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我挣扎着要弄清楚我的敌人到底是谁。敌人不是以色列，也不是哈马斯。敌人不以国籍、宗教或肤色定义，我们拥有相同的敌人：贪婪、骄傲、坏念头和魔鬼的黑暗。——摩萨博‧哈桑‧优素福在开始今天的正文之前，先来两段中国权威官媒2010年的报道：人民网2月25日电

钱满素，1946年生于上海，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明的研究，著有《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美国文明》《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论文集《飞出笼子去唱》《一个大众社会的诞生》；主编过《年轻的美利坚》《我有一个梦想》《我，生为女人》《韦斯特小说集》等书，发表过不少有关美国历史、文学、政治的论文和文章。导言美国的历史只有200多年。1620年，100多名新教徒乘坐着五月花号帆船历经九死一生才漂洋过海在普利茅斯登陆。就是他们，不仅传承了欧洲人类的所有物质和文化文明，更在这块新大陆上从头开始，剔除其中的糟粕，创建东西方人类都前所未有的崭新文明。在美国独立宣言发布之前，他们在文明上的探索早就硕果累累：有人聚集居住的地方都首先建起了供人们忏悔罪恶的庄严教堂，几乎普及了中小学教育，创建的大学成了现在的常青藤（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和无数的城市图书馆。而那时的东方，皇族们用社会财富构建的却是骄奢淫逸的宫殿园林，供人们祈求好运和存放财富的庙宇和钱庄……美国建国200多年来，政府被全体国民进行了五十多次的“颠覆”更换，从没有诞生过“伟大领袖”，从没有发生过暴力夺权。但，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混乱不堪”、没有统一的意志和思想、“领袖”不被崇拜的国家，却在政权的不停的和平更换中越“颠覆”越强大，并且超越所有的历史悠久的大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吸引着人类几乎所有种族所有信仰的人们前往繁衍生活；凭借的究竟是什么？沙堡财经试图借助著名学者钱满素先生《美国自由三部曲》第一卷《自由的基因》寻找答案；本文标题、导语、图片均由沙堡财经编辑整理。1从“文明”的角度来认识美国今天，我们来聊聊美国，从文明的角度，从它的内部——其本身的产生和发展——来认识它，而不是从外部——从国际政治中——去评论它。说起“文明”，我们联想到的当然是人类，因为文明这个词只用到人类身上。一个国家的政府经常在更换，制度也会改变，相比之下，文明的延续性就强多了，所以从文明的角度来理解一个民族，往往更接近其本质，也更加立体完整。每个文明都是独特的，美国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最年轻的文明，那么它与众不同的特点在哪里呢？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区别就来自它形成的方式。油画《五月花号公约》所有古老的文明都是散居地球各地的原始人类进化而来，都是以原始部落的方式开始的，所以必然带有原始的痕迹，例如君主制等级制就是所有古老文明的共同制度，这是很自然的。只要我们承认人类是从黑猩猩进化而来，那么根据对黑猩猩社会的了解，它是绝对有首领有等级的，所以人类的原始状态也不可能没有首领没有等级。虽然在今天看来，原始人类的生活十分简陋，看似平等，但绝对是有等级的，对史前社会的考古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如人殉，肯定是等级低的人为等级高的人殉葬，绝不可能相反。但是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居然从来没有过一个君主，殖民时期虽为英王属下，但英王也没来过。美国文明不是从原始人类进化发展而来的，它是在17世纪初，由宗教改革后的欧洲人（主要是英国人）去建立的。美国文明的基因可以说是欧洲文明中的英国传统挪到北美荒野后，在适应当地环境后结出的果实。它是一批已经高度成熟的人类，带着一套高度成熟的思想，有意识地去创建的一种他们意愿中的文明。如果不是因为15世纪末美洲大陆的发现，人类大概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至少不可能有在这样广袤大陆上重起炉灶的机会。大家知道，改造一个旧社会比创建一个新社会要艰难得多，但地球上哪里去找一片空地来重新开始呢？发现澳洲可以说是另一次机会，以后地球上大概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而美国在开发西部的时候，又许多次地重复了这个过程，他们按照东部最初13州的模式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州，这在特纳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里说得很详细。这是一个复制、克隆的过程，结果也是一样的，就这样把美国文明的基因从大西洋沿岸一直播撒到太平洋沿岸，美国文明终于横亘北美大陆。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美国文明，指的就是最初由英国移民发展出来的这种文明形态。这样说只是一个事实判断，完全和种族考虑无关。现今的美国文明，可以说是历史造就的一个特殊机遇，英国移民，特别是清教移民，充分利用了这个机遇，他们带着强烈的宗教使命感去北美创建了一种新的文明。强调英国移民，就是美国文明虽然受到各国移民的影响，但其基因在形成之初主要是受英国文明的影响（所谓White

共识网请国内著名哲学家邓晓芒先生，就他最近的反思“知青上山下乡”一文及其他研究成果同共识网读者进行深入交流，共识网(微信)共征集到121个问题，以下是精选出来的部分问题以及邓老师的回答：关于知青下乡1、作为知青，经历了从保守封闭到改革开放的成长经历，对人性有了较为全面的把握，应该如何做好新一代青年的教育与培养，把这种宝贵的人生财富传承下去?答：

让务实的明确乐观抬头回头再议蒂尔先生认定中国人“明确悲观”的根据。我认为他找到的最靠谱的理由，不是漫长文明史留下的思维定式，而是向前看不到明朗的前景。请看如下议论：“

刘军宁先生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对恐怖袭击的最流行的解释之一就是“文明冲突说”。按照这种说法，红色极权主义在冷战中坍塌之后，伊斯兰教国家（甚至一定程度上包括儒教国家）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冲突，成了当代国际政治的主题。恐怖分子与西方的冲突，是这种文明的冲突的集中体现。不过，这种解释很是令人生疑。如果真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冲突，这些恐怖分子为什么不炸梵蒂冈这个西方宗教的首都？为什么不去炸美国和英国的那么多教堂？而是去炸世贸大厦，炸地铁、火车、公共汽车、炸体育馆，炸伊斯兰国家如埃及、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旅游圣地？恐怖分子用炸弹袭击平民，这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文明？这与当年德国用潜艇袭击商船和邮轮有什么区别？这种用野蛮的手段袭击平民也算是文明的冲突的话，那么，第一、二次世界大战都可以算是文明的冲突了。所以，更为合理的解释是，

▲韦森

南方人物周刊“理性，激情，雄辩，治学仍不忘忧国。”周其仁文

文/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长期以来，基层工作的特点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主要指的是基层无比重要，上级的任何工作都离不开基层的落实。前段时间在中部某县调研，当地的基层干部对基层工作有了一个新概括：上面千把刀，基层一颗头。意思是说，现如今，上级的监督力量实在是强大，几乎每一个部门都有权力问责基层，基层的每一项工作都可能被问责。1.

