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空间 | 左拉《实验小说论》最早汉译本版本辨伪
左拉《实验小说论》最早汉译本版本辨伪
雷文强
内容提要《实验小说论》最早汉译本存在两个内容一致、署名各异的版本：署名“修勺译”的美的书店本与署名“张资平译”的新文化书局本。本文先从底本语言、文学渊源等方面指出新文化书局本存在的疑点，再从副文本、出版经过等方面对美的书店本加以考述，最终得出结论：美的书店修勺译本是有据可查的真本，新文化书局“张资平译本”是托名张资平的伪本。时至今日，《实验小说论》伪本仍被当作“民国西学汉译要籍”加以重版，也反映出学界史料辨伪意识较为薄弱。去伪存真，确保史料的可靠性，应成为文学研究的第一步。
关键词《实验小说论》最早汉译本；张资平；毕修勺；托名；辨伪
引
言
《实验小说论》（Le Roman expérimental）是法国作家左拉（Émile Zola, 1840-1902）最重要的自然主义理论著述之一，其最早的汉译本存在两个版本：美的书店1927年版《实验小说论》（下文简称为“美的书店本”）与新文化书局1930年版《实验小说论》（下文简称为“新文化书局本”）。一本书发行多个版本，本属正常。但令人疑惑的是，《实验小说论》上述两个版本的内容完全一致，其署名的译者却不相同。两者之间有何关系？蒋承勇、曾繁亭在梳理自然主义中国百年传播史时曾指出：“众多左拉的中文译者中，张资平（当时以“毕修勺”为名）堪称代表性人物。他不但依托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众多左拉作品的中译本，还先后翻译了多篇左拉重要理论文献。早在1927年，他便将左拉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实验小说论》译入国内。”可见，针对上述现象，蒋、曾二人认为新文化书局本是美的书店本的重版，且重版时署上了译者的真名，即“张资平”，“修勺”则是他的笔名。但这是想当然的错误论断，因为毕修勺和张资平各有译著流传，风格、领域不尽相同，又各有年谱传世，显然不是同一人。《实验小说论》两个版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重版，还是盗版？如果是重版，如何解释译者姓名的改易？如果涉及盗版问题，两者中何者为真本，何者为伪本？要解决这些问题，非对两个版本做一番细致的分析与考证不可。
一、新文化书局本的若干疑点
汉译《实验小说论》上述两个版本中，新文化书局本受到的关注显然比美的书店本要多，它先后被收录进多种文献资料，如北京图书馆编写的《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徐仲佳撰写的《张资平著译年表》、谢天振和查明建合著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李天纲主编的《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系列丛书，作为丛书之一的《实验小说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2017年影印出版，底本为国家图书馆藏本（即新文化书局1930年“再版”本）。然而，笔者认为，这本被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张资平译”《实验小说论》尚存在几个令人费解的疑点。
第一，翻译底本的语言与“译者”张资平惯常的译出语不相吻合。细读《实验小说论》汉译本，便可发现译者采用了汉法夹杂的行文形式，以汉语译文为主体，杂以少量的法语原文，原文短的仅有个别单词，长的包含若干短句，可起到补释译文的重要作用。另外，译者还对几个容易被误解的法语关键词做了注释，阐述其翻译的理据。比如：“实验”（expérience），译者解释道：“这里‘实验’二字是原文的Expérience，平常可译为‘经验’，但这里却似乎应译为‘实验’。原文的Expérimentation我也译为‘实验’。二者混和难辨，我无法只以括弧为Expérience的‘实验’，以示分别。”在法语中，expérience为多义词，可作“经验”理解，也可作“实验”理解。作“实验”理解时，它与expérimentation（即“实验”）一词意义相同。左拉在原著中对两词基本不做区分，混合使用。这些针对法语原词的翻译注释，无疑是《实验小说论》译自法语原本的有力佐证，排除经由其他语言转译的可能。张资平是现代著名作家，同时也是文学翻译家。然而，他是否通晓法语？是否有能力从事法语翻译？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对他掌握外语的情况进行调查。