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慧 | 基于民族志视角的广州石牌城中村语言景观研究（下）
基于民族志视角的广州石牌城中村语言景观研究（下）
刘慧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国家语委海外华语研究中心）
5.1 语言景观所反映的石牌村产业结构特点
从所属行业及所占比例的视角来看，石牌村语言景观大致可以分为10大类50小类。如下表1所示：
表1 石牌村语言景观数量及行业分布
表1的石牌村语言景观的行业分类和数量比例，直观地呈现了当代石牌村的产业结构特点和经济形态特征。某一行业的语言景观数量越多，所占比例越大，也意味着该行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越高，重要性也更为凸显。
由表1可见，房屋租赁业和餐饮业是石牌村的支柱产业。石牌村数量最多的是“房屋租赁业”语言景观（如图8-9所示），占景观总数的28.93%。而石牌村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交通便利、价位低廉的暂住之地。201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石牌村用于出租的住房面积约为66万平方米，虽然村内的出租屋大多狭小、嘈杂、潮湿、阴暗，但租金比周边小区低很多，同等面积的房屋仅相当于后者的三分之一左右，因此成为了外地打工者来广州落脚的第一站。
图8 石牌村逢源社区房屋出租广告
图9 石牌村朝阳社区房屋出租小广告
数量位居第二的语言景观是“餐饮业”景观，占总数的25.08%。笔者通过考察石牌村周边的暨南花园、阳光都会、华景新城等以广州本地居民为主的中档社区后发现，这些社区内的商铺也有不少是餐饮店。相比中档社区而言，石牌村内的餐饮店大多面积小，价格低，营业时间长。为了迎合多省区打工者的不同口味，村内的餐饮店涵盖了从南到北的各类特色小吃。部分餐饮店门口或内墙上张贴着大幅的价格表和特色菜式的照片，以招揽顾客（如图10-14所示）。
美国学者马斯洛于1943年所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从表1石牌村数量位列前三的房屋租赁业、餐饮业、批发零售业语言景观可见，以住、食、生活用品为主的商铺满足了石牌村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也即马斯洛所言的“生理需求”。
图10 河南面馆 逍遥镇牛肉胡辣汤
图11 雷州湾椰子鸡
图12 湘潭菜馆
图13 皖宜包点
图14 杭州小笼包；亚克西西饼店；铭记拉肠粥粉面
5.2 石牌村的超级多样性
如今居住在石牌村的居民中，来自全国多个省份的外来务工人员占90%以上，他们具有多样化的来源和很强的流动性。据访谈和问卷调查显示，这些居民所说的方言涵盖了中国的七大方言区，用“超级多样性（superdiversity）”这个词语来形容石牌村的居民和语言生态毫不为过。“超级多样性”概念的提出本是Jam Blommaert（2013，2014）用来描绘具有多语景观的多国移民所居住的社区。广州石牌村虽然是一个本土化的城中村，但同样也具备“超级多样性”的特点，通过语言景观即可窥见一斑。
5.2.1 语言景观所反映的居住流动性
首先我们来看石牌村内“旧货店”的语言景观，其是表1第3类“批发零售业”景观的小类之一（图15-16）。“旧货店”类景观是石牌村特有的语言景观之一，笔者在该村周围的其他社区都未见到。“旧货店”的存在恰恰反映了石牌村租户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老租户搬走时，将家具和家电转卖给旧货店，新租户再通过旧货店以较低的价格买进，旧货店主盈利的同时， 也节约了资源，既方便了租户也降低了其生活成本。
图15 石牌村南镇社区旧货店
图16 石牌村朝阳社区社区旧货店
其次，数量和比例位列第四的“公共服务”类语言景观中，有一小类名为“安保警示牌”的语言景观，达67条之多，且多为自上而下设置的官方标牌，体现了政府有关部门对石牌村治安问题的高度关注。标牌内容如“石牌街逢源社区微型消防器材室”“警械装备柜”（图17）“石牌村监控亭”“石牌安保”“石牌街治安执勤岗”“本地区已安装24小时监控，您已进入监控区域”“防火防盗，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报警电话：XXXXXX”等金属或LED的警示牌（图18-19）。
图17 石牌街逢源社区微型消防站器材室 警械装备柜
图18 石牌村绿荷社区安保亭
图19 石牌村朝阳社区警示牌
“安保警示牌”类语言景观在其他社区的数量很少。之所以在石牌村中大量出现，也是由于租户来源广泛，流动性强，加之房屋密集，街巷狭窄，因而石牌村非常重视治安、卫生、防火等工作。
再次，石牌村语言景观也存在着很强的流动性。表面上看是景观的流动，实际上是景观的所有者和阅读者的流动。语言景观更替的周期性较短，也从公共空间语言生态的视角反映出石牌村复杂多变的居民构成及社会关系。
