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并重组的王朝

（这是一代又一代无数中国人的梦）

要探究自王朝末年至今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需要先强调一些贯穿这场巨大转变的主要线索，它们就象几组大动脉，左右着一部复杂机体的律动。

一连串疲弱无力的改良和凶险的革命后，曾经的天下王朝变成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在二者之间既存在着尖锐的水火不容，又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共鸣。将它们简单地视为对立关系或传承关系都不能有力地解释这一系列变化，并追踪到其未来的演进可能。

在先前的诸文中，我们已经大量地介绍过两种同样深刻的观察视角。

第一种将这段历史视为各种外来势力在中国争夺、渗透的后果，这些外来势力主要包括五种：自由贸易、共和理想、泛亚洲主义、共产主义、以及非政治化却深刻影响着各个领域的基督教。面对眼花缭乱的新世界，中国既疲弱无力、又被动消极。它泛着浅薄的浪花盲目地受人摆布，既不热烈响应也不顽强抵抗，以慵怠且将信将疑的目光等待着逐鹿竞争的胜利者。在这个视角下，现代中国是旧中国被各种外来力量破坏的后果。

另一种视角则从传统中国出发，它曾经长期隔绝于世界之外，自成一个独立的宇宙，掩盖在儒家文化之下，是一个复杂庞大的传统体系。传统中国绝非软弱无力，当儒教秩序无力抵挡现代文明的潮水淹没这一古老国度时，它拼命地从自身传统中发掘一切力量（主要是法家传统和大众力量），以淘汰失去抵御能力的儒家，并适度吸收和籍助一些外部力量（包括新的组织形式和政治语言），试图将大潮抵挡在外，以保持这一独立宇宙的完整性。在这个视角下，现代中国是旧中国为了抵抗外来影响而进行的变型。

（尽管身为一名纯粹的学者，斯坦因教授仍被称作文物窃贼，深入中国探险这件事本身就是犯罪。）

一种根深蒂固的狭隘观念在扭曲着这段两个世界碰撞的进程：在大部份中国人（至少是大部份精英阶层）心目中，中国只接受这片土地上自己产生的规矩，而不接受外来法则；他们并不热衷于分辨是非善恶，只热衷于区别中外；外来人能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地行走并幸福地安居，并不意味着荣耀，而是耻辱的烙印。上述两种视角已经折射出＂中国＂内在巨大的复杂性，但就探究这种复杂性的深度而言仍然不够，我们要介绍的是第三种同样深刻的视角：国家力量如何从县一级延伸到乡村。

专制政体的统治中枢吸引着大量的关注目光，人们往往将得失存亡归因于朝政纲纪。但实际上，这个中枢更多地是在扮演一种象征意义的角色，它代表着统治的正当性，并为官僚体系提供动力：皇帝是谁并不重要，只要皇帝存在他们便按部就班、年复一年地去做同样的事；一旦皇帝不存在，他们就将变得茫然不知所措。他们需要一位皇帝，无论是白痴、婴儿、傀儡，他们都可以一如既往地运转。

真正决定着政体存亡的关键，在国家与社会的接触面上，即所谓的基层。国家既需要从社会汲取税收以存活，又需要维持秩序与稳定以免被颠覆。所谓＂国之本计，在于牧令＂，中国的谋士们早在汉代就已经认识到这些道理。

长期以来，帝国的官僚机器到县一级便终止了。古代中国的行政划分虽然经常变化，但在县一级却非常稳定。两千年来，中国的县一直保持在1100-1300个，且县界十分稳定很少被改动。十四世纪之前，在王朝鼎盛的时期全国人口有5000万-8000万，平均一个县4万-6万人。由于地方上的宗族和名士势力承担了大部份地方事务，这样的人口规模使县令只需略配几名助手便可以实现有效管辖。

