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计伟 | 南洋华侨的祖语传承：应变与植根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以下文章来源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作者李计伟。

李计伟，北京大学博士，暨南大学副教授，研究领域为汉语语法、海外华语和华文教育，现任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应用语言学系主任。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出版学术著作、教材3部，在《语言文字应用》《外语教学与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科学》《汉语学报》《全球华语》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

一、祖语传承：南洋华侨的必然选择

语言传承并非一个新鲜的话题，对于拥有悠久文明史且极其重视教育及文明教化的中华民族而言，甚至可以说，语言传承是伴随其移居异域必然会出现的一项重要活动。之所以说必然，以南洋华侨言之，原因有二：一是中华民族素来认为“只有民族的血脉和文化的血脉的一致，才能作为‘认同’的基础”；二是寄寓心态与自强心理，南洋移民多因经济窘困、战争、灾害等原因播迁异域，“流寓远方，不忘中土”，奋斗于受西欧文化影响且注重商业的环境中，受各种生活经验暗示，遂有“实业救国”“教育自强”之心理。

本文关注晚清至民国时期南洋华侨关于语言传承的意识、理念及其实践活动。首先让我们从一则一百多年前的文献说起：

“

盖其所设义塾，系欲教育我华人子弟起见，虽近日营生觅利以英文为重，然其人既为华籍，则实有不可不识华文。盖华文者，其根本也；西文者，其枝叶也。世有俨然中国衣冠而但知攻乎西学，即甚湛深其道，而问以中朝文字，则竟茫然。故其所为，每不免有忘本之端。此无他，徒欲其枝叶繁滋，遂不觉遗其根本耳。不知根本不固，则枝叶安得而荣？（《观直落亚逸中西义塾喜而有说》《叻报》，1893-04-15）

”

直落亚逸，英语名称为Telok Ayer，是旧时新加坡的一个海湾，后被填平、消失。上面这一则文献记录了作者看到直落亚逸一家兼教中文、西文的义塾建成时的喜悦之情，内中的话表达了作者对华人子弟的华语传承状况及在传承过程中华文地位的看法。

祖语（heritage language）是双语或多语环境中少数族裔的母语，通常为移民及其子女所使用；这个定义中的“少数”不仅仅是人口统计上的，亦可能是社会政治的。从20世纪70年代起，因应于全球化时代的移民浪潮，祖语及其习得、教学研究逐渐成为语言研究尤其是语言教育研究的一个热点，进而成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学者对heritage language的频繁关注始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这一时期内，heritage language分别有“遗产语言”“传承语”“继承语”“族裔语”“祖语”等中文译名出现；关于海外华人对本族语言的学习，学界亦开始跳脱其性质到底是母语还是二语之纷争，从“祖语”及其传承的视角来加以重新认识，并且开始从祖语及其习得的角度研究海外华语变体的形成与发展。术语是新鲜的，但移民及其语言问题却由来已久。我们知道，中国有悠久的移民历史，尤其是晚清以来大量中国人远赴南洋谋生，将中国的语言文化带到了南洋，并一直传承至今。在多语、多文化的环境中，南洋华侨对为何、如何传承华语与中华文化有着较为深入的思考；他们在实践中思考，又以思考指导实践，可以说具有相当明确的祖语传承意识与理念。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今天热衷于大肆引进、介绍西方的理论与概念，却忽略了先辈侨民在祖语传承及其教学实践上的朴素认识与艰辛探索。

2018年7月1日，李计伟副教授在印尼泗水访谈当地侨界前辈

相较于一般意义上的母语教学和第二语言教学，祖语人与祖语教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因应各种“变”而出现的复杂性。一个人移居异国，成为一个移民者，是一种“变”；移民者在家庭中使用祖语，进入社会则不得不使用当地的主导语言，是一种“变”；移民家庭的孩子在不同学龄阶段祖语与当地主导语言语言能力的交替，是一种“变”；移民之后入不入籍，移民二代是否像父辈那样认同祖语及祖（籍）国文化，亦是一种“变”；等等。面对这种种变化，如何在应变中又不遗其根本，就成为祖语传承必须思考并要努力解决的核心课题。