石牌村“娄底公寓”个案就是景观流动性的真实写照。下图23和图24位于石牌村朝阳社区。当笔者于2016年9月3日入村调查拍摄时，该公寓名称为“娄底公寓”，一楼的烧烤店名为“李强烧烤麻辣烫”。而当作者2017年7月12日再次入村调查时发现，该公寓已更名为“万家公寓”，一楼的烧烤店也已更名为“肥仔烧烤”。笔者访谈得知，该公寓之前的老板为湖南娄底人，在经营数年之后将其转让给了一个江西人。“李强烧烤麻辣烫”的经营者也从湖南人变为广东人。
图20 娄底公寓，李强烧烤麻辣烫
（摄于2016年9月3日）
图21万家公寓，肥仔烧烤
（摄于2017年7月12日）
石牌村景观流动性强的特点，还可以通过村内店铺景观所出现的“老字号”一词加以印证。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以及商务部对“老字号”的界定，其中的“老”通常指的是100年左右。而笔者在石牌村调查和访谈时发现，由于该村居民和景观的流动性很强，如果一个店铺的经营时间超过了10年，该店招牌就将其冠之以“老字号”的称号。如果经营时间超过了20年，招牌上则出现“20年超老字号”的字样。如下图22和23所示：
图22 “阿明烧烤Bar”(20年超老字号）
图23 十年老字号纯天然 永旺旺冰冻糖水
无论是图22的“20年超老字号阿明烧烤Bar”，还是图23的“10年老字号永旺旺冰冻糖水”，都是石牌村内为数不多的经营时间超过10年的店铺，这也反衬出石牌村店铺转让的频繁性，经营权的变更常常会带来语言景观的变化，增强公共空间语言的动态性。
5.2.2 语言景观所反映的阶层流动性
5.2.2.1 石牌村原住村民阶层的向上流动
表1所示的石牌村现有行业结构与该村城市化进程和经济格局的转变密切相关。石牌村在城市化进程中，耕地被分批征用完毕，地理范围不断缩小。经济格局也由该村原住村民所从事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经济为主，小商品经济为辅的传统格局，转变为原住居民从事房屋租赁业，外来务工人员在该村或租赁房屋，或从事商业经营的现代格局。在访谈中原住居民将这一转变形象地称为由“种稻”到“种菜”再到“种楼”。
在上述的转变过程中，大多数石牌村原住村民依靠租金收入和征地分红，购置了广州的商品房，搬迁至村外居住，完成了财富的积累，实现了向上的社会阶层身份的流动，即从农民到中产市民的转变。笔者在石牌村进行田野调查时，观察到每逢石牌村董姓、池姓等大姓宗祠举行聚会活动时，有不少住在外面的原住村民开着名牌汽车，携妻子儿女回到石牌村祠堂聚餐。石牌村原住村民向上的流动性与Jan Blommaer&Ico Maly（2014）考察比利时根特市（Gent）拉伯特社区（Rabot）的语言景观时，所发现的该区土耳其移民通过购置并出租房产，完成从底层到中产阶层的转变具有相似之处。
5.2.2.2 石牌村外来居民的阶层特征
现代城市居住模式倾向于把价格大体相同的房子建在一起，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居住在同一小区的家庭在收入和财富方面都比较接近（Spolsky，2016）。因此，为了更清楚地观察石牌村外来居民的阶层特征，我们将前文所提及的华景新城社区作为参照体，通过两地语言景观的对比，剖析两地在公共空间及居民社会阶层方面的差异。
首先，石牌村和华景新城的语言景观类型上有诸多共同之处，如餐饮小吃、服装、肉菜、美容美发等民众日常生活基本需求类的语言景观，两地都有。而两地语言景观的差异之处如下表2所示：
表2 石牌村与华景新城社区语言景观类型的相异之处
表2华景新城与石牌村语言景观的相异之处，折射出两地居民社会阶层的差异。华景新城居民多为中产阶层。笔者通过华景新城居委会及物业管理公司了解到，超半数居民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月均收入在7000-10000元左右，多有医疗社保，并选择附近公立三甲医院就医。社区内专卖香港进口食品用品的港货店（图27-28）、健身瑜伽（图28-29）等语言景观，体现了其对生活品质较高的要求。早教（图28，30）、课外辅导、幼儿才艺培训（图31）等语言景观较多，也反映了居民对子女的教育具有较强的经济承受能力。从前文所提及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可见，华景新城的语言景观体现了居民在满足基本生理需求方面具有较高水准的要求，教育类、健身瑜伽类语言景观也体现了居民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相对而言，现居石牌村的外来打工人员多为草根阶层，其收入及受教育程度在广州这一国际化大城市的背景之下，整体处于较低水平。2016年广州市颁布的最低月工资标准为1895元/月。我们的问卷调查显示，石牌村居民受访者中16.56%月收入刚刚超过最低工资标准，53.54%的月收入在4000元以下。学历为初中（含中师）及高中（含中专）及以下的占72.73%，只有27.27%接受了高等教育（其中大专占15.58%）。由于收入有限，石牌村居民不得不尽量压缩饮食、居住、医疗、出行等方面的成本，这从石牌村语言景观的类型如旧货类、门诊类、修理类等都能得到印证。
图24 华景新城“优港坊”（港货店）
图25 华景新城“港港超市”（港货店），超市楼上为“贝乐机器人早教中心”和“博格斯健身中心”
图26 华景新城“爱瑜伽”会馆
图27 华景新城 “源乐蒙氏幼儿学堂”A佳教育（早教、课外辅导机构）