.你还不能错过的往期精彩：你还不能错过的往期精彩：吴敬琏：要让老百姓富起来，还要让老百姓敢说话清华教授孙立平：中国经济存在五大寄生虫93岁的吴敬琏最新发声，直击本质，入木三分复旦学者沙烨：中国能有今天，靠的是无法被定价的80年牺牲红利许小年：中国经济学界最恶劣的品质是违背良心张鸣：官家的把戏，都给他说破了周其仁：停止改革，我们将面临三大麻烦社会内卷的真正原因：华为内部论坛的这篇雄文火了为什么有的国家长盛不衰，有的国家溃烂失败？（重磅好文）复旦教授：许多研究几乎毫无现实意义，只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武大教授：现如今，最严峻的问题是，大学和城市已经隔离了陈徒手：从档案中挖出残酷真相，荒诞时代没有干净人！张维迎：有些看上去是人性的问题，其实归根到底是制度的问题武大社会学教授：没人敢负责，这是我们社会的悲哀钱满素：为什么美国没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深度好文）随着泡沫瞬间破灭，日本经济陷入超过十年的长期萧条。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金融市场的崩溃和长期持续的经济衰退？对此，日本经济界和经济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吴敬琏在“泡沫和通缩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期），日本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波折。先是日元大幅度升值，然后是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飞涨和泡沫经济的极度膨胀，最后随着泡沫瞬间破灭，日本经济陷入超过十年的长期萧条。这一时期起始于1985年。当年9月，经过长时期的艰难谈判，法国、联邦德国、日本、英国、美国等“五国集团”在纽约的广场饭店签订协议，约定通过它们的协同行动，实现日元、德国马克等“非美元货币对美元的有序升值”，以纠正美元高估和全球金融系统失衡。广场协议签订以后，美元对日元的汇率迅速从1美元兑250日元左右上升到1美元兑200多日元。1986年1月，又突破广场协议谈判时日方认为可以接受的200日元，并继续奔向战后汇率的新高点。这时，日本当政者受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作为日本经济支柱的汽车、家用电器、半导体等出口产业认为，日元升值将会损害本产业的出口竞争力，因而表现出对自民党政府支持日元升值的不满。另一方面，广场协议生效后，美国继续对日本施加压力，要求后者承诺通过扩大内需来降低仍然居高不下的日方经常账户顺差和美方经常项目逆差。面对国内外的压力，前日本中央银行行长前川春雄为中曾根提供的策论报告也被称为《前川报告》。虽然这份报告1986年4月7日才正式发布，但在此前5个月紧锣密鼓的研讨过程中，它的基本内容已经被日本政府的领导层所接受，成为经济政策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的核心内容，是实现由出口导向到内需主导的“结构转换”，以便满足美国对日本提出的要求和安抚日本国内的不满。为了扩大内需，《前川报告》要求“财政金融应承担起重要责任”。于是，日银和大藏省闻风而动。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的一年时间里，日银5次下调央行再贴现率，从4.5%下调到历史最低水平的2.5%。这个超低利率一直保持到1989年5月。日本政府在1987年5月推出了“紧急经济对策”，以5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加1万亿日元的减税进行高强度的财政刺激。在空前未有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推动下，地产、股票等资产的价格迅速上升。到1989年底，日本全国土地价格总额高达2400万亿日元，是当时日本GDP的6倍，也是国土面积达日本26倍的美国全国土地价格总额的2.9倍。日经平均股价仅仅4年多的时间股价上升了3.1倍。早在1987年就有日本有识之士指出地价和股价“高烧不退”，只是虚幻的“泡沫”。但是，当时日本大多数人都沉浸在人均GDP已经超过美国、1991年甚至达到美国人均GDP151%的“日本第一”乐观氛围之中，没有人理会这一警示。加之习惯上作为通货膨胀表征的消费物价指数（CPI）持续稳定在1%左右的低水平上，这就使宏观当局更加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实行将会拖累GDP增长的紧缩政策。直到1989年年中，有关当局才取得共识，决定进行政策调整。日银从1989年5月31日到年末三次调整利率，把央行贴现率从2.50%提高到3.75%。1990年开年时，日本舆论还认为日本经济仍将沿袭过去5年的成功路径，以实现GDP的高速增长和资本市场的兴旺发达。然而，1月4日，新年第一个交易日，东京股市就突然崩盘，日元也开始暴跌，接着来的是1991年地价势不可挡地滑落。由此，开始了长期持续的经济衰退。核心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金融市场的崩溃和长期持续的经济衰退。对此，日本经济界和经济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从政策角度着眼，可以把不同的观点大体区分为两类：一类观点是，日本接受广场协议以及随之而来的日元升值，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基本原因。另一类观点则认为，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发生于广场协议签订5年之后，其间隔着一个资产泡沫的急速膨胀，而资产泡沫的急速膨胀，又只能归因于宏观当局对日元升值的过度反应。长时期地实施极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得靠高杠杆支撑的资产价格的急速上涨和泡沫经济的形成。在他们看来，后来的泡沫爆破以及由此引发的资产负债表危机，其实就发轫于此。与此同时，在国际论坛上还发表了一些探究在广场协议中处于与日本类似地位的联邦德国经济和经济政策的著作。早在广场协议达成以前的1982年，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联合政府就摒弃了上一任政府采取的凯恩斯主义式的需求导向政策，循着秩序自由主义的路径，实现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复兴。所以面对西德马克升值的冲击，他们没有采取日本宏观当局实行的那种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而是进一步推行供给导向即改善供给环境的政策，包括放松管制、促进竞争、扩大开放、降低社会支出等等。这一系列政策由于激发了市场的经济活力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到1986年末，联邦德国重新回到现代工业国的第一梯队，人均工业增加值全球第一，出口总额也超过美国和日本等顶尖国家。1988年和1989年甚至成为20年来经济最繁荣的年代。由于日德两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应对策略，结果也大相径庭。因此，我们进行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日本本身，而应当把从这项研究中得到的认识和启示运用到更大范围中去。首先，中国和日本在经济体制、产业政策、外贸路线、宏观经济状况等方面常常不时出现某种程度的重合。由于两国在发展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相似的挑战，日本过往的经验和教训就对中国处理自己的问题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以本世纪初期关于汇率改革的那场争论为例，2005年，中国进行了汇率形成机制的重大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向央行不再对外汇市场进行常态化干预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改革的第一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8.27元一次性升值2.1%到8.11元。在进行这次改革之前和之后，国内对改革的正当性存在截然相反的意见。一些不赞成央行逐步取消对汇市的常态化干预和反对人民币升值的论者以自己心目中的“日本教训”作为主要论据，认为日本的重大失误就在于屈从于美国的压力，签署了广场协议并听任日元升值，造成了日本的长期经济衰退。另一些论者断然否定这种说法。他们指出，广场协议做出的安排有利于纠正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状态，也有利于推动日本进行强化竞争的市场化改革；而日本上世纪90年代爆发经济危机，则是源于日本宏观经济当局企图用极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维持景气，推动了资产价格暴涨，最后以泡沫必不可免的破灭和日本陷入资产负债表危机告终。我本人倾向于后一种意见，但我很想知道日本有关专家的看法。广场协议谈判时任大藏省国际金融局长的日方主要谈判代表之一行天丰雄先生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前一种说法是不对的。日本陷于“失去的十年”，并不是源于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而是由日本有关当局宏观经济政策应对失当造成的。其次，日本以“强化竞争、放松管制”为主要内容，“旨在摆脱过去基于政府干预的经济体系”的“结构性改革”吸引了我的注意。在对日本的结构性改革和我国2015年提出作为经济工作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比较时需要注意的是，两者在历史背景和具体内容上存在不少区别。不过无论如何，两国各自提出的结构性改革，在改革制度架构和监管体系这一点上还是存在交集的，因而无论日本的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都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以及历史渊源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对他国的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绝不能照搬照抄。然而，他国经验中往往又蕴含着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来源：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免责声明：本文呈现之事实立场和观点不代表本号，所载内容来源互联网，微信公众号等公开渠道，仅供参考，交流之目的。转载的稿件版权归原作者和机构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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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不能错过的往期精彩：你还不能错过的往期精彩：许小年：中国经济学界最恶劣的品质是违背良心复旦学者沙烨：中国能有今天，靠的是无法被定价的80年牺牲红利张鸣：官家的把戏，都给他说破了周其仁：停止改革，我们将面临三大麻烦社会内卷的真正原因：华为内部论坛的这篇雄文火了为什么有的国家长盛不衰，有的国家溃烂失败？（重磅好文）复旦教授：许多研究几乎毫无现实意义，只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武大教授：现如今，最严峻的问题是，大学和城市已经隔离了陈徒手：从档案中挖出残酷真相，荒诞时代没有干净人！张维迎：有些看上去是人性的问题，其实归根到底是制度的问题武大社会学教授：没人敢负责，这是我们社会的悲哀钱满素：为什么美国没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深度好文）6月3日，一场以“新科技革命背景下中国经济改革再出发”为主题的圆桌会议在上海社会科学会堂举行。全国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齐聚一堂，从全球视野、历史变迁、理论瓶颈、现实问题、政策空间等维度展开深入讨论，为推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作了特别致辞。吴敬琏指出，这次圆桌会议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课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地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如何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进一步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说到这儿，吴敬琏先生话锋一转道：与此同时，我们不仅要关心新现象、解决新问题，而且要回顾我们在过去四十多年中曾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过的重大基本问题……93岁高龄的吴老对历史细节记忆清晰、信手拈来，对当下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也依然保持关切，令大家都深为感佩。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吴敬琏总能以其澄澈的学术洞察力干净利落地直击本质，入木三分。吴老坦言：“关于民营经济所引起的争论，其实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问题上——什么是法治？如何建立法治？”吴老说：“因为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只有所谓‘刀制’的传统，用英文就是rule