张资平在日本读预科时，日记簿是他的艺术源泉，“里面所写的有英文，有德文，有日文，有中文”。据此可知，张资平接触的外语至少包括英语、德语、日语三种。其中他掌握程度最高的当属日语，这与他的求学经历有关：张资平1912年考取广东省官费赴日本留学，1922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国，留日共计十载。有研究者指出，张资平的文艺理论著述“全都是由日文转译或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编译的”。纵观张资平一生的译介活动（包括文学译介和自然科学译介），可发现日语是他主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译出语。至于法语，张资平在求学期间可能修过有关的课程。他在《我的创作经过》中说过：“在大学预科期内，英、法文的教师才介绍许多欧美的名著给我们读。”然而，张资平对法语并不精通，他在《读创造社》中提及王独清熟悉法国情形，而且会说法国话，当时成仿吾欲赴法国拜访友人，请王代写名片地址，后者写下“两三行我不认识的法文”（张资平语）。张资平不谙法语，惯常的译出语又是日语，说他是法语版《实验小说论》的译者，实在匪夷所思。
第二，直接接触左拉的原著并非张资平摄取自然主义文学资源的通常做法。学术界一般认为，张资平的小说创作具有自然主义的倾向。然而，他的自然主义倾向是受了法国文学的直接影响吗？对此，有学者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张资平被公认为自然主义作家，但他的自然主义作风却是源自日本而不是欧洲。”的确，张资平扣文学之门伊始，便与日本自然派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日本读预科期间，张资平“无一天不在性的苦闷中”，对书写性欲苦恼的日本自然派文学尤为喜爱。他说：“就从这时候起，我开始读日本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了。我在《朝日新闻》上面，发现了岛崎藤村的《新生》，在《福冈日报》上看见了田山花袋的《弓子》，都使我读得津津有味。”张资平提到的岛崎藤村和田山花袋是日本自然派最具代表性的两位作家，而令他兴味盎然的《新生》和《弓子》后来都成为他写小说的范本。除了阅读日本自然派作品外，张资平摄取自然主义文学资源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途径：日本文艺论著。他通过日语转译或编译了大量的欧洲文艺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文艺史概要》（后更名为《欧洲文艺史大纲》，第三章《自然主义》约占全书篇幅的一半）。张资平在该书的序文中向读者申明：“本书材料多採自下举的两部书：（1）日本新潮社出版的《近代文艺十二讲》；（2）日本青山为吉氏的《文艺史》。”可见，张资平对欧洲文艺理论的熟谙，与详读日本评论家的著作有密切关系。巫小黎不无道理地指出：“张资平未能直接蒙受欧洲自然主义文学的泽溉，对外国文学的了解和领悟也较迟，他对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及创作发生兴趣实是受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总而言之，张资平与日本文学有很深的渊源，日本可谓是他摄取西方文学资源的主要媒介，他的自然主义倾向便经由日本文学界形成。绕开日本这个中介，直接接触自然派大师左拉的原著，实非张资平接受自然主义影响的常规途径，确有可疑之处。
第三，“张译”《实验小说论》的出版书局有制作伪书的“前科”，且无法通过各种权威工具书查实，不免有“幽灵出版社”的嫌疑。《宁波市政月刊》于1929年4月刊发了时任宁波市长罗惠侨的一则训令：《令公安局为查禁新文化书局〈三民主义〉由》，文中提到浙江省政府查获一本上海新文化书局发行的“禁书”，名曰《三民主义》，内容却在谈共产主义，此书系伪书无疑。据版权页信息，可知新文化书局的地址位于上海四马路五百十二号。然而，《上海出版志》所附的《1843—1949年上海出版机构一览表》共统计了322家上海近现代出版机构，其中并没有新文化书局。它亦未被收录进《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民国出版标记大观》《中国现代编辑学辞典》等各种出版类工具书。虽然不完全排除上述工具书出现遗漏的可能，但是如果把未被工具书收录与制作伪书两件事结合起来看，我们不禁要怀疑新文化书局到底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出版机构，还是作伪者捏造的一个子虚乌有的书局。
