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空间 | 2017—2022法国大选：阵营符号迭代下的民意变势

2017—2022法国大选：

阵营符号迭代下的民意变势

王文新

内容提要 法国2022年4月举行的总统大选被众多观察人士从国际关系或法国国内事务的视域分析和解读，这也是我国学者面对西方政治事件常见的研究方法。本文不停留于简单归纳和介绍滥觞于法国官方机构和众多媒体的选举结果，而是尝试在观察中引入具身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并运用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观点，对2017年和2022年两次大选的一些数据和现象进行对比梳栉。除了呈介事实之新的一二棱面，还意在说明，包括党派名称、竞选口号（主张）、视觉形象等因素在内的阵营符号，是包括法国在内以街头民主为特征的西方现代政体下各派政治力量的重要凭附，深刻影响着民意的变势和选举结果。

关键词 法国大选；政治话语；阵营符号；罗兰•巴尔特；具身语言学

引言

巴黎当地时间2022年5月7日周六上午，埃玛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爱丽舍宫宣誓就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新一届总统。在4月24日举行的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选举中，在任总统马克龙作为“共和国前进党”（LREM: La République en marche）候选人，以58.54%的得票率，战胜“国民联盟”（RN: Rassemblement national）候选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得票率41.46%），重新当选。表面看来，马克龙赢得了大多数选民的支持，胜选过程也比较“轻松”，但从语言学和政治话语研究的双重视域来看，事实很复杂，表面的数字则使这种复杂性更为隐匿。

一、政治话语的“选举侧”构成

在政治话语研究中，通常侧重于以政治家或其党派为对象，我们借用经济学的术语，称之为“被选举侧”。虽然政治家是被选举一方，但实际对选举起着主导作用，并且各党派及其领袖为此构建了一套繁复、至少其主观认为行之有效的阵营符号系统，西方国家权力架构为确保自身的延衍，也为这个符号系统的树立与对民众的传导铺平了法律和实操途径。此即巴尔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透过《神话学》（Mythologies, 1957）所示，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群体用概念及实践建构意识形态，以维护其权力，并使其价值系统增益。

但事物都是由相互矛盾的对趾体构成的，“选举侧”即俗称的选民的声音同属我们要重视的政治话语，虽然其符码体系相对十分有限，在正式选举时被严格限制在“一符五码”中（法国情况）。“被选举侧”与“选举侧”的关系类似让•卡兹纳夫（Jean Cazeneuve, 1915—2005）描述的偶像与粉丝的关系，表面看起来后者决定前者，其实是“偶像”尤其是身后的操盘手在主导粉丝和流行；一旦A版“偶像”表现不佳，还有B版或备选“偶像”供后者选择。

“一符”在维度上指符合一定条件、拥有“选举权”（无选举权可被视为signification nulle ou zéro，即“零符指”）；“五码”在经度上指拥有选举权者能够且只能在五个对趾的“成码/零码”中做选择：注册/不注册，投票/不投票，有效票/无效票以及次级符码系统：有效票/错误票，有效票/空白票。选择的结果则对应法国内政部以及任何一个选区所公布的五个统计类项：

- Nombre des électeurs inscrits à la clôture du scrutin（注册选民数）

- Nombre des votants（投票人数）

- Nombre des suffrages exprimés（有效票数）

- Nombre de bulletin ou 

d’enveloppes annulés（错误票数）

- Nombre de bulletin blanc（空白票数）

据此，第二轮的选举结果文字详述为：全法及海外领土和机构约有4875.3万登记选民，第二轮投票人数约为3509.6万人，占比71.99%；约1365.6万人弃权，占比28.01%。在全部投票中，有效票约为3207.7万张，占91.4%；错误票和空白票合计301.9万张，占8.6%。我们的分析包括以下两点：

1.“被选举侧”的主导作用使选举产生“少数派”总统

民主之根本在于推举出能够代表多数民意的领导人，或制定为多数人所拥护的行动计划。然而在本次法国大选中，弃权选民比例超过2017年大选第二轮的25.44%以及本次大选第一轮的26.31%，再创新高。攀高的弃权率说明法国民众对各政治党派的普遍不信任和政治参与度降低，并且使马克龙坐实“少数派”总统的地位。表面看来，马克龙以58.54%的得票率较为轻松地获胜，但实际仅获得1878万选民的支持，仅占全部选民的38.52%，相比其2017年首次当选法国总统时66.16%的得票率以及43.61%的实际支持率更低。在我们看来，这是西方现代民主架构通过操弄政治话语的符码系统，将“选举侧”应有的主导作用与“被选举侧”的从属作用本末倒置而产生的一个悖谬现象，且自身难以纾除。