图28 华景新城“蓓蕾舞蹈”，“器乐主持 声乐 舞蹈”幼儿才艺培训机构）
以医疗门诊类语言景观为例，华景新城仅有1条牙科门诊类景观（图32），而前文表1所示，石牌村综合类医疗门诊的语言景观共39条，此外还有药店和中医类景观21条（图33-35）。我们对石牌村内居民进行访谈后得知，三甲医院人多手续复杂，医药费也高。他们多为异地户口，很难完全享受本地医保。因此当他们遇到常见疾病，大多选择村内诊所药店就医拿药。诚如图32石牌村绿荷社区安雅门诊的大幅语言景观所言，村民希望“少花钱，看好病”。这也折射出当前大城市针对外来流动人口的医保体系有待进一步深化改革。
图29 华景新城“冠华口腔”门诊部
图30 石牌村朝阳社区“毅然医疗门诊”
图31 石牌村绿荷社区“安雅医疗门诊”
图32 石牌村南镇社区“康泰医疗门诊”
在子女教育方面，石牌村原住村民可以入读村内的幼儿园和小学。而外来居民子女因为没有本地户口，大部分入读私立幼儿园及民办中小学。石牌村其它语言景观如纹身等，虽然数量很少，但也反映了城中村存在的非主流亚文化。此外，石牌村只有房屋出租的广告，因为土地所有权归属村集体，房屋只能出租。而华景新城的住宅既可出租也可出售，因而地产公司的景观较多。
5.2.3 语言景观所反映的居民来源地的复杂性
由表1可见，石牌村超过半数的语言景观为商铺招牌。在商铺招牌用词方面，表地域类的词语出现频率较高，共计187条，占石牌村店铺招牌总数的34.4%，用词的具体内容如下表3所示。我们还进行了一个横向对比，结果显示，石牌村商铺招牌出现地域类用词的比例远高于该村附近的石牌东路商业街（4.4%）、华景新城（3.2%）和广百百货（1.8%）。部分带有地域用词的招牌如前文图10-14所示。
表3 石牌村商铺招牌地域类用词使用情况表
石牌村语言景观中的外地地名十分复杂多元，反映出现有居民来源地的复杂性。笔者对石牌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访谈和问卷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石牌村现有居民约10万人，具有来源地广泛，流动性强，农村户籍为主，多在附近就业等特点。我们对54位商店主的访谈显示，招牌上的地名是店主家乡的占78%。而以石牌村本地地名作为招牌的仅有3家，这也反映了该村原住村民多已迁离此地，现居者对家乡的认同感高于对石牌村的认同感。
5.3 石牌村的空间转型及景观变化
在城市化进程之前，石牌村保留了传统村落的原貌。低矮的民宅，蜿蜒的街巷，语言景观主要包括“宗祠（包含私塾）、店铺、庙宇、街道”等4大类，反映了该村以传统乡土文化为主导、原住村民的血缘与地缘关系合为一体的社会公共空间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解构了石牌村原本单纯的乡土空间，代之以盈利为主的房屋租赁和商业经营空间。一方面，由于石牌村大量土地被征用，面积不断缩小，租户不断增多，生活空间与商业空间只能垂直叠加。另一方面，为了满足租户的生活需求，石牌村从主要街道到纵深小巷，建筑物的底层甚至部分高层空间已变为商业空间，布满了密集的商铺。
在当代石牌村，传统的宗祠类、庙宇类等乡土语言景观已经萎缩，体现外来人口多元地域文化特色的商业景观大量涌现，且更迭频繁，反映了该村外来居民来源复杂、流动性强的特点，也使得石牌村的居民构成及语言生态呈现出超级多样性的特征。
在前文考察石牌村语言景观的基础上，我们将在本节探讨语言景观与居民多层认同的同构，展现语言景观在社会公共空间的象征意义、与社会成员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正如Blommaert（2013）所言，在研究语言景观时，研究对象不应仅限于空间中的文字本身，而应经由文本民族志（textual ethnography）去探寻语境化的身份认同、历史、政治与社会冲突的现象。
具体而言，本节将从宏观、中观、微观的层面出发，分别探讨语言景观与外来居民本土化身份认同、地方身份认同、个体身份认同之间的同构关系。
6.1 石牌村语言景观与居民本土化身份认同的同构
我们将基于景观的语码构成与取向、景观创设者的意图、阅读者的感受等内容，采用定量统计、隐匿观察、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该村语言景观与居民本土化身份认同之间的同构关系。并通过考察居民的语言态度、能力和实践情况，探讨这种同构关系形成的动因。
6.1.1 石牌村语言景观的语码构成与取向
从语码构成来看，石牌村语言景观可以分为单语景观和双语景观两大类。从语码取向来看，石牌村语言景观可以分为中文优先和外文优先两大类。为了更清晰地描绘出石牌村语言景观语码构成和取向特点，我们选取了毗邻石牌村的华景新城社区、石牌东路商业街、广百百货（太阳新天地店）作为参照对象，进行对比分析。四地具有较强的可比性：首先，四地均为社会公共空间，其中“石牌村”“华景新城”同为大型社区，且面积及人口数量非常接近。其次，“石牌村”“石牌东商业街”“广百百货”都以商业语言景观为主，从商品价格和消费主体来看，大致分属低档、中档、高档商业空间。
我们对上述四地语言景观的语码构成和取向进行了分类统计，结果如下表4所示：
表4 石牌村等四地语言景观的语码对比分析
