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马拉松：从现代科学和人类流行病首次交锋而开始的漫谈

上一次人类经历2020新冠肺炎这种性质的全球流行病，应该是1918年的所谓的“西班牙”大流感。

我们走过了疫情给我们心理带来的冲击和恐惧，经济停摆带来的茫然不知所终，但是，100年前的那一次悲剧的规模，也许依然让现代人很难想象：

• 历时一年共有三次冲击波的疫情，在当年造成了全球五千万到一亿人的死亡；

• 美国的死亡是至少50万人，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被感染，就在那一年，美国国家的平均寿命下降了整整12岁；

• 平均寿命严重下降的根源是，那次流感毒株的致死率为平常季节性流感的25倍，而且对20-40岁之间的中青年人杀伤力尤其严重，99%的死者年龄在65岁以下；

• 在疫中开始出现大批父母双亡的现象，美东的佛蒙特州甚至为一夜之间成为孤儿的孩子们准备了一趟列车，从一个城镇开到下一个城镇，在每一站停靠片刻，如果有好心的人愿意领养，直接去站台领孩子就行了。

1918大流感中美国的方舱医院

流感患者死亡的主因是肺炎。

驻扎在纽约长岛的一个叫James Downs的陆军下士在医院死于流感。验尸官给出报告：他的肺已经成了一团“血淋淋的泡沫”（Bloody Froth）。就在同一天，千里之外南卡莱罗纳一个叫Roscoe Vaughan士兵也以同样的方式走完了年仅21岁的生命。军医们抱着极大的困惑，从遗体中切除肺脏组织浸泡于福尔马林，然后制成蜡质切片，并把详尽的病历描述一同入档。这是一个从美国内战时就开始的古老实践，林肯总统在1862年下令军队死亡人员的病理报告和组织要尽可能保留入库，这留给后人一个还原当年大流行真实状况的一个宝贵窗口。

除了巨大的悲剧之外，那一次的大流行也充满了谜团。首先就是它惊人的传染速度和发病进程。

一百七十万人口的费城，是在疫情最致命的第二波中首先沦陷的美国大城市。9月，该市计划组织市民举行一次“自由借款大游行”（Liberty Loan Parade），为进入尾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再助一臂之力。James Downs和Roscoe Vaughan就是在大游行预定日期的两天前去世的。即使是在军营之外，当地不少医生已经开始察觉不妥，但是他们的专业意见无法改变市政的既定方针。据报道有一位医生悄悄游说当地报纸，试图通过舆论的压力让市长改弦更张，但是一年多来美国的参战让媒体与政府的爱国宣传自觉站队，对这样的故事毫无兴趣，于是在9月28日，20万人涌上街头欢呼雀跃。

在成功大游行的72小时之后，疫情开始发力，死于流感的人数以每日10，30，50的加速度上升，市长不得不下令停止公开聚会，关闭教会和学校，但是为时已晚，就在禁令实施的第二天，死亡人数达到了264人，费城当年的公共卫生首长给公众的预测是拐点已到，但是随后的死亡人数分别是每天289人，300人，428人......

截至到11月病毒明显进入沉寂，大流感最终让费城付出了死亡两万人的代价。

普通人的常识，都是看到警讯之后才会采取措施，但是烈性传染病这样指数阶的迅速增长，却违反常人的逻辑。这个现象，也许用“象棋盘上的米粒”这样一个能寓言才能形容：

话说在古印度有个叫锡塔的大臣发明了国际象棋，国王决定决定重赏他。锡塔说：“陛下，我只要一点麦子。请您让人将麦子放在我发明的棋盘的六十四个格子内，第一格放一粒，第二格放二粒，第三格放四粒，第四格放八粒，第五格放十六粒……照这样放下去，每格比前一格多放一倍麦粒，直到把六十四个棋格放满就行了。”

印度国王和其他大臣听了都忍俊不禁，这个锡塔明明可以索要金银财宝却不取，反而是盯着一棋盘的大米是为什么？给他！于是开始往棋盘上摆米粒，很快就排满了，然后用碗装，再抬出米袋子，然后打开粮仓一车一车地往出推.....很快国王就笑不出来了。

如果认真计算一下的话，装满最后一个棋盘格子需要2的64次方个米粒，换算成重量的话就是将近一百亿吨，需要现代印度一百年的大米产量才够。

1918大流感，2020新冠肺炎这样的烈性传染病，他们一传二，二传四，四传八，由此无穷无尽的特征，正象是棋盘上大米的指数阶增长。1918年秋天费城的市长，和2020年的三月初的美国政府，他们的视野就像是那位古印度国王一样狭窄，等到他们看到米粒已经积成袋装成车，才刚刚意识到就是把整个国家赔上也填不上棋盘一个无底洞，已经为时太晚，因为病毒的传播已成燎原之火的趋势，无法控制了。

当然，随着人类对病毒群体免疫的获得，病毒传播的增长曲线最终会降下来。即便如此，疫情起始阶段的指数增长，也让当时的美国医学学会主席Victor Vaughn不寒而栗，他说：“如果大流感以目前的数学加速度继续增长，人类文明就将在地球上不复存在”（“If the epidemic continues its mathematical rate of acceleration, civilization could easily disappear from the face of the earth.”）。

对付大流感这个凶恶的敌人，唯一的答案就是疫苗，但是，在短时间内研制出大流感疫苗又谈何容易？

永不言败的美国人做了一个有点疯狂的实验：

在波士顿湾的鹿岛有一个海军监狱，军方招纳了62名犯人参加一个流感疫苗的试验项目，回报就就是赦免他们的罪行。具体操作时，医生采集严重流感病人的上呼吸道分泌物喷入“志愿者”的口鼻眼，或者把一部分罪犯带到医院和患者近距离交谈，甚至干脆命令病人对着他们脸猛咳五次。这个试验的目的，是为了观察研究流感症状发作的过程和机理，并为未来的疫苗研发奠定基础。

不可思议的是，这62个人一个被传染的也没有，而主持接种的医生后来却撒手人寰了。

这个迷的谜底，要等到90年之后才被一篇《美国科学院院报》的论文所揭开，我们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1918“西班牙”大流感的谜团，也体现在它众说纷纭的起源之争上。

首先，“西班牙”流感绝非起源于西班牙。西班牙背这个“锅”的由头，主要是因为它是独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和同盟国交战双方之外的中立国。因此，西班牙媒体对大流感的报道相当透明开放，不象其他的媒交战国的媒体一样，受到政府战争宣传机器的管控。加上西班牙国王也不幸中招成为报纸报道的焦点，所以给世界人民以一个错觉，以为西班牙是爆发的源头。

西班牙人民自然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在他们的历史书里，基本上没有“西班牙流感”这个名词，只有1918“法国大流感”，因为他们认为病原是被法国游客带到马德里的。

