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界的硬茬有很多，但像杨德昌这么「难搞」的，一时间很难找到第二个。
他让人咬牙切齿，也让人无可奈何，都怪他那可恶的才华。杨德昌一生只留下了七又四分之一部电影，每一部的诞生都经历过无数次茬架，哪怕你把他剧本里的逗号表达成了句号，他都铁定要跟你玩儿命。每每聊起这个，好友吴念真就来气：「这个王八蛋，拍片速度太慢了，不然怎么会只有那几部电影呢！」或许正因为如此，人们总说，跟杨德昌最好的距离，就是做他的观众。1947年，杨德昌出生于上海，仅仅一年多之后，国民政府落败，一家人只能被迫迁往台湾。为了安置军人家属，政府建立了眷村，这里住着的都是「外省人」，他们既无法适应当地的生活，也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回到故乡，这种漂泊感不仅存在于父辈身上，后代们也同样。相比之下，杨德昌算是幸运的，父亲是中央印制厂的厂长，母亲在信托局上班，工作稳定，收入可观。在旁人看来，他们一家过着比中产阶级还要高很多的生活，简直就如王子公主一般。杨德昌不屑，连买个脚踏车都要分期付款，算什么狗屁中产。他曾说「你的生活体验就是你的电影存款」，事实上，后来他的电影总是聚焦在中产或以上的阶层，而不像侯孝贤，拍的大多是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底层民众。作为无根的一代，杨德昌的家庭关系极其简单，父亲那边只有一个叔叔，母亲一个亲戚都没有，除此之外，就只有哥哥和妹妹。不必在复杂的亲戚关系网中打滚固然很省心，但这也让他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直来直去，很让人头疼。初中时更加糟糕，遇上了个跟他八字不合的老师，整天想着修理他，他气得够惨，发誓一定要跟这神经病死扛。在后来的电影中，杨德昌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述着被压抑的少年生活，也总有个小孩跟他小时候一模一样，诉说着他童年时的种种不爽。不被规训，贯穿在他成长的始终，他从不屑与他所认定的混蛋和解。直到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他都在怒斥曾经的训导主任不是个东西。高中时，杨德昌成为了贝聿铭的小迷弟，立志将来要学建筑，可惜没考上，最终读了交通大学的控制工程系。全家人高兴得很，唯独他蹦不起来，说是前途一片黑暗。几近崩溃的他一度想要休学，父母不肯，他就整天把自己扔在电影院，专门看那种票房不好，即将被赶出院线的冷门片。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费里尼的《八部半》，那种看不懂的感觉，让他觉得高级。而大众热爱的好莱坞影片，他见一个躲一个，嫌low。虽不务正业，但他却凭借着优秀的成绩顺利毕业，倒不是说他「中途变节」了，而是拧着股「跟你拼了，大不了同归于尽」的蛮力，把学业降服了，他说这样很酷。读大学那会儿，正值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年轻人开始狂躁起来。从反战运动到性解放，从波普艺术到摇滚乐，哪个叛逆玩哪个。这帮人让杨德昌找到了组织，他积极搜寻着关于新潮流的报导，但越看越来气，这些报导不是被删减，就是被误解，每天上着各种人的骗。家里人很支持，这几乎是外省家庭的父母们共同的理想，他们不希望孩子像自己那样，被时局牵扯着流离失所。而彼时的美国是自由的、开放的、是英雄不问出处的，如同天堂。1974年，杨德昌拿到了佛罗里达大学的电子工程硕士学位，浑身轻松，总算是对家里有了个像样的交代，转头他就申请去了南加州大学攻读电影课程。不过这一腔热血很快就凉了，他怒斥「这些王八蛋只教技术，不教创作，一点都不屌，还自我感觉良好」。加之看不惯学校里的种族歧视现象，杨德昌愤然退学，前前后后加起来只待了一个学期。退学后他去华盛顿大学做了一名电脑工程师，一待就是7年。工作自由自在，管理很松，学校里还能随便看电影，氛围好到起飞，但他还是过腻了。三十岁生日那天，杨德昌突然感觉自己无比苍老，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一天在下班路上，他被德国导演赫尔佐格的《阿基尔：上帝的愤怒》电影海报吸引，在影院度过了天翻地覆的两小时。「从电影院里走出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俨然成了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人。」倒不是这部电影牛得不行，而是导演十分有种，赫尔佐格曾说，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是用他做铁匠时存的钱拍的。过去杨德昌总以为拍电影需要巨大的投资，顿时开窍的他突然发现，这事儿简单得要命，当下就去买了些零碎的器材，做起了野生导演。