本文将基于华语文献考察南洋华侨的祖语传承意识、理念及其实践，目的有三：一是展示从华语文献梳理祖语传承意识与理念的可行性，深入认识华语传承的发展历史；二是证实南洋华侨关于祖语传承的意识、理念与今祖语传承理论在核心观点上基本一致，从学术史的角度表彰先辈侨民在这一领域的探索之功；三是总结南洋华侨在祖语传承上的成功经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以古鉴今。本文文献主要来自《叻报》（1881~1832）、《星报》（1890~1898）、《新国民日报》（1919~1933），这些报纸连续发行时间较长，对南洋社会生活反映充分，其中《叻报》是南洋第一份中文日报。

二、应变：流动触发的重新选择

移居异国他乡，在新的环境中谋生活，移居者必然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变化。语言方面，环境变化带来语言态度、语言选择和语言传承等问题，而移民应对这些问题时的取舍与作为，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语言传承的实际效果。1893年12月4日新加坡出版的《星报》上有一篇署名“渔鼓”的《询刍篇》，文中介绍了“叻（新加坡旧称）地”独特的区位优势、发达的商品经济及“五方杂处”的语言文化环境，并重点表达了对叻地华民“习与性移”“鲜习华文”的深深担忧。

“

叻为南洋总汇之区，……所惜民风尚陋，民俗难醇，此由去国在六千里外，文教未敷，辟土只七十年余，五方杂处耳。……诚以旅叻之民，如入裸形之国，虽岁序仍宗乎正朔，章服必正于婚丧，无如习与性移。每有迁乔入谷者，一小帽也以偏戴为从宜，一外衣也以披衿为合式，以至食不用箸，幔以为裳，动静云为，已染巫来由俗。且子弟只从西学，鲜习华文，伦常之至行恐未敦，闺阃之贞操尤罕见。

”

“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这是一种无奈，其实也是一种必然。上面的文献就提到了19世纪末南洋华民在衣着、语言、习性和伦常等方面的变化，观察相当全面。在“移民与语言”这个话题下，祖语传承是核心问题。对于移民个体或族群而言，祖语传承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要在诸多变化之中尽力维持“我之为我”的某些不变。本文下面将首先重点评述南洋华侨对语言之变、教学之变、认同之变的观察、认识及在某些方面的应变之策。

（一）语言之变：语言环境与语言能力

移居异域，意味着环境及使用于其中的语言和符号资源的改变，因此，环境改变人，会显诸一语一言之间。语言之变主要表现在语言环境和语言能力两个方面，一般情况下，后者因应于前者，即双语或多语环境决定了移民者的双语或多语能力及不同个体之间巨大的语言能力差异。在对祖语及祖语人的各种界定中，“双语或多语环境”始终是一项最为核心的限定。关于南洋华侨复杂的语言环境，文献多有记载。例如：

“

（1）新嘉坡，蒞赤道之中，于中国为南离文明之地。……一俟经费裕如，即将塾内教习，分聘习漳音、泉音、潮音、广音、客音者各一人，俾各帮子弟得以因类相从，成材倍易。（《劝募华英义塾经费序》《叻报》，1895-10-25）

（2）兹欲雇用少年店伙一名，其人必须熟悉西药，兼通英文以及谙熟本坡粤东闽潮方言，乃能胜任。（《延伴告白》《叻报》，1900-09-06）

（3）大英钦命新嘉坡辅政使司，……欲招雇通事一名，每年工资一百八十元，其人须识穆拉油语，其次则谙福建或潮州语，其三则谙广府或客语，方能合用。如其人于考验时能照以上所录诸华语外更多识一种或者兼识英文英语，则每年工资可至二百四十元。（《招雇通事示》《叻报》，1900-11-10）

（4）大英新嘉坡国家，……欲雇传供兼充书记一名，其人一须能操穆拉油语，二须能操闽语或潮语，三须能操广东语或客语，方为合格。（《新嘉坡国家示谕》《叻报》，1906-04-04）

（5）本校欲聘普通科教员一位，以能完全国语教授及谙闽粤语者为合格。每周担任教授卅小时，月奉修金七十元，膳费在内。巴生呀岳峇都益智学校。（《聘请教师》《新国民日报》，1920-01-12）

（6）山口羊培南学校，自倡办以来，科学之完备，教授之得法，早已脍炙人口。此次该校国民班举行毕业式，……由毕业生三人答词，一操英语，一操国语，一操南音，语颇流利，坐座者神为之一动。（《山口羊培南学校举行毕业式的盛况》《新国民日报》，1923-02-20）

