦碎, 从某种意义上讲, 海洋软实力的下降是造成海洋事业停滞乃至中华民族面临百余年屈辱历史的重要动因之一。(三) 重构与提升:
新中国成立以后海洋软实力发展的时代机遇
1911年, 清王朝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北洋政府以至后来的民国政府, 历经军阀混战、国共十年内战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根本无暇发展海洋事业, 海洋软硬实力依然薄弱。新中国成立以后,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海洋事业发展和海洋文化建设, 经略海洋思想趋向明晰, 海洋管理体制初步理顺, 意味着海洋软实力在重构中快速提升。
国家海洋战略是海洋软实力的关键内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充分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 新中国成立伊始即着手建立强大的海防力量。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正是由于有了清晰的海洋战略思想, 我国海洋硬实力才在较短时间里得到实质性增长。相应地, 强大的海洋硬实力发展又强化经略海洋意识, 实现了海洋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改革开放以后, 邓小平提出“主权在我,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的思想, 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开放海洋、分层次分步骤推进的海洋发展战略, 大大提升了我国海洋软实力。江泽民强调:“我们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 增强全民族的海洋观念”， 海洋战略、蓝色国土、海洋经济、蓝色文化等概念被广泛传播, 国民海洋意识全面复苏, 国家海洋战略进一步凸显。此后, 随着海洋世纪的到来, 海洋发展战略被纳入到党的纲领性文件中,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均关涉海洋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则首次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宏伟目标, 这一战略构想对于提高海洋综合实力具有统领作用。习近平指出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强调坚持陆海统筹, 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2016年3月, 国家海洋局与教育部、文化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提升海洋强国软实力——全民海洋意识宣传教育和文化建设“十三五”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 , 指出提升海洋强国软实力必须围绕海洋强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以增强公众海洋意识、弘扬海洋文化、提升海洋强国软实力为核心, 全面打造海洋新闻宣传、海洋意识教育和海洋文化建设三大业务体系。《规划》的发布, 意味着海洋软实力首次被纳入国家海洋战略之中, 标志着海洋软实力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坚持陆海统筹, 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海洋事业建设发展的新要求, 为海洋事业建设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此外, 自20世纪90代以来, 我国一些高校或科研机构加强了对海洋文化研究, 重视海洋文化教育, 初步建构海洋文化的基本理论体系, 有力地推动海洋软实力的提升。国家和民间组织也正在大力开展海洋传统资源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积极弘扬优秀的海洋传统文化, 海洋管理体制不断创新。综上可见, 中国海洋软实力迎来了更好的发展机遇。
在我国海洋文明史的演进中, 海洋软实力得以形成、发展、彰显。“灿烂辉煌的海洋文化艺术, 领先的海洋文明和制度体系, 充满风情的海洋民俗, 蕴涵深厚的海洋价值观”, 使得我国这一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 拥有了强大的海洋软实力。我国要走和平发展的特色海洋强国之路, 离不开强大的海洋软实力, “分析世界海洋强国的发展规律不难发现, 这些国家在从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崛起的过程中, 都十分注重发挥海洋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只有拥有强大的海洋软实力, 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道义制高点, 掌握国际海洋秩序话语权, 规避国际海洋权益的“零和博弈”。
首先, 历史表明, 海洋软实力对海洋硬实力乃至国家综合实力呈现出高度的依赖性。软硬实力的关系表明, “任何一方面的成功运用都有助于另一方面的促进和增强”, 国家综合实力是海洋软实力运用的坚实后盾, 海洋软实力又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必要补充, 二者相辅相成, 相互作用。秦汉至唐宋时期的海洋软实力能领先世界七八百年, 正是当时的综合国力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文明程度高于其他国家。明清时期海洋软实力的衰微也与这一时期长期的经济发展滞后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上重视开放与航海的时期, 往往也是国家比较强盛的时代。”“自晚清以来, 随着综合国力迅速下降, 软实力也几乎丧失殆尽。”反观西方的海洋文化之所以成为近代人类海洋文明的制高点, 也是因为它有发达的工业文明作为基础。有学者指出, 西方海洋文化对中国海洋文化的胜利, 是建立在雄厚的科技水平与工业基础上的。在当时的条件下, 即使明清政府重视海洋, 也是无法与西方竞争。从国际海洋秩序的发展来看, 实力因素亦是决定海洋秩序稳定与变迁的最坚实后盾。一个国家如果缺乏包括软、硬实力在内的雄厚的综合国力, 就很难在海洋秩序与国际秩序的构建中表达本国的国家意志, 更无法切实地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因此, 建设中国特色海洋强国, 既要加强海上军事力量、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海洋科技, 更要保持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 在营造和平安定的国内外环境基础上, 不断提升海洋软硬实力。
