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心脏——广东地方短史

广东被北方人视为＂什么都敢吃＂的蛮夷之地，中国文明的边缘地带。若稍假留心几个重要事实的话，结论将完全颠倒：粤语保留着古代汉语的完整信息；拥有足以对抗全中国的书院系统；全中国最发达的乡绅和宗族文化。至少在清代以后，广东是最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化之地，这里不仅是全中国最开放的地区，也是全中国文化最正统的地区，时至今日仍然如此。无论审美情趣、社群活力、传统习俗、对外省劳工的包容能力等各个方面，都遥遥领先于全中国。相反，中国文明起源之地――黄河流域――却象文明被榨干后的残渣。

在传统文化被摧毁的地区――华北平原上，弥漫着自大愚眛的排外气息，义和团象个百年魔咒徘徊不去，而在传统文化相对浓厚的地区――岭南，却表现出对新事物的旨趣和胸怀，康梁和孙逸仙都诞生在此。这些事实是否推论出：传统的中国文化具备兼容自新的能力？中国的排外和愚昧恰恰来自传统中国的沦落？

创造性的思考必须与相匹配的保守能力成对出现，才有可能是有益的，否则世界将在盲目地破坏和愚蠢的顽固这两个极端跳跃。中国就象一只被榨干的柠檬，只有在其边缘地带还保留着一点汁液。传统文人们认为是游牧民族的反复入侵榨干了中国，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华＂。这种观点即便不是全错，也相当地偏颇。整个中国历史呈现出国家权力不断刮削和压迫地方的趋势，国家权力被视为天然正义，地方势力即便不是罪恶，也是滋生动荡的温床。这与近现代文明逻辑中，将国家权力视为最需要防范的对象，而将地方势力视为抵御国家力量防风林的观点截然相反。在秦汉魏晋时期，国家权力尚需要与地方大族联手方可站住脚跟，到了明清，地方大族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影响力局限于一乡一村的乡绅，象浅草一样与国家风暴周旋。

（乡绅被打倒后，换成了直接代表国家权力的村干部，不会再有人情、讲礼数、讲邻里和睦的事了。）

乡绅阶层的灭亡是一出巨大的悲剧，它象征着古代中国彻底破产。

北方的衰败有诸多原因，持续战乱带来的流民文化，因为每逢战乱，＂高尚的居民都逃走了，剩下无赖们四处趁火打劫和混水摸鱼。＂自然环境恶化（既有气候原因也有人为破坏）的诸多连锁反应；还有不可忽视的皇权力量或曰国家力量。北中国距离皇城太近，，使其它城市无法发展起来，，使其处于散沙状态。

可以说：皇权是压榨这只柠檬的压力来源，广东因为距离皇权足够远，保存了更多汁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文明在其源头上便是邪恶的，它具有一种要将整个社会盐碱化的本能，国家权力要垄断一切，以使全社会每一个个体都只有依附于它才能存在。本文不讨论这种本能来自何处？因为该题目太过于庞大。

广东在先秦时期的历史很难考查，这里的原住民可能是一些操壮侗语族的土著部落。秦汉时期被纳入中国版图，成为流放地。土著们逐渐接受了汉人的文化和风俗，大约晋朝时斯里兰卡繁荣起来，成为东西方海上贸易中心，商船和传教士开拓出＂海上丝绸之路＂，将广州与欧洲连接起来。蚕桑技术沿着这航道传向欧洲，佛教则由之传入南中国。

（卖布的商人）

到了唐代，广州城一度被阿拉伯人和波斯联军攻破，成为一个游离于:中华帝国之外的自治城市，各国商人和移民高达12万，占全城人口6成，直到唐朝末年被黄巢攻掠后捣毁。宋朝重建广州并据此通商，主要出口丝绸、布匹、瓷器和铜币，进口香料、原棉和奢侈品。古代的广州不仅是一个商贸中心，还是中国的文化和手工业中心，有新旧两座城池，城内外居民在清末超过100万。旧城即羊城，系不规则四边形，每边城墙超过6公里。城内遍布着书院，几乎占了旧城的一半面积。城外则是手工业区，遍布着织布、陶瓷和玻璃作坊，外加被称为＂十三行＂的外侨商业区和号称＂103村＂的农业区。

1494年，西班牙与葡萄牙签定了瓜分世界的《托德西拉斯公约》，西班牙获得了从菲利滨到除巴西之外整个美洲的环太平洋半球，另外一半球（包括中国在内）则归葡萄牙所有。

葡萄牙人如何在澳门获得落脚地已无从考证。1514年，托姆．皮雷斯率领一个葡萄牙使团访问北京，并于1517年到达。但传说中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正德皇帝对使团举棋不定，一直没有接见使团。一晃4年，31岁的正德皇帝英年早逝，继任者是他的堂弟，臭名昭著的嘉靖皇帝。皮雷斯嗅到了不祥气息率使团撤离中国，终未能逃离并在广州被捕，后来死在狱中。1524年，皮雷斯使团曾在狱中寄出一些书信，请葡萄牙国王兴兵攻打中国，为自己报仇。

（托德西拉斯公约）

由于记录失载，葡据澳门已成历史悬案，大约皮雷斯死后10-30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了基地。系武力夺取还是和平租借已无从考证，他们很快衰落了，荷兰人和英国先后主导了海权。

衰败的葡澳当局靠为其他欧洲商人提供租赁服务为生，至使大量外国人云集澳门，澳门成了连接中外的桥梁，直到被香港取代。

从清乾隆开始，广州成了中国仅存的通商口岸，并设立公行垄断制度，将外侨拘禁在城外十三行中。在清朝逐步向闭关锁国退化的同时，以英国为代表的近现市民社会兴起了，要求中国开关并成为全球国际秩序一部份的呼声越发强烈，最终引发了两次中英战争。在过去，中国和欧洲是并存于地球表面的两个世界，到了十九世纪这两个世界将不可逆转地碰撞为一个。高等文明淹没低等文明的洪流不可抵抗。中国历史试图脱出治乱循环中却不可得，它终于演变或两条相互争斗又相互纠葛的主线。一条想要筑起堤坝，阻挡大潮涌入；另一条想拆除藩篱，使中国赶上世界大潮的水位。双方都在从内外寻找力量的来源，显然，中国传统没有留给后者多少财富，却给前者留下了大量经验可资。

（陈炯明）

这争斗远远未到决出胜负之时，近现代的广东是纠缠争斗的预演舞台。在两次中英战争期间，广东的官、绅动员民团，试图发掘出中国文化中最愚昧的部份，把洋人赶走，成为义和拳的先声；康梁变法和孙逸仙的革命活动源自广东；陈炯明、唐绍仪组织南方政府试图效英国模式实施改革；孙逸仙在广东引入苏俄力量，建立列宁式政党发动民族主义革命，陈、唐的努力化作泡影；澎湃率先在广东开展赤色群众运动试验，为全中国赤色革命之先；武化小革命期间两广爆发了惨烈的群体性灭绝内战；还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也始自广东。

所谓＂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不是在白纸上描绘图案，而是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寻找植根之所，并试图改变这个世界的生态环境。这与在日本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讽刺的是：在敞开胸怀欢迎她的地方，旧文化反而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传承；而在将她视为洪水之地，旧文化却已寸草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