”

《新国民日报》，1924年6月16日第6版

早期南洋为英国、荷兰等国的殖民地，政治、经济和文化有其特殊之处，民族上有华人、印度人、马来人（旧称巫来由人、穆拉油人）和欧洲人等，形形色色。上面几则不同时期的文献，内容涉及华人生活的诸多方面，从中可以看出语言环境的复杂性及对生活于其中之华人的语言能力的要求。从语种来讲，可以分为“华”“外”两类：“国语”在南洋推广之前，华语主要指方言，如例（3）中有“诸华语”一说，即指前文所说的福建话、潮州语、广府话和客语等，“外”主要是殖民者语言和当地土著人语言，比如英语、荷兰语和马来语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世纪20年代之后，受中国国语推行之影响，南洋的新式学堂逐渐由方言教学转向以国语为教学语言，华校对教师与学生国语的要求逐渐普遍，这一点可以从例（5）和例（6）中的“国语”一词窥其一斑，而此举亦奠定了今东南亚通用华语的基础。

在如此多样的语言环境中，因具体生活地区、家庭、教育背景、学习方式、代际等相关因素的不同，不同的华人群体与个体在华语作为祖语的语言能力上表现出了巨大差异。关于这一点，南洋华语文献有充分的描述。例如：

“

（7）又枌榆望重，桑梓情恭，或来亲谊于一堂，而语言尚多未会，或叙同乡于异域，而论说未能深谙。（《论本坡生长宜习乡音》《星报》，1893-06-10）

（8）本坡曾君锦文系闽籍而生长于槟城，饶有才华，敏而好学，其于华英文字无不豁然贯通，……尝于公余之暇，辄取《三国演义》一书，熟读详味，不忍释手，继思生长南洋之华人多有专攻英学而不谙中国文字者，虽有奇文奥义，究未能领略一二。（《声价十倍》《星报》，1894-04-11）

”

祖语人的双语或多语能力是不均衡的，并且就大多数祖语人的祖语能力而言，发展最好的语言技能是听，然后是说，最差是写，口语技能强于书面语技能，甚至可能是一种不完全习得。例（7）是一则颇具观察深度与理论蕴含的文献：“或来亲谊于一堂，而语言尚多未会”是说在多语（当然，这里主要指不同的方言）环境中，某人掌握的语种数量不够，多语能力不均衡，不敷应用；“或叙同乡于异域，而论说未能深谙”则是说对于自身母方言掌握的深度不够，仅仅掌握日常生活词语，论说只能浮于浅显。可以说，这一观察，看到了祖语人的一项典型特征。例（8）中的闽籍人曾锦文“于华英文字无不豁然贯通”，与“多有专攻英学而不谙中国文字”的其他南洋华人形成对比，个体差异巨大。

“

（9）然华人来越通商，已数百年之久，与越人通婚，成为惯习，但所生之儿女，不数传，竟变为越人。故经如许岁月，而旧客遗裔，人数极为寥寥，新客时居多数，此其明证也。推原其故，实由我侨界教育未曾及，故不习祖国言语文字之侨童太多，且女子为尤甚。若吾人不及早觉悟，急为整顿，则吾国民移不免同化于人，而为他国所吸收，不殊国未亡而种先灭矣。（《华侨学生谋教育普及之运动》《新国民日报》，1919-12-16）

（10）暹罗六坤埠，我国人侨居其地者，不只万余，成家致富者，颇不乏人。惟衣食住居，以及交际礼节，多颇暹俗，读暹书，说暹话，与土人毫无界别。揆厥原因，皆由未受祖国教育所致。（《六坤有创办华校之提议》《新国民日报》，1920-05-27）

（11）韩立中君以国音为爱群爱国之媒介，而不可不多多传习也。观夫荷人之规定，凡生长于荷属地之华侨，即为荷属地之人民，而不复得为华人；换言之，即荷属地之峇峇荷人，皆将视之如土著巫来由也。……但长此以往，原日国内所来之华侨，日益老死减少，而荷人由限制华人入口，渐渐进而禁止华侨入口，各处土生华侨（峇峇）又日夷（升）而为巫来由人。再过数十年，荷属东印度境内，不是将不复再有所谓华侨，而华侨不是不惟亡国，而且已灭种矣乎。吾忧之，吾重忧之。（《巴达维亚南洋荷属华侨之状况》《新国民日报》，1928-01-30）

