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明丨超国家层面语言规划需要引进语言主体与社会机构互动的理念

2022年第2期

国际组织语言政策多人谈

本期嘉宾

徐大明

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

超国家层面语言规划需要引进语言主体与社会机构互动的理念

方小兵在《中国语言战略》2021年第2期发表的《超国家层面的语言规划研究》一文，从“超国家”层面指出了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所带来的理论挑战。既有的语言规划理论，从“民族国家建设”的需求起始，逐步发展到关注“国家、社会、家庭”等多层面的需求的模式，却还比较缺乏“超国家”层面的内容。因此，语言规划理论在“超国家”层面的应用和检验将推动该理论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研究持续发展，其理论内容也不断充实。从初期“语言可以规划吗？”的质疑，到21世纪以来“语言选择即语言政策”和“语言生活管理”的理念，反映了学界对“语言”这一事物的认知转变：语言是人类社会之外的一个客体，还是人类社会之内的一种力量？如果停留在前一种认识，可能会认为，根据外部需求来塑造、改变语言就足够了。如果进入后一种认识，就会在其研究中考虑语言生活中的主体及其“能动性”。

斯波斯基提出的“语言管理”理论，将政府、学校、国际组织等界定为不同层次的“语言管理域”，其中的权威机构是语言管理者，而语言实践的主体却只是被动的管理对象，淡化了他们在语言管理中的能动性。新近提出的“语言治理”理论则引入了“多主体共治”的理念，有望提升对“语言主体”的认识。

笔者曾将言语社区定义为一个非机构性的社会组织，一个“语言人”的自组织系统（“语言人”可以定义为“参与言语互动的社会人”）。在此基础上，语言规划可以定义为“机构性社会组织与言语社区的互动”。依据上述理论框架，任何社会层面上的语言规划都具有一些共同的性质，都是该层面的社会机构与语言主体的互动。当前的世界，国家层面是语言规划的基础层面，国家因此可以是一个“语言管理域”，也可以是一个“建设中的言语社区”，而国家中的不同地区也可以理解为其中不同的子社区。然而，无论权威机构采取“管理”还是“建设”或“治理”的策略，其干预的范围都无法超越言语社区。

一个国际组织是一个形式化的组织机构，其语言政策所针对的言语社区可以是其机构工作人员所构成的言语互动群体，也可以另有目标。然而，其目标的实现总是需要其与相关的语言主体有足够的互动才可能实现。

《超国家层面的语言规划研究》一文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如语言规划的层次问题、规划主体问题、隐性显性政策问题、语言规划中的利益和博弈等问题，以及这些在国家和超国家层面可能出现的对立或矛盾等现象，确实是一些新的理论挑战。要回答这些重要的问题，恐怕需要引入“语言主体与社会机构互动”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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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 | 刘   慧

编辑 | 李叶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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