除了“西班牙起源”和“法国起源”之外，更靠谱的还有两种说法，首先就是“美国起源说”。

美国人背这个锅，主要是在2003和2004年，两部关于1918大流感的力作连续推出，不约而同地指向美国堪萨斯州的步兵军营乃是瘟疫的源头。其中John Barry的作品成为年度畅销书，小布什总统的夏日案头读物，也激发了他对扶助非洲艾滋病项目和加大对CDC拨款力度的灵感。

1918是一战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的春季即是全球大流感的助跑阶段，也是美国军队源源不断离开本土开赴欧洲的高峰，这个时间链对的上。有的历史学家开玩笑说，美国大兵在堪萨斯军营接受的是杀敌的训练，可是他们身上携带的流感病毒，杀伤力可比机枪大炮厉害多了。

于此同时，来自地球另一面的一只根本就不会杀人的生力军，也在整装待发分批次开往欧洲战场，从事修筑战壕打扫战场搬运尸体这样的脏活累活，历史书把他们称为“中国援欧劳工旅”，也不幸地构成了1918大流感的“中国起源说”。

如果我们查阅20世纪中历次流感大流行，几乎次次都有“中国起源”的怀疑，据说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南方一种逆天的水稻种植技术。广东农民爱养猪爱养鸭子，他们种水稻的时候在稻田放养鸭子，因为鸭子吃杂草和害虫而不动稻谷，而且鸭粪是上好的有机肥。水稻收割后放假的鸭子和猪又杂居一处。

人，猪和鸟类这三个物种都会携带流感病毒，但人流感和禽流感一般不互相串门。而猪却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它们既能被人流感病毒也能被禽流感所感染。如果人禽两种病毒不小心同时感染了同一个猪细胞，两种病毒会在胞内发生基因重组，万一凑巧了的话，禽流感病毒会从人病毒基因获得具有传染人能力的片段。

这要这样的话，人类可就摊上了大事儿了，因为鸭子排出禽流感病毒，通过猪这个中间宿主，获得了入侵人体的精密制导能力，同时依然保留所有禽流感的抗原性，让人类免疫系统不战自乱。

有不少人相信，这一幕，就在1918年的某一天在广东农村的猪圈中悄悄地发生了，随即传播到北方，上万精壮的山东大汉和燕赵子弟应征旅欧劳工团，他们横跨太平洋，在温哥华下船，被装入闷罐子车厢从西向东横跨北美大陆，然后在东岸上船，横渡大西洋，克服千辛万苦来到法国的西线战场。

有历史学家考证了中国劳工团在加拿大的行程记录，找到了流感集体发作和隔离观察的历史考据。

如果这个假说是真的，那么中国旅欧劳工团堪称是影响世界现代史的大事件。我们知道，这支出生入死任劳任怨的援欧队伍，是中国自称为一战“战胜国”最重要的依据，也让全中国民众对从战败的德国手中收回青岛抱有极大的期望。当这个莫大的期望成为最大的失望，五四运动就仿佛火山一般喷发了。

20世纪初的中国人还是很受歧视的，中国劳工固然劳苦功高，但在战后基本没有留在当地的权力，除了区区几千人最后定居法国以外，其余全部被遣送回国。当时在欧洲的有两个中国人，一个叫吴稚辉，一个叫李石曾，他们看到法国社会由于战争和流感死亡而严重缺乏劳动力，突发奇想：既然中国平民劳工团都能如此“成功”，那么如果组织国内有为的年轻学子赴法“勤工俭学”，开拓眼界报效国家，岂不是两全其美？

于是紧随中国劳工团之后，就有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中法勤工俭学运动”，这中间出现了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邓小平等人的身影，他们在法国接受了一种主义，然后回到中国，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

跑题了。

不管是“美国军人起源说”，还是“中国禽畜杂交说”，有一点是肯定的，病毒在世界的某一个点上诞生，然后如同星火燎原一般烧遍了全世界。

这把火甚至烧到了遥远的阿拉斯加，北极圈附近的白令海边，有一个爱斯基摩人小镇叫Brevig Mission，只有80个村民，在流感病毒入侵的五天之后，除了五个大人和三个孩子幸存外，其余72人都死于非命。北美原住民的大流感死亡率甚至远高于欧亚地区，这其中的原因是，相对发达地区的人类每年经受季节性流感的洗礼，对1918的毒株或多或少有一点点抗性，而常年与世隔绝的爱斯基摩人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新种，就仿佛是赤身裸体地迎接枪林弹雨了。

这样悲惨的地区不平衡状况，也发生在今天，在美国新冠肺炎感染率最高的地方是哪里呢？并非是纽约市这个最繁华人口最密集的大都市，而是位于美国中部荒漠的最不发达地区，纳瓦霍（Navajo）印第安人保留地。

在这个几乎被大流感团灭的爱斯基摩人小镇，死人太多劳力太少冻土太硬，连埋葬都成了问题。地方政府雇佣了附近的矿工，生火化冻，用蒸汽掘土机挖了一条长宽为25X12英尺，深6英尺的壕沟，才把死者葬入了千年不融的冻土层，仿佛要把这个大流感的秘密，也深深地埋入地下。

直到33年后，熊熊篝火再度燃起，一把破冰凿再度撬开阿拉斯加坚硬的冻土层。

有人说，1918年大流感，是现代科学和全球流行病的首次交锋，这个说法既对也不对。说它对，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人类已经掌握了相当尖端的科学武器，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疫苗，并由此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在过去令人色变的传染病，包括天花，炭疽，狂犬病，脑炎，白喉，伤寒，等等。说这个说法不对，是因为在当时病毒还没有被发现，科学如何能和一个根本就不知道其存在的敌人过招？

在1918之前，人类遭遇过最恐怖的传染病是中世纪的黑死病，造成了欧洲一半以上人口的死亡。在那个时代，人类对传染病的认识是蒙昧的，唯一应对的方案就是大家伙一块聚在教会大堂同心合意地祷告，祈求上帝的宽恕和怜悯。结果自然不用说，信仰越虔诚，越是要聚众祷告，病倒和死亡的人数的越多。这时候政府抓住机会，出面挑战教会的权威，告诉大家隔离比聚会要管用。

隔离（Quarantine） 这个词，它的拉丁词根是40的意思，就源自15世纪航海归来的威尼斯水手，要在船上停留40天后才能上岸的法律规定。

据说在西方历史上，这大约就是话语权从神权向世俗政府转移的起始，随后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慢慢地发展出用科学和理性的方法去认识传染病。1882年，科赫证明了肺结核这个人类头号杀手是由结核杆菌引起，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成就。不过，对于病毒，人类还是一无所知，这关键是病毒颗粒的平均尺寸仅为细菌的百分之一，能轻而易举地透过当年细菌学家发明的挡菌滤膜，而且在光学显微镜下不可见。对于讲究实证的西方科学来说，直观认识病毒这一步，很难迈出。