（大部分案件就在这种胥吏们的私堂上了结）

由于将地方势力视为潜在的敌人，王朝一直在打压和侵蚀地方势力令其弱化，每一个朝代都在前朝的基础上开发出新的打压手段。随着一次次改朝换代，大族和名流们消失了，代之以影响力微弱，且部份依附于国家的乡绅（功名和相应特权由国家绶予）。打压地方势力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使地方事务越来越多地无人问津，它们不可避免地要落到县政府头上，于是县政府需要处理越越多的行政、税收、审判事务。县官唯一的办法就是雇佣大量的胥吏，于是带来了新的财政开销，他们必须巧立名目收取各种朝廷正税之外的苛捐杂税维持自身运转。官民之间的对立和互不信任，在朝代更替的循环中越演越烈。

随着地理大发现和美洲作物传入中国，从十五世纪开始中国人口开始爆发式地增涨，人口增涨使地方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大大地加速了本就持续不断的官民对立的进程。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人口突破了4亿，平均一个县在30万人以上。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融入全球贸易，诸多旧秩序从未经历过、也无法控制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大族聚居变成众族杂居后的农村冲突、扩大的耕作和灌溉需求、家庭手工纺织业被国际贸易冲击使家庭经济震荡、鸦片、汇率无法维持稳定带来盘剥加剧、山地被开发制造出大量远离县城控制的＂刁民＂……这样的人口规模和问题的复杂程度，显然再也不可能靠一个昏头昏脑读圣贤书的县令，靠雇佣一班贪得无厌的胥吏来控制和解决。

要解决这种国家与社会接触面上的严重危机，只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是国家力量退出地方事务（或者说放弃对地方的盘剥），把地方事务还给当地人自己解决，把本地膏腴留在本地，即地方自治；另一种办法将国家的控制网络进一步向下延伸到最基本的自然村，彻底粉碎地方势力，实现国家对个人的直接控制，随心所欲地吸走地方上的剩余产值。

（早期的国民革命军）

在这种极端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前者将使国家从复杂、头绪纷乱的地方事务中脱身，免受这些问题的冲击，但也势必要削弱国家的力量最终催生本质性的变革，理想状态下它会收缩在一个专注于国防和外务的技术性社会部门；后者则无视问题的存在，追求使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天秤完全失衡，让任何社会问题都不足以动摇国家。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意味对旧秩序的全盘重组。

王朝统治危机之下潜藏着对旧秩序的全盘重估，这种迹象已在明末出现，虽然为满洲入关所中断，到了晚清又重新燃起。在鸦片战争之前，魏源（其影响力相当于后来的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文士们就在探讨扩大政治参与，将国家控制向乡村深入的方案（动员举人阶层到县以下去为国家效力）；到了鸦片战争后，又出现了正式授予胥吏们国家官员的身份，让他们常驻村庄为官一方的声音；而太平天国时期冯桂芬汲取上海英租界经验，提出由乡村自己选出董事和董事会管理地方事务方案。

为了解决危机，人们提出了完全相反的两套方案，从冯桂芬受到的封杀和抨击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王朝的理想所在。

（阎锡山探索地方自治的悲剧之路）

基于这视角我们将发现：革命正是要继承王朝的理想，捣毁旧时代的目的，不是要追求与旧时代不同的价值，而是因为旧秩序依靠其自身无法实现其理想，因此需要拆散重组。就象托克维尔在《旧秩序与大革命》中所揭示的那样，在革命前后，国家有着一致的目标。

因此这一系列的革命是不折不扣的＂保守革命＂，它们从外部世界吸收新的组织法则，目的不是为了驱逐外国势力，而是为了解决自身的危机。它们既不是价值与法律的革命，也不是一个民族对其它民族的革命，而是国家对社会的革命。

以上三个视角，是二十世纪最前沿的汉学成就。凭籍这三个视角，我们基本上可以对历史脉络作出相对完善的解读。但本刊的创作目的在于寻找到第四条脉络和视角：精神中国如何在官僚中国的摧残下痛苦地挣扎并试图从新世界中汲取力量浮出水面。这是一个比至今为止的中国历史更为漫长的进程，我们将歇尽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