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小兵 | 从文明语言到语言文明：论“语言文明”概念的层次性
方小兵，语言学博士，南京晓庄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副主编，学术辑刊《中国语言战略》执行主编，丛书“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主编；担任国际城市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专业委员会理事、南京语言学会副会长，《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编委及审稿专家。
发表时间：《言吾言学刊》2022015
所属栏目：汉语基础理论研究
注：本文原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已获得作者授权。
摘要：语言文明概念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礼貌语言体现的语言文明，属于个体层次的语用范畴；典雅语言体现的语言文明，属于言语社区层次的语体范畴；本土术语与知识体系体现的语言文明，属于文化共同体层次的语言范畴。就第一层次而言，以往针对礼貌用语、语言暴力、语言纯洁与规范的研究只是对“文明语言”的研究，不足以构成“语言文明”的完整含义；就第二层次而言，推行“雅文运动”，提倡典雅文体是社会整体文化程度达到新高度后的内在需求，也是精神文明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就第三层次而言，文明自语言始，语言在建构和传播文明的过程中，形成了语言与文明的同构性，语言符号所表征的知识体系就是文明成果。语言文明概念内涵丰富，包容性和系统性强，具有广阔的应用和发展前景，必将成为阐释当代语言生活的核心概念。
关键词：语言文明；语用规范；典雅文体；知识体系
语言文明的说法早已有之，但作为一个概念和命题提炼出来进行推广，却是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倡导语言生活治理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才出现的。
作为一个从时代命题中提炼出的新概念，不同研究者对语言文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理解存在一定分歧是在所难免的。为了深入把握这一概念，避免对概念基础属性和价值取向产生误解，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这一概念，应该加强对语言文明的学理探讨，剖析概念的本源、形成过程、内涵和外延，才能掌握其本质属性。
一、 “语言文明”研究综述
“文明”一词最早来自《易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其原始语义是“文采光明”。在语言演变中，“文明”一词产生了多个含义。从已发表的文献看，“语言文明”与其中的三个语义相关。第一个含义指文治教化、文德辉耀、文教昌明，常常与德行修养联系在一起，因此，语言文明就是遵守礼仪，讲求礼貌，远离语言暴力的言语行为；第二个含义指社会发展水平较高、较进步的状态。因此，语言文明就是语言文化中积极、健康和进步的成分（陈汝东，1996）；第三个含义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标志。因此，语言文明就是文化社团的“图腾”，文化成果的建构者和阐释者（李宇明，2021）。
从知网检索结果看，既有语言文明研究主要运用以下四种理论：语言规划理论、语体理论、社会文明理论和社会治理理论，涉及话题包括文明史（扬清，2002；王虹,2005；王海霞,2007；关健英,2019；刘芳，2021）、语言污染与语言规范（王静，2004；张娣，2007）、学生素质教育（赵清福，2005；张焕香,李卫红，2013；库忠芳，2016），以及服务窗口语言文明建设（束红岩,李向福，2005；张平云，2008），城市语言文明建设（李沿围，2005；路卿，卢文戈，邢利，2014；徐大明，2020），等等。
一提到“语言文明”，大多数人想到的言辞礼貌，不说粗话脏话，或表达形式符合通用规范，研究内容主要涉及“语言不文明”现象，如考察动画片中存在的语言粗俗问题（史雯娜，2016）、公共空间存在的语言粗鄙化现象（王玲，陈新仁，2019）、互联网使用中青少年群体遭受的语言霸凌现象（Van Hee，2018），等等。此类研究确实是语言文明的一部分，但似乎还只是涉及语言文明概念的表层，准确地说，是对“文明语言”的研究。
总体来看，尽管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语言文明，但大多围绕“文明”的第一个语义进行分析论述，没有考虑其层次性、系统性和理据性，也没有从提高这一概念的阐释力方面进行学理研究。
语言政策具有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相应地，语言文明是不是也具有层次性？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认识语言文明，应该将这一概念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个体层次的语言文明，表现在个体在言语行为上注重礼貌形式，避免语言暴力，这一层次属于语用范畴；第二是言语社区层次的语言文明，表现在群体倾向于使用普遍认同的典雅文体，这一层次属于语体范畴；第三是文化共同体层次的语言文明，表现在特定文化共同体有意识地通过母语来提出本土概念术语、建构知识体系和保存文明成果。文化共同体是指以共同的文化记忆、文化理念和文化精神生活为导向的共同体（高杨,2021）。显然，这一层次属于完整的语言范畴。在建构、阐释和传播文明的过程中，语言也表征了一种文化所达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上述三个层次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