从商品价格及人群消费能力来看，“石牌村”的商品价格和居民消费的水平均较低，“华景新城”和“石牌东商业街”的商品价格和消费属于中档水平；相对而言，广百百货的商品和消费属于高档水平。从上表4可以看出，随着商品价格及人群消费能力的提高，四地景观中的语码构成和取向呈现出“有序异质”的变异特征：体现本土化语境特征的中文语码，其能见度与凸显度依次减弱；体现全球化语境特征的外语语码尤其是英语语码，其能见度与凸显度逐渐增强，语码多元化程度依次增强。
石牌村在四地语言景观中，本土化语码即中文语码的能见度、凸显度都是最高的。村内全中文语码最多，共1360条。其次为“中文+拼音”类，共86条，两者占到了该村语言景观总数的98.5%。可见中文语码在石牌村语言景观中具有很高的权势和地位。
Spolsky（2016）指出全球化所带来的双重影响之一就是公共语言空间不再完全受当地人的控制，外语景观及外文媒体大量出现。对照表4所示的“石牌村、华景新城、石牌东商业街、广百百货”的景观可以看到，石牌村居民对公共空间的语言景观掌控权最高，中文语码占绝对优势，显示出了本土化的特点。而中高档社区或商业空间中大量出现的带有外文语码的国际化广告牌及店名，显示出了全球化的特点。这也体现了“全球化”与“本土化”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的关系。
6.1.2 石牌村景观创设者的意图与阅读者的感受
景观设计者的意图及阅读者的感受能更直接地反映其语言身份认同。我们口头访谈了63家店铺招牌为中文语码或中文加拼音的老板，他们均表示自己是店铺招牌的创设者。在回答为什么选择中文语码时，87.45%的受访者表示是为了让顾客一看就懂，清晰明了。80.52%的受访者选用拼音是为了装饰，让招牌的语码更加丰富美观。91.34%的受访者表示不选择英文是因为自己的英文水平不太好，而且村里的人大多数都习惯看中文标牌，没有必要设置英文。可见受访的景观创设者对中文具有较高的认同感，体现出了较为强烈的本土化语言身份认同。
在作为阅读者的石牌村居民对待景观语码的态度方面，我们通过问卷进行了考察，由问卷的问答可以看出，石牌村过半数的受访者居民对中文单语语码景观做出了积极评价，大部分受访者对英语语码的关注度和接受度都很低。由此可见，石牌村语言景观的语码能见度和凸显度、景观创设者的意图、阅读者的感受——这三者的契合度较高。石牌村居民通过语言景观这一公共空间的话语体系，体现和建构着本土化语言身份认同。而这种本土化的语言身份认同反过来也影响和塑造着石牌村公共空间语言景观的语码权势与地位。石牌村语言景观的语码构成和取向与居民的本土化身份认同之间具有明显的同构关系。
6.1.3 语言景观与本土化身份认同同构的动因
石牌村居民的语言态度、能力、实践情况，对这种同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通过问卷调查了其对普通话、家乡方言、粤方言、英语的态度、能力、实践（在公共及私人场合的语言使用情况）。其中语言态度和语言能力自我评估的满分都是5分。结果如下表5所示：
表5调查结果可见，语言习得、语言实践决定语言认同（徐大明，2016）。语言能力、语言实践决定着石牌村居民的语言身份认同。无论是来源于外省还是广东省内非省会地区的居民，其英语能力最低，使用英语的频率最低，对英语的认同感也最低。其普通话能力与家乡话能力均很高，在公共场合说普通话及在私人场合说家乡话的频率较高，因而对普通话和家乡话认同感也较高。外省居民粤语能力及使用频率均低于来源于省内居民，因而外省居民对粤方言的认同感显著低于省内居民。由于粤方言在广州的地位较强势，因而石牌村居民对其认同感较高，尤其是省内居民对粤方言的认同感均值超过了普通话。我们在石牌村的隐匿观察也印证了表4中语言实践的调查结果。
表5 石牌村居民语言态度、能力、实践情况调查表
由此可见，与北京的“浙江村”“河南村”，深圳的“湖南平江村”，广州的“新疆村”等不同的是，石牌村居民来源地广泛，几乎来自全国各地。因而其语言身份认同的异质性较强，对各自的家乡话有着较为强烈的内群体性认同。由于来源地多样，他们日常交际非常依赖通用语即普通话，因而对普通话的认同感即本土化语言身份认同也较高。
Ben-Rafael(2009)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了形成语言景观的四条构建原则。其中集体认同( collective identity) 原则指的是，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盛行的时代，语言标牌在设计中常展示某种身份特征，以获得公众中某些群体的认同。石牌村语言景观中中文语码所占的优势地位，体现了石牌村居民对本土化身份的一种集体认同。
6.2 石牌村语言景观与居民地方身份认同的同构
石牌村语言景观中的地域用词十分有特色。在商铺招牌用词方面，表地域类的词语出现频率较高，共计187条，占石牌村店铺招牌总数的34.4%。这一方面体现了石牌村居民来源地广泛复杂的特点，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该地居民的地方身份认同。
6.2.1 设计者的意图与阅读者的感受
由前文表3可见，石牌村商铺招牌所用域类词语大致可分为3类，其中包含“市县具体地名”的招牌数量最多。那么招牌创设者使用地名的动机是什么？我们随机访谈了54位店主，他们均为招牌的创设者。概而言之，使用地域类词语的动机主要有2类：