过去数十年来，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富豪，但与此同时，仍有许多人的生活未能达到小康水平。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中国民企体量不到美国的40%，为何巨富人数比美国还多？作者沙烨先生认为，解决贫富差距的关键，在于思考市场经济所创造的巨大财富背后的“牺牲红利”——那些为改革开放奠定重要物质基础的人才和劳动力，却未必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受益者。因此，企业家作为改革开放的“先富”群体，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受益于这八十多年牺牲红利的群体，需要积极承担推进“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复旦学者沙烨：中国能有今天，靠的是无法被定价的80年牺牲红利文/沙烨（卫斯理大学计算机硕士，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学士。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企业家的财富责任我十多岁的时候，常会听到父母在焦虑地讨论一件对全家至关重要的大事：他们在那年能否涨工资。我记得当年工资涨一级为12元，半级为6元。即使涨半级工资也能让家里生活有些改善。在那个年代，神州大地，基本家家如此。虽然生活拮据，却相对平等。一晃三十年，沧海桑田。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排名第十跃居第二。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繁荣的时期，也处于近几十年以来收入最不平等的时期。我们还有近千万人口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下。很多工薪阶层终日操劳，996也只能换得基本的温饱。与此同时，根据2019年的胡润报告，大中华地区的十亿美元富豪，英文叫billionaire，有658位，比美国还多出74位，高出13%。“中国拥有世界20%的人口，却有着世界27%的十亿美金富豪。”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很多隐形富豪！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四十年里民营经济发展惊人，占GDP的比重已超过60%。但即使如此，考虑到中国GDP只有美国的六成，中国民营经济体的体量不到美国的40%。怎么能够在短短三四十年产生如此巨大的财富，可以比肩美国一百多年的积累？我自身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在大学毕业后，我去美国留学，并在2001年回到了中国的经济热潮之中。从创业到投资，在伴随中国经济起飞的十数年里，我目睹了身边很多造富传奇。很多企业家们无疑有着杰出的才智和胆魄。他们充满野心和梦想，并愿意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但即使如此，也很难解释中国经济惊人的造富能力。难道中国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和组织能力远大于他们一直引以为榜样的美国同行，所以能赚取超额利润？显然不是。在过去四十年里，中国经济虽然不断升级，但始终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下端，以低毛利的生意为主。一个还在走向小康的发展中国家，却能产生世界上最多的富豪。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谜。而这些从中国经济中获得了巨大财富的富豪们，他们是否应该积极地回馈以社会，并帮助社会共同富裕？身边的企业家们对此有不同的态度。有些人本着早致富早移民的信仰，已经在海外安家置业，投资理财。但也有人把财富用之于社会公益，扶持贫困地区，或支持教育。在这两种态度背后有着完全不同的财富伦理。在市场学派人士的眼里，企业家的所有财富完全通过市场行为获得，他们在市场中的每一个行为都是交易双方自愿，也对交易双方有利。他们以利己之本心，却通过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在追求私利的过程中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最优分配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利己主义和利他精神通过神奇的市场达到和谐统一！一个企业家只要是市场经济中的强者，就已经对社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商业就是最大的公益。哈耶克的信徒，北大教授张维迎就曾说过：“财富本身是人创造的。当一个人富有以后，他没有什么可害羞的，这是他靠努力而获得的。而不是说太愧疚了，社会给了我这么多财富，我该想着怎么回报它。”如果你相信市场经济的伦理正当性，就很难不承认个人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如果你承认个人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市场经济的伦理正当性也是顺理成章。自由主义思想和市场经济这对亲兄弟彼此印证，似乎无懈可击。在市场经济思维盛行的中国，要理解这种观点的局限性，我们必须用市场经济的分析方法来打破市场经济的迷思。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在这里我们回到一个市场经济理论的概念：外部性。外部性最早由经济学家庇古提出，指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正外部性是某个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某个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当代中国产生的任何财富都和以下三大正外部性因素息息相关：首先是建国的正外部性不言而喻，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现代国家是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从1848年鸦片战争开始，仁人志士们就不断以生命探索民族自强之路。在1931年日本侵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刻，如果没有中华热血儿女们前仆后继，在“二战”正式开始之前，就和日本法西斯主义在中华大地上殊死斗争，那么中国的历史，乃至世界的历史都会被改写。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和所有积累的财富，都不会存在。在抗战中，中国直接死亡人口近二千万，其中山东、江苏、河南、湖北，和湖南等地区死亡人口最为惨重。这些为抗战牺牲最大的地区并不是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里受益最大的。相反，现在年轻人趋之若鹜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反而是抗战中人口死亡相对少的。抗战的先烈们不是为自己的后代和亲友，而是为整个全民共同体献出了生命。这些牺牲没有也无法被市场合理定价。但是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可以知道，它们的价值绝对不菲。你愿意用多少财富换取和平，换取生命，换取不被异族奴役？答案绝不会是小数，也许是你一半的财富，也许是更多。在几代人，数千万生命牺牲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共和国，并确定了社会主义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民族在建立国家时的共同契约。为这个使命而牺牲的所有生命就是这个神圣契约的印章。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将是这个共和国的使命。其次是前三十年的正外部性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是个一盘散沙的农业弱国。从1949到1978年，中共举全国之力，完成了社会结构的基本变革，工业体系的建设，和人力资源的积累。一路虽有挫折，但三十年里国家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土地改革和妇女解放等政策，让社会结构扁平化，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工业产值方面，产钢量从1949年的16万吨增加到1978年的3178万吨，增长近200倍。全国发电量从43亿千瓦时升到2566亿千瓦时，增长近60倍。在人力资源方面，婴儿免疫接种率从解放前几乎为零升到接近100%，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40岁增加到1978年的68岁，识字率从解放前的低于20%升到1982年的77.2%，在校高中生人数增长了60多倍，达到1292万人。这些数字比任何修辞和语言更有力地告诉我们前三十年的成就。这些成就为随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工业基础，和人力资源基础。这是全民族二代人，通过三十年的共同努力，为整个民族和后代打下的基础。