为此，本文将对语言文明这一概念进行学理研究。首先梳理个体语用层次语言文明的内在特征和实践路径，然后创新提出追求典雅语体是言语社区成熟的标志，是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经阶段所呈现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语言文明在文化共同体层次的具体表现，并论证在文化层次语言与文明的同构性。文章最后分析语言文明三个层次的联系，以期澄清语言文明概念的理论旨趣，彰显这一概念所蕴含的现实价值，助其成为阐释语言生活的核心概念。
二、语用视角的文明语言
以文明方式行事，就意味着“一切事情都必须通过言辞和劝说（即和平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强力和暴力来决定”（阿伦特，1998：60-61）。在这层意义上，文明与野蛮相对，倡导平和语言，反对语言暴力。
语用层面的语言文明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礼貌用语的使用，强调语言文明意识，致力于语言和谐；二是语言规范的保障，强调语言生态治理，致力于语言秩序。前者从正面引导语言文明，后者从反面杜绝语言不文明，两者殊途同归。
（一）礼貌用语：唤起语言文明意识
礼貌是一种语言意识，代表着对他人的一种尊重，是同理心的一种表现，反应人性的真善美。恰当使用礼貌用语，可以融洽人际关系，有助于建立和谐的社会氛围。
礼貌用语对内容和形式都提出了要求，如，内容上要求言辞美好、友善委婉、用语得体，摒弃野蛮粗俗和低级趣味，形式上要求恭敬谦和，彬彬有礼。不礼貌的言语行为会引起人们的反感，也损害了社会文明，尤其是公共服务机构更需要重视礼貌用语的使用（徐大明，2013；张天伟，2021）。
语言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语言文明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折射。在什么场合使用什么样的礼貌语言，实际上是一种语用规范，并不是可以自然习得的，而是需要指导和培训的。一个人经常被不文明的语言包围，就慢慢失去了对语言文明的意识。因此，我们除了要从小培养孩子学习使用礼貌用语，还需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礼貌用语，以唤起民众的语言文明意识。
（二）语言治理：致力于语言交际秩序
语言治理旨在消除语言不规范、不纯洁、不健康的问题，以维护语言秩序，实现多元异质语言生活的和谐。这一过程是一种多主体的共同治理，强调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度。
在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中，消除语言不规范现象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话题，但仅有少数学者以语言文明的视角阐述，如“语言规范化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尺度的重要参数之一”（胡培安，2001）。“语言文字规范化是一个国家发展和社会文明的标志”（周秋原，2005：157-158）。语言治理的另一个重点内容是保持语言纯洁，消除“语言污染”。一方面是杜绝血腥暴力、粗俗恶心、不堪入耳的脏话，一方面倡导母语纯洁性，整治崇洋媚外，过多使用字母词和欧化句式的现象。
语言治理还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内容，即消除语言腐败，不说假话、空话、套话，营造风清气正的语言生态。语言腐败主要表现在话风败坏，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诚实”原则。空洞式、吹捧式和掩盖式等类型的语言腐败会污染政治生态，影响公序良俗（贠杰，2019）。
当前，语言治理的重要话题是整治语言暴力，包括侮辱谩骂、人身攻击、网络霸凌等暴力行为，消除“黑界”、“祖安文化”、“饭圈文化”等语言负能量，维护语言交际秩序，提升政府形象，以保障社会稳定（党兰玲，2012；郭继荣，杨亮，2021）。
尽管礼貌语言使用经常涉及集体组织，特别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但归根到底还是针对每一个使用语言的当事人，语言生活的末端治理也是涉及一个个具体的语言使用者。因此，语用视角的语言文明在本质上是个体层次的。
三、语体视角的典雅语言
探究语言文明概念时，我们需要思考“现代文明怎样体现在现代语言的特征和模态之上？”笔者认为，现代文明要求语言不仅能满足具有日常交际功能，而且应该具有典雅的美学特征、艺术传承价值和文化传播价值。言语社区共建、共享典雅文体是现代文明的基本需求和典型特征。
（一）提升典雅语言能力
新冠肺炎期间，基层社区的标语、口号尽管直白传意，但也暴露出国民典雅语言能力的局限问题。社会交际中频繁出现的言语行为“低俗化”问题，以及官宣文本中的文法文体错误问题，已经开始拖累社会进步的步伐，其中许多问题可以归结到语言能力的层次，而语言能力提升的先决条件是具有相应的语言意识问题，这里就是语体意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语言能力存在局限性，更没意识到这是一个语言文明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界对语言文明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语言文明在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中还是一个盲区（徐大明，2020）。
2020年2月，日本各界在向中国捐赠抗疫物资时，印在物资箱上众多温情脉脉的古诗一下子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辽河雪融，富山花开；同气连枝，共盼春来”……典雅暖人的中国古诗标语，展现了汉语的魅力，迅速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共鸣。与这些文辞典雅、意蕴深厚的诗句相比，我们口号式的话语“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就显得有些相形见绌。有网友写道:“不读书，你连捐赠留言都写不过人家。”