第一类：所用地名是店主的籍贯，这类占受访者的78%。如前文图13“皖宜包点”的老板表示，他和家人来自安徽安庆，因此用“安徽”的简称“皖”和“安庆”的简称“宜”来给店铺命名。还有一种情况是，所用地名是店主的籍贯，但地名与商品之间无必然联系，如一家名为“辽北川菜馆” 的店主是东北人，因为石牌村来自四川、湖南、湖北的居民较多且喜食辣味菜品，因此开了这家“辽北川菜馆”，这体现了不同地区文化的交融（图33）。
图33 石牌村朝阳社区“辽北川菜馆”
图34石牌村绿荷社区“化州爽爽甜品”
第二类：所用地名的小吃较为出名。如村内常见的“化州甜品”（图34）“湛江鸭仔饭”（图35）“隆江猪脚饭”“沙县小吃”（图36），我们询问了多家店主，其中约三分之二的店主来自隆江镇、沙县、化州，三分之一的店主来自其他地区。此外还有如东北籍老板开的“重庆小面店”等。这些招牌从另一个视角反映了不同地域饮食文化的交融。
图35 石牌村绿荷社区“湛江鸭仔饭”
图36 石牌村南镇社区“潮汕隆江猪脚饭”和“福建沙县小吃”
阅读者对这些带地名用词的景观感受如何？问卷调查显示，当看见商店招牌上出现家乡地名时，40.26%的被调查者表示非常亲切，40.91%表示比较亲切。可见大部分被调查者对家乡地名都有较强的亲切感。59.74%的被调查者表示其选择好的店铺招牌的标准之一是“有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而如果对石牌村店铺招牌进行改造，40.26%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在招牌上凸显家乡地名，展示家乡特色。
6.2.2 石牌村居民的地方身份认同建构
由石牌村商铺招牌大量使用地域用词可见，石牌村商铺经营者在创设语言景观的同时，也在尝试“地方建构（place making）”（Hiruy，2009）。他们将地名元素藉由语言景观这一媒介，植入新的地点，起到了延续家乡情感的作用（Hiruy，2009；Mayer，2011）。当同为外来人口的租户来到石牌村这一个陌生的环境，语言景观景观中的地名唤起了其对家乡的回忆，也使他们的家乡认同延续到了新的地方。
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来看，在上述人地互动的过程当中，作为“地方”的石牌村，经由外来居民的主观性建构，已由单纯的物质空间成为带有居民情感与认同的社会文化空间。居民的“地方感”也由此而产生。“地方感”是指人们对于特定地方的情感依附和认同（蔡晓梅等，2012）。石牌村居民对家乡、石牌村、广州的地方感如何？我们在问卷中采用Hammitt等（2006）设计的五度量表进行了测量。该量表广泛应用于人文地理、旅游资源管理等领域，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量表按照人们对地方的情感依赖强度，将地方感从低到高依次分为“熟悉感、归属感、认同感、依赖感、根深蒂固感”五个层级。调查结果如下表6所示：
表6 石牌村居民对家乡、石牌村、广州的地方感
由表6可见，石牌村受访居民对家乡的认同感最强烈，这与石牌村语言景观中的地域用词互相映证，说明语言景观用词与居民地方身份认同具有同构关系。而受访者对广州的地方感最低，对石牌村的地方感略高于广州，这也在语言景观中得到了体现，石牌村内以该村地名命名的店铺很少，仅有“石牌包店”“朝阳酒庄”“绿荷出租屋”三家。可见外来居民对石牌村的认同感较低。
6.2.3 相关动因分析
综合问卷和访谈的结果，我们分析了外来居民对石牌村的地方感较低的动因。首先是因为石牌村的居住条件较差。而居住条件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个人及家庭的社会地位。石牌村的出租屋大多狭窄、嘈杂，握手楼林立使得很多居所终日不见阳光。居住环境的隔离化、村落化也导致了交际圈的孤岛化。
居民对广州地方感更低的原因是石牌村外来居民以农村流动人口为主，虽然进入城市，也找到了工作，但在看病就医、子女入学、人际交往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缺少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系统的支持，在心理上对广州了产生一种疏远乃至不认同的感受，王春光（2006）等学者称之为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状态。他们与城市居民基本没有交集，甚至受到歧视，因此与家人或老乡交往进而形成内群体认同，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支撑。而此时生活的村落化也显示出积极的一面，即与亲朋的小聚居使得城中村居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城市歧视所带来的困境，形成与城市主流社会相异的生活行为方式及文化氛围。
6.3 石牌村语言景观人名用词与经营者的个体身份认同
除了前文所提及的地域类词语之外，石牌村语言景观在用词方面还出现了人名或昵称用词的的标牌。这类标牌共58条，占石牌村商铺招牌总数的10.7%。我们对此类58家店主全部进行了访谈，80%以上的受访者表示店名中的姓名或昵称是其本人或其亲朋，其余受访者表示店名中的姓名或昵称是前任店主留下的，他们未加改动。