2.“选举侧”有限的话语符码系统中的法式改革

第二轮选举中的错误票和空白票总数低于2017年大选的11.52%，但大幅超过本次大选第一轮的2.2%。在错误票和空白票中，后者的数据更具意义。法国于2014年颁布选举修正法，规定空白票（包括未放选票的空白票封）虽然不记入有效选票，但须单独统计，原因是空白票也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民意，即选民故意为之的一种沉默、犹豫甚至不满或抗议，归根结底仍是一种声音。“空白票是表示反对的第二种方式，表达了选民对所有候选人的不满。”这在两轮大选之间表现得十分明显。本次大选第二轮出现约222.8万张空白票，占全部投票的6.35%，而第一轮只有约54.4万张、占比1.51%的空白票。在笔者看来，第二轮大幅多出来的空白票，反映出这部分选民在参与第一轮选举后，因其所支持的党派候选人出局或对第二轮两位候选人（马克龙和勒庞）表现不满意，便选择了既继续参与选举，但同时又表达沉默的一种另类“弃权”。2017年的两轮大选同样出现了此类情况。

法国将空白票单独统计，虽然暂依旧将其归为零效力，但已经在西方社会撕开了一道改革的口子，是完善“选举侧”话语符码系统、纾解“少数派”领导人当选之谬的一项积极举措。

巴尔特将符号系统的能指（signifiant）分为五类代码：释奥代码（code herméneutique），语义代码（code sémique），象征代码（code symbolique），行为代码（code proaïrétique）和箴言代码（code gnomique）。倘调整一下顺序（象征、行为、语义、箴言与破释），便与上文分析的“被选举侧”五类符码不谋而合。这不是简单的术语拼接，而恰体现了学者善于“从日常大众文化表征入手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解构主义精髓。

二、政治阵营的类别标签

与两次大选版图变化

西方社会不同政治阵营以党派名义，分别代表背后支持它们的利益集团，以通过选举摄取权力为政治活动目的，并为此建立起各自特有的符号系统，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类符号元素:党派名称，竞选口号（政治主张）和海报形象。但为了平衡利益关系，稳定权力架构，其相互之间又被贴上大类的标签，即传统上的中、左、右阵营。

沿袭上述阵营划分，从选举结果来看，虽然马克龙总统顺利胜选连任，但勒庞代表的极右阵营前所未有地接近最高权力。2002年“国民阵线”（FN: Front national）魁首老勒庞（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首次进入第二轮，对决右翼领袖、时任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获得17.79%的选票；2017年，继承父亲衣钵的小勒庞对决中间派“前进党”（EM: En marche !）候选人马克龙，在第二轮再进一步，得票高达33.9%。本次法国大选中勒庞得票率41.46%，也同样印证了极右势力的不断增强。

1. 2022年首轮选举反映的阵营版图

第一轮选举共有12名候选人参加。以马克龙“共和国前进党”为首的中间党派，包括中间偏右，拉萨勒（Jean Lassale）领导的“抵抗党”（Résistons !），总计获得30.98%的选票；传统右翼，贝科莱斯（Valerie Pécresse）领导的“共和党”（LR : Les Républicains）获票占比4.78%；以勒庞“国民联盟”为首的极右和偏极右阵营，包括异军突起的埃里克•泽穆尔（Eric Zemmour）的“复兴党”（Reconquête !）和尼古拉•杜邦-艾尼昂（Nicolas Dupont-Aignan）的“法兰西崛起”党（DLF : Debout la France !），共计获票32.28%；传统左翼，包括法国共产党（PCF :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候选人法比安•鲁赛尔（Fabien Roussel）、绿党（EELV : Europe écologie Les Verts）雅尼克•雅多（Yannick Jadot）和社会党（PS : Parti socialiste）安娜·伊达尔戈（Anne Hidalgo），共计获票8.66%；极左和偏极左阵营，包括“不屈法国”党（LFI : La France insoumise）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反资本主义新党（NPA : Nouveau parti anti-capitaliste）菲利普•普图（Philippe Poutou）和工人斗争党（LO : Lutte ouvrière）娜塔莉•阿尔多（Nathalie Arthaud），共计获票23.28%。

