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灵与世
（青年李提摩太）
1878年初，中国农历还在腊月间，32岁的李提摩太带着2000两白银的赈灾善款，从山东青州赶往山西。可怕的旱灾席卷北国已经数年，冬天更是惨煞。沿途的雪地里时不时冒出半截饿脬的残骸，大多赤身裸体，被野狗和乌鸦拖曳、啄食得残缺不全，越是接近山西境内，越是触目惊心。
＂我的两名助手的心已经完全不在这里，于是我打发他们回山东老家去。但我到达太原后，他们又出现在那里，原来他们身边的人指责他们在最需要的时侯离我而去，于是他们感到羞耻，决定回来与我同舟共济。＂
李提摩太出生在威尔士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和哥哥轮流外出上学修完了初等师范学业，然后在为矿工们免费开办的子弟学校和成人夜校一边教书，一边修完了神学院的学业。他十几岁便发愿要当一名传教士，受到中华内地会戴德生的影响而来华。过去八年，他主要在山东青州传教，并渐渐摸索出一套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心得：在中国，和村里的＂衿耄＂们搞好关系，不仅可以顺利地获得农民们的支持，连官府也要侧目三分。
李提摩太在山东有一套成功的救灾经验：他先让助手们到各个村庄去，找当地的＂衿耄＂协助，调查出需要救济的家庭，派给救济券。随后他将银子兑成铜钱，用马车载往这些村庄，在＂衿耄＂们的协助下凭救济劵派发善款。＂感谢那些银行家（指当铺兼钱庄的老板），他们知道我兑铜钱去赈灾，总是给我最好汇率和最便利的手续。＂
有一次，在一位排外的县令暗示下，强盗们在半路上打劫他运送善款的马车，他们被包围在客栈里，强盗们疯狂地砸门想破门而入。危机关头，＂伟大的一幕发生了＂，两个曾经受过他救济村子的村民们，闻讯拿着各种武器赶来相救，保得他平安无事。
在青州，李提摩太声望极高，灾荒期间，甚至有些人想拥戴他为起义领袖，去攻州克县。
（等待救济的儿童们）
1876年，中华内地会的两位年轻传教士来到山西，这个以煤、醋和面食著称的省份很少有外国人涉足，他们被大饥荒的惨状所震惊，其中一人在救灾时染上瘟疫，另一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把奄奄一息的同伴送到烟台传教士们办的医院里。灾区的恐怖景象至此时方为外界所知，传教士们和商人们很快组成了＂上海赈灾委员会＂，在各通商口岸募捐。委员会委托李提摩太赶往山西先行建立救灾据点；进一步调查灾区的详细情况，以便动员整个西方社会发动大规模救灾；并规划下一步大规模救灾的可行方案。
李提摩太被认为是执行这些任务的最佳人选。到太原后他先去拜访巡抚曾国荃，曾国荃却指责道：＂你们这些洋人来收买人心。＂此后，曾国荃便对他百般算计想拆他的台，直到李鸿章出面维持，他的态度才有所改观。
李提摩太很快离开太原到各县去调查，每一处城门口、村口、桥头、树上，凡有人居之处，所见的第一出景象便是挂在高处示众的首级――据说是抢劫的匪徒；野外到处是饿脬、孤魂野鬼一般的病患和神气活现的野生动物；十二英尺以下，所有树皮都被剥光了；城市每天早晨天门时，会有一队三、五十人的妇女，自愿到外省去出卖……
＂我唯一听到一次哭声，是在一位母亲埋葬她的儿子时，只有这种时侯，才能刺激起人们心中的一丝情感……城里有人三文钱一斤出售一种泥土、草籽和杂面做成的饼，吃下去不久就会便秘而死……一个女人把她死去的同伴脸朝上平放在雪地上，算是埋葬，然后坐在那里等死，她喃喃地乞求路人给她死去的年轻同伴留些体面，不要扒掉她的衣服……有位地主把他的一百二十亩土地卖了三十块大洋，但这救不了他们一家⋯⋯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本不敢把救灾款拿出来派发，一定会被一抢而空⋯⋯两个星期后，我们都怀疑自己精神已经崩溃……＂
（曾国荃）
