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丨巴曙松：从英国人的视角反思香港的历史（外一篇）
文 / 巴曙松（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香港交易所集团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东方与西方的互动，观察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流，香港是一个十分重要而独特的视角。具体来说，在不同时期参与过香港发展进程的不同主体，其实都会有其对于香港的独特记忆，而完整的香港史，应当是在这些不同主体的记忆基础上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中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也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香港发展到今天，当然也是不同时期在香港出现过的人们的合力形成的。
在种种观察香港的视角中，我们通常见得多的，往往是香港和中国内地的记载。实际上，考虑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英国人在香港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从英国人的视角来看香港的历史，自然也有其独特的价值，这也是我为什么推荐法兰克.韦尔许著《香港史——从鸦片战争到殖民终结》的原因。
波普尔曾经说过：“人类的具体历史，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所有人的历史，也必然是人类的一切希望、斗争和受难的历史。”这一点在香港的历史中，表现得相当的充分。从全球不同地方涌到香港来的人们，自然有他们自己的希望、斗争和受难的经历，梳理这个过程，就会让我们对这座当前繁荣的都市充满温情。
向我推荐这本书的，是一位多年在香港金融界工作的朋友，他说在工作间隙看了这本书，换一个角度看明白了不少原来不太理解的关于香港的事情。而我在断断续续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中美贸易摩擦正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从这本书作为参考，也可以观察到历史上两种不同的文明相互交流碰撞的似曾相识的回响。我自己在香港工作过多年，近期还一度负责香港金融博物馆的中文内容，而负责香港金融博物馆的英文内容的，则是一位来自英国的同事，我们在对不同内容的取舍、判断和定位方面，就出现过许多分歧和差异。
这本书引证了大量第一手的历史资料，读来富有趣味，特别是作者把香港问题与英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动态联系企业，把香港的命运放在中国与英国、以及全球互动的背景下来观察，提供了许多独到的判断与观察。
不同文化融合的不容易，表现在这本书的许多内容中。伦敦的管治者其实一直十分希望占领舟山、进而以此为跳板进入富庶的长三角地区进行贸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书中从英国角度描述的英国割让香港的过程，似乎充满了随机和偶然。当然，与舟山相比，香港的优势在于适合当时英国的船队停靠的优质深水港，同时当时香港的居民相对较少，而舟山的港口似乎并不适合当时的英国船队，而更为重要的是，舟山当时有密集居民，如果英国人想割让舟山，也必然会对英国人的占领形成强烈的抵制。于此形成对照的是，英国人在管制原来就人烟稀少的香港岛方面，遇到的阻力并不大；到占领九龙时，就开始遇到九龙城寨等问题；等到占领新界时，当时从英国来的管治者就不得不对在新界实施英国的法规和九龙已经存在的一些传统之间折中，这种痕迹在今天的新界发展中还可以看到蛛丝马迹。如果把英国人在香港不同地区所采取的不同管制手法对照，可以得出的启示是，文化的融合并不容易，而相对平稳的融合交流，需要对双方的文化保持基本的尊重，并且采取包容的心态去推动。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可能也同样需要这样的文化交流的心态。