图1 2022年法国大选政党版图（首轮得票%）

2. 2017年首轮选举反映的阵营版图

再回顾2017年大选第一轮的政治版图：以马克龙“前进党”（当时名称）为首的中间党派获得26.14%的选票；传统右派获票占比20.01%；以勒庞“国民阵线”（当时名称）为首的极右和偏极右阵营占比26%；传统左派占比6.54%；极左和偏极左党派占比21.31%。

图2 2017年法国大选政党版图（首轮得票%）

3. 阵营变化对比

在法国政治和民意版图中，相比五年之前，中间阵营稳健进步，获得民众进一步的认可，极右和偏极右势力大幅增强，传统右派则呈现出大幅的颓势，传统左翼、极左和偏极左势力亦有增强。“极左、极右政治力量的崛起与中间派继续赢得执政权折射出法国政治生态的深刻变化。”

虽然从大选结果来看，马克龙借其在任总统的优势顺利再次当选，但在第一轮中，上极右和偏极右势力加起来已超过了中间阵营，更远超其他党派，尤其是泽穆尔首次参选，便斩获高达7.07%的选票，在全部12位候选人中排名第四位，令人惊诧。若非泽穆尔及其“复兴党”的参选和由此造成的对极右选民的“分票”，“国民联盟”竞选纲领中与生俱来的一些偏激和非理性成分等硬伤，以及其领导人执政经验匮乏等短板，马克龙和勒庞本届大选鹿死谁手，殊难预料。这是十分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现象，并需要和欧美其他国家多年来随着全球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逆全球化”或孤立主义的极右势力突起联系起来分析。

三、阵营符号对政治版图变化的影响

我们重视对政治话语的研究，强调阵营符号在其中的作用并以此为切入点进行分析，并非意味着符号是唯一的，只是作为对现有其他研究成果的一种尝试性补充。应该承认，相当一部分西方政治家的政治理念与主张是朴素和真诚的，社会经济、国际局势等诸多客观因素亦是影响选举结果的基本因子。本次马克龙总统得以连选连任，与其第一任期五年中良好的执政业绩密不可分。马克龙确实为履行自己的竞选诺言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虽然其改革屡经波折，包括其中延宕不断的“黄马甲”运动，但在决定谋求连任后致法国民众的一封信中，他称自己最大的执政成果就是经济方面，包括大幅降低企业税（从33%降至25%），推动议会修法简化企业裁员程序，在新冠疫情发生后推出450亿欧元针对中小企业的援助计划（大部分为减少社保缴纳金），从而降低企业用工成本等。2021年法国经济增长率高达7%，为法国52年来最高，也是欧洲最高的增长率之一。虽然其中在很大程度上尚有对前一年受疫情严重影响的经济的补偿，但依然为国内外所瞩目，同时其他经济和民生指标也对法国民众产生了较好的说服力，例如在2021年底降至7.4%的失业率。这是其能够连选连任的根本原因。

然而作为被体制反向赋予主导作用的“被选举侧”针对“选举侧”刻意营造的外在符号系统依然“功不可没”，包括不断壮大的激进势力，尤其是极右和偏极右阵营。换言之，如果我们仔细研读两次大选各党派候选人的竞选纲领，起码在带有同类或近似阵营标签的纲领之间，很多主张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甚至标签颜色相异的候选人，一些主张也十分接近。在此情形下，谁能胜出，更是取决于五颜六色的街头民主旌帜所折射的阵营符号的作用。