”

上面3则文献分别从通婚、政府强制同化等方面谈论了今越南、泰国、印尼日惹等地华侨未传习祖国语言文字而面临的“灭种”之危险，这同时也是对侨民语言能力差异成因的一个解释。例（10）谈的是暹罗即今泰国的华语传承状况，相较于当时南洋的其他地区，暹罗对华人、华校多有限制，这在早期南洋的报纸上时有报道，比如“暹罗教育部最近对于华校教员之曾否受暹文问题甚为关心。教部上级长官亲任调查，十分认真。各学校为应付环境起见，多欲物色熟悉暹文之教员，以便调整，或令未识之自当教员资格之人才，劝读暹文，应便应考。至于各被教部查出有教员未考暹文而执教之学校，其甚者即须停课。”（《暹罗华教员考暹文问题》《新国民日报》，1922-06-29）“限制华侨学校教授法，使学校教授不得自由，借使华侨子弟不能增智识。”（《暹罗华侨代表赴京请愿之经过》《新国民日报》，1924-02-21）今泰国、越南、印尼部分地区华人的华语传承远不如新加坡、马来西亚，一个主要原因即是曾经的婚俗与语言教育政策。

“

（12）哢埠马踏地也，廿余年前，野蛮不堪言状，自属荷领土后，文化日开。近复设有巫文学校一所，……不料有华人某甲，素称文明，家亦中资，因贪学费之廉，舍华校而入巫校，甘心子女与马踏为伍，非下乔木而入幽谷欤？（《胡为弃华校而入巫校》，《新国民日报》，1919-10-29）

（13）本校自开办以来，各处学生来学者极为踊跃，惟向在英文学校读书学生每欲来学，其英文、算学已至四五号者，尚可合格，独国文一门，较之肄业中国学校者相差极远。（《南洋华侨中学校国文特别补习班招生广告》，《新国民日报》，1919-10-30）

（14）潮人某甲……精于英文，尤通法文，惟对于祖国文字，则目不识丁。向在某土库雇工，已十有余年，深得东主（西人）所信仰，故该土库全权无异归诸于甲，而月薪较众伴尤为厚。甲常对人言华文不足以谋生，以表示其境遇之佳者。故甲虽有子女五人，均不知祖国为何物。孰料该土库迩来生理泰半是与华人交接者，其东主见甲不识中文，深以为不便，故欲聘一中西文兼优之书记员以副甲。……去月其友遂介绍某乙来叻以应其职，乙年少英俊，深通中文，惟英文不过略知门径而已，到任未几，大得东主欢心，由是职权、薪与甲相等，甚而薄甲厚乙。……由是让土库如有用人时，必询能以识中文否为定夺。甲遂悟凡人只精于一国文字者为不足恃，尝窃叹曰：“吾身已矣，不可更误吾子女也。”急遣其子女日往华校肄业，晚间则自以英文一小时课之云。（《自薄者鉴》，《新国民日报》，1921-01-25）

”

祖语人祖语能力的巨大差异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语言政策、同化政策等宏观层面，还有诸多个人因素。例（12）谈到“华人某甲”因“贪学费之廉”而让子女“舍华校而入巫校”，例（13）介绍了不同学校类型（英文学校和中国学校）之学生在华语能力上“相差极远”，而例（14）则通过一个生动的故事，证明了在某些情况下“华文亦可谋生”，“潮人某甲”最后的转变，亦说明了家长或者家庭在华人子弟华语学习、华语传承中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在复杂的语言文化环境中，早期南洋华侨看到了影响华人祖语传承效果的各种因素——而这些因素，正是祖语人研究的关键。恰如Montrul所言：“研究祖语人的一大挑战就是其语言经历和习得环境的多变性。因此，通过详细地描述祖语人的背景特点来解释其学习效果就至关重要。”