从格式来看，此类招牌格式最常见的有“姓/名+记”，这是粤方言区常见的一种招牌格式。如广州小有名气的“球记饼家”连锁店（图37）创始人董振球就是石牌村原住民，第一家“球记饼家”就是在石牌村内开设的（郑孟煊，2006）。类似招牌还有如“辉记水果店”“铭记拉肠”、“利记猪脚饭”等。这一命名特点也被来自外省的店主所接纳，出现了“刘记湘南小炒菜”“叶记维修部”“王记面馆”“邓记平价水果店”（图38）等。
图37 石牌村绿荷社区“球记饼家”
图38 石牌村绿荷社区“邓记平价水果店”
其他的格式还有“阿+名字”“姓名/昵称+商品”“肥+姓氏”，如“阿明烧烤Bar”（图22）“阿娟餐厅”“阿文烤鱼”（图39）“肥苏饭店”“林新冷冻商店”“乐乐糖水小食店”等。在人名前加“阿、肥”或在后加“仔”表示亲昵，也是粤方言人名特色用词。但是店主不一定是来自粤方言区，这里也体现了多地域语言文化的交融。有一家名为“亚克西西饼店”（图14）的老板来自新疆，“亚克西”在维语里是“好，不错”的意思，而“西饼”是是面包蛋糕等来自欧美国家的西式糕饼。店主在访谈时表示，“亚克西西饼店”既体现了家乡特色，也表明他家的面包蛋糕新鲜美味。
从阅读者的接受程度来看，受访者对此类景观的接受度普遍不高，他们认为这样的招牌虽然接地气，但是显得太随意。由此可见，此类语言景观主要体现个体小商品经济的特征，其中的人名用词只是店铺主个体身份认同的彰显，并未与阅读者形成身份认同的同构。
图39 石牌村朝阳社区“阿文烤鱼”
图40 石牌村南镇社区“蜂蜜百货店”
由前文所述可见，石牌村的语言景观以商业景观为主，是个体商户在公共语言空间实施的一种微观层面的语言实践和管理，体现了平民阶层的语言信仰。作为一种民间自发性质的语言实践和管理，石牌村的语言景观既具有较强的大众化、本土化特征，如景观用词中通俗易懂的口语词，像“我家超市”“蜂蜜百货店”（图40）“爽爽甜品”（图 34）“人人好商行”（图41）“乡下老妈布拉肠”“爱剪发”“好妈妈童装屋”“六婆小龙虾”等招牌。又如景观中方言词语的使用，像粤方言中的“烧腊、糖水、云吞、爽滑水晶饺、士多（图 45）、车衣店、先付后食”，潮汕话中的“杂咸粥、虾姑、卤水”等，折射出岭南方言文化色彩。整体而言，石牌村语言景观中外语词、音译词、生造词的使用频率明显低于表4中其他三地的语言景观。
图41 石牌村朝阳社区“人人好商行”
图42 石牌村南镇社 区“民生士多”
7.1 石牌村语言景观存在的主要问题
外来人口的快速流动所带来的超级多样性以及村内空间的限制，石牌村的语言景观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曾在问卷中问到“您觉得石牌村店铺招牌存在哪些问题？”，57.14%被调查者认为招牌有的残缺破损，55.84%认为招牌设计不够美观，42.21%认为招牌摆放比较乱。还有一题“如果对石牌村店铺招牌进行改造，您认为应该怎么做？”69.48%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精心设计字体和颜色，让招牌更加美观；45.45%指出让招牌摆放得整齐有序。可见被调查者对目前石牌村语言景观的外观、置放等满意程度较低，希望加以改进。
根据问卷、访谈和实地考察，我们将石牌村语言景观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为：越轨式放置、招牌与经营内容不符、版式设计不合理、字体颜色搭配不协调、外观破旧残损等四大方面。“越轨式放置”（transgressive）指的是标牌放置在“错误”的位置，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尚国文等，2014）。主要体现在村中的狭窄小巷内招牌林立，摆放杂乱，建筑物外墙及电线杆上张贴了许多租房信息等小广告（图9）。“招牌与经营内容不符”是指商铺的经营已经转向，而招牌却未及时加以更换（图43-44）所导致的招牌与经营内容不符的现象。“版式设计不合理”主要体现在商铺招牌上的字量过多，店铺名称、经营范围、宣传语、联系电话等都出现在招牌上，不够美观（图10，图15）。“字体颜色搭配不协调”主要体现在字体设计单调，字体颜色和招牌底色搭配不协调。“外观破旧残损”是由于部分经营者未及时对外观残损破旧的景观进行修复。这些问题也会影响阅读者对石牌村的地方感。
图43 店铺招牌为“靓靓鸳鸯贴纸相”，经营内容为盐焗食品。
图44 店铺招牌为“正宗重庆酸辣粉”，经营内容为刮痧、拔火罐等中医理疗。
7.2 对石牌村的“微改造”
语言实践、语言信仰、语言管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且语言管理具有层次性，要了解国家层面的语言管理，首先需要认识来自各种比国家层面更高和更低的语言管理对国家层面语言管理所产生的影响（Spolsky，2016）。2015年之前，广州市政府、石牌村居委会等部门的管理重点为该村的治安、公共卫生等领域，语言景观是其开展上述工作的宣传工具和警示手段之一。其对语言景观的管理主要体现在禁止越轨式放置，如禁止乱贴各类小广告如租房启示等。