在这三十年的奋斗中，无论是政府官员、知识分子，还是工人和农民，每个人所得到回报都不以市场定价。按照市场经济理论，他们中很多人可以获得很高的收益。他们有的掌管大型国营企业，有的海外归来报效祖国，有的扎根大漠为祖国研制“两弹一星”。于敏、屠呦呦、袁隆平、黄旭华这些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们，他们所贡献的价值没有丝毫留在自身，而是完全给予了我们的全民共同体。当改革开放释放出市场的魔力后，这些人和他们的后代往往不是市场经济中的受益较多的人群。他们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和生产要素，而市场的弄潮儿却往往是另一批人。最后是改革开放的正外部性1978年12月，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从设立深圳、珠海等特区，到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到设立浦东经济开发区，从国企改革，到设立证券市场，到住房市场化，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让市场优先在一些地区和行业生长的历史。这些地区和行业是被政治力量允许先富起来的行业，所获得的机会不是源于市场竞争，而是政府顶层设计的结果。在这些地区和行业市场中的经营者，享有政策特许的红利，有着全国大多数人民无法比拟的优势。前三十年积累的数以亿计的人力资源大多没有享受到这些地区和行业的政策红利。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几乎是具有第一世界人力资本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些人力资本参与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提供他们的劳动。前三十年的教育普及让这些人不再以传统的务农为满足，而是充满了对现代生活的向往。由于市场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从小到大、不断生长和扩大的状态，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低于半数，这就造成了在改革开放后的大多数时间里，对市场经济体来说，劳动力始终处于一个供大于求的状态。劳动力的定价权完全在资本方。资本在市场中占有绝对的优势，能获取超额的利润。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为了鼓励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的保护采取相对延缓的态度，劳动力的价值被资本最大地挖掘。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接近2.9亿人。这些人背井离乡，远离自己的骨肉和亲人，在异乡承担超强度的工作，而所获得的只是资本愿意支付的最低市场报酬。这些农民工为中华崛起谱写了壮丽的史诗。在中国，企业军事化管理、996工作时间习以为常。在西方国家，这些都不可能。从纪录片《美国工厂》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中美两国工人劳动态度的天壤之别。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国有经济体为民营经济体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它们的投资和经营活动回报率也许不高，却让民营经济体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经营所必须的要素。以阿里巴巴为例，阿里巴巴作为中国顶尖的互联网公司，年利润超过900亿元，最高市值超过4万亿元，造就了很多亿万富豪，马云本人更是以2700亿元的身价成为全球华人首富。但在阿里巴巴所有业务的背后是中国领先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移动网络、公路网和铁路网。这些网络让淘宝和天猫能触达接近9亿的互联网用户，让菜鸟网络能提供世界上最快的物流递送服务。这些网络资产重、投资大、回报慢，没有创造出一个富豪，却成了中国所有互联网公司高增长高利润发展的基础。很多学者试图解释中国四十年的经济奇迹，有的用人口红利，有的用后发国家优势。但纵观中国过去八十多年的历史，从1931年日本侵华那个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到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今天，推动中国从历史的谷底艰难回升的最大因素，正是我们民族的牺牲精神：从抗日战争到建国，中华民族中的先烈们，为整个民族的存亡，为拥有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用生命作出的牺牲。建国后的三十年里，全民族两代人的共同努力，完成了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基础的建设。这两代人为了后人的幸福，而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牺牲。改革开放以来，为响应“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劳动人民用汗水、辛劳和骨肉分离，为市场经济的起飞所作出的牺牲。这些牺牲，才是中国能走到今天所真正依赖的红利。中国的牺牲红利！在市场经济的每个行为中，每个交易中，都能看到这些牺牲红利的影子。但是这些牺牲无法被市场定价。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开始的起点，和赖以发展的外部条件。这些牺牲者们为市场经济提供了起点和赖以发展的条件，但是他们自身，他们的后代，却不一定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受益者，很多甚至是市场经济中的被遗忘者！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完整受益于这八十多年牺牲红利的群体，企业家们通过市场经济的机制，完成了财富积累。在这个时刻，他们对那些牺牲者应有怎样的态度和责任？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压缩式发展，用很多国外观察家的话，我们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在巨大的总体社会财富之下，我们有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短短几十年，我们的基尼指数高于美国、沙特、和大多数资本主义发展了几百年的发达国家。在邓小平在谈到改革开放时说过，“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这里“让”的隐含主语是统治中国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为了突破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共同体，给了一部分人和地区各种制度优势和资源优势，赋予了这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机会。但是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是共同富裕。邓小平还说：“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这也是全民共同体对先富人群的期望。总书记也多次强调共同富裕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中国的经济奇迹是政府和民营经济携手合作的结果。政府提供外部条件、公共资源和政策支持，民营经济回报以增长和活力，双方的共同承诺是全民走向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基于中国国情的结合体。它包含着用市场经济来激发个体的能动性，推动经济建设；用社会主义制度来推进共同富裕，最后达到社会公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习近平的“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前后承接，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完整篇章。这时候，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选举季已经开始。有些美国政治家都喊出了社会主义的口号，甚至说不应该有存在十亿美元富翁。中国的企业家们是否也应该为推进共同富裕多做一些。这包括增加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同时拥抱以税务调节手段的二次分配，并通过积极从事社会公益来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这个国家建立于一个共同契约。每一个中国人，只要生于这个国家，就和这个国家历史，文明和同胞有了一个不可撤销的契约。这是一个以二千万人生命的代价写成的契约。这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契约，一个人民共同富裕的契约。而这个契约又在建国后三十年和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通过所有人民的共同牺牲深化并升华。捍卫这个共同契约，就是中国企业家的财富责任。

