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学者沙烨：中国能有今天，靠的是无法被定价的80年牺牲红利
过去数十年来，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富豪，但与此同时，仍有许多人的生活未能达到小康水平。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中国民企体量不到美国的40%，为何巨富人数比美国还多？
作者沙烨先生认为，解决贫富差距的关键，在于思考市场经济所创造的巨大财富背后的“牺牲红利”——那些为改革开放奠定重要物质基础的人才和劳动力，却未必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受益者。
因此，企业家作为改革开放的“先富”群体，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受益于这八十多年牺牲红利的群体，需要积极承担推进“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
复旦学者沙烨：中国能有今天，靠的是无法被定价的80年牺牲红利
文/沙烨
（卫斯理大学计算机硕士，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学士。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中国企业家的财富责任
我十多岁的时候，常会听到父母在焦虑地讨论一件对全家至关重要的大事：他们在那年能否涨工资。我记得当年工资涨一级为12元，半级为6元。即使涨半级工资也能让家里生活有些改善。在那个年代，神州大地，基本家家如此。虽然生活拮据，却相对平等。
一晃三十年，沧海桑田。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排名第十跃居第二。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繁荣的时期，也处于近几十年以来收入最不平等的时期。我们还有近千万人口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下。很多工薪阶层终日操劳，996也只能换得基本的温饱。
与此同时，根据2019年的胡润报告，大中华地区的十亿美元富豪，英文叫billionaire，有658位，比美国还多出74位，高出13%。“中国拥有世界20%的人口，却有着世界27%的十亿美金富豪。”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很多隐形富豪！
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四十年里民营经济发展惊人，占GDP的比重已超过60%。但即使如此，考虑到中国GDP只有美国的六成，中国民营经济体的体量不到美国的40%。怎么能够在短短三四十年产生如此巨大的财富，可以比肩美国一百多年的积累？
我自身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在大学毕业后，我去美国留学，并在2001年回到了中国的经济热潮之中。从创业到投资，在伴随中国经济起飞的十数年里，我目睹了身边很多造富传奇。
很多企业家们无疑有着杰出的才智和胆魄。他们充满野心和梦想，并愿意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但即使如此，也很难解释中国经济惊人的造富能力。难道中国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和组织能力远大于他们一直引以为榜样的美国同行，所以能赚取超额利润？显然不是。在过去四十年里，中国经济虽然不断升级，但始终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下端，以低毛利的生意为主。
一个还在走向小康的发展中国家，却能产生世界上最多的富豪。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谜。
而这些从中国经济中获得了巨大财富的富豪们，他们是否应该积极地回馈以社会，并帮助社会共同富裕？
身边的企业家们对此有不同的态度。有些人本着早致富早移民的信仰，已经在海外安家置业，投资理财。但也有人把财富用之于社会公益，扶持贫困地区，或支持教育。在这两种态度背后有着完全不同的财富伦理。
在市场学派人士的眼里，企业家的所有财富完全通过市场行为获得，他们在市场中的每一个行为都是交易双方自愿，也对交易双方有利。他们以利己之本心，却通过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在追求私利的过程中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最优分配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利己主义和利他精神通过神奇的市场达到和谐统一！一个企业家只要是市场经济中的强者，就已经对社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商业就是最大的公益。
哈耶克的信徒，北大教授张维迎就曾说过：“财富本身是人创造的。当一个人富有以后，他没有什么可害羞的，这是他靠努力而获得的。而不是说太愧疚了，社会给了我这么多财富，我该想着怎么回报它。”
如果你相信市场经济的伦理正当性，就很难不承认个人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如果你承认个人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市场经济的伦理正当性也是顺理成章。自由主义思想和市场经济这对亲兄弟彼此印证，似乎无懈可击。
在市场经济思维盛行的中国，要理解这种观点的局限性，我们必须用市场经济的分析方法来打破市场经济的迷思。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在这里我们回到一个市场经济理论的概念：外部性。外部性最早由经济学家庇古提出，指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正外部性是某个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某个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
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当代中国产生的任何财富都和以下三大正外部性因素息息相关：
首先是建国的正外部性