尽管巡抚刁难，李提摩太仍然获得了一些下级官员和地方学者们的支持，他通过天主教会（汤若望在山西建立的教区，念其＂功在社稷＂，皇帝＂恩准＂天主教会在山西合法存在）、政府官员、乡绅、穆斯林领袖，派发出大量问卷调查。根据这些问卷调查和一些官员提供的户口档案，他提交了一份受灾报告：由于交通闭塞，产粮地区的粮食无法供应到灾区，人们只好吃种子和耕牛，于是恶性循环。在受灾最严重的晋南地区，人口只剩下二至三成，全省的人口减少了五成以上。因为邻省拒绝向山西出售粮食，因此救灾的当务之急是中国政府必须对灾情作出反应，开放商道，免除各种与粮食贸易相关的税务，以便满洲和朝鲜等产粮地的粮食能顺利流入内地。
李提摩太的救灾报告通过＂上海救灾委员会＂传到英国时，正值英国国内的救灾热情被点燃的当口，这份报告可谓正得其时。很快，善款和物资接二连三地到来，一次比一次多，几个月下来已有数十万两之巨。当李鸿章派自己的亲兵护送携带善款的传教士们入晋时，曾国荃也不得不软化下来，但他要求李提摩太把善款交给自己，并直言不愿让好名声被洋人占去。李提摩太答道：＂救济灾民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并关心善款由谁来派发，我们只关心它们是否能如数到达灾民手上。＂曾国荃无言以对，他下令凡敢贪污善款者发现即正法，令他难堪的是：真的有名两官员因此掉了脑袋。
这场大救灾中总共有超过五百万两白银的善款从英国到来，根据李提摩太的方案，为避免重复发放，后续的大笔款项约480万两被分成四份，分别由南北洋大臣的委员、在华天主教会、各基督教布道团体，各自划出不同地区派发。至于中国政府，则需要协调受灾各省，对粮食商人们完全开放和免税，使其来去自由。但是帝国官场上没有人敢把这些洋人的建议报上朝廷，于是李提摩太请伦敦教会通过驻英公使郭嵩焘出面，转一大圈终于上奏朝廷，这场持续多年的大灾荒，终于在1878年被止住了。
（长治县发现的灾荒纪念碑）
当灾荒结束，倪维思博士在山东获赠一顶万民伞，在有些中国人眼中，这是一个人在世上能获得的最高荣誉，远胜过什么＂生为太傅、死谥文正＂。平阳的百姓们也准备送一顶万民伞给李提摩太，他闻讯后马上阻止了他们：＂这样会花掉你们刚刚领到的救济款，违背了救灾的初衷。＂但有几位读书人仍执意要立碑纪念，碑文这样写道：
唯吾皇万岁，恩被群生，光播四海。荒天僻野之民，咸来投诚，共舒民艰……
＂如果中国政府修筑铁路，有外国专家做顾问，那么至少数百万人的生命将得到拯救。＂
这场大救灾中有三位传教士因感染瘟疫去世，其他人也全都怀有必死之觉悟，经历了这场与灾民们同生共死的大患难后，许多传教士的观念发生了大转变：推进中国的世俗化改革，似乎是比传教更迫切的任务（在最终意义上，这两个目标并不冲突）。大饥荒似乎是起于干旱，而比干旱更可怕的是冷酷无情的法律、昏庸无知的政府，这才是＂至少导致一千五百万至两千万人死亡＂的元凶。
（李提摩太和他的中国学生们，前排右1为戊戌六君子中的杨深秀）
＂通过揭示和掌握自然规律，他们（中国人）将意识到其中所蕴含的上帝的法则，进而将这法则的精神运用到他们的法律中。＂李提摩太写道。＂在华传教士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如何拯救占人类四分之一人的灵魂，而且还包括在年均四百万的死亡率下拯救他们的肉体，以及解放他们那比妇女的裹脚更扭曲的心智――从一种延续了无数个世记的哲学和习俗之下解放他们的心智，而正是那种哲学和习俗使他们陷入了听凭任何可能伤害之摆布的困境。但是，如果这个民族从无知和恶习之下获得自由，并沐浴到科学、工业、宗教、教育之光，就可能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
他号召传教士们在北中国致力于帮助中国进行世俗改革的事业，并很快赢得了很多支持者，他们的第一步目标是在十八省省会各建立一所永久性的大学。
那么，他们又该如何去推进这一事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