1. 党派名称的作用  

在传统的西方政坛上，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符号“能指”，党派名称通常是稳定、持久使用的，多年、十多年甚至几十年没有变化，以吸附拥趸的基本面。且“所指”（signifié）即阵营倾向一般都很清晰，例如右翼的“保卫共和联盟”（RPR : Rassemblement pour la République）、“法国民主联盟”（UDF: Union pour la démocratie française），左翼迄今仍然活跃在政坛上的社会党、法国共产党等。但在20世纪末，尤其是进入新的千年，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等领域的深刻变革，基层民众对于政治、参与政治的认知方式，以及接受和处理相关信息的方式，较过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网络社交媒体普及的大背景下，呈现“新、奇、快”的特点。年轻群体更为活跃，更多地追求新颖、奇特、短平快的信息，同时也有了更多发声的渠道，其意见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除此之外，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滞缓，社会矛盾积重难返，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的政治家们脱离社会现实和民众诉求，只把政治活动当作个人的一种职业活动，甚至完全异化为政治操弄和作秀密不可分。这使得民众对政客的表演套路和传统政党的无所作为愈生不满，“求新求变”的心理普涨，并驱动后者亦产生变化。这在2017年、2022年两次法国大选中都有鲜明的体现。一批崭新的政党和崭新形象的党魁（包括政坛老人）出现在选民面前，政党的命名方式也经常跳出过去四平八稳的窠臼，甚至加入了感叹号，例如梅朗雄领导的激进左翼“不屈法国”,尼古拉·杜邦-埃尼昂偏极右的“法兰西崛起”党，拉萨勒中间偏右的“抵抗党”，以及雅克·施米纳德（Jacques Cheminade）的左翼“团结与进步党”（SP ：Solidarité et Progrès）等。连历史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国民阵线”也于2017年大选次年即改名为“国民联盟”，虽然仍属较为传统的名称，但亦反映了该党对名称这一符号的重视及顺应时代的改革，并助推勒庞在2022年大选取得了更佳战绩。

当然，其中尤为典型的是马克龙为参加2017年大选成立的“前进党”。马克龙当时不满40岁，在这之前只有总统府副秘书长和经济、工业和数字部长的从政经历，“零纪年”的前进党甚至只是以协会名义注册，却异军突起，击败包括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理弗朗索瓦•菲永（François Fillon）、社会党候选人贝努阿•阿蒙（Benoît Hamon）和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在内的一众老将或传统大党，问鼎国家最高权力，继而再在议会选举中席卷取多数席位，创造了一个政坛神话。除了前面所述的人心思变的社会基础，应该看到，马克龙及其团队对包括党名等一系列阵营符号的设计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把“（共同）前进！”这个口号定为党名，既暗合马克龙姓名首字母缩写，又很好地诠释了马克龙打出的“不管左的右的，只做对的”的中间路线，还昭示了新党新人可能给全体选民带来的新希望。在执政后，马克龙很快将党名添词改为“共和国前进党”，使其显得更稳重、在共和国共同价值观旗帜下更具团结性，这对其顺利完成第一任期并在2022年大选中连选连任发挥了重要作用。

巴尔特曾说：“我总是使用神话一词的传统含义，但我同样坚信的事实是，神话是一种话语。”党派名称在新时期法国和西方政坛上愈加成为各派政治势力与民众沟通的第一道选举语言。另一个例证是2002年法国大选，谋求连任的希拉克总统在第二轮遭遇老勒庞强劲阻击时，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保卫共和联盟”改组为“总统多数派联盟”，从而凝聚左右各派赞同共和国主流价值观的力量，成功击溃国民阵线。联盟缩写UMP成了共和国精神符号和反极右的标签，很多选民不是因为喜欢希拉克，而是因为反对老勒庞而对希拉克投下了赞成票。这种现象在2022年大选中同样出现。

2. 竞选口号、视觉形象的作用

竞选口号、视觉形象也是阵营符号系统的重要组成元素。视觉形象主要包括政党标志（logo）、候选人海报形象等，后者在大选期间的作用更为显著。在法国和欧洲，每年都有媒体或观察人士对各个候选人的竞选海报和口号进行分析。例如2017年首轮大选前，法国知名电台RTL就邀请传播学专家佛罗里昂•希尔尼基（Florian Silnicki）对11名候选人的海报进行点评。有意思的是，其中对大选“新秀”马克龙的海报（图3）基本是负面看法。