还为自己定制了一件T恤，上面写了三个人名：赫尔佐格、布列松、杨德昌。上世纪80年代初，台湾电影实在没什么搞头，拍来拍去就是些假大空的政治宣传片，票房惨淡，中影这样的官方机构十几年都没有新人，大家都在积极寻求变革。1980年，好友余为政知道他在美国有些器材，想拍点东西，问他有没有兴趣回来。杨德昌正愁没有用武之地，风风火火就回到了台湾，既当编剧又当演员，几个人一起拍了部《1905年的冬天》。当时，吴念真和小野在中影工作，他们计划请四位导演各拍一个片段，组成一部《光阴的故事》，杨德昌也在受邀之列。他接拍的那段是《指望》，讲述一个初来月事的少女，对帅哥春心萌动的故事。别人确定了题材后就开始加足马力干活，他天天泡在咖啡馆采访小姑娘，上来直接问人家第一次来例假是什么感觉，路人不时侧目，生怕这位叔要对少女们做啥。开拍第一天，杨德昌就跟中影的摄影师闹翻了，他看不惯这老古董的做法，每拍一个镜头双方都要哔哔一通，杨德昌差点上去揍他。电影上映后，新鲜的题材迅速吸引了大批观众，票房起死回生，新电影运动正式打响。影评人焦雄屏公开给四位新人打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杨德昌都是水平最高的那个，他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肯定，成为了影坛的香饽饽，只是烫手又烫嘴。紧接着拍《海滩的一天》时，杨德昌说中影的摄影师都是渣渣，让他们都滚，笃定要找杜可风来拍摄。小野说你最好识相，谁出钱谁是老大，杨德昌说，老子不干。为了这事儿，高层专门开了个紧急会议，总经理明骥当场炸毛：「开玩笑！大导演来我们中影都要用我们的摄影师，你一个年轻小伙子拍个四分之一的电影，就这么屌！」当然这话只能吼给自己人听，杨德昌得罪不起，这货太有才华了，再难也要搞定他。打破僵局的，是张艾嘉，她不仅拉来了新投资，还答应出演该片的女主角，在一片欢呼声中，大家把杜可风请到了杨德昌面前，他笑眯了眼，很满意。结果，两人合拍了一个礼拜后，吵得不可开交，杨德昌在片场就要把杜可风「驱逐出境，原地送走」。骂骂咧咧中，片子拍完了，剪辑完之后长达两小时四十六分钟，严重超出了一般影院所能承受的片长，明骥说你再剪剪？明骥憋着一肚子火，把所有的影院经理找过来沟通，说「过去观众抱怨电影偷工减料，这次我们好好回馈观众，让他们一次看个够」。杨德昌在美国生活的十一年里，台湾的经济迅速崛起，社会高速运转的同时，伴随着人们内心的失落与迷惘。日复一日的更迭中，人们对此的感受是缓慢而迟钝的，但对杨德昌来说，这些是直观且极具冲击力的，他所有的作品，都在探讨这个问题。所以影片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张艾嘉与胡因梦的神仙阵容，更重要的是，人们从他的作品中开始反思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多年之后，胡因梦在回忆录里说，从影17年，演出的几十部电影都是「哭笑不得」，称得上佳作的只有《海滩的一天》。杨德昌家里最壮观的，就是巨大的白板，上面画满了各种复杂的人物关系与事件逻辑，像是一个个精密的蜘蛛网，让人看了直呼大神。侯孝贤曾对他说：「如果拍《风柜来的人》前先看到《海滩的一天》，可能会拍得更好。」这变相的夸奖，让杨德昌高兴得很，他认定侯孝贤是个好人。当时《风柜来的人》并不理想，上映七天就被迫撤档，杨德昌觉得太可惜了，提出要帮他重新配乐。合作人一致反对，但侯孝贤坚持要在亏损的情况下，再投二十万。杨德昌给电影配上了维瓦尔第的《四季》和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配乐一换，整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影片在夏威夷参展时，现场呼声阵阵，侯孝贤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俩人合作《青梅竹马》，杨德昌拿不出钱，也找不到人，侯孝贤就把自己的房子抵押，还拉上了蔡琴共同出演。费了老鼻子劲，侯孝贤凭借这部作品被提名金马影帝，最后以一票之差败给周润发，也算是风光。
但电影上映后四天，因为票房太烂而下线，俩人亏得两眼发黑。侯孝贤很是郁闷，杨德昌却管不了那么多，他与蔡琴陷入了热恋。第一次遇见蔡琴时，她正录制歌曲《最后一夜》，看着看着，杨德昌双手捂着脸俯下了身子，老半天才抬头对侯孝贤说：「好性感呀」。在之后的合作中，他愈发觉得蔡琴端庄美丽，还带着点特立独行，几乎是他在回到台湾后遇见的最优秀的女子。彼时的杨德昌还沉溺在上一段婚姻的挫败中，蔡琴的出现让他的感情生活重新透进了光，但他的爱也就止于此，没有更多了。蔡琴始终寻不着安全感，想痛痛快快问个明白，杨德昌把答案留在了答录机里，她战战兢兢地按下，听到的是对方的一声叹息：「哎...你叫我怎么说呢...」