这里并不是贬低通俗语体。其实许多高大上的东西，一开始都是通俗的。例如，《诗经》里的国风就是民歌。但如果一个言语社区的成员大多只会大喊口号，语体单一，满足于即时宣泄的需要，而缺乏那些充满诗情画意的典雅语言，这个言语社区的文明程度就不会太高。古人的礼仪文明强调以文化人，通过各种仪式让民众耳濡目染风格庄重的书面语，通过“立言”来“立人”，以提高民众的文明意识。
李宇明认为，当下人们需要具备口语体、一般书面语体、典雅语体等“三语体”能力。典雅书面语是具有典雅、庄重风格的正式书面语，使用在典礼、法庭判决、宗教活动等场合（李宇明，2021）。
在不同的场合应该有一些有例可循、行之有效的言语手段和表达方式。在尚未自然形成的言语社区中,这些可以进行有意识的设计和推行，使其成为言语社区的设施和财富（徐大明,2020）。如果言语社区成员都推崇典雅语言，那么语言文明就成为整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文明与社会文明就存在一致性和共生性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叶帆，2016）。语言不仅是文化的承载物，还是表征文化和传播文化的工具，因此文化复兴必须夯实语言根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即使是优质内容也需要借助丰富的表现形式才能具备更高的传播力。当前应该大力倡导典雅语体，不能被浅阅读、快餐文化所羁绊，这样才能为中华文明的传播插上翅膀。
随着语言智能服务越来越深入日常生活，我们还必须关注人工智能背景下的语言文明。以往的人工智能建设环节，更多关注信息的准确性和交流的流畅度，而不太关注语言的雅度。在人工智能中加入文明语言的使用，可以协助甚至引领语言文明建设，提升被人们所忽视的“雅语活力”。未来，中文智能机器人的语言文明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不能总是冷冰冰的死板语言。语言外部化过程中典雅语体的使用问题应当提上研究日程。
（二）大力倡导雅文运动
唐代韩愈、柳宗元推动的“古文运动”通常被认为是一场文体文风变革，实际上，古文运动对于文学上的影响远远不至于文体形式方面，它超越了复兴先秦古文的思想范畴,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创新性，深入到思想、社会等诸多领域。
同样，近现代的“白话文运动”既是文体的革新，也是语言表达内容的变革，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承担了扫盲和开启民智的社会使命。白话文运动兴起，旧式教育被摒弃，封建士大夫从书斋走向社会。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发生转变，公共演说在晚清不但是一个新事物，而且是一个象征“文明”和“进步”的新风尚（杨联芬，2021:118-121）。
白话文运动倡导“言文一致”“我手写我口”。然而，白话文运动无意中也促成了欧化语言结构的泛滥。口头语言虽然可以在电影、相声、段子、网络小说中表现幽默风趣，但是许多“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所谓通俗文学确实俗不可耐，甚至有辱斯文。“纯文学、雅文学病入膏肓，真正的通俗文学又因为没有纯文学的精神滋养而俗不可耐，文学在雅俗合流的面前似乎有些血气不足，面色黯淡”（田晋芳 2006）。众所周知，口头语言是一种低变体，书面语是一种高变体。典雅语体用于正式的交际场合，是高变体中的特殊成分。文风通常依赖于更大的文化环境，随着全民文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对文化软实力的重视，当今社会对典雅文体提出了新的要求（田晋芳，2006）。
笔者提出的“雅文运动”是以提倡典雅表达、促进语言文明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雅”的原义是高尚美好，《尔雅》中的“尔”通“迩”，意为“近”,《尔雅》即“顺从规范、近于雅正、追求美好”。典雅既是一种礼仪，更是文明的表现，具有迫切的社会现实需求。例如，《经典咏流传》《见字如面》《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典籍里的中国》等文化类节目，并没有因为阳春白雪而曲高和寡，反而掀起一股收视热潮，成为雅文运动的先导力量。
如果说《诗经》中的“风”是白话文体，那么“雅”就是典雅文体，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就会缺乏生命力——美的本质就是旺盛的生命力。典雅文体具有审美效果，然而实用主义正在毁掉中国人的审美。多年来推广普通话更多是为了促进日常交际理解，尤其是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将提高普通话水平仅仅理解为念得准、写得对。遗憾的是，这些远远不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事实上，当前即使是普通话测试达标的都市文化人也面临着母语素养亟待提高的问题，其中，掌握和熟练运用典雅文体是一个重要环节。典雅语体的丧失是白话文运动留下的遗憾（李宇明，2021）。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国家文化复兴、社会审美转型与民众需求升级契合，现代汉语正在尝试重构典雅语体（李宇明，2021：2-16）。
雅文运动关乎生活品味、人文素质、文化情怀和文明程度。当下，应该通过雅文运动促进典雅语体与世俗生活的相融度。在特定交际场合，让典雅文体的气质、学养、审美理想展现出来。应该认识到，推动典雅文体也是一种语文建设，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文体规划，与本体规划、地位规划、习得规划、声望规划并列，相得益彰。
四、文化视角的语言文明