而自2015年开始，广州市成立“城市更新局”，探索对市内“三旧”（“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的“微改造”模式，该模式强调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多元参与，旨在提升人居环境，保护文化遗产，实现人居环境、经济、产业、文化等综合协调。该模式不同于以往推倒重来的全面改造，以保留为主，允许必要的新建。这其中也包括对石牌村人居环境的微改造。
笔者入村考察发现，石牌村绿荷社区的绿荷西大街、绿荷南大街、豪居大街的商铺招牌的设计置放更为美观，商铺外墙引入了飘檐、回型纹、青砖等传统文化的元素。该社区内约480平米的单车棚已改建为村内街心公园，据石牌村管理人员称，公园广场左侧还将设置石牌历史文化景墙，展示石牌的演变历程及相关民俗文化，如龙舟、龙狮、曲艺、飘色等。这些“微改造”举措对于改善石牌村居住环境，增强外来居民对石牌村乃至广州的地方感都是有益之举。
7.3 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除了上述已经实施的举措之外，围绕语言景观及其所反映的语言问题，我们认为还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改进：
政府可以联合民间力量，为石牌村外来居民提供语言服务。如政府可以联合石牌村周边高校的科研力量，组织城乡规划、广告设计、语言文字等专业的学生成立公益团队，为石牌村语言景观的命名、语码、字体置放等提供参考意见和建议，一方面可以使得村内语言景观设计更时尚美观，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居民的语言权利意识，提高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提升语言能力已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命题（刘延东，2014）。提升个人和国家的多语能力，既能有利于个体发展，国家进步，也有利于减缓语言矛盾和语言冲突，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李宇明，2017）。从访谈中我们得知，一些青年打工者希望提升外语能力，更好地融入广州国际化的多元语言文化环境。还有一些中年打工者在家庭语言规划中也很重视子女的外语学习，希望孩子成为多语者。石牌街居委会也曾开办针对石牌村现有居民的免费英语学习班。如果政府相关部门能联合广州的图书馆、博物馆、语言培训机构，在石牌村附近开展一些公益性的语言国情、方言知识、外语培训类的讲座，可以提升外来人口的多语能力和求职竞争力，增强对广州的接受度和认同感。
本文表2所列的石牌村与华景新城社区语言景观类型的相异之处可以看出，石牌村的语言景观所代表的商铺类型主要集中在满足居民基本的生理需求，而对于居民的精神生活的需求方面关注不够。如果能在村内设置若干小型图书室、室外健身器材，不定期印制发放一些婚恋、健康、家庭教育、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公益知识宣传手册，能够缓解外来务工人员的心理焦虑，使其能在大城市更好地工作和生活。
8.1 全球化与本土化
本文剖析了广州石牌村这个乡村转型、社会变迁、居民流动的案例，从清末民初的乡土景观直至全球化时代语言景观，其发展轨迹反映了不同时期石牌村居民文化身份认同和地域身份认同的变化。我们看到，石牌村作为本土化的居民聚居区，同样也具有超级多样性的特点，居民来源的复杂性，快速的流动性，都在公共语言空间及其要素语言景观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们在关注全球化所形成的多语社区同时，也不能忽视同样具有超级多样性特征的本土化社区。
8.2 语言景观与认同同构
认同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徐丹，2016），如何为主观的认同找到客观的语言学基础和依据（徐大明，2016），也许语言景观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主客观相结合的道路。这也为语言与认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诚如李宇明（2016）所言，也许目前还难以找到最合适的研究语言与认同的方法，但必须有方法论层次上的强烈意识。因为理论思维离不开方法的支撑。
从语言景观与认同同构的路径来看，石牌村语言景观的创设者通过景观体现了多层次多内涵的认同，而石牌村居民经由阅读和关注，产生了景观依恋（landscape attachment），即对语言景观的情感连结（Ewald，2001），并建构起不同层次的身份认同。这些认同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来加以解读。