距1918大流感最近的一次全球传染病，是1889年所谓的“俄罗斯流感”，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一百万人的死亡，伦敦是重灾区之一。在疫后，英国议会请了一个叫Henry Passen的聪明人起草了一个调查报告。这位专家先把流行病机理的各种假说理了一遍，以现在的观点看，其中最离谱的一个是“俄国燕麦说”。它的背景是当年的大英帝国和沙俄在远东争霸，关系紧张，以及俄国燕麦的出口在西欧各国居垄断地位，于是有伦敦人脑补出是劣质的俄国燕麦害得英国人得了流感（不知道当年有没有向俄国索赔的呼声）。

除了这不样靠谱的说法，Henry Passen为调查流感传播的真正机理做了一项有趣的研究。他比较了伦敦铁路部门各个工种的感染数据，发现司机和加煤工这样在驾驶室的工种，其感染率明显低于售票员查票员这样和大批乘客近距离接触的职业。所以，流感和劣质空气无关，因为烟熏火燎的火车头驾驶室的空气质量更差，更和俄国燕麦风马牛不相及。他因此做出一个大胆的猜想：流感可能是一种无生命的感染性颗粒，以空气为媒介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在1918之前，这大概是人类对流感的认识中最接近真相的一次了，但依然远远不够。所以，当大流感在北美大陆开始传播以后，美国医学和科学界基本交了白卷。除了病毒在当年还不为人知以外，流感引发的肺炎经常引起细菌的二次感染，害的科学家分不清楚细菌在这个传染病里，到底是因还是果。

俗话说，“如果你的唯一工具就是锤子，那么你面临的一切问题都是钉子”。在当年，细菌学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小高峰，所以美国的医生和研究人员抡起细菌学手段这样的锤子，向大流感这样貌似“钉子”的难题狠砸下去。

他们从流感病人内体分离出各种细菌，比如嗜血杆菌，肺炎球菌，链球菌之类的，然后进行培养扩增和灭活，声称成功制备了疫苗。在那个年代，严格测试药物或疫苗疗效的科学统计方法尚未建立，结果就是大家饥不择食一哄而上，比如旧金山一次就给一万八千人注射了流感“疫苗”。无奈，科学没有捷径，也不给人以幻想。流感不是细菌这样的“钉子”，细菌疫苗这样的“锤子”自然砸不到它。当年轰轰烈烈的流感疫苗大研发，失败了。

从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的美国其实有一个全明星般的科学阵容来迎战这场流行病。

那时美国医学生命科学研究实力最强的，是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它后来发展成了赫赫有名的洛克菲勒大学，一共出过25位生命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它的第一任所长叫Simon Flexner，是一位杰出的医生科学家和管理者。其拿手好戏是把人类病原给马注射，然后从马血中分离有治疗效果的抗血清给病人使用。在抗生素被大规模应用之前，Simon Flexner发明的抗血清一直是治疗脑膜炎的唯一药物。

这样的杰出成就吸引了大富豪洛克菲勒的注意力，于是出资邀请Simon Flexner出面组织了医学研究所，一干就是34年。从此，他进一步显示出了做基础科研以外的科学管理天才，很快就招聚起一支强悍的医学科研班子。美国参加一战之后，Flexner麾下的团队几乎全部转入军方。这其中的原因是，当年的战争中传染病是战士的头号杀手，美国的上一次战争，也就是美西战争中，军人病死和阵亡比例为六比一。截至到一战结束，美国将近一半的医护人员属于军队编制。

大流感期间的美军首席军医官名叫William Gorgas，在传染病领域也不是一位等闲之辈。1898年美西战争的主要战场古巴首都哈瓦那，和1906年的巴拿马运河工程，气候炎热人员密集环境腌臜，黄热病的流行成为大问题。几乎所有领导都认为这是热带“瘴气”的罪过，无法可治，而作为专业官员的Wiliam Gorgas对科学文献了如指掌，他力排众议，坚持采取措施控制蚊子传染源，彻底消灭了当地的黄热病。这样的经验使他成为美国指挥抗疫当之无二的人选。

由于肺炎是大流感患者的主要死因，于是Williams Gorgas主持成立了一个肺炎专家委员会（Pnumounia Board），从Simon Flexner的麾下借兵借将，形成了一个阵容豪华的团队，豪华到什么程度？其成员在之后的日子里全部都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在这个“肺炎专家委员会”里，有一个当时毫不出众的加拿大人名叫Oswald Avery， 下士军衔（拜1918医学专业人员军事化所赐）。他的研究领域是肺炎球菌，所以在这个委员会正是英雄有用武之地。Avery的专长和他的领导Simon Flexner一样，是把病原打进入马的体内，然后从马血液中分离抗血清以便用于病人的治疗。这一招看似原理简单，其实却是人类一百年来对付传染病的不二法门。即便是在今天的新冠时代，依然有很多专业人士坚持认为感染后恢复者体内血浆里的中和抗体，是治疗病毒感染的最好方法。

这个原理就是，病毒颗粒表面的刺突蛋白和肺泡表面的ACE2蛋白（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的结合，是病毒入侵肺细胞的关键途径，而如果病愈患者体内恰好有抗体分子能够打断这种病毒和宿主的结合，那就再好也不过了。所以现在各个国家都大力鼓励新冠肺炎的病愈患者踊跃捐献血浆以供研究和可能的治疗之用。

但是，当年Oswald Avery和Simon Flexner共同面临的困境就是：他们对真正的病原一无所知，那么他们放之四海皆准的抗血清和中和抗体疗法，就注定是药不对症啦。

所以，1918年的美国肺炎专家委员会，Oswald Avery，William Gorgas，Simon Flexner，这些时代的科学精英，通通失败了，美国人只能用肉体硬抗过了这次大流感，付出50万人命的代价。

大流感之谜揭秘的第一缕曙光，大概是是来自10年后Simon Flexner麾下的一员后起之秀，他叫Richard E. Shope，是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病理学家。他的研究兴趣是人们在1918大流感同期观测到的猪流感，Shope让感冒猪的鼻咽提取物通过一种孔径微小的细菌滤膜，发现细菌被滤除的液体依然足矣让猪生病，这证明了猪流感是由一种比细菌小得多的致病颗粒引起。更加令人震惊的是，他从1918大流感的病愈幸存者体内提取的血清，能够消除猪流感致病物质的感染性，而生于1918之后少年人的血清，则没有这种功效。这个证据强烈地支持导致1918大流感的和猪流感是同一种病原类型。

Shope的工作激发了英国科学家的兴趣，他们首次把人流感患者鼻咽分泌物的致病物质在鸡蛋黄胚囊中培养传代成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技术革新，20年后，中国微生物学的先驱汤飞凡先生正是在鸡胚胎中成功培养了分离了沙眼衣原体。时至今日，大规模的流感疫苗生产依然是在鸡蛋中进行。

有了这样的进展，科学家已经感到大流感的秘密就被锁在病原培养基的蛋壳中了，但是，这种叫做“病毒”的东西仿佛依然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它的庐山真面目为何，依然让人捉摸不透。

