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快？避孕工具不让随便用了？！

中原集团主席施永青，在其自行创办的免费报刊《AM730》上写就一篇神文，为国家生育率普遍下降提出建议。这位差7个月就生在新中国，长在香港红旗下的地产大佬提出，市民要完成基本生育责任，生育两个孩子后，才有权使用避孕工具。

为了说明逻辑严谨、论证缜密，施永青搬出老祖宗说事儿，认为“祖先利用DNA的密码，令人在性欲高涨的时候难以自己，愿意把个人利益暂时搁置，以完成种族繁衍的使命”“但祖先此项设计被先进有效的避孕方式彻底破坏”“必须对个人主义某些主张进行一定压抑”。

据说，原始人最初并不懂得性生活与生育的必然联系，只是单纯感受这份快乐，将其视作艰难生活中最容易得到的满足，才因此产生了啪啪啪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乐趣和安慰的观念。

脑容量不及现代人一半的老祖宗们，肯定想不到，万年之后出了这样的孙辈，把追求生理快乐的他们，奉为无私奉献的生育典范。啪之大者，为人类造娃。

央视白岩松老师在一次演讲中得意地用正能量把全国的年轻人噎死了一回：

当被人问及，如何看待当代年轻人“精分”现象。当代年轻人一边在B站上刷着爱国视频感到热血沸腾，另一方面却又在自己的生活中面对生活压力和就业压力感到无能为力。他们一方面为国家的前途感到乐观，但另一方面又对个人的前途感到悲观……

白老师选择战略性声东击西，“难道我们现在指望的是房价很低、工作到处随便找，一点压力都没有、然后只要喜欢的女孩，跟她一追求就同意？不会吧？”

要不是视频配字幕，人们很难相信，这还是那个电视机里的正能量白老师吗？

延申阅读：

1990年1月1日，有2784名婴儿在上海诞生；十年后同一日同一城市，1148名婴儿诞生；再十年后同一日同一城市，380名婴儿诞生；至2020年的同一日同一城市，156名婴儿诞生；今年同一日同一城市，仅有27名婴儿诞生。

上海市的出生率正在出现断崖式的下跌。疫情期间夫妻被逼整天待在家里，也没有能够对出生率带来统计数据上可察觉的反弹。

上海的新生儿出生统计，其实是全国生育状况的折射。中国的出生率于2019年降至千分之10.5，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低的，已经进入“超少子化”状态。这个数字无论与本国数据相比还是和国际数据相比，都是极低的。急降中的生育率、出生率，宣告了几年前的“单独二胎”和“全面二胎”政策失败，也敲响了对中国经济乃至民族存亡的警钟。

中国经济存在着林林总总的“灰犀牛”，大概率发生、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其中最大的恐怕就是人口悬崖所带来的冲击。人口问题，在经济学中属于长周期范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长期存在，预测难度不大。它的到来，以十年甚至百年为计算单位，也许对股市一朝一夕的变化影响有限，但却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关系重大，最终影响到每一个家庭，影响到国家的前途。人口周期的变化，根本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也不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可以干预的。

人口悬崖对中国经济的第一个重大影响，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供应的下降先导致制造业从业员的萎缩，然后带来服务业成本的上升，触发一系列行业的变局，或生产线外移，或产业升级，或机器人替代，最终也许仍然躲不开服务业成本的迅速上涨。

第二个重大影响是医疗费用的暴涨。中国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超过17%，这群婴儿潮出生的人群对医疗资源的占用和所产生的费用明显增加。更重要的是，未来二十年年龄超过80岁的超老龄人口预计会暴涨，而80岁以上年龄段的医疗开支是60岁以上年龄段的八倍。

人口悬崖对我们财富的最大影响是房价。日本九十年代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有日元汇率急升和事后央行政策失误等一系列原因，不过最大的基本面原因在笔者看来是人口结构的逆转。日本战后婴儿潮人群逐步通过人生周期的拐点，储蓄需要为日后的变现做准备，于是花钱减少、投资欲望下降，而年轻人不仅数量少，而且就业机会不稳定，形成经济与就业的恶性循环。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是日本房地产市场一蹶不振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会不会也经历日本的一幕？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笔者看来靠着五个引擎带动起飞的。经济与收入的增长、人口增长、货币超量发行、城镇化运动以及政策支持。笔者认为经济与收入增长、货币超量发行依然存在，城镇化速度在放慢，人口增长的势头已经见顶，不久会见到人口净增长的拐点，政策支持就比较微妙。

笔者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政策分供应端管理和需求端管理。对于供应端，政府的管制力度明显加大，防范房市爆出黑天鹅事件。去年夏季推出的三条红线政策，卡住了多数非国有房企的融资渠道。“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成为非国有房企的一道紧箍咒，甚至是催命符。在需求端，政府的政策管理相对温和，主要是运用房贷尺度来调节流入市场的资金数量，重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笔者暂时看不到房价大跌的风险，不过人口老化之下居住需求下降是可预见的。

中国政府曾经希望通过放宽计划生育限制，扭转人口增长失速的问题，但是看来这项政策失败了。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讲，高腾的住房价格和教育开支重压之下，年轻人没有强烈的生育欲望。除了在政策出台的第一二年有些小抬升外，放宽二胎限制几乎没有对人口增长带来多少刺激；相反，出生率出现了俯冲式下降。

生育，不仅受到经济条件制约，其实同时还是一种文化。新的一代年轻人，根本没有哥哥、妹妹的概念，从小的成长环境就是就是自己玩。年轻夫妻双职工，带一个孩子加上家务已经精疲力竭了，周末还要带孩子去参加各种兴趣班。他们以及周边的朋友看不到多生孩子的欲望。

韩国比中国早二十余年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由于生育率急降，于1996年取消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生育率并没有因此而明显反弹。去年全国死亡人口更超过出生人口，被牛津大学教授称为“全球首个消失的国家。”

中国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上，继续叹慢板。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透露，即将对东北地区开展全面开放生育的试点。中国人口增长出现断崖式下跌、人口老化和结构性倒挂严重，这些在全国范围内出现是板上钉钉的，根本不需要再慢吞吞地试点？不解决住房、教育、育儿、医疗成本问题，光光开放生育也是不够的，低生育率在中国已经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而且，东北人口流出严重，其背后是经济和就业市场缺乏活力，经济基本面因素势必影响东北的出生率和人员流动率。

今年小学三年级的一本课本的封面插图中，过去传统的一家三口家庭又多出一位睡在婴儿车上孩子。起码有关当局尝试从下一代的观念和文化层面上做文章。这是可喜的进步，但是还不够，做得也不够快。

中国的人口悬崖现象已经是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需要一个漫长的解决过程。韩国前车之鉴表明，重新培植生育文化是一个艰难、曲折的社会工程，并非一项政策便可一蹴而就的。中国必须下大力气扭转生育率急跌的局面，对此掉以轻心是对民族的未来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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