2010年5月，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先生曾接受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专访。一晃十多年过去，许教授那些一针见血的犀利表达，却仍令人拍案叫绝。而且，那些针对性非常强的真知灼见，今天读来竟没有丝毫的过时之感。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并非好事，反倒多少有些让人感到悲哀。温故知新，以下为当年的部分访谈内容（记者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教授

写吴思有点困难，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找到他的毛病，横看成岭侧成峰，怎么看都那么完美，完美的人不是不能写，而是写者自己觉得有点麻烦，找不到茬儿调侃。吴思是我见过的最聪明也最冷静的人，七八年上大学的时候，如果学的经济，那么今天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肯定有他一个，没办法，当年文学历史才是显学，挤不进来的，才选经济和法律。所以，吴思是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毕业之后，做了报人，那点骨子里带来的经济之才，只好偶尔在炒股上一试身手，据说人家屡战屡胜，无论股市牛还是熊，总是胜多负少。一个著名书商跟我说，吴思有本炒股笔记，如果能出版，肯定卖疯了，可惜，无论如何诱惑，人家都不肯出，显然，吴思不想借这个出名。据说，吴思炒股，在家里被女儿批判过，说是发不义之财。作为职业报人的他，报告文学写的好，也是挖新闻的能手，在业内业外很有名气。但是，真正让吴思出了大名的，却不是的报告文学，而是历史著作。试问，当今的中国，三百六十行，哪行的人士不知道“潜规则”呢？这个吴思发明的概念，跟古汉语似的，既是名词，也是动词，说那里存在潜规则可以，说今天某某被潜规则了，也可以，能否变成形容词，估计可以一试。这个词，让某些官家的人很不高兴，因为自家那点把戏，都给吴思说破了。接下来的名词概念，血酬定律，官家主义，发明一个，火一个。做《读库》的老六，干脆称吴思是修辞学家，严格说，应该是流行名词创造的修词学家。吴思的大学同学，也是一个极度不无正业的家伙李亚平说，他和吴思的大学生涯，感觉没学什么东西，也许是属野狗的，非自己找食吃才舒服。因此，两位都酷爱历史，正史野史不挑不拣，剜到篮子里就是菜，爱到比历史专业的人，吃得还多。但吴思的历史著作，写出来却有经济学，尤其是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味道。我没查过吴思的阅读记录，但从结果来看，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他十有八九看过，无论科斯还是诺斯，都有涉猎，但是，他不是不喜欢，就是没有掉书袋的本事。因此，这些理论的形式，在他的书中找不到，但是交易、成本的精气神，却无处不在，书越写，这个味道就越是浓，连推理，计算，都来了。当然，这样写历史，尽管一出来就火遍海内，洛阳纸贵，但历史界却没法子接受。的确，按历史学的规矩，无论怎样通融，吴思的书，都没地方摆放。因此，不能说我们历史界中人小气，没肚量，关键是吴思太怪，没有规矩，人文社科领地到处跑马圈地，圈的地方太大，都赶上清朝初年的满族的皇亲国戚了。据吴思自己说，他也是个好玩之人，爱好多项体育运动，跟我同龄，身材却一级棒，至今走到哪儿都骑辆看起来很破个头儿也很雄伟的自行车，风雨无阻。一次上珠海做讲座，接待者是个美女，一见着我，就连说崇拜吴思，连思想带身材，夸了一路，最后问我能不能帮她问出吴思的联系方式——我强压嫉妒，成人之美，把吴思的联系方式拱手出卖，一点代价都没要。也不知道后来吴思去讲了没有，反正他一点口风都没露。喜欢运动的吴思，据说还下的一手好围棋，也好这口的我，其实特想跟他手谈一次，较量较量，但是，约了几次，大家都忙，一起爽约，到今天也没下成，因此，我可以吹牛，到今天我对吴思有保持不败的记录。其实，仅从平时论棋，我就有点打憷，这家伙，头脑太清楚，算路太精，真上手下，我肯定必败无疑，所以，还是约而不下，保持不败的好。吴思现在名头很响，人很忙，据说自己写东西的时间越来越少，为大家伙办事的时间越来越多。最近担子撂下来了，应该有时间了，希望他再接再厉，多发明几个名词出来，好让这个乏味的世界有一点味道。学者陈行之曾说：既读懂历史又读懂现实的人，才堪称思想者，吴思是中国最深刻的思想者之一。如果说黄仁宇的历史是把水烧到了80℃，吴思老师的这本书则把历史这盆水烧到了100℃。他是一位非常具有创见的历史写作家，因此他的书也被誉为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以来最富创见的历史著作。◎全程高能，没有废话，精彩绝伦：无论是对历史潜规则的揭露，还对历史规律的深度解析，吴思的著作都没有半句废话，精简而到位。没有拐弯抹角，没有文人黑话，读者可直接领会主旨内涵，汲取吴老师几十年的思考精华。拨开层层迷雾，看清历史的本质与真相，花最少的时间和精力即可洞穿历史的内核。◎不为写历史而写，只为解决真问题：吴思老师本是一位半路出家研究历史的，所以，与那些专业的历史学家不同，他不是为了完成什么课题项目，纯粹是为了解答心中的疑惑。不断困惑，不断收获一些喜悦。按照他的说法，是一不小心“陷进去”。◎在历史中，感受悲天悯人的力量：吴老师的书将尘封的历史复活，在历史人物命运及日常生活细节中，让读者感受一种独有的、来自历史本身的悲天悯人的巨大力量——这也正是历史本来应该具有的、但一直以来很少能有的力量。为此，中美学者文库A联合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吴思老师两本签名作品《潜规则》和《我想重新解释历史》。读吴思老师的书，既看到知识，也能汲取智慧。先知书店深知本书作品价值，有幸邀请到吴思老师为书友亲笔签名+钤印，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吕德文