到了1932年，学术视野深邃而开阔的Simon Flexner，决定把洛克菲勒医学部扩展到植物病理学领域。这个决定意外地却给病毒研究洒下了第二缕曙光，原来在那个年代，烟草花叶病毒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马上就要迎来开花结果的大丰收阶段。一位名叫Wendell Stanley的不到30岁的学者，在洛克菲勒雄厚财力的支持下，在世界上首次纯化并结晶烟草花叶病毒颗粒，这是人类在发明电子显微镜之前，第一次用肉眼真真切切地观测到了病毒的客观存在。更厉害的是，他们把烟草病毒结晶给马注射，然后把马血清注入烟草的叶脉，居然抑制了花叶病毒对烟草的侵染，显示了中和抗体从动物跨界到植物，几乎无所不在的能力。

Stanley对病毒的特性做了如下的概括，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颇有科学的预见力：

“烟草花叶病毒被认为是一种自催化蛋白质，就目前而言，它的增殖可能需要活细胞的存在“；“该蛋白质的分子量，大约是几百万”。

显然，Stanley对病毒结构和功能的解读，主要集中在病毒颗粒的蛋白质成分上，尽管后来的学者对斯坦利结晶的化学分析表明：这种烟草病毒的蛋白质含量高达95%， 但是还有大概5%的成分可能是核酸的“杂质”.....

1946年，Stanley因为揭示了病毒这种新型病原体的化学本质，而荣获诺贝尔化学奖。

Shope，Stanley这些在大流感之后成长起来的洛克菲勒的精英们，当他们在病毒学这个新兴热门领域中披荆斩棘的时候，比这些后起之秀大20多岁的Oswald Avery，还在肺炎球菌的领域中苦熬，他在刚加盟洛克菲勒的时候就已经不年轻了，进入30年代之后就更加显得落伍，在长达11年之久没有发表过一篇研究论文，如果是在今天的科研环境，肯定是拿不到科研资助和终身教职了。

由于时代的局限，Avery用来揭秘大流感的工具，根本就是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而在大流感绝尘而去之后，他还在这个错误的道路上踯躅前行，注定看不到胜利的曙光......

Or, Will he？

Shope在研究猪流感抗体的时候，已经是在1918大流感过去的10年之后，但是他依然能够从曾暴露在大流感的人血浆中提取出抑制猪流感的抗血清，这主要是归功于人类的免疫系统有记忆功能，一经暴露之后，即使病原已然不再，人体的B细胞依然能够持续不断地生产针对病毒的抗体，这就是理想疫苗的原理，一经接种，终生免疫。

但是追踪病毒的科学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人感染了大流感，死了，病毒也随之死亡，并被尸体组织的RNA酶所切碎；人病愈了，是因为体内强化了的免疫系统清除了病毒。这个大流感的感染率非常之高，使得大部分人类都具有了免疫性，再看到这个病毒露头就打，所以1918大流感在进入冬天和1919之后，就逐渐减弱甚至消失了，科学家们后来再也找不到它的踪迹，揭秘自然更无从谈起。

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甚至被某些人拿来当成对付新冠病毒的理论基础，可以不要忘了，人类是付出了五千万到一亿人生命的代价，才换取了对大流感这个这个所谓的“群体免疫”。

 对1918流感病毒本质的兴趣重燃，并得到媒体聚光灯的，是在78年后的1996。

Jeff Taubenburger是美国军方病理研究所（Armed Force Institute of Pathology）一位分子病理学家，他的团队掌握了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巨大宝库：一个从1862年就建立的庞大的军方人员病理组织库以及每一份切片所对应的病历，而且全部数据都已存入数据库。他只用一个简单的检索，就迅速定位了七份在1918年因为大流感去世的美军士兵的肺部病理切片，其中就有在炎症攻击下肺脏成为“血淋淋泡沫”的下士James Downs，和在同一天去世的Roscoe Vaughan。

通过一种叫做PCR的核酸扩增技术，他们在Roscoe Vaughan的残余组织中首先检测到了阳性信号。这个过程有点象是一个侦探的工作，因为要用PCR技术扩增病毒的基因，必须要先知道基因的序列，然后根据病毒的序列合成很短的片段，术语叫做“引物”，让这样的引物和野生病毒的长链分子结合，成为推动大量新链合成的火车头，只有这样才能富集到足够的病毒核酸以供进一步分析使用。

那么麻烦就来了，Taubenburger整个科研项目的目的就就是要发现病毒的基因序列，而你现在却说要想测量病毒的序列，就必须先知道他们的序列，这岂不就成了循环论证永远无解了吗？

科学家的思路是这样的，通过对1918大流感中痊愈者的血清学研究，也就是用他们的血清去抑制后来发现的各种流感病毒，基本可以确定大流感的毒株属于H1N1型。在这里，H代表了hemagglutinin，也就是血凝素，这是流感病毒入侵人体细胞的钥匙一样的分子，相当于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而N代表了neuraminidases，中文叫唾液酸酶，这种病毒蛋白在病毒颗粒的包装和释放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所以，血凝素（H）和唾液酸酶（N）这两种重要的病毒蛋白，一个决定了 病毒对人细胞的入侵，另一个决定了病毒颗粒从宿主细胞的释放，他们的序列和突变就决定了流感病毒的基本分型。

在确定了1918大流感属于H1N1亚型之后，Taubenburger团队比较了当时已知的所有H1N1流感病毒基因的序列，从中找出绝对不变的部分，假定1918大流感株系也不会例外，必然含有这些保守的序列，然后以这样的序列为依据合成了“引物”作为“鱼饵”，从Roscoe Vaughan的肺脏组织残片中去钓大流感病毒基因这条大鱼。

这是一个大胆的假定，而且他们幸运地猜对了，到了1997年的夏天，他们已经从Roscoe Vaughan的残留肺组织中钓出了完整的病毒血凝素基因。好消息是，这个血凝素基因属于如假包换的流感病毒家族，同时又和任何一种已知的流感病毒不同，几乎可以肯定必然是1918大流感株系的真身；但坏消息是，封存的病理组织已经用掉了一半，而他们揭秘的血凝素基因只占整个流感基因组的十分之一，他们已经基本没有可能完成解密1918大流感真相的任务了。

Taubenburger （左）

当72岁的退休病理学家Johan Hultin从《科学》杂志上读到Taubenburger从病理切片中找到1918大流感基因的时候，他有一种百感交集和昔日重现般的震撼，将近半个世纪之前的一段难忘往事象过电影一样重新回到他的脑海中，那是一段“一个瑞典人在阿拉斯加的奇遇”。

在1951年，Johan Hultin还只是一个27岁的瑞典青年学生，在美国中部的爱荷华大学攻读病毒学的博士学位。在一次学术讲座中，当年一位著名的病毒学家对听众说：“1918大流感死者如果埋在阿拉斯加的冻土层中，那么我们今天会有可能从遗体中复活当年的病毒”。

这位学者用了15秒说了这句话，然后也许就忘掉了这件事，但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个思路顿时让Johan Hultin陷入了无限的畅想与遐思之中，也让历史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记住了这个瑞典年轻人。