后来，他们还是举行了婚礼，蔡琴执意放不下，或许杨德昌也觉得，她是那么的无可挑剔，能跟她在一起，真的说不上哪里不好。婚后，杨德昌说：「我们应该保持柏拉图式的交流，不让这份感情受到任何的亵渎和束缚。」蔡琴苦涩地答应了，她用自己的资源全力支持他的电影，客串角色、唱主题歌、做美工...被需要的感觉，让她很开心。但说到底，杨德昌是纯粹的艺术家，他的影片离普通观众太远，新浪潮过后，市场很快萧条了下去，而蔡琴的事业红红火火，成为了流行歌曲天后。某天早上醒来，杨德昌突然感到蔡琴与他的世界观是多么不同，他悲哀到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后来蔡琴说：「柠檬跟牛奶，都是很好的东西，但放在一起就会结块。」票房的接连失利，让杨德昌在找投资时吃了不少闭门羹，小野又找他回到了中影，俩人准备拍一部《恐怖分子》。借着讨论工作的由头，杨德昌总是三更半夜去按他家的门铃，纯粹想找人发泄一下不爽的心情，小野说，这部电影把他们拍成了彼此的恐怖分子。他写了一大摞信骂杨德昌，说他是「小飞侠并发症，谁跟你合作谁倒霉」。杨德昌给他回电话时，只说了一句：「你的信我看了」，之后传来的是他气得发抖的声音。他没骂小野是王八蛋，因为能帮他找到钱拍电影的人，大概只剩小野一个。影片带着股浓浓的戾气，就像李立群饰演的角色说的那样：「我也想一枪崩了那狗男女，狗领导，可是什么都做不了。」这种无力感也是杨德昌的状态，他对电影非常不满意，说是被刀架在脖子上才拍的，尽管它拿下了当年的金马奖最佳影片。小野没工夫理会他的矫情，这部电影要是再亏个底儿掉，他真是脸都丢光了，在影片的营销上，小野下足了马力，三十秒的预告片中塞满了各种噱头，恨不得敲锣打鼓，沿街叫卖。就这样，该片收获了一千两百万票房，所有人走出去都风风光光，只有杨德昌愤愤地骂娘，他觉得这孙子欺骗观众，就不是人干的事儿。1990年，杨德昌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式提上了日程，这是他最想拍的一部作品，带有着强烈的自传色彩。20世纪60年代初，台湾白色恐怖弥漫，在这种不安的氛围里，青少年往往以组织帮派的形式来掩饰自身的渺小无助，压抑的环境下，一名中学生杀死了自己的情人。电影开拍时，杨德昌找到张国柱，让他把儿子张震也带过来试试镜，张震不乐意，但没架得住父亲的忽悠。第一次见到杨德昌，张震惊呆了，穿着风衣，戴着阿玛尼眼镜的他在人群中格外亮眼，帅得不行，然而噩梦很快就来了。有一天他刚到片场就被杨德昌劈头盖脸大骂一顿，然后被关在片场的小黑屋里，要求面壁思过，等被放出来时，他满脸的委屈与恐惧，刚好拍出了杨德昌想要的状态。后期配音时，张震刚好到了变声期，总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杨德昌气得在录音室门口大喊：「张震！你出来，我们两个到外面单挑 ！」拍完《牯岭街》，原本活泼的张震变得沉默寡言，但之后他还是选择去了杨德昌的公司，他觉得那里有着纯粹的创作氛围。鲁迅曾说：「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没有多少正视的勇气。」但杨德昌不同，他始终是愤怒的、批判的，在并不友好的外部环境中奋力呐喊，他的影片中总是有一些话痨式的人物，恨不得把他对社会的思考统统说出来。在后来的《一一》中，7岁的洋洋问爸爸：「我们是不是只能知道一半的事情？我们只能看到前面，看不到后面，这样不就有一半的事情看不到了吗？」后来洋洋就喜欢拍人家后脑勺，他说:「你们自己看不到，我拍给你们看啊！」影片的海报上，是洋洋小小的背影，他就像杨德昌那样，把镜头对准了社会的后脑勺。这部电影，杨德昌酝酿了近15年，像是他以往作品的大总结，沮丧中带着温暖，批判中带着悲悯。后来，再没有华语电影像《一一》那样用如此柔软的方式慢慢地讲述着生命。影片拍完后十几年，侯孝贤一直都没敢看，他说「这件事情让我感觉，一个时代好像过去了。」2000年，杨德昌凭借《一一》获得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不久即被确诊为结肠癌。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始终乐观地怀揣着希望，甚至做了很多实验性的治疗，偏要看看能不能够活下去，但这一次，他没能赢。 2007年，杨德昌去世，墓碑上只写了一句话：爱与希望之梦不灭。贾樟柯曾写到：「中国有一句话是‘天妒英才’，或许就是因为《一一》说清楚了我们生活里的一切，他为我们揭开了生活的谜底，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也就离开了我们」。后来，小野把他所有的作品重新看了一遍，终于明白了他当年的愤怒与不甘。一个人脾气那么臭，惹了那么多人讨厌以后，还是那么倔强，那么野蛮，绝不是简单的情商低。可惜，杨德昌已经离开了十四年，但这个时代的人们，依然没有读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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