多余的话——大约十多年前，那时我还在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上班，有一次朋友组饭局，在中国新闻社附近一饭店，我记得那天有新华社记者王军，他的《城记》当时就火得一塌糊涂，还有就是今天的主角陈徒手先生。陈先生那时已名满京华，他的《人有病，天知否》一时洛阳纸贵。今天编发这个文章，再次想到那次相聚。此前，本号也多次推荐过陈先生这套书，但几次断货，今天又上架了，非常开心，自己下单买了十套。一来，怕再次断货，二来，作者亲笔签名版非常难得，有收藏价值，三来，还怕这书不让再印了。目前自购的十套是这样打算，三套自己留着，另外七套分寄上海、南京、还有深圳的朋友。这套书独特就独特在用“档案”说话，而且是当事人自己的档案，这哪是文字，分明是活生生的灵魂切片。以下为正文——陈徒手在北京档案馆手抄了几十万字档案，把真相展现给世人。这些档案，有的人恨不得永远埋起来，这时，陈徒手就像一个“盗墓者”。

学习经济学，重要的并不是记住某项具体结论，而是要学会正确思考经济问题的思维方式。究竟怎样才能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呢？在我看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可以归纳为十个方面：1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

过去几年，社会气氛和活力的变化每个人都切实可感。我们这是怎么了？也随之成为很多人的时代叩问。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长期研究基层问题，其在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直言，我们这个社会，似乎经不起任何意外了。任何一个小概率事件，都如临大敌。某地出了一个安全事故，遥远的他处也得全面排查。“一人生病，全家吃药”。小心谨慎，如临大敌，已经成了一些地方“正常”的社会氛围。该文最后也写道，社会冲突的反面往往不是和谐，而是冷漠，以及连带而来的不信任。人人都防着对方，大家就会有很多做无用功，社会也就失去了活力。以下为吕德文教授文章，供大家参考。一个社会，如果大家相互不信任，尤其是对那些通常意义上的精英——在现代社会，往往也是专业人士，如医生、教师，公务员——失去了信任，肯定是没有效率的。因为，所有人做事，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保护自己，不被人误解，事情做得好不好，倒是其次的。公务员履职，首先考虑的是如果避责，做到形式上无瑕疵，在“万一”出事的情况下经得起倒查。因此，要处处留痕，时时注意。面对群众的事务，再好的事情，如果有风险，最好不做。可做可不做的事，最好不做。因为，多做多犯错，不做不犯错。老师教书，首先考虑的是保证自己的安全，而不是教学效果。比如，明明有个调皮捣蛋的学生需要惩戒，但这个尺度不好把握，万一被学生和家长举报，总说不清，干脆不管算了。明明是出于“好心”严格要求学生，布置作业多了一点，改作业也认真了些，万一被个别学生举报增加学生负担，那也不行。医生也是，给病人看病往往也是慎重又慎重。哪怕是很简单的病，稍微有点风险，基层医院的医生也要请病人去大医院看看。卫生室不让挂瓶（因为有风险），乡镇卫生院，稍微有点情况，就让病人赶紧到县医院。很多医生拿着检查单，和病人商量治疗方案，从来不给个定准，似乎病人可以自己给自己决策，就怕有个“万一”有个无尽麻烦。公务员不敢对群众负责，老师不敢对学生负责，医生不敢对病人负责，这是我们社会的悲哀。都说社会很卷，形式主义严重。平心而论，那些做实事的人，又有多少人愿意搞形式主义？一部分形式主义是邀功型的，比如，有些基层领导想要政绩，要出风头，耗费各种人力物力去包装各种事情。一分成绩，可以吹成十分成绩。这些领导是自己愿意这么干的，有好处嘛。但更多的形式主义其实是避责型的。暑假了，很多老师天天忙着防孩子溺水，每天要家长打卡，这是他们愿意的么？老师搞教学，课程设计精确到每一节课、每几分钟，讲什么内容，举什么例子，都要明确，否则就是不规范。给学生做课外活动砌长城，灰砖都不让用，非要用红的，都不知道是哪来的道理。某地有一个信访的暑假高潮，原因是群众的农活基本上干完了，有时间去上访了，干部忙得不行，这是他们愿意的么？医生看个病，各种档案和资料，繁琐不已，记录得非常到位，否则就吃不了兜着走。做档案的时间比看病的时间还多，这是他们愿意的？我们这个社会，似乎经不起任何意外了。任何一个小概率事件，都如临大敌。某地出了一个安全事故，遥远的他处也得全面排查。“一人生病，全家吃药”。某地为了防“意外”，发展出了极其精细而臃肿的体系。在村里，有专职的防火员、安全员、网格员等等，五花八门；在乡镇，政府组建了几十上百号人的应急消防队伍。为了防止意外，被上级追责，基层都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习惯了。为了减少交通事故，干脆禁止各种电动车，全然不顾这些车是农民上街和到地里干活的交通工具。为了保持整洁，干脆要农民圈养各种家禽，全然不顾跑步鸡也是农民所需。为了环保，秸秆禁烧，全然不了解大多数地方，秸秆不烧就没去路的事实。同样为了环保，很多地方把猪舍一拆了之，全然不管农民生计。为了非粮化，把池塘填了，果树和茶树拔了，全然不顾这也是农民的血汗。为了防止村干部腐败，很多地方都规定村里零招待，连一包茶叶、一瓶矿泉水的开支都没地方出，逼着各村制度性违规，想着办法解决必要的招待费用。确保安全，确保一点意外都不发生，本来是一个愿景，却成了一个工作要求。只要有事故，有意外，必定要有人负责。连群众都有一个心理，路上摔一跤，还得找政府麻烦，说是路没修好。小心谨慎，如临大敌，已经成了一些地方“正常”的社会氛围。笔者在某市出差住酒店，保安要我开包检查，有客人来访谈事，也得刷脸刷身份证。且不说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保安有没有这个权力，就纯粹从社会运行效率看，合适么？有些地方为了接待领导，尤其是重要领导，都要反复踩点、彩排，确保领导视察不出意外。这种形式，不仅蒙骗了领导，糊弄了群众，还浪费社会资源。一禁了之，一拆了之，一管了之，一包了之，几乎到了“不管不顾”的程度。什么事都可以上升到无比之高的高度，都拿无比正确的话来压服基层，压服群众。很多部门，“一刀切”政策成了习惯，成了显示自己权威的不二法门。基层但凡是出了一点意外，就有无尽的麻烦。所以，基层为了防那个“万一”，“一万”的群众不满意，那也不管。在多数情况下，群众就是沉默的大多数。但是，沉默并不意味着心里没意见。笔者在基层调查多年，很多基层领导干部都感叹，现如今，群众工作是越来越难做了。其实，群众又不是傻子，政府做了那么多浪费资源，做无用功，甚至还与民争利的事，怎么可能没想法？第一次，群众可以这么想，这么做和自己无关。第二次，群众可能会在心里喟叹一下，怎么这么瞎搞啊？第三次，群众可能就无感了——无感的意思不是事不关己，而是无可奈何，彻底漠视。前些年，笔者在调研时，群众看着地方政府如此折腾，花那么多钱做那么多无意义的事，都会解释一句，“国家有钱”“国家真有钱”。这两年，很多地方债务暴雷了，群众都不知道怎么解释了。今天，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看上去都很和气，确实没什么大纠纷，大矛盾了。但，人人心里都装着小心谨慎，尽量不要让对方抓住把柄，尽量不出意外。社会冲突的反面往往不是和谐，而是冷漠，以及连带而来的不信任。人人都防着对方，大家就会有很多做无用功，社会也就失去了活力。