（二）教学之变：学校类型与教师教法

祖语教育对于移民第二代、第三代儿童及青少年至关重要，关键的困境在于祖语教育何时提供、如何提供。在这个方面，南洋华人做出了可贵的探索。祖语人是一个高度异质的群体。因应于华人不同的华语能力、年龄、学习目的等，在20世纪初期，华校的类型愈发多样。从《新国民日报》（1919~1933）来看，除一般小学、中学和专门的国语学校外，还有“幼稚班”“半夜学校”“平民夜学”“半日中文班”“国文特别补习班”等类型。类型多样，民间力量支撑，自发、自治，这样的华校办学格局自20世纪20年代已经形成，并且至今依然。例如：

“

（15）兹拟在本店内设一夜馆，除礼拜晚外，每夜七下半钟至九下钟传授英文、英语。其教习除英文外，巫来由语以及广府、潮州、福建、客音、海南各等土音无不精通，不论何籍之人，均可以各学生自己土音讲解、传授，而要习巫来由语亦可。每月每名取束金三元，有意入学者请到本店报名。（《夜学广告》《叻报》，1909-04-14）

（16）本坡熊时元君等所创办之五育补习学校，……因其为补习性质，又不限学生之年龄、职业、籍贯，随各人之程度高低，日夜皆可分级教授，且完全用国语，不用方言，故一般青年工人、商店伙友与求上进之学生，均称便利，报名者极为踊跃。（《“又多一学校”续讯》《新国民日报》，1925-02-26）

（17）（一）校名：千冬墟中华学校；（二）校址：千冬墟；（三）校舍：自建筑的；（四）经费：收入学费三〇〇，月捐七〇，房租一二〇；（五）创办人：余春祥；（六）创办年月：民国元年春；（七）总理财政：总理余春祥，财政陈玉怀；（八）校长：张永麟；（九）教员：唐六平、林柏青、李石金；（十）薪水：平均每人一百廿五盾；（十一）学生：一百七十五人，内女生二十多个；（十二）级数：七；（十三）班数：五；（十四）学费：每生三盾；（十五）备考：此校幼稚生占大半数，一年级以上五级，余二级则幼稚生，故教授杂用马来语。（《巴达维亚华侨学校最近底概况》《新国民日报》，1928-01-19）

（18）今之航海谋生者，或如巫臣之尽室偕行，或如苏蜀国之娶有胡女，生育孳息，人口日多，持筹握算之余，惟是令肄习西文以便与西人相问答，问以华字而竟茫然，叩以华书，而更昧然。我恐再阅数十百年，势必并华语而亦遗忘，坐令数十万赤子苍生沦为披发左衽，谁司保护之职？……我中华亦宜于各国华人聚集之区，由星使创立公塾，令华人之凡有子弟者送入塾中。（《论外洋宜公设书院训华人子弟》《星报》，1891-07-27）

”

通过例（15），可以知悉不同类型的学校因“应环境之需要”而做出的“变通”。例（16）呈现了当时补习学校办学的灵活性。“千冬墟中华学校”是当时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众多华校之一，例（17）给出了其全面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该校“幼稚生占大半数”；当我们今天谈论国际中文教育的低龄化趋势时，我们要明白，对于祖语传承教育，低龄一直是与其相伴的一项重要特征，低龄对于传承是非常重要的。例（18）所出自文献的最后标注“选录申报”，这是一个倡议：面对出海谋生潮，可以由政府在外洋公设书院，以培养华人子弟。今天，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及孔子学院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一建议值得我们认真考虑。

2018年6月30日，李计伟副教授参观印尼三宝垄南洋三语学校并与师生合影

受制于学校类型、学生学习时间及学习目的等，相应地，教师及其教学方法等也应该做出调整。来看下面的几则文献：

“

（19）一曰变通课程。中邦儿童就傅三数年后即教以习联，其学诗文，其讲解四书，亦必顺其章句先后之次第。其急于科名之计，故不得不尔也。而南洋则不必拘于此，其童子就塾，即宜择章句中有益于人伦日用、□□关于人心风俗者，随时为之浅解，俾散塾而归者，子以告其母，弟以告其兄，优游厌饫，积之日久，将有民日迁善而不自知者矣。《论南洋生长华人宜如何教养以期利益》《星报》，1894-05-11）

（20）华校在日间加授英文，……学生之注重英文者，中文必受影响而退步。……既而提议华校加授荷文，以应环境之需要。……华校教育之远逊于荷华学校者，实因荷文较为适用，吾人不必过于泥守国家主义，亦勿令以回国升学为目标，仅仅加授英文，华校确有加授荷文之必要，深望华校与荷华发生密切关系，荷华宜加授中文，视地方情形而变通办法云。（《日惹〈华侨教育会议续志（二）〉》《新国民日报》，1925-01-18）

