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方堉豪：金融如何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经济发展？
课题主持人：巴曙松教授（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香港交易所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国家 “十三五” 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本节执笔人：方堉豪（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研究助理）
一、经济金融已呈现梯级发展态势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线，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兼具了良好的区位条件与政策优势，经过近40年的快速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总体经济实力与其城市群的集聚效应都显著增强。截至2017年底，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城镇化水平超过80%，地区经济总量首次超过10万亿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目前已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与湾区强劲的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是湾区发达的金融市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形成了层次分明的梯级式金融城市群，以各城市金融业增加值来划分，大湾区城市群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梯队是金融业增加值超过1000亿元的香港、深圳、广州，其中香港、深圳金融增加值超过3000亿元，占比GDP比重也超过10%，广州金融业增加值接近2000亿元。与此同时，2017年香港、深圳、广州三地GDP均超过2万亿元，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三大核心枢纽城市。东莞、佛山、澳门作为大湾区金融城市群第二梯队，金融增加值体量大概在200亿元到500亿元之间，金融系统相对发达。其中东莞、佛山两地2017年GDP处于5000亿元以上、1万亿元以下，而澳门人均GDP超过7万美元，位列粤港澳“9+2”城市群之首。粤港澳大湾区阶梯式金融城市群中的第三梯队，则是金融业增加值不足200亿元的中山、珠海、惠州、江门、肇庆五市，其中惠州、江门、肇庆金融业占比GDP均不到5%，金融产业发展较为薄弱。五地2017年GDP均在5000亿元以下，惠州、江门城镇化率不到70%，肇庆城镇化率不到50%。
二、金融融合推动产业差异化升级
（一）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度量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表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林毅夫，2012）[1]。根据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发展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经济部门中的劳动力会逐步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之后进一步再向第三产业转移（克拉克，1940）[2]。库兹涅茨（1941）[3]在克拉克定理的基础上，对10多个国家的劳动力与国民收入在产业间的分布结构进行统计分析，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与国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工业部门国民收入上升而劳动力占比大体不变，服务部门劳动力占比上升而国民收入占比大体不变。在经济发展到较为发达的水平的时候，工业部门的比重会逐步下降，而服务业比重则逐步上升并最终成为经济中的主体部门，经济社会进入“后工业阶段”（贝尔，1973）[4]。而在服务业部门增长率高于工业部门增长率的“经济服务化”发展过程中，经济产业结构主要向技术型、创新型行业转变（吴敬琏，2008）[5]。
巴曙松教授与部分课题组成员、北大汇丰金融研究院老师合影，左四为方堉豪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即是产业结构向着高级化、合理化的方向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业结构逐步调整与资源供给、技术、需求结构相适应（杨毅，2010）[6]。就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而言，根据克拉克定理可以采用第二、第三产业产值之和与GDP之比来代表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也可以根据吴敬琏（2008）“经济服务化”的观点，以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作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衡量。本文参照曾国平、王燕飞（2007）[7]的做法，根据克拉克定理构建产业高级化评价指标，亦即TSi=（Y2i+Y3i）/Yi，其中TSi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Y3i、Y2i为第三、第二产业产值，i表示不同城市。TSi值越高，标明地区产业结构越高级。
而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一方面指的是产业之间协调程度，另一方面也是对经济社会资源要素利用效率的描述。针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干春晖等（2011）[8]提出，相比于传统的结构偏离度指数，泰尔指数在保留了其理论基础与经济含义的基础之上，还考虑了产业的相对重要性，是一个更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本文采用干春晖等的方法建立大湾区城市群泰尔指数：
若TLi不等于1，则说明产业结构偏离了均衡状态，产业结构不合理，TL值越接近1，产业结构越合理。
巴曙松教授发布并讲解报告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本文使用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2000年、2008年、2016年三年的数据分别测算不同城市的产业结构水平。城市群产业结构调整变化情况如下图所示，其中纵坐标为各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横坐标为各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
由上图可以观察到，香港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与合理化程度一直领先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在过去16年中，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大部分城市都在提升产业结构质量的同时，优化了劳动力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分配，亦即粤港澳城市群产业结构水平在坐标中明显向右上聚集。广州、深圳、香港、澳门、东莞等城市在产业机构高级化指标上先后达到较高水平，而后更多的是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提升；珠海、佛山、中山、惠州、江门等城市虽然提升速度不同，但其产业结构也都在两个维度上分别有所优化。肇庆市在过去16年中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不断提升，但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指标出现反复波动的情况，这可能是由于肇庆本身农业占比较高、城镇化水平相对滞后，因而劳动力要素在城市内部流动成本较高的原因。