图3马克龙2017年首轮海报

图4马克龙官方照片与勒庞2022年第二轮海报

希尔尼基以《马克龙无处不在的蓝色》为标题，分析道：“马克龙站在街道中间，背景中的轮廓模糊不清。海报底部写着：‘马克龙总统。法国必须是所有人的机会’。他的竞选海报具有‘欺骗性’，且未能突出马克龙。这与候选人想要体现的东西即变革和现代性相反。没有更新任何代码。他显得沉默寡言、内敛，几乎处于痛苦之中。还请注意，在所有候选人中，他和娜塔莉•阿尔多一样在海报上占据最少的空间。文字比他的照片更有存在感。而且他的竞选口号太长了。还有一点：马克龙使用共和党人的形象代码，穿着蓝色西装、蓝色衬衫和蓝色领带。文本以蓝色标注，背景中出现蓝色的触感。”

这位专家显然是“看走眼了”，实际正是这套代码系统，包括使用共和党人的形象代码（在我们看来，这恰是马克龙团队刻意要打破阵营界限的一个设计），帮助马克龙走向了成功。但这只说明专家论证层面的失误（忽视了民众思变的心理），其所依据的有关形象代码的理论基础仍然是科学的，因此我们也作为重要论据予以引用。

“形象当然比文字更具强受性，它立即赋予意义，无需对其分析，无需将其分散。”因此，西方政治家们都十分重视对形象代码的打造。进入第二轮的法国大选候选人因选情发生变化，都会迅速更换海报和竞选口号。瓦莱莉•马祖伊尔（Valérie Mazuir）等学者对第五共和国历届大选第二轮对决双方的海报和竞选口号进行了系统分析，其中对2022年勒庞海报形象（见上文图4）的分析入木三分，勒庞二次挑战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最后功亏一篑：“玛丽娜·勒庞选择了一张让人想起现任总统官方肖像的照片：马克龙将双手放在办公桌上，站在窗前俯瞰爱丽舍花园。这位极右翼候选人的密友向法新社解释说，她就像对你眨个眼，已经准备好接替他的位置，并为该计划做好准备。”

结   语

通过本文分析，我们看到，在现代西方政治话语体系下，透过表面的随意，可以看到刻意；透过“自然”，可以看到造作。而刻意与造作均依赖于超常规资源的供给。这已然是另外的课题对象。回到本题上，其政治话语体系实际是由不对称的两个方面组成的，一是有组织、有可支配资源并基于利益诉求产生权力诉求的社会组织，二是松散的社会个体。社会语义关系由此建立。前者根据诉求的不同相对划分为不同阵营，分别打造各自特有的一整套符号以及类别标签，使其诉求合理化，并力图使后者信服和接受，最终通过由此获得的授权实现和保障其组织的利益最大化。

在这种语义关系中，不对称性除了“刻意/随意”这对矛盾以及其他三个因素，还在于个体与生俱来的认知方式。人是会运用语言思考的理性生命，但并非总是完全如此。在具身语言学看来，人的认知行为是一种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不总是完全依赖理性进行，其思维和语言与包括五官在内整个身体对外部世界的体验密不可分。这就是包括我们在本文所研究的两次法国大选在内的西方政治阵营符号系统建立及不断迭代的根本理据所在：用语言（政治演讲、文字口号和政纲）去影响个体选民，同时亦用图形代码或形象去打动后者的感官和直觉。在此过程中，成功者如马克龙，一如二十年前的希拉克，懂得顺势而为，亦善于引领民意之变势。

巴尔特在其符号学著作中，虽然解构的主体为文学与文化领域的存在，但很多方法都可以应用于政治学和社会学。让-巴蒂斯特•雷诺（Jean-Baptiste Renault）在归纳巴尔特相关论述时，曾以“图像修辞”的概念为例，指出人对所谓“无代码信息”的迷恋，误以为象征只存在于象征之物内部，仿若人稍一摆脱语言之物即可获得某种“亚当状态”（获得“纯真洗礼”）。这用来描述西方街头民主制度下的个体选民状态殊不为过。包括图形符号在内，没有代码的信息几乎是不存在的，“亚当状态”更是该制度乐见其成、急欲享有的一种状态，是一种乌托邦。巴尔特自己的归纳更为精辟，他批评法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将本来纯属文化现象的语义关系，用一堆辞藻变为一种伪自然关系，让人们去相信一部由相似的纯粹之物构成的剧情。

（作者信息：王文新，上海大学教授，研究领域：法语语言学，法语教学，法国研究）

本文发表于《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2022年第3期。因篇幅限制，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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