不言而喻，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现代国家是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从1848年鸦片战争开始，仁人志士们就不断以生命探索民族自强之路。在1931年日本侵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刻，如果没有中华热血儿女们前仆后继，在“二战”正式开始之前，就和日本法西斯主义在中华大地上殊死斗争，那么中国的历史，乃至世界的历史都会被改写。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和所有积累的财富，都不会存在。
在抗战中，中国直接死亡人口近二千万，其中山东、江苏、河南、湖北，和湖南等地区死亡人口最为惨重。这些为抗战牺牲最大的地区并不是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里受益最大的。相反，现在年轻人趋之若鹜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反而是抗战中人口死亡相对少的。抗战的先烈们不是为自己的后代和亲友，而是为整个全民共同体献出了生命。
这些牺牲没有也无法被市场合理定价。但是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可以知道，它们的价值绝对不菲。你愿意用多少财富换取和平，换取生命，换取不被异族奴役？答案绝不会是小数，也许是你一半的财富，也许是更多。
在几代人，数千万生命牺牲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共和国，并确定了社会主义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民族在建立国家时的共同契约。为这个使命而牺牲的所有生命就是这个神圣契约的印章。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将是这个共和国的使命。
其次是前三十年的正外部性
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是个一盘散沙的农业弱国。从1949到1978年，中共举全国之力，完成了社会结构的基本变革，工业体系的建设，和人力资源的积累。一路虽有挫折，但三十年里国家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土地改革和妇女解放等政策，让社会结构扁平化，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在工业产值方面，产钢量从1949年的16万吨增加到1978年的3178万吨，增长近200倍。全国发电量从43亿千瓦时升到2566亿千瓦时，增长近60倍。在人力资源方面，婴儿免疫接种率从解放前几乎为零升到接近100%，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40岁增加到1978年的68岁，识字率从解放前的低于20%升到1982年的77.2%，在校高中生人数增长了60多倍，达到1292万人。这些数字比任何修辞和语言更有力地告诉我们前三十年的成就。
这些成就为随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工业基础，和人力资源基础。这是全民族二代人，通过三十年的共同努力，为整个民族和后代打下的基础。在这三十年的奋斗中，无论是政府官员、知识分子，还是工人和农民，每个人所得到回报都不以市场定价。按照市场经济理论，他们中很多人可以获得很高的收益。他们有的掌管大型国营企业，有的海外归来报效祖国，有的扎根大漠为祖国研制“两弹一星”。于敏、屠呦呦、袁隆平、黄旭华这些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们，他们所贡献的价值没有丝毫留在自身，而是完全给予了我们的全民共同体。当改革开放释放出市场的魔力后，这些人和他们的后代往往不是市场经济中的受益较多的人群。他们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和生产要素，而市场的弄潮儿却往往是另一批人。
最后是改革开放的正外部性
1978年12月，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从设立深圳、珠海等特区，到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到设立浦东经济开发区，从国企改革，到设立证券市场，到住房市场化，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让市场优先在一些地区和行业生长的历史。这些地区和行业是被政治力量允许先富起来的行业，所获得的机会不是源于市场竞争，而是政府顶层设计的结果。在这些地区和行业市场中的经营者，享有政策特许的红利，有着全国大多数人民无法比拟的优势。
前三十年积累的数以亿计的人力资源大多没有享受到这些地区和行业的政策红利。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几乎是具有第一世界人力资本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些人力资本参与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提供他们的劳动。前三十年的教育普及让这些人不再以传统的务农为满足，而是充满了对现代生活的向往。由于市场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从小到大、不断生长和扩大的状态，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低于半数，这就造成了在改革开放后的大多数时间里，对市场经济体来说，劳动力始终处于一个供大于求的状态。劳动力的定价权完全在资本方。资本在市场中占有绝对的优势，能获取超额的利润。
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为了鼓励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的保护采取相对延缓的态度，劳动力的价值被资本最大地挖掘。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接近2.9亿人。这些人背井离乡，远离自己的骨肉和亲人，在异乡承担超强度的工作，而所获得的只是资本愿意支付的最低市场报酬。这些农民工为中华崛起谱写了壮丽的史诗。在中国，企业军事化管理、996工作时间习以为常。在西方国家，这些都不可能。从纪录片《美国工厂》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中美两国工人劳动态度的天壤之别。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国有经济体为民营经济体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它们的投资和经营活动回报率也许不高，却让民营经济体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经营所必须的要素。