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宏观层面，石牌村民对中文景观的依恋程度较高，显示出强烈的本土语言及文化身份认同；在同为本土语言文化但又具有地方差异的中观层面，石牌村居民依照景观中的地名与来源地之间的契合度，产生了不同的内群体性地方身份认同。而在个体的微观层面，石牌村居民对家乡、石牌村、广州的地方认同感依次减弱，且对石牌村和广州的地方感均值都很低，对家乡的依赖感和根深蒂固感也不高。这说明他们既不愿长居广州，也不想回到家乡，体现出一种“悬浮”的流浪者的个体身份认同。如经济学家周其仁（2017）所言，人口聚集推进经济聚集，反过来再刺激人口聚集，这就是城市化的动态进程。只要北上广还在经济上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外来人口聚集就是长期的趋势。对于我们的家乡，那才是真正回不去的地方。
当然，语言不是认同的唯一因素，有时候也不是认同的决定性因素（刘丹青，2016）。对于石牌村居民来说，医疗教育的保障、平等的人际关系、稳定的收入等也许是其建构身份认同更为重要的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居民的多元语言能力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语言景观也能够帮助其建构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其将个人价值目标与城市建设目标统一起来，实现城市社会稳定和谐。我们的语言规划和服务要以此为目标，向草根阶层倾斜，探索如何合理兼顾城中村居民和空间的同步发展，如何让人、社会、城市空间能够协调共赢，这方面相关的研究已经展开（屈哨兵，2016）并且应该继续深入下去。
全球化时代，大量过于一致化的建筑已成为人们建构地方感的障碍。广州城市规划者将珠江新城为首的高档CBD商圈定位于建构全球化的身份认同（黄全乐，2015），但城市规划管理者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应创设有本土文化感的语言景观及社会空间，因为文化景观能促进地方感，强化地方意义（Rishbeth，2001），从而为城市本地和外来居民提供精神家园和心灵归宿。
8.3 民族志对语言景观研究的启示
记者与民族志观察者之间的区别在于，记者总在寻找出乎意料的突发事件，以吸引读者的眼球。而民族志观察者则是在细致地记录人们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从中发现社会和民众思想行为变化的规律。民族志对时间维度的重视，使我们对于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所提出的“共时”的概念，及“共时”与“历时”的区分有了不同的看法。
笔者对石牌村社会空间及语言景观的考察持续了三年。在这三年中，新的景观不断取代旧的景观，新的暂居者不断取代旧的暂居者，所谓共时层面的景象，其实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索绪尔提出的纯粹的共时层面的研究，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并存的当代，在社会语言生态系统瞬息万变的今天，已经很难行得通了。Blommaert指出，所有共时性的现象所呈现的其实是各个不同变化阶段、不同变化速度的“历史存在”（historicities）在某时某刻发生互动的现象。Blommaert把这些不同的历史存在合并定格的过程称为“同步”（synchronization），以区别于传统的“共时”（synchronic）。这也是他对索绪尔“共时观”的直接挑战（梁斯华，2016）。
石牌村这样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本土化社区，社区产业结构的多样性、语言生态的复杂性、外来居民频繁的流动性，都是当代社会和语言“超级多样性”的真实写照。民族志擅长研究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将其引入语言景观研究，能够使语言景观从基于语言类型和取向的定量统计，将重点转向剖析景观背后复杂的社会语言生态和语言使用者的权势关系。
景观民族志分析法也使得我们对于语言管理和规划有了更全面深入的认识。从自上而下的单一维度的语言管理，到充分考虑各阶层语言使用者的需求，发挥各层面语言管理者的能动性，是语言管理精细化、精益化和品质化的体现。这有助于增强民众对所居住城市的认同感，有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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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略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语言学》，2018年第1期，外文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
本文曾获第十一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青学奖”三等奖。
END
审核 | 刘 慧
编辑 | 李叶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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