历史学家王笛先生，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澳门大学讲席教授、历史系主任。本文内容系王笛为《历史的微声》一书所作的结语，本号转载时有删节和少量技术性编辑。当我们在谈到研究历史意义的时候，经常说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在我从事历史研究的生涯中，也经常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根据我对历史的理解和思考，我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都不断地告诉我，历史是没有规律的，因此未来的进程也是不可预测的。历史没有规律，在于它的不可重复性。我想这也是历史学作为人文学，而不是社会科学的原因。有时候我们说“历史科学”，显然是不严谨的，因为如果是科学的话，那么对一个问题的研究，方法是正确的和相同的，就必须得到同样的结论。也即是说，只有能够被反复证明的学说，才能成为科学。然而，对历史的研究则是不可能验证的，因为它是一个主观的活动，每一个人对历史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事实也反复证明了，哪怕是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根据同样的历史资料，运用同样的研究方法，但仍然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按照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任何一个历史进程，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历史是不可能重复的，也不会再重新呈现一遍，实际上也就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最近读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发现了他对历史决定论的批评，这促使我接着又读了他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发现原来这些年我所思考和疑惑的问题，其实波普尔早就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波普尔的思想进一步帮助我梳理了关于历史没有规律、不可预测的观点。为什么历史没有规律所谓的历史有规律、可以预测的说法，其实就是波普尔所批评的历史决定论。因为历史决定论，导致有些人认为，如果我们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历史就是可控的。一些怀着乌托邦思想或者所谓“宏才大略”的人，便有了想要创造历史的冲动。他们可能不顾现实去实施某项所谓伟大的计划，盲目地臆想历史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但是他们的追求，往往超出社会的现实，违反社会本身的演化逻辑，按照所谓自认为的“伟大思想”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几乎都是没有验证过的。为了这种模式的追求，不惜一切代价，因为他们盲目地相信他们的道路或者计划是唯一正确的。就是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开篇所引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话：“总是使得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人事，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结果对国家和民族乃至无数的个体造成了巨大的悲剧。这个英国哲学家在半个多世纪之前，便深刻指出了开放社会是个体为中心的法治社会，而封闭社会是一个集体主义社会，是人治的社会，乌托邦的社会。他还让我们了解国家的真正的角色，它不应该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要改善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人们的命运。真正的民主是权力的牵制和平衡，自由比平等更为重要。寻求所谓的历史规律，即相信历史既然是按照某条道路或者某条线索发展的，就会忽视了对具体情况的仔细分析。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讲，每一个抉择都应该分外小心，都必须按当时国家和社会的实际情况，对现实的各种因素仔细考量之后，才能做出决策。但是如果信奉历史决定论，就会忽略甚至不顾当时的各种制约因素，而坚信自己走的是一条历史选择的道路，这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思维方法。对波普尔来说，历史发展的轨道是完全可以改变的，所以是无法预言的。为了论证他自己的观点，波普尔总结了五个论题：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2）不可能以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科学知识的增长；3）所以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4）必须摈弃历史是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可以作为预测历史的工具；5）所以历史决定论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和不能成立的。何兆武先生曾发表《评波普〈历史主义的贫困〉》（《

此书为两位美国经济学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的共同著作。书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理论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人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对经济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如今尽管又是八年过去了，书中的核心观点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在世界政治经济动荡的背景之下，更加让我们深感“思想的力量”。（中日甲午一战让大清朝走上了国家溃败的不归路）作者简介：德隆·阿西莫格鲁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基利安经济学教授。2005年，他获得了奖给40岁以下对经济学思想和知识做出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詹姆斯·A.