以阿里巴巴为例，阿里巴巴作为中国顶尖的互联网公司，年利润超过900亿元，最高市值超过4万亿元，造就了很多亿万富豪，马云本人更是以2700亿元的身价成为全球华人首富。但在阿里巴巴所有业务的背后是中国领先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移动网络、公路网和铁路网。这些网络让淘宝和天猫能触达接近9亿的互联网用户，让菜鸟网络能提供世界上最快的物流递送服务。这些网络资产重、投资大、回报慢，没有创造出一个富豪，却成了中国所有互联网公司高增长高利润发展的基础。
很多学者试图解释中国四十年的经济奇迹，有的用人口红利，有的用后发国家优势。但纵观中国过去八十多年的历史，从1931年日本侵华那个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到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今天，推动中国从历史的谷底艰难回升的最大因素，正是我们民族的牺牲精神：
从抗日战争到建国，中华民族中的先烈们，为整个民族的存亡，为拥有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用生命作出的牺牲。
建国后的三十年里，全民族两代人的共同努力，完成了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基础的建设。这两代人为了后人的幸福，而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牺牲。
改革开放以来，为响应“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劳动人民用汗水、辛劳和骨肉分离，为市场经济的起飞所作出的牺牲。
这些牺牲，才是中国能走到今天所真正依赖的红利。中国的牺牲红利！在市场经济的每个行为中，每个交易中，都能看到这些牺牲红利的影子。但是这些牺牲无法被市场定价。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开始的起点，和赖以发展的外部条件。这些牺牲者们为市场经济提供了起点和赖以发展的条件，但是他们自身，他们的后代，却不一定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受益者，很多甚至是市场经济中的被遗忘者！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完整受益于这八十多年牺牲红利的群体，企业家们通过市场经济的机制，完成了财富积累。在这个时刻，他们对那些牺牲者应有怎样的态度和责任？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压缩式发展，用很多国外观察家的话，我们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在巨大的总体社会财富之下，我们有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短短几十年，我们的基尼指数高于美国、沙特、和大多数资本主义发展了几百年的发达国家。
在邓小平在谈到改革开放时说过，“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这里“让”的隐含主语是统治中国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为了突破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共同体，给了一部分人和地区各种制度优势和资源优势，赋予了这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机会。
但是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是共同富裕。邓小平还说：“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这也是全民共同体对先富人群的期望。
总书记也多次强调共同富裕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
中国的经济奇迹是政府和民营经济携手合作的结果。政府提供外部条件、公共资源和政策支持，民营经济回报以增长和活力，双方的共同承诺是全民走向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基于中国国情的结合体。它包含着用市场经济来激发个体的能动性，推动经济建设；用社会主义制度来推进共同富裕，最后达到社会公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习近平的“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前后承接，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完整篇章。
这时候，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选举季已经开始。有些美国政治家都喊出了社会主义的口号，甚至说不应该有存在十亿美元富翁。中国的企业家们是否也应该为推进共同富裕多做一些。这包括增加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同时拥抱以税务调节手段的二次分配，并通过积极从事社会公益来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这个国家建立于一个共同契约。每一个中国人，只要生于这个国家，就和这个国家历史，文明和同胞有了一个不可撤销的契约。这是一个以二千万人生命的代价写成的契约。这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契约，一个人民共同富裕的契约。而这个契约又在建国后三十年和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通过所有人民的共同牺牲深化并升华。
捍卫这个共同契约，就是中国企业家的财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