文明自语言始。语言在人类文明史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是文明成果赖以保存、得以赓续、能够传播的根本保证；语言不仅反映文明，还可以塑造文明和传播文明，汉字文化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结构，是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的变化就是文明的变化；文明进步推动语言发展，语言发展又提升了文明程度，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彼此依存，共生同构。
从文化视角看待语言文明，实际上是考察语言在文明发展中的建构性作用。文明创造离不开语言，语言承载人文知识和科技知识，能够及时反映文明进步。提出本土术语和原创性的知识体系是语言建构文明的主要形式。然而，正如李宇明所指出，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为英文的国际知识供给作出了大贡献，但是并没有为中文的国际知识供给作出同样的贡献，当前应该增加中文的国际知识供给，中文首发制度是中国科研成果中文化的必由之路（李宇明，2018）。
概念和术语是思考的基本单位，是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也是语言的基础成分。在知识供给中，本土术语的创新通常标志着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语言建构文明的一种方式是利用母语生成大量具有原创性的新概念、新术语，在文化共同体中广泛传播并逐渐沉淀下来，成为文明体质中的“钙质”。改革开放40多年来，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在全世界独树一帜，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建构落后于具体实践也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缺乏原创性的术语和理论，导致我们常常依靠西方的概念体系来阐述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现象、本质和规律。
近代以来，我们从西方引进了大量反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新成果的概念术语，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文的表达能力，但泥沙俱下带来了“水土不服”和“消化不良”的问题，食洋不化更导致了牵强附会和生搬硬套的问题。如果我们一直奉行“拿来主义”，长时间以西式思维阐释中华文明，长期以往，就会习焉不察，积重难返，贻害无穷。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直接从中国社会本身中抽象出某些概念，建构自己的术语体系，形成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解释框架。
倡导中文知识供给，就是思考如何通过语言符号表征知识体系、承载文明成果的问题。知识创新为语言发展插上现代化翅膀。汉字计算机处理的成功让中国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尾巴。随着第4次工业革命的加速发展，基因工程、人工智能、量子科学、核聚变等领域必然会出现大量的科技术语。我国在许多领域都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即使我们最先发现客观世界的规律，提出新的假说，如果不敢主动创新术语，不屑于用中文发表科研成果，就无法发挥语言建构文明的功能。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有许多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和冷门学科，要解读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建等现实问题，中国学者最有发言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习近平，2016）。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不断提出新的术语，促进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创新建设，推进文明复兴进程。可以说，用中文术语建构新的知识话语体系，已经成为一个时代课题了。
结语
概念的价值体现在阐释力上。一个概念如果具有强大的整合和解释能力，就能够融静态与动态、总体与个体于一体，帮助建构较为细致的学科理论体系。以语言规划学科为例，如果“语言安全”概念仅仅讨论语言濒危现象，而不涉及语言关系安全（如语言冲突）和语言服务安全（如语言服务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能力不足），那么语言安全概念就没有太多价值，因为我们完全可以用语言濒危取代它。类似地，如果“语言经济”局限在翻译经济和翻译产业，而忽视了语言创意、语言培训、语言康复、语言测试、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等一系列产业，那么也难以成为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的重要概念。
语言文明关涉微观的个体行为、中观的集体规范和宏观的文化认同，它们共同构成三位一体的文明概念体系。因此，语言文明这一概念应该从语言规范、语言纯洁等意义中解脱出来，不再单单和礼貌用语、语言暴力等案例纠缠在一起。
语言文明作为一个基础概念，内涵深刻丰富，包容性和阐释力强，具有广阔的应用和发展前景。只要学界继续从普适性角度研究其本质特征，深化对概念内涵、层次和实现路径的认知，以跨学科的视角继续探索其应用范围，“语言文明”就一定会和“语言经济”“语言安全”等术语一样，成为阐释当代语言生活的核心概念。
审核：刘慧
编辑：祝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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