来源：华为内部论坛这是华为内部论坛很火的一篇文章。内卷这个概念的内涵很丰富，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为了普及和传播知识，我参考了相关的信息，把我个人的粗浅理解奉献给朋友们。内卷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周其仁停止改革，我们将面临三大麻烦文

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美国文学文化研究编者按：美国在19世纪末已经建成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是最有可能进入社会主义的。为什么没走上这条康庄大道呢？美国文明史研究专家钱满素教授在其著作《自由的基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美国文明三部曲”之一）中做了精彩总结，摘编至此，供读者参阅和讨论。感谢东方出版社供稿，上标题为编者所拟。全文2100字。为什么美国始终拒绝社会主义？美国在19世纪末已经建成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是最有可能进入社会主义的。但是自从社会主义思想诞生起，就一直在美国受到抵制，从爱默生和林肯开始，再经过两个罗斯福总统的改革，直到肯尼迪和约翰逊，社会主义从未真正进入美国思想的主流。美国的无产阶级也主要选择劳联这样的福利工会，只想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却不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老左派屡屡受挫，而且他们越是激进，就越是受到工会的排斥。甚至在大萧条这样最有利于革命的形势下，老左派也未能形成气候，个中原因，值得深思。除了国际上的因素外，主要也许还是由于美国社会内部的特点。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提到的西方国家中存在的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合法偏见，宪政偏见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偏见”等，在美国可以说尤为根深蒂固。美国拒绝社会主义的原因很多，大致不外乎以下几点：第一，阶级的流动性。社会主义理论是强调阶级斗争的，所以阶级分化越厉害、越固定的社会肯定越容易接受它。美国社会在工业化之后虽然贫富悬殊，但阶级分化仍然不是固定僵化的，也就是说，与别的社会相比，这个社会还是相对开放的，有人称之为“阶级开放社会”。美国人强调机会平等，依然存在着社会升迁的可能。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往往是新到的移民，但他们在母国的境况也许并不更好。移民即便不是个个都做着美国梦而来，但对自己在新国家里的前途多少抱有一些希望和信心，所以大部分美国穷人还是更愿意利用美国社会现有的条件去争取具体的利益，走个人奋斗的道路改善处境，而不是急着去推翻它。第二，种族、族裔的认同对阶级阵线的干扰。美国是个移民社会，从同一个母国迁徙而来的移民之间必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文化和利益上的认同往往超过了阶级认同，因此美国人除了阶级区分，还有几乎同样强烈的种族和族裔区分。美国工会中长期存在种族界线，有的工会只有白人才能参加，1882年的排华法案没有工会的支持也是不可能通过的。1902年，黑人工会会员只占3%，大多限于黑人地方组织。第三，中产阶级占多数。一个两头大中间小、贫富截然分化的社会是革命的有利条件，当一支人数众多、铤而走险的赤贫队伍形成时，革命就只需一根导火索了。然而美国社会始终是两头小中间大，中产阶级占了国民的大部分，他们虽然也有很多不满，但还没沦落到只剩下一根锁链的地步，所以并不欢迎革命。在美国，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如果得不到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的支持，就很难有成功的希望，这已经被历史一再证明。第四，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入人心，使美国面对社会主义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态度。美国的工运坚持财产私有观念和个人主义，连美国的左派也是先读了杰斐逊，才读马克思的。他们即便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乃至反对私有财产，但也很少不接受自由、自主、平等、宽容、法治等自由主义思想，这使他们对武装革命暴力夺权的道路有所保留，更无法放弃自我，听命于他人，特别是接受国外的遥控。这些都说明了为什么美共始终未能成为一个列宁式政党，美共党员发生分歧时就无所顾忌地自行其是，不受党纪约束，这就违反了列宁指出的成功之路：“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它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第五，美国的独立宣言承认革命的权利，美国宪法保障表达和结社自由。一般而言，在越有压抑的社会，离经叛道的言行就越是具有神秘性和吸引力。在美国，除了某些特殊时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可以自由传播，合法存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派随便建立，而且能够一而再地参加总统竞选，直至1980年代，美共仍在组织本党参加总统竞选。正因为太容易组织了，一旦产生意识形态分歧，左派就不欢而散，散了再建，建了再散，宗派林立，力量分散，始终形不成一个统一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连个像样的欧洲式工党都不存在，根本不可能与现存政府对抗。同时，也正因为可以公开而充分地辩论，美国听众有足够的机会听到不同的声音，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比较和选择。当一种思想必须投入思想市场去竞争时，便很难形成垄断地位。第六，美国的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纠正空间。美国人可以通过选举、立法等合法手段来对社会进行改革，甚至实现像新政这样较大幅度的改革，不是非得通过暴力革命来改朝换代。人民作为选民拥有一定的参与权，因此和政府有一定的认同度。劳工对罗斯福的支持是真心的，他们对彻底推翻现存政府的号召不感兴趣。第七，美国的自治原则允许进行小范围的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的试验，如傅立叶式法郎吉，它们的成败往往具有启示意义，在小范围内试验失败的理论很难对大众再有说服力，从而避免了在大范围里再失败的危险。美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也使他们重实践轻理论，对理论的评判更注重其可行性和实际效果。第八，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再加上成功的经济，使工人阶级有可能分享利益，特别是在经济上升阶段。从二战后到1970年，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周薪上涨了三倍多，外加各种福利保障。因此每当经济好转，局势相对稳定，工运很快转入低潮。老左派在美国总是像局外人，备感挫折，很难产生影响。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美国，老左派却始终未能激发起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而没有无产阶级的普遍支持，是不大可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小编今日推荐，钱满素老师《美国现代文明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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