在北极苦寒之地去寻找几十年前人类杀手的踪迹，既充满历史使命感又富有浪漫主义的情怀，这个任务简直就是给Johan Hultin度身定做。他是一个酷爱冒险探索未知世界的人，曾在57岁的时征服世界上最高最著名的滑雪胜地 - 新疆慕士塔格峰；曾经花了12年的业余时间发明了一种汽车安全装备获得美国交通部的大奖，仅仅是源自他熟悉的一位病人不幸死于车祸。有意思的是，比他晚了40多年的后辈病毒猎手Taubenburger，其实也具有类似的气质。Taubenburger是一位木管乐演奏家和业余作曲家，在工作之余创作了不少交响曲，歌剧，弦乐四重奏和钢琴作品。

Johan Hultin通过他认识的一位熟悉阿拉斯加的考古学家，了解到州政府和军方对20世纪初的阿拉斯加墓葬地理有极其详尽的记载。他很快就定位了三个位于北极圈内冻土层中的1918年度的集体墓穴，然后从研究生经费中申请了一笔小款就星夜动身了。

第一个地点由于河流改道淹没了墓地而不能用；第二个位于白令海岸的土崖上，地表已经坍塌墓室可能已遭暴露；于是他租用的飞机把他送到了最后的希望之地，这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化外之地，Johan Hultin不得不降落在海滩，然后乘船在白浪滔天的海上航行十几公里来到一个叫做Brevig Mission小渔村，33年前，就是这个只有80人的村庄被大流感夺走了72条人命，而活下来的那5个人，居然能让这个几乎灭顶的渔村延续下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Johan Hultin（左）乘小飞机前往北极小镇

幸运的是，在1951年，这5个人里还有3人尚健在，他们一听这个操外国口音的瑞典人说明来意，登时就明白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个爱斯基摩渔村依然遵循母系社会的传统，Johan Hultin告诉他们的母系族长，他有可能从他们长辈的遗体中找到病毒，制造疫苗，这样即使日后瘟神卷土重来，当年的悲剧也不会上演了。

也许让Johan Hultin意外的是，崇尚祖先崇拜的这个爱斯基摩部落，竟然马上答应了开坟掘墓剖尸这样一个乍听上去非常离谱的请求。于是他在寒冷凄凉的墓地升起一堆篝火以融化冻土，和其他两个同事齐心协力，终于挖出了几具僵硬的遗骸，在尸检后切除肺脏带回了爱荷华大学的病毒实验室。

没想到，实验室这一步的难度却远远地超过了在极北苦寒之地的掘墓取材。Johan Hultin夜以继日地把死者肺组织的提取物接种于受精的鸡蛋中培养，一个又一个星期过去，他们从北极带回来的整块肺组织都用光了，也不见有丝毫病毒复苏成长的迹象。

Johan Hultin第一次揭秘1918大流感的尝试失败了，他的实验以从北极满载而归开始，以一大堆臭鸡蛋壳而终。

Johan Hultin试图复活大流感病毒

流感病毒的遗传物质RNA， 是一种高度不稳定的大分子。它和它的亲兄弟DNA相比，仅仅是在长链基本元的糖环2位上多了一个氧原子。但恰恰是这个差别，让DNA的化学性质要稳定得多。所以绝大多数生物在进化中选择了DNA作为遗传信息的储存空间，只有部分病毒选择了RNA，流感就是其中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也是。

在法医鉴定中，哪怕是经年的血渍精液毛发等证物，都能提到完整DNA样品作为追踪凶手的物证。而Johan Hultin要对付的病毒RNA，踪迹就难寻了。根据后来的研究发现，即便是在在极地冷冻的稳定环境中，死者完整遗体中长度为一万左右的病毒RNA基因组，也已被降解成长度为100左右的细小片段。这就相当于是被大卸八块的病毒尸体，即使给它们喂鸡蛋中丰富的养分，也很难让它们起死回生。

Johan Hultin凭借50年代原始的鸡胚胎培养工具，要复活冻存几十年的破碎病毒，其难度不亚于要1918年的Oswald Avery，用抗血清方法找到治愈大流感的药方， Mission Impossible。

好在时代在缓慢而顽强地向前发展，在Johan Hultin失败之后40多年后，Taubenburger的时代已经有了PCR这个强有力的工具，勉强能够把稀疏而零碎的病毒RNA分子扩增和拼接起来。这项技术是Kary Mullis在1983年发明的，并于1993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这个发明的核心思想非常单纯，其所需要的DNA合成发动机只需要三个基本零件，除了我们上文谈到的痕量病毒核酸长链作为母板，以及能和母板结合的短链DNA分子作为“引物”以外，还需要一种蛋白质分子，能像火车头一样拉动“引物”在核酸模板的轨道上前行，以合成新的长链，这种蛋白质就叫DNA聚合酶。

Kary Mullis发明的PCR， 为复活1918大流感病毒，新冠病毒的核酸检验铺平了道路

在PCR反应中，母板，引物，和DNA聚合酶三驾马车紧密合作，以一对病毒序列为母板，用1生2，2生4，4生8这样的速度进行指数阶增长。我们在前面举的那个“象棋盘上放米粒”的寓言，就在生化试管中实现了。有点类似病毒感染在不设防的人群中的大爆发，含有病毒序列的核酸分子可以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被扩增几百万倍。这些扩增产物可以被灵敏的机器检测，这就是当前新冠病毒核酸检验的原理；或者它们可以被分离纯化以待下一步的克隆测序，这就是Taubenburger和Johan Hultin为了揭开1918大流感的面纱所要做的。

PCR的原理，请耐心看完这一分半钟

世界上第一个DNA聚合酶，是美国的Arthur Kornberg在1956年发现的（当然现在PCR使用的酶比他的初始版本不知要高级多少倍）， 他在3年后获得诺贝尔奖；1958年，Matthew Meselson和Franklin Stahl两位美国科学家做了一个被后世称为“世界上最优美的生物学实验”，发现了DNA一变二式的的复制机理，给PCR的指数阶扩增技术在理论上铺平了道路。

很多人认为，这三位大师的工作，以及后来所有的基因工程技术的起点，都建立在沃森和克里克在1953年发表的DNA双螺旋结构, 那一年James 沃森才25岁。

在科学史上，沃森大概是最善于“换界”的天才了。他15岁进芝加哥大学学的是鸟类学专业，但是毕业的时候读到了一本量子物理学家薛定谔写的一本小册子《生命是什么？》，遂对生命的遗传学本质发生了兴趣，断然转换了领域（在这里多说一句，笔者是在和沃森同样的年龄借阅了《生命是什么》，可是硬着头皮读完之后完全无感，人和人之间的差距这么就这么大？）；博士毕业后，沃森进入剑桥在噬菌体领域继续博士后研究，但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女化学家Rosalind Franklin精美的DNA晶体衍射图样后，立即意识到这里面有矿，就放弃了实验室的研究，换界到DNA的结构的推导，只用2年时间他就成功了，写下了科学史上难以企及的奇迹，在34岁时获得诺贝尔奖，比他的博士学位导师还早了7年。