其次, 道义性原则与和谐理念是中国海洋软实力的核心要素。软实力内含政治合法性与道义性原则。海洋软实力存在的一个重要前提, 就在于其所倡导的价值观符合人类社会的内在要求和时代发展潮流, 有利于增进国内福利和国家行为体之间在海洋领域的共同利益, 促成良好国内、国际海洋治理的形成, 促成海洋硬实力“发之有道”“得之有理”。我国海洋软实力的关键所在, 是它高度契合中华文化所强调的道义性与和谐理念。道家推崇的“天下之至柔, 驰骋天下之至坚” (《道德经·四十三章》) , 儒家思想推崇的“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论语·为政》) 、“以德服人”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 (《孟子·公孙丑下》) 、“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 斯得天下矣” (《孟子·离娄上》) 、“远人不服, 则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 , 等等, 均是中华文明倡行道义性原则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和而不同”, 主张平等相待、互利互惠, 以此化解人与自然和社会、国与国、家与家之间的冲突, 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发展。在我国海洋实力非常强大的时期, 我国并没有远隔重洋侵略他国, 而是以其先进的文化优势为基础, 通过积极的和平交往, 将其先进的思想和文化远播海外, 创造出辉煌的文明成果。古代中国东亚秩序建构的核心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对周边民族和国家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和同化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主要依靠华夏礼仪的吸引力, 依靠提供以文化认同与制度借鉴为基础的公共物品。中国致力于追求道德目标的战略路径也为当代东亚秩序乃至国际秩序建设提供了最具深意的启示。在今天, “和谐世界”“和谐海洋”等价值观的提出与传播, 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国际形势有机结合的典范, 也是我国海洋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它有助于改变西方世界民主、自由价值观长期居于国际主导地位的格局, 有利于中国在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新世纪里走向海洋强国。
再次, 提升海洋软实力的关键是重视顶层设计、明确的国家海洋意识及清晰的海洋发展战略。在长期的封建帝制时期, 最高统治者的海洋观念及其推行的海洋政策成为影响海洋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正如前述, 秦汉时期, 封建帝王对海洋的重视和亲历海疆, 大大加速了海洋软实力的形成;唐宋时期, 航海事业的繁盛, 对外科技文化交流, 海上贸易的增加, 无不依赖中央政府的倡导与支持, 开放、包容、冒险的时代精神应运而生, 海洋文化意蕴渐趋丰厚, 海洋软实力繁盛一时;明初, 在明成祖的首肯与大力支持下,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事业——郑和下西洋得以成行, 海洋软实力发展到历史巅峰。反观之, 明代中晚期以至清代, 统治者在抱残守缺、封闭内向的观念支配下, 推行闭关锁国与禁海政策, 最终使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丧失了融入世界海洋文明体系的重要机遇。可见一个国家或民族经略海洋意识, 尤其最高领导阶层的海洋观念以及制定的海洋政策, 对于建设海洋强国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正在全面实施海洋强国战略, 这是党和国家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正确决断, 它将海洋上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彰显了海洋取向的国家意志。这意味着, 即使在面临当今国际政治外交形势波诡云谲、海洋权益错综复杂的严峻局面, 中国依然会坚定走向海洋的决心, 倡导“软硬兼施、文武之道”, 大力提高海洋软硬实力, 坚决维护海洋权益,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最后, 增强学习力与忧患意识是中国海洋软实力的持续发展之路。纵观历史, “人类文化的进步取决于社会群体是否有机会汲取邻近的其他社会群体的经验。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 那么, 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和相互影响。只有那些最易接近、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民族, 才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并处于领先地位;那些与世隔绝或奉行闭关自守政策的民族, 其文化和社会发展则多半停滞不前”。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提升中国海洋软实力提供了指引。同时,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 遏制领先法则表明, 在历史变革时期, 处于最适应和最成功的社会要想改变和保持其领先地位是最困难的, 相反, 落后和较不成功的社会可能更适应变革并在变革中逐渐取得领先地位。正如前述, 自明代以后, 海禁政策屡屡出台, 执政者夜郎自大, 陶醉于“天朝上国”梦幻之中, 视他国为“蛮夷”之邦, 其结果只能是落后于世界文明的步伐, 被动挨打。鉴古知今, 我们应看到, 尽管我国拥有较为丰厚的传统海洋文化资源, 历史时期的海洋软实力亦曾盛极一时, 但由于近代统治者的固步自封, 丧失了学习先进文化的意识和能力, 导致了我国在17世纪以来的全球海洋争夺中处于落后地位, 遭受了百年耻辱。直至今日, 我国海上军事力量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因此, 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过程中, 我们应该居安思危, 看到我们在海洋软硬实力层面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增强忧患意识, 保持领先势头, 加强学习与借鉴他国尤其是传统海洋强国的发展理念、制度与模式, 并将其进行有效地嫁接与移植, 使其与优秀的中国文化与制度充分结合, 用人类共同进步与繁荣的博大胸怀, 积极倡导和平发展理念, 构建和谐海洋, 提升海洋软实力, 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目标。
文章来源：原刊于《广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作者：吴宾，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琪，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