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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富村行动是在汇丰银行的支持下开展的，当时林超英想要富村也并不容易，需要整合多方面的资源。首先是找回村民，当时村子里已经没有人了，名义上的村长也在村外，需要通过村长联系村民。因为在香港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下，私有化的土地需要征求村民同意才可以使用。签协议、整合土地这一过程很不容易，团队的人飞到英国伦敦、诺丁汉等城市寻找原住民，劝说他们统一将空置的土地用于恢复农业生产。这种契约精神保障了第一期的复村行动，土地租赁合约保障了乡郊基金可以通过荔枝窝的土地整合进行尝试。除了村民，还需要别的资源，包括学术指导、社会资金和社会组织。学术指导当时找了香港大学，第一期社会资金来源于汇丰千万级的资金支持，社会组织有农业领域的长春社和绿田园基金。香港的人均GDP接近5万美金，在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会发展出各种聚会和特色的社会组织，比如乡郊基金、专门做环境保育的长春社、恢复农业生产的绿田园基金等。林超英以可持续发展复兴乡村的共同理念，透过契约的方式，跟村民签完土地协议后，委托长春社、绿田园基金做劳动技能培训。案例启示：衰败的乡村如何振兴。领导力带动多元主体的参与形成有效协同，激发乡村的独特功能。我们不能用城市眼光来看乡村提供的价值，乡村和城市互补且有巨大差异，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推动以城带乡、城乡融合，实现资源要素净流入，特别是促成人才回流和产业兴旺，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现在人们的收入和社会总体的状态正在降级，例如深圳的二手房成交量一直走低，国家也在一路降息，因此如何在原有手段上刺激经济成了需要考虑的问题。原来在基层的人可能会回到农村，深圳人口也已经开始净流出。这个案例对我们的启示是，城市的振兴和农村的发展是互动的。从系统化的观念理解，城乡的互动和融合趋势是不可逆的，深圳将来很难成为2000万人口的城市。假设原来的2000万常驻加流动人口成了峰值，以后对深圳这座城市有什么影响？再放大一点，为什么大家突然就离开深圳了？因为深圳是中国第一个全部城市化的地方，很多中下劳工阶层的人在深圳没有退路，只能返乡。这对我们的启示是，不只在村里的一亩三分地里讲乡村，还要用宏观的视角去看乡村带来的蝴蝶效应和连锁反应。 延伸阅读
尚海龙：荔枝窝的故事：探索香港乡村振兴的策略与反思丨金融前沿讲堂第1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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