年轻时代的沃森（右）和克里克

不过从科学研究成就上看，沃森的创造力是典型的昙花一现。相比之下，比他年长12岁合作者克里克，在后来的岁月中就比沃森的学术成就大得多，但是他的名气却远远不及沃森， 这是为什么？

这个秘密在于沃森在诺贝尔奖之后的两次换界。

他在1968年写下科学回忆录《双螺旋》，被称为史上最畅销的科普读物。在进入哈佛之后，虽然在学术研究上乏善可陈，但是他主持推出了三部经典教科书《基因的分子生物学》，《细胞的分子生物学》和《DNA重组》，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分子生物学家。除了著书立说之外，沃森生涯中最后的里程碑是出任冷泉港分子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主任长达35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沃森在名著《双螺旋》中这样描述他致力于DNA研究的动力：

在薛定谔写出《生命是什么》的时候，几乎人人认定蛋白质是遗传物质。但是洛克菲勒的Oswald Avery做了一个实验证明，细菌的遗传特性可以通过纯化的DNA来传递....Avery的研究预示了几乎所有的遗传物质都是DNA构成......。

When Schrodinger wrote his book (1944) there was general acceptance that genes were special types of protein molecules. But almost at this same time the bacteriologist O. T. Avery was carrying out experiments at the Rockefeller Institute in New York which showed that hereditary traits could be transmitted from one bacterial cell to another by purified DNA molecules. Given the fact that DNA was known to occur in the chromosomes of all cells, Avery's experiments strongly suggested that future experiments would show that all genes were composed of DNA。

在我们的故事中消失已久的 Oswald Avery，终于又回到了人们的视线。

和沃森这个“换界”高手比起来，Avery也许位于科学天才性格光谱上的另一个极端：绝对的一条道儿走到黑。让他成名并得以进入洛克菲勒的科研成果是肺炎球菌；在大流感期间他的主项仍是肺炎球菌；1918之后，当年一败涂地的大流感科研攻坚团队，各奔东西鸟兽散了，换界的换界，move on 的 move on，Avery还依然执守着他的肺炎球菌，但是他的研究生涯陷入低潮，10年写不出任何论文。

情况到了1925年终于有了改变，英国科学家格里菲斯发现，有两种肺炎球菌，一种是表面光滑的，能够通过诱发肺炎而毒死小鼠；而表面粗糙的菌株就没有致死性。格里菲斯团队用死亡光滑菌的组分去处理无毒菌株，令人吃惊的是，表面粗糙的无毒菌株居然变光滑了，也获得了致死性。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某些肺炎球菌表面之所以光滑，是因为他们能制造分泌一种脂多糖外膜，能够诱发宿主严重的免疫反应而身亡。当年，人们并不知道这个现象的化学本质，只是，如果我们把病菌的这个“致死性”和人类的身高体重和肤色做类比的话，那么这个病菌毒性转换的狭隘课题，就一下子和“遗传”，“性状”这样生命的基础意义联系起来了。

到底是病菌尸体的哪一种组分，诱发了无毒菌株遗传属性的变化？只要找到这个答案，那么就回答了遗传物质化学本质这个基础性问题。这个问题，一下子让Avery团队从默默无闻的冷门领域，跳跃到了生命科学的前沿。

Avery在肺炎球菌领域30年默默积累的生物化学技术和微生物功底，让他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唯一人选。

他们先从致死的光滑毒株中分离出各种组分，有1）蛋白质，2）脂类，3）糖分，4）核酸DNA。然后再纯化出能够消化粉碎这些活性组分的各种酶，用排除法一一探寻：

• 用蛋白酶清除蛋白质之后的毒菌组分，仍然能把无毒株转化为致死型，结论：蛋白质不是遗传物质。

• 用脂酶清除脂类之后的的毒菌组分，仍然能把无毒株转化为致死型，结论：脂类不是遗传物质。

• 用糖水解酶清除多糖之后的的毒菌组分，仍然能把无毒株转化为致死型，结论：糖类不是遗传物质。

• 用DNA分解酶清除DNA之后的的毒菌组分，就失去了把无毒株转化为致死型的能力，结论：DNA就是是遗传物质！

我们仅仅用不到十行文字就描述了Avery划时代的实验，而实际上，Avery和其他两位科学家做这个实验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在他们发表论文的1944年，Avery已经67岁了，在科学史上以这么大年纪才做出划时代成果的，大概找不出第二位。

对Avery等人不利的是，他们的论文发表后几乎没产生什么反响。一个因素是，在人们的印象中，DNA核酸的构架松散成分简单，和结构功能巧夺天工的蛋白质相比，不大可能是遗传学秘密的携带者；另外，这可能也是由于Avery是个非常低调的人，而且常年专注于一个游离了科学最前沿主流的冷门领域，大家都快把他忘掉了。

幸运的是，进入50年代，年轻的沃森精读了Avery的成果，他虽然频繁换领域，但其博士生训练毕竟是在一个噬菌体实验室完成的，所以对细菌学的进展触类旁通，一下子就抓到了Avery发现所蕴含的重大意义。所以才有了沃森和克里克合作的方向，以及未来分子生物学所有的一切。

盛年的Avery没有能力揭开1918大流感的秘密，但是他通过后半生30年的坚持，用全面革新生命科学观念的方式，给后来者提供了可能性。

由于做出突破时的年纪已经太大，Avery没有等到他应得的诺贝尔奖，于1955年就仙逝了，那一年距沃森克里克的双螺旋模型刚刚揭晓才两年。但是他用肺炎球菌所回答的关于生命本质的问题，永远记录在分子生物学历史的里程碑上。

Avery是个乏味的奇人，给他写传记也许是世界上最难的事：他除了做实验基本没有任何爱好；不爱旅行，连出门接受颁奖都懒得去；他其貌不扬身材矮小体重不到一百斤，一辈子没结婚无家庭。1944年的划时代论文发表后他就从洛克菲勒退休了，搬到弟弟全家所在的中部乡下终老余生，度过了默默无闻的人生最后十年。

所以也没有人给他写传记。

唯一带有一点传奇色彩的是，当年洛克菲勒的领导要把他揽入麾下，写了一封信人家不理，第二封信还是不理，于是领导只好亲自去一趟，准备在饭桌上把薪水再提一提。后来他才发现，Avery不接offer，根本就不是嫌钱太少，而是他基本从来就没有时间和兴趣拆信。

这样的人能在现代社会平安生存并有所作为，在接近80高龄寿终正寝，大概也只有在那个时代的美国才有可能。

从美国科学全明星团队在大流感前折戟沉沙，到从失败中爬起的Avery揭示DNA的神秘本质，再到PCR技术的奠基和成熟，这一段科学简史我们讲完了。

1997年，作为Avery们之后的第二代流感猎手，Johan Hutlin也进入了生命中面向这个病毒的最后一次冲刺。1951年的失败之后的46年里，他从一个医学院学生成了梅奥和加州数家医院的知名病理学家，个人生活结婚离婚再结婚，业余爱好是汽车安全设备研究并得到了美国运输部的嘉奖，登山高手，57岁成为有记录以来从新疆慕士塔格山顶峰滑雪而下的最老之人......经历了无数的探险和奇遇。但是在他的心灵深处，大概依然隐藏着对一百年那场大灾难的苦思，和对46年前失败的不甘心。