（21）以教育者而论，长于学科者而亏于品行，端于品行者而短于学科，来自祖国者虽通于教育但不悉侨情，侨生南岛者虽悉侨情而不通教育，而且，前者多通汉而不通英，后者多通英而不通汉。因为这种缘故，所以我们要培养出一种国语纯熟、品学兼优、中西并通的师资来，以救吾侨教育上处一偏之弊，而开未来教育之先河。（霹雳和丰兴中学校《本校增办师范科的宣言》《新国民日报》，1928-01-18）

”

为应环境之需要，南洋华人宜如何教养以期利益？例（19）和例（20）给出的一个建议就是“变通课程”，要“视地方情形而变通办法”。目的不同、内容不同、方法就不同：在例（19）中，祖籍国的儿童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目的是科名，而南洋童子不拘于此，可以在中邦儿童所学内容的基础上有所“择”且“浅解”之，今日全球各地诸多华校选用中国基础教育教材但在讲解时有所取舍，其道理、做法是一样的；同时，此亦表明华文教材是不同于母语教材、一般汉语二语教材的一个独特类型。早期南洋书塾、华校的师资多聘自祖国中国，有任期不定、外语不好等不足，如何培养本土师资一直是困扰华文教育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例（21）表明，南洋部分华文学校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增办师范班，通过自身培养来弥补外来师资的缺点。

（三）认同之变：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

祖语学习者和二语者学习语言都需要动机，但两者的区别在于认同。祖语人是祖语社区的一份子，从社区内部来看待语言和文化，而二语者与社区一般没有文化联系，是从外部来看语言和文化的。对于移民者及其后代而言，随着在住在国生活的日久年深，其对国家、族裔身份的情感和态度会产生许多复杂、微妙的变化，这就是今日所谓“流动中的认同（identities in mobility）”关注的话题。流动中的认同，是说认同是一个过程，它是动态的、是通过不断适应调整而逐渐浮现的，它可以也需要进行管理。

《新国民日报》，1928年2月20日第6版

在早期南洋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变更国籍、渐渐忘却族裔身份从各个方面融入当地的记录。当然，认同是多元的，国籍的变更、对当地文化的融入并非就意味着祖语人对祖籍国语言与文化的完全放弃。但在祖语人当中，完全变化的例子亦不鲜见。

“

（22）今南洋诸妇女，多服穆拉油之服，多言穆拉油之言，以此音貌既改，面目全非，再传而后，恐尽为蛮夷之俗矣。（《论南洋生长华人宜如何教养以期利益》《星报》，1894-05-11）

（23）叻地华商多有请入英籍者，盖以入于英籍则凡诸事宜可引英例为之保护也。兹闻本月初一日宪报录有准入英籍者计有二人：一曰梁祖权，乃新巨泰号东主，一曰胡星垣，则南生号之股份人。此二商均系粤籍，今蒙制军核准，入于英籍之中，经已发给凭照，准视英商一体均沾利益矣。（《准入英籍》《叻报》，1895-10-24）

（24）说者谓吾人旅居缅地，衣食者缅地，婚娶者大都缅人，所生子女与缅妇共有物，自宜与缅人同化，无须受中华教育也。（《无种族思想》《新国民日报》，1919-03-12）

（25）唉！我为了自己，也替我的同胞们悲伤起来，试看我们的同胞，在海外侨居了百数十年，说什么到处杨梅一样花，简直完全把伊们可爱的故乡忘掉了，有的还连中国语也都不会说，讲的，食的，穿的……都是马来化。(《可爱的故乡》《新国民日报》，1927-01-11）

”

例（22）的一句“再传而后，恐尽为蛮夷之俗矣”尽显传承危机及上一代人之于传承的重要性；例（23）的“准视英商一体均沾利益”凸显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在国籍变更中的作用；在早期南洋华语文献中，“准入英籍”的新闻屡见报端，其中多为赞美，但对于“华人巫化”则多为鄙夷之态，这里有对不同文化的价值判断，判断所产生的“价值落差”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祖语人的国籍、语言等选择及祖语传承的效果。例（24）“自宜与缅人同化”和例（25）的“到处杨梅一样花”则透露出了华人对于同化的态度从无奈、无法到坦然、心甘。