（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规划
经过近40年的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目前已形成了特色鲜明、分工明确的产业结构，初步形成了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湾区产业城市群。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粤港澳大湾区在变革浪潮中培育发展新动能、获取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根据《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广东省将重点发展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与新材料、绿色低碳产业、数字创意产业、战略性产业在内的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
在《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导下，珠三角各个城市根据自身特点与产业链基础，制定了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广州市确定了生物医药、新材料、智能与新能源汽车、新信息技术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深圳市选择生物医药、互联网、环保节能以及新信息技术产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考虑将生命健康、航空航天、可穿戴设备、智能装备、海洋产业、机器人产业作为未来进一步升级的方向；珠海积极布局智能制造、船舶与海洋工程、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五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佛山市则明确了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数字经济作为未来四大发展领域；东莞未来将在新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五大重点新兴产业领域发力；中山市聚焦发展工作母机类制造业、机器人产业、光电装备产业、高端医疗装备产业四大产业；惠州提出了“2+2+N”产业体系，即以电子信息和石油化工为支柱产业，以清洁能源和汽车装备制造为新支柱产业，多个优势产业共同发展；江门市未来将着力打造智能终端、智能制造装备、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三大产业集群；肇庆市则根据自身发展特点，选择了新能源汽车、先进装备制造和环保产业等主导产业作为转型路径。
（三）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金融融合为产业结构转型带来的新机遇
科技创新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广东省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大部分均为高新技术产业，而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发展无疑为湾区的科技创新注入了强大的活力，进而有力地推动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粤港澳三地城市群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不同，导致了三地在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进程中的角色、定位、方向不同。与香港、澳门相比，珠三角九市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占据比重仍然较大，地区具备较为先进、完整的产业链，产业创新活力较高。2017年珠三角九市共计授权专利约27万件，其中发明专利超过4万件，PCT《专利合作条约》专利2.7万件，地区高新技术企业超过3万家。与此同时，珠三角九市近三年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也呈现明显的阶梯分布，深圳2017年以超过5000亿元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遥遥领先。第二层次的东莞、惠州、广州、佛山、珠海、中山等地2017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依次由1200亿元规模到200亿元规模不等。江门与肇庆由于自身产业基础还是相对薄弱，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排名靠后。整体上珠三角城市群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与各市科技创新发展水平趋于吻合。
与珠三角相比，香港、澳门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重较高，2017年港澳服务业占比均超过90%。由于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型，香港、澳门的工业产业链相对较为薄弱，科技创新应用于产业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短板。但香港作为全球排名第三的国际金融中心，具备活跃的国际金融交易场所、便捷的国际融资服务以及高效的国际支付清算系统，这使得香港能够非常有效地连接起成熟的国际资本与珠三角九市，甚至泛珠三角九省的科技创新产业链。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境金融发展，珠三角产业结构转型期旺盛的融资需求得以与香港甚至国际高流动性资本的投资需求有效地对接起来。截至2018年9月，珠三角地区已有超过100家企业选择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其中超过1/4的上市公司属于科技创新型企业，近三年来在港交所成功上市的新经济类型企业也趋向增多。多元化与专业化的融资服务，为珠三角企业个性化的金融需求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也促进了珠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2018年4月24日香港交易所通过修改上市制度，进一步拓宽了特别是内地企业的香港上市渠道，为内地新经济企业与国际资本对接提供了新窗口，同时分流了内地企业上市融资的压力，此外港交所更为多元化的产品服务和产品线，也为境内投资者探索多样性投资策略提供了基础条件。通过拓宽上市渠道改革，港交所有望在接下来把国际金融资源吸引到中国有活力的新经济公司中，同时为粤港澳发展为国家创新型经济区域中心提供金融支持，未来我们或许能够看到更多的内地年轻优质企业选择在香港跨境上市。而以香港为支点的跨境融资体系，也进一步使得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全球金融系统的核心金融枢纽。
三、金融发展促进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
（一）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基础建设总趋势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可以有效地降低湾区内部各生产要素的流动成本，提高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城市间优势互补，进一步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集聚效应，为湾区内部经济发展与对外辐射功能提供基础保障，进而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枢纽。
根据2017年7月1日签署的《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粤港澳大湾区将加速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高效便捷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强化内地与香港、澳门的交通联系，进而深化粤港澳三地合作，推进整个大湾区建设;要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地理优势，以及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优势，积极带动大湾区其他城市共同建设世界级机场群和港口群。