在读了Taubenberger发表的初步结果之后，Johan Hutlin立即意识到解密大流感的时机已经成熟，赶紧给这位后辈写信说：你如果样本不足，我知道在哪找。

幸运的是，和Avery不一样，Taubenberger还知道看信。他正为样品殆尽而闹心呢，看到Johan Hutlin的自告奋勇当然是忙不迭地答应，虽然电话里这个有点与众不同的瑞典老爷子有多靠谱，他心里也没数。

没想到Johan Hutlin极其靠谱，他很快单枪匹马杀奔当年那个爱斯基摩小镇，46年前的那一次他尚有研究生经费，但这一次老人家完全自带干粮。小镇尚在，碰巧的是，部落的母系族长是当年Johan Hutlin说服的那位老族长的孙女，她小时候记得这位不速之客的掘墓之旅。土著人再一次显示出为科学奉献的精神，让瑞典人得以再一次站在封冻的墓地之上。只是这一次，24岁的棒小伙成了72岁老大爷，再次掘开坚硬的冻土也许要几个星期。他很幸运因为有几个当地年轻人自告奋勇帮他，很快在七英尺的冻土下找到一个女性死者，她比较肥胖，所以厚厚的皮下脂肪起到绝热作用，幸运地保护了完整的肺叶。

这是一具完美的标本，在炎症风暴下肿胀坏死的肺叶，充满了组织液和血液，被忠实地封冻起来，并来到了Taubenberger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第二代流感猎手Johan Hultin（右）和第三代流感猎手Taubenberger（左）

随后的测序实验和序列重构工作，又持续了整整10年，到了2005年，1918大流感病毒的所有8个基因都被测序合成了，这个成果被《科学》杂志评为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之一。

两年后，加美日三国科学家合作，把这个八个基因拼接在一起做成了活毒株，在恒河猴体内成功地诱导出了和1918大流感一模一样的症状：包括肺脏在内主要脏器严重的炎症风暴，可怜的恒河猴 ！不过，这个猴子的悲剧100%证明了大流感病毒的确被复活了。

然后就是这个困惑人类百年的疑团：和一般的季节性流感病毒相比，1918的毒株为何如此致命呢？

人们刚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流感血凝素蛋白上，这个基因是流感病毒中最为易变的片段，导致每个流感季的株系变化都很大，所以今年的流感疫苗到了明年就不一定好用。同时，它和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一样，是流感病毒颗粒进入人细胞的钥匙，也是决定病毒致病性的重要因素。

不过，令科学家失望的是，1918大流感凝血素基因的变化无法解释大流感的高度致死性。

于是同样的团队又做了这样一个有意思的实验：他们用1918大流感株系的八个基因分别取代低致病性季节流感株里的同源片段，然后测试这些嵌合病毒在雪貂中致病性。可怜的雪貂，它们是研究呼吸道病毒的动物模型，因为它们感冒的病理过程和人类很相似。目前新冠疫苗的很多前期动物实验正是在雪貂中完成的。

雪貂（Ferrets）

一个又一个基因被移入低毒株系，但是这些嵌合毒株的本性都基本不变，雪貂主要症状就是咳嗽打喷嚏，和一般流感类似。直到1918株系的核酸合成酶和核酸包装蛋白被转入低毒模板后，它的致病性和深入能力忽然一下子增强了，雪貂不仅上呼吸道感染，还得了严重肺炎！

这个实验的核心原理，和Avery的排除法确定核酸为遗传物质一样，揭示了1918毒株的核酸合成酶和核骨架蛋白就是其高致死率的罪魁祸首。不知道是不是巧合，目前治疗新冠唯一被证实有效的药物瑞德西韦，正是病毒核酸合成酶的高效抑制剂。

还记得1918大流感期间美国军方用监狱罪犯做的那个疯狂实验吗？为了研究病程开发疫苗，他们找来严重的流感患者让他们对着受试者的口鼻猛咳嗽，甚至把患者鼻咽分泌物直接涂入罪犯们的口鼻，可结果是受试者无一感染。

这个倒霉实验失败的原因，原来是实验设计者太急于求成了，为了增加受试者感染的机会，他们找来的都是症状严重的晚期患者。而我们现在终于知道大流感毒株独特的核酸合成酶和包装蛋白，赋予了该病毒越过上呼吸道而深入感染肺泡的能力。当年晚期的大流感患者，主要症状是病毒性肺炎，上呼吸道的病毒滴度其实已经很低了，所以咳嗽打喷嚏反而不怎么传染了。

一个困扰了人们长达快一个世纪的谜，终于被解开了。

一百年来，人类对病毒的认知能力，可谓是加速度提升，不信可看:

• 揭秘1918大流感病毒：用了一百年，

• 从确诊艾滋病到分离HIV病毒：三年，

• 从确诊到测序SARS病毒：半年，

• 从确诊到测序新冠病毒：两星期。

但是人类社会对付全球性传染病的能力呢？

在1918世界大流感百年忌日来临的前夕，《科学美国人》在2017年的9月号登载了这样一篇封面文章：《在1918致命的大流感之后100年后，人类依然脆弱》（100 Years after the Lethal 1918 Flu Pandemic, We Are Still Vulnerable）。 

一百年后，我们对付大流行病的公共卫生手段依然非常有限。

一百年前，美国对付大流感的方式是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比如关闭学校，教会等公共场合，在大流感的高峰期，昔日繁华的曼哈顿街上空无一人，没有车辆；我们今天也基本如此，还差点失去了口罩这个有效的工具，因为美国CDC一度近乎顽固地拒绝东亚国家这个成功的窍门。

1918美国不少地方视不戴口罩为非法,100年后反而倒退了。

药物治疗呢？1918大流感期间不少医生和患者一度把希望寄托在抗疟疾的药物奎宁上，它是1820年法国科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提炼的天然植物产物，别名叫金鸡纳霜。到了1930年代，德国人合成了奎宁的结构类似物，它的名字就是：

氯喹。

后来又有了羟基氯喹。今年，在中国他们进入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在美国一度被特朗普总统鼓吹为人类对付新冠疫情的Game Changer。所以说，人类在对付呼吸道病毒的药物干预上，进步也实在是有限。

抗疫手段乏善可陈，但是疫情带来的社会现象却是一百年不变制。

• 这里面有政客的刻意轻描淡写。费城市长在疫情下坚持搞游行，100年后特朗普总统在俄克拉荷马病例疯涨的关口，在该州首都召开室内万人大集会；有人整理了威尔逊总统从1918到1919期间所有公开讲话的文字稿，发现里面提到“流感”“疫情”的次数为零。