三、植根：变化中的本源性坚守

对于移民个体或族群，“移”与“易”相伴。变化有程度差异，亦有群体、个体差异。对于祖语传承而言，人们希望通过家庭环境、学校教育，让变化小一点，传承多一点，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早期南洋华语文献中对传承的表彰，对变化的担忧。上一节我们看到，变化似乎是无可避免的，如此，对于祖语传承而言，在应变的过程中，考虑维持、培植传承主体的“我之为我”的本源性因素，就显得极其重要。
对于祖语传承中要维护、培植的“本源”到底是什么，南洋侨民有较为明确的认识，那就是中国语言文字与中华文化。语言文字记录文化，承载文化，传递文化，对于祖语传承而言，藉由语言文字，才能走进文化，继承文化，传承文化。关于语言文字与文化的根本性，如下两则文献有所说明：

“

（26）华人自有华风，何必弃其本根远效他人之习俗乎？……君等系为华人，不宜忘本，所最重者系习中国语言文字。迨解华文之后，始可以其余力诵习西书，是谓不忘本源。（《本源休昧》《叻报》，1897-01-11）

（27）其所谓不顾父兄、忘却本原者，恰是我之子弟，将若之何？故须于未就西塾之先，须教以中国书理，陶淑其性质，牗启其聪明，三纲五常，心已领略，则根本已固，一入西塾，自当胜人一筹，及至成功时，复以中国之典谟使之浸淫浓郁，则中西两学俱明白于胸中，乃为全才，克膺上选。夫取法贵上，又何妨植其始基耶？（《风气趋于西学说》《叻报》，1897-04-10）

”

如例（27）所言，教书理，陶性质，中国语言文字与中华文化兼备，对于祖语传承而言，是“取法乎上”之目的能够实现的植根培基之举。但“取法乎上”是很高的目标，大多数时候，受制于诸多变数，祖语传承更要考虑自己的最低目标，也就是如何保存、培育可以让语言文化传承下去的“种子”。

祖语人可以分为祖语使用者和祖语学习者，二者在语言能力上差别巨大。前者类似或接近于母语者，而后者可能是零起点，但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那就是对族群或祖（籍）国文化的认同。郭熙将“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作为区分祖语教学与对外汉语教学的核心指标。Montrul亦指出：实际上，一些祖语学习者对其祖语一无所知，但他们走进课堂从头学起。这些与第二语言学习者在语言能力上并无区别、不会说祖语的祖语学习者，与其祖语有一种文化上的关联。因此，广义的祖语学习者强调文化和语言遗产之间的关联，即“传承动因（heritage motivation）”。由此可见，文化认同及这种认同的维持、培育在祖语传承中的关键作用。关于这个话题，南洋侨民同样有精彩而深入的论述。例如：

“

（28）往见冠昏丧祭之礼，有尊中国风俗者，有循巫来由风俗者，亦有不华不夷、亦华亦夷而自成其风俗者。宴饮酬酢之间，有效西国风俗以为乐者，风气之变迁、民俗之趋向见焉。吾不敢谓风俗之不同遽足以定优劣也，然风俗之优劣不可知，而民情之厚薄则宜辨。……华民虽久于斯土，而文字、语言、饮食、衣服、交际仍遵中国之制也。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犹知五伦之义也。言忠孝，言仁义，言礼信，言廉耻，犹循中国政教也。入门严闺阃之防，出外知长幼之序，风俗之优，询堪尚矣！（《新嘉坡风俗优劣论》《星报》，1893-05-09）

（29）且英宪虽有义塾，惟所教悉属西文，似此设施，华文未免偏废。故翁义学则专教华文，既辅西宪之缺憾，且明圣教于海隅，一举数善，其斯之谓欤！今者阖甲居民，男尚文行忠信，女守礼义廉耻，非翁有以倡提，曷克臻此哉。伏愿吾甲有父兄之责者，虽使子弟学西文，必使兼读华书，则风俗幸甚！后生幸甚！（《丰顺义塾记》《星报》，1894-07-13）

（30）昨晚我碰着一位朋友，就问行馀励志夜学社发达吗？他说自迁移以来，教职员办事既能尽力，学生日多一日了，……专教国语、地理、历史及其他之中文书，以便读英校的学生有补习国学之机会，种一点中国国民性的种子，在他们的脑中，好做将来中国富强的根基啊！（《学务消息》《新国民日报》，1924-02-27）