（二）粤港澳大湾区机场群与港口群建设现状
粤港澳大湾区定位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湾区城市群，而这需要配套的世界级航空枢纽作为支撑，目前世界上的其他三大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就分别发展出了与湾区城市群相匹配的单核、双核以及多核三种世界级机场群模式。相比于其他三大湾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人均航空出行次数是东京湾区的2/5，旧金山湾区的1/3，纽约湾区的1/4，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整个湾区的航空市场还有非常巨大的提升空间。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机场群总旅客吞吐量超过2亿人次，货邮吞吐量超过800万吨，总体运输规模位于全球四大湾区机场群之首。
巴曙松教授发布并讲解报告
2016年5月9日，中国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局、香港民航处和澳门民航局在港签署《强化内地与港澳民航空管珠江三角洲地区空中交通管理规划与实施三方合作交流机制协议》，以此巩固三地在粤港澳大湾区空管的合作，三方的空管技术人员也有望加强联络，互相借鉴。凭借世界第一的运输能力，粤港澳机场群有望通过跨境合作，完善机场间基础交通网络连接，加快统筹优化三地空域管理，进一步提升地区世界级机场群的运输服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粤港澳大湾区临江滨海，是“一带一路”最重要的门户之一，其航运枢纽功能对内可直接辐射泛珠三角地区两区九省，对外凭借香港、澳门两个重要自由港口，可延伸至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甚至欧洲、南美等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区域。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拥有5个亿吨级别大港，其中香港港、深圳港、广州港均位列世界十大港口，区域港口群吞吐量位居世界各大湾区首位。
除了拥有天然的地理优势与便利的基础设施，大湾区港口群也应当加大区域内航运资源的整合力度，降低港口间业务趋同化竞争趋势，充分发挥大湾区各港口特别是广州、深圳、香港三大核心港各自差异化的航运能力进行优势互补。积极的协调与统一的规划，有利于港口群避免区域内同质化恶性竞争与重复建设，解决可能存在的大而不强、产能过剩等问题，进而提高世界级港口群整体的国际竞争力。
（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金融发展为交通设施建设带来的新机遇
根据《广东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三五”规划》，广东在基础设施方面总投资预计将达到3.3万亿元，其中“十三五”规划计划投资约1.46万亿元，预计珠三角部分总投资约为2.3万亿元，融资需求巨大。银行贷款作为传统的融资方式，是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其中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为主。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对资金来源日趋长期化，这与银行资金的短期性特点存在期限错配，此外过分依赖银行长期贷款，也会出现因为项目资金巨大而导致的部分地方银行风险集中度过高的问题。
以银行信贷为主的基础设施融资模式，由于期限错配、风险度过于集中等问题，将逐渐出现不适应、不匹配的趋势，有必要不断引入和完善市场化融资模式。相比于内陆大部分城市，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等融资途径发展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可以考虑鼓励社会资本通过PPP模式、长期债券、信托、股票等市场化融资方式参与投资，同时充分利用好省铁路发展基金，考虑研究设立港航建设基金，探索采用“项目+土地”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交通项目的直接投资和建设运营。此外，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为大湾区利用港澳和外资资本投资珠三角城市群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 The Condition of Economic Progress, Clark C., Macmillan, 1940.
[3] National Income and Its Composition 1919-193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1941.
[4]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Bell D. Basic Books, 1973.
[5] 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增订版)[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
[6] 杨毅．金融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效用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0．
[7] 曾国平，王燕飞．中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J]．财贸经济，2007．
[8] 干春晖等．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报告(2018)》
课题组简介
2018年7月，考虑到金融发展在全球大湾区中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持续跟踪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发展进展，由巴曙松教授担任课题主持人的《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报告》研究项目启动，由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作为学术支持单位，由王志峰博士担任课题协调小组组长。2018年11月20日，课题成果在亚洲金融智库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上正式发布，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其中，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研究助理喻奇、方堉豪、朱伟豪、赵一迪参与了课题研究和报告撰写。
征订信息
由巴曙松教授担任项目主持人、由亚洲金融智库隆重推出的《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报告（2018）》已上市发行，这被视为第一本由金融专业人士担纲、由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组织推出的关于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的专业研究报告。本书定价58.00元，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发行。请有意订阅者与出版社联系订购。订阅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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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报告(2018)》，中国金融出版社（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作为一位研究人员个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机构的意见和看法）
本篇编辑：朱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