• 这里面有阴谋论和甩锅。正如个别英国人把1898年的全球流感的锅甩给劣质“俄罗斯燕麦”一样，1918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美国参加了协约国，死对头是轴心国的核心德国，这个敌国的化工制药业全球领先，她的制药巨头拜尔，当年垄断了美国市场的阿司匹林供应。一个应运而生的阴谋论是这样的：德国人在阿司匹林片中投放了大流感的病原，企图谋害美国人。这个投毒指控还真有市场，害得拜尔赶紧发表声明道：我们每一个拜尔美国分公司的员工，是都爱国的美国公民。

• 连宠物在每一次的流行病中都无一例外地成为牺牲品。

今年一月底，微博上忽然盛传猫狗等宠物也会感染新冠病毒，然后就传来诸如此类的消息：天津某小区的狗主人为了避免感染，将自己狗直接扔下楼摔死；有人贴出了上海嘉定区附近小区被主人摔死的五只猫咪，等等。

读者愤怒地骂道，“那些一听说宠物也会感染新冠肺炎，扭头就把宠物往窗外扔的，然后下午一辟谣，就哭得梨花带雨，上微博骂街的，你身边要有这种人，离他们越远越好。他们就是典型的平日岁月静好，一出事马上把身边人卖光的那种。

这其实是也历史的重演而已，1918年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市，当人们对突如其来的传染病困惑不解的时候，狗能传播流感的留言忽然就盛行起来，人们开始射杀自己的狗，那些和狗特别亲密的不忍亲自下手的，就把狗狗带到警察局请警察代劳，当地的报纸哀叹道：菲尼克斯很快就要成为无狗市了。

哪怕是追朔到中世界的黑死病流行期，当时人民普遍相信疾病的流行是魔鬼撒旦的诡计，而猫恰恰被人认为是带有邪灵的，会和厄运联系在一起，于是为了防疫，猫就遭到疯狂屠杀，老鼠没了猫这个天敌，繁衍就更加疯狂，而老鼠身上的跳蚤恰恰是携带黑死病原的主要宿主。结果就是人类对猫的疯狂行为，反而更加助长了疫情的扩散，可谓是报应不爽。

有人说，1918大流感是人类历史上一场“被遗忘”的大灾难，这是因为在教科书和历史作品中，对这场瘟疫一般都是着墨不多，匆匆一笔带过。今年，也就是新冠的大爆发才让人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其中的缘由，也许是流行病发生在1914-1918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几百万人尸横遍野的惨剧让早已让人们的神经麻木，以至于对发生在家门口的悲剧，都失去了足够的感知力和记忆力。

回过头来看，20世纪的前50年，真真正正是一个人类的悲惨世界：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世界上面积最大和人口最众的两个国家的血腥革命，中间是历史上最惨重的流行病和经济大萧条。

也许更奇的是，就在20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的时候，人类绝对想不到他们将要面临的是什么，他们对现状的自信和对新世纪所怀有的美好憧憬，丝毫不亚于在21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的时候，我们对现状的自信和对新世纪所怀有的美好憧憬。

据说美国专利局局长Charles Holland Duell在1902年有一句名言：

所有能发明的东西人类都已经发明了（Everything that can be invented has been invented）。

现代人读到这样的句子，当然会哑然失笑，1900年哦，那是一个没有飞机，没有半导体，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没有社交媒体的蒙昧年代。这个人怎能如此无知？

正是有了这些20世界涌现的新发明，才构成了今天这个我们所知道的现代社会。2005年，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写了一本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在书中，他把产业供求链的全球化，网络信息技术的发达，生产自动化，移动通讯，甚至柏林墙的倒塌这些种种的科技，产业，社会甚至政治现象融为一体，给正在进行中的21世纪画了一个美好的大饼。

他甚至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戴尔和平理论”美妙说法：

两个国家，如果都是某个全球供应链（比如戴尔电脑）的成员，那么他们之间就不会很难发生战争。

The Dell Theory stipulates: No two countries that are both part of a major global supply chain, like Dell's, will ever fight a war against each other as long as they are both part of the same global supply chain.

年轻一些的读者，大概都不知道戴尔是何方神圣了。

有人怀疑美国专利局长的名言有以讹传讹之嫌，那再让我们看一看同时代的英国历史学家G.P.Gooch站在世纪之交所写下的：

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是：世界在变小...随着世界的收缩，人类会越来越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团结性...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带着些自信来展望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到来：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就如同百年前的决斗一样过时了，永不再来。

The most striking outward feature of the history of the last generation is the shrinkage of the world… As the world contracts, the human race grows more conscious of its unity...We can now look forward with something like confidence to the time when war between civilized nations will be considered as antiquated as the duel.

G.P.Gooch写下这样乐观洋溢的展望，是在1911年，当时很多政治经济学家认为日益活跃的国际贸易能够起到终战止战的作用。但是仅仅3年后，一个塞尔维亚热血青年刺杀了奥匈帝国的费迪南多大公，然后一系列的连锁事件导致了什么，大家都知道了。

从一百年前的”世界在变小“，到本世纪初的“世界在变平”，人类的知识精英在预测未来的能力上，实在是进步不大。进入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末期，美国有特朗普的当选，英国脱离欧盟，苏格兰闹着要独立，西班牙要分裂，世界范围内社会的分裂，政治的极化，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兴起，移民和本土人民的矛盾，疫情下国家间的互相甩锅和抹黑，让弗里德曼心目中的这个“变平的世界”，就像一块原本平整的布，眼看就要被撕成碎片了。难怪一位扎根乡土的印度记者这样说：世界不是平的，弗里德曼的大脑皮层是平的。

一贯语出惊人的弗里德曼永远不甘寂寞，他在3月份发文说，人类纪元的第一个里程碑是耶稣的诞生，所以我们有公元前（BC）和公元后（AD）；而新冠疫情也许开启了第二个人类纪元，新冠前（BC，Before Corona）和新冠后（AC，After Corona）。

姑且认为弗里德曼这次是对的。

既然一切都归零了，我们就必须用全新的视角来审视这个既熟悉更陌生的世界：既没有命中注定，也不一定是全盘混沌而不可知。

球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脚下。

（图片来自网络）

参考资料：

The Great Influenza: The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andemic in History by John M. Barry

Influenza: The Hundred Year Hunt to Cure the Deadliest Disease in History by Dr Jeremy Brown

Flu: The Story Of The Great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 and the Search for the Virus that Caused It by Gina Kolata

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 by Bill Bryson

Discovery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1918 Pandemic Influenza Virus in Historical Context by Jeffery K Taubenberger Johan V Hultin and David M Morens

https://www.nytimes.com/1999/02/16/us/scientists-uncover-clues-to-flu-epidemic-of-1918.html

https://www.cnn.com/2020/05/18/us/navajo-nation-infection-rate-trnd/index.html

https://www.sfgate.com/magazine/article/The-Virus-detective-Dr-John-Hultin-has-found-2872017.php#photo-2234868

https://www.nature.com/news/2003/030421/full/news030421-5.html

https://www.pnas.org/content/early/2008/12/29/0806959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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