”

上面例（28）、例（29）两则文献，提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核心要义：五伦之义，忠孝、仁义、礼信和廉耻。当然，这里有其时代局限，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思考华语作为祖语传承的最低或最基本的目标是什么。用例（30）来讲，就是要“种一点中国国民性的种子”，国民性体现在哪里？体现于言行举止“仍遵中国之制”，体现于“风（气）（民）俗”。国民性如何种？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例（28）和例（29）那样，由各方创办不同类型的学校，“虽使子弟学西文，必使兼读华书”“以便读英校的学生有补习国学之机会”。上面3则文献，是多数华人未入籍当地之前的论述，所以使用“中国国民性”，在华人入籍之后，那就是华人的“民族性”及华族所体现出来的优秀中华文化价值。关于华人的“民族性”，马来西亚华人作家白蒂结合马华文艺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

就民族性而言，马华文艺一方面是宣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爱好和平的基本精神，以及优雅的民族风格与宽大的民族气派，另一方面则应以文艺表现华人维护中华文化的决心，提出自由生存与发展的起码要求。此外，促进中、马、英、印的文化交流尤属重要。（白蒂《从地域性、社会性、民族性、教育性、时代性、历时性看马华文艺的特质》《蕉风》第22期，1956-09-25）

”

“凡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尊祖敬宗，木本水源，虽百世以上，犹当溯此身所自来。”居住地可以改变，国籍可以变更，但标记民族族群身份的文化核心价值不能丢失。陈达在出版于1938年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中就曾敏锐地指出南洋华侨教育的目标相较于祖籍国是有改变的，“南洋的华侨学校必须表现民族性的保存与维持”。
上引白蒂的话发表于1956年。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与印尼政府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宣布不再承认双重国籍，很多南洋侨民入籍当地，1957年，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白蒂的话很有代表性。有趣的是，白蒂曾在《蕉风》第2期（1955-11-25）、第3期（1955-12-10）连载其短篇小说《第二代》，全文近万字，该小说在名称上就直指华语祖语传承的重点问题——代际差异与传承危机。该小说主要讲述了银行买办吴思宗为传承祖国语言文化的良苦用心及一儿一女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南洋华侨华人家庭对祖国语言文化的重视，具有重要的史料与研究价值。

印尼三宝垄华人庙宇

四、结    语

本文依据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南洋华语文献，对早期南洋华侨关于祖语传承的相关论述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学术史梳理。从本文引述的若干则材料来看，南洋华侨对华语作为祖语的传承问题有全面、充分、深刻的观察和描述。

对南洋华侨关于祖语传承的相关论述，我们主要从应变与植根两个方面进行了梳理、解读。应变源于移民的流动，流动带来了语言文化环境、语言符号资源的变化，在这样的环境中，移民或被动迫变，或主动求变，祖语的变化与“传之而后”的动因亦由此产生；植根则是变化过程中最核心的坚守，是移民个体或族群维持“我之为我”的本源性坚守。在部分南洋华侨看来，这个本源性坚守就是通过中国语言文字学习来传承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与民族性。如何应变？如何植根？南洋华侨非常强调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一个是家庭，一个是学校。

南洋华侨的祖语传承经验，对于现今及将来的华侨华人的祖语传承有诸多启示，在我们看来，主要有如下3点：一是祖语传承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多变性与传承带来的中华文明的播迁、共融，需要我们用更宽广的视野审视其在新时期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二是华人自有华风，我们要有对中华民族语言文化及风俗习惯的自信，坚持民族身份与中华文明的和谐统一，通过语言的传承实现民族文化、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延续与可持续发展；三是祖语、祖（籍）国将全球华人凝聚为一个共同体，我们要继续发扬中华民族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以家庭为堡垒，以学校为基站，多主体、多方式进行更为有效的祖语传承。

本文呈现的文献是有限的，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祖语传承的诸多核心话题，南洋华语文献都已经触及了。今后我们应该加大力量对相关文献进行搜集、整理，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研究、继承并发扬。

文章刊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1期

· END·

往期回顾

审 核|刘    慧

编 辑|张可璇

扫码关注我们！

华语HUA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