许多事后看起来惊心动魄的大事件，实际上往往由一些新的文化差异所导致。英国人到广州开始经商的过程中所受到的当时清政府的严厉管制是以前中国视角的资料中并不多见的，而双方出现的一些冲突也值得思考。例如，英国的商人群体在与中国的官员往来时经常出现摩擦的原因之一，是在当时的英国，商人受到平等的对待和社会的尊重，一名英国商人并不认为自己比一名官员就要低下，但是在当时的清朝，官员认为自己比商人的地位要高出许多，这就使得英国的商人向广州的清朝官员写信，会被清朝官员视为是一种冒犯，因为清朝官员认为商人怎么能以平等的口气直接给官员写信约见呢，应当是以下级向上级请示的口气来约官员的见面时间。书中所列举的类似的小冲突和趣闻还不少，我们从中都可以找到两种不同文明在接触中的相互了解的过程。
这本书中提供的大量与香港相关的英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因为英国与中国等的互动带来的对香港的不同定位，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色。英国殖民地部与香港管治机构之间也经常充满各种各样的冲突与分歧，如果把香港放到整个英国的对外战略中、如何找到管制香港的良好方式，从书中可以看出，英国政治家们、以及在香港等地的英国商人们，也是不断在探索中逐步改进的，其间也遇到不少挫败，这种客观的叙述，与不少资料中刻意夸大甚至神化当时伦敦对于香港的管治能力相比，无疑更合乎现实，也更有参考价值。
科林伍德曾经说过：“历史著作有开始也有结束，但它们描写的事件却并不如此。”这本历史著作也是如此，一本书能覆盖到的内容毕竟有限，但是，书中描述的许多事件，实际上并没有结束，而是还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今天的香港，影响到中国与全球的互动，这也正是今天我们重新阅读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延伸阅读：读书笔记丨《香港股史1841-1997》第一、二章
文 / 巴曙松（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香港交易所集团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1842年《南京条约》第三条关于割让香港的条款，道光皇帝最开始坚持用的词是“赠予”，英方当时为了体现平等才改为“给予”，可见当时的清廷何尝知道香港为何物。香港开埠始于1841年义律强占香港岛，拍卖皇后大道的土地也始于当年。
1860年《北京条约》割让九龙，才使得维港的地理优势得以发挥，提升了香港作为贸易转口港的竞争力。从股史角度看，开埠的第一个十年，西商涌入并继续筹资，但当时的无限责任制度以及原始的交易形态，使得当时的股市十分清淡，一家公司的招股广告可能需要连续刊登两三年。英人初抵香港时，英商与殖民地政府的冲突也十分尖锐，英商经常绕过港督向伦敦投诉。
香港开埠第二个十年，适逢躲避太平天国战乱带来的华人涌入、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使香港成为英军的后勤基地，一度带来短期的繁荣，但是据文献记载，在开埠的这20年，英人对华人极不信任，采取了歧视与监控兼施的强硬举措，例如人口登记、夜禁、对华人的鞭打等，所谓大英帝国标榜、以及部分港人怀念的仁德之政，只是传说与粉饰而已。
香港开埠的第三个十年，1865年的《公司条例》成为香港商业发展的关键，也成为股市发展的基石，特别是确立了有限公司制度与公司股份的自由转让和买卖机制。汇丰银行成为《公司条例》实施后组成的首家企业，第二年分红即达8%（股本回报约10%）。
香港开埠的第四个十年，进出口迅速上升，经济有所恢复。当时股票买卖的佣金在0.25%，交易场所十分不固定，香港俱乐部、香港大酒店甚至钟楼旁边均有可能。
1877年轩尼诗上任，开始推行亲华商、以制衡西商的策略，当时港府的税收有90%来自华人，每季缴地税1000元的业主18个，其中17个为华人，洋商只有渣甸行一家。轩尼诗意识到香港经济格局的变化，亲近华商以维持各方平衡，强调华籍居民与欧籍居民的平等，引起西商的强烈反弹，到1881年才开始讨论放宽原本禁止售卖土地给予华人的歧视性规定。在此期间，香港经历了开埠以来的第一次房地产泡沫周期，这一轮泡沫的破灭从财富流向上是华商从英商手中在高位买入大量土地，而英商早已从伦敦了解到可能会取缔华人旧式屋宇的政策动向。这一轮房地产泡沫破灭后，香港的产业也开始多元化。
总体看，香港开埠的前40年实际上是摇摆中寻求方向的40年，而第五个十年则是港府实施平衡发展的政策转变的十年。
文章来源：今日头条2018年10月8日、今日头条2017年5月30日（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作为一位研究人员个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机构的意见和看法）
本篇编辑：朱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