此外，张资平本人及同时代人的传记性、回忆性著述中均未提及《实验小说论》这部译作。现代书局1932年出版的《张资平评传》较为详尽地罗列了张资平的著译作品，其中“文艺论译”一栏只列举了三本译著，即《文艺新论》《欧洲文艺史大纲》《普罗文艺论》，《实验小说论》并不在列。
二、美的书店本的考述
与新文化书局本不同，《实验小说论》美的书店修勺译本似乎受到了学界的冷遇，仅被极少数毕修勺的友人提及，甚至未被收录进毕氏后人编写的《毕修勺年谱》和《毕修勺先生译著目录》。下面，笔者将从三个方面对这个几乎被人遗忘的美的书店修勺译本进行考述。
首先，译者毕修勺的教育背景及人生经历与汉译《实验小说论》副文本所透露的诸多信息基本吻合。毕修勺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5年底学成归国，共计留法约六年。回国后，他先是短暂在故乡浙江临海教书，后于1926年暑期赴上海谋生。他在《我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回顾了这次上海之行：“1926年暑假，我不得已向母亲讨了60元路费去上海。那时，陈宅桴已回国，在上海立达学园教法语，暑假回家探亲后返校，我与他同船到了上海。我住在陈的宿舍里，埋头翻译左拉的短篇小说。”毕修勺文中提到的“立达学园”由匡互生、丰子恺、朱光潜、朱自清、夏丏尊等人共同创办，地址位于上海市东北部的江湾。由此可知，1926年下半年，毕修勺寄居在同乡兼好友陈宅桴的住处，即立达学园所在地——江湾。据汉译本末尾的落款，《实验小说论》于1926年10月4日在江湾译毕。显而易见，毕修勺的人生轨迹与译本的完稿时间和地点完全匹配。另外，如前文所言，《实验小说论》译自法语原本，故译者自然要通晓法语。与张资平不谙法语不同，毕修勺可是精通法语的留法生，足以胜任左拉著作的翻译工作。事实上，为了能在上海站稳脚跟，毕修勺彼时首选的谋生手段便是法语翻译，左拉的文论和小说就在此时进入他的视野，成为他的第一批试笔译作。
其次，毕修勺翻译《实验小说论》并非出于偶然，这部处女译作实际是他宏大的左拉著作翻译计划的开端，其在译者整个翻译计划中的独特位置以及与后续译作《左拉小说集》的紧密关联，都表明该译本绝非伪作。毕修勺之所以首选左拉作品作为译介对象，主要源于他对左拉的推崇与服膺。毕氏早年在法国留学之际，偶然读到保罗·亚勒克西（Paul Alexis）的《左拉传》，被左拉的悲惨身世所感动，于是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左拉的全部作品都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在黑暗和困苦中挣扎、奋斗的祖国人民”。1925年底，他留学回国所携带的唯一财富即是五六十卷书籍，“几乎囊括了左拉的全部作品”。毕修勺的左拉翻译之路肇始于立达学园时期，他于1926年秋先后译出了《实验小说论》和《左拉小说集》（与陈宅桴合译）。从副文本方面来看，这两部译作具有以下共同点：翻译底稿语言均为法语，正文前都写有《译者小言》，这两篇译序甚至成稿于同一天：1926年10月13日。对比两篇《译者小言》，可知毕修勺翻译这两本书分别出于不同的目的：译《实验小说论》旨在阐明左拉的文艺主张，译《左拉小说集》旨在介绍左拉的文学作品。毕修勺对左拉的文艺主张的译介要先于其文学作品。他在《〈实验小说论〉译者小言》中对此作了说明：“译者本想先译述他的著作，然后再来介绍他的主张，但现在觉得借他这篇《实验小说论》很可为他的主张的梗概，所以不揣冒昧的译出来，先行介绍了。”对左拉的文艺主张略作介绍之后，毕修勺便按部就班地翻译左氏的文学作品，他的译介策略是“先从其短篇小说集中选优试译，然后其名著”。由此可见，毕修勺的这两部早期译作中，《实验小说论》实为《左拉小说集》的前奏，两者形成一种前后呼应的关系，共同拉开了毕氏庞大的左拉著作翻译计划的序幕。为了完成这项翻译计划，毕修勺“90年生涯有50多年都在笔耕左拉”。
再者，毕译《实验小说论》的出版经过进一步证实它是有根有据的真本。毕修勺1926年10月译毕的《实验小说论》并没有直接印发单行本，而是先在《新文化》月刊第1卷第2至4期“文艺杂记栏”上连载。1927年6月，连载完毕的《实验小说论》才由美的书店作为“新文化文艺丛书”之一出版单行本。针对美的书店发行的《实验小说论》单行本，《新文化》月刊第1卷第6期特地刊发了推介广告：“《实验小说论》，左拉著，修勺译，每册三角。自然主义之小说在二十世纪中甚为烂漫，本书述自然主义之理论，深入显出，正为自然派小说家之指南针也。”不难看出，毕译《实验小说论》的出版事宜完全由《新文化》月刊和美的书店联手包办。两者之间有何关系？
《新文化》月刊创刊于1926年12月，由张竞生担任主编，号称中国的第一本性教育杂志。美的书店由张竞生于1927年4月创办，集印刷、发行和销售于一体，主打“美及性教育”，售卖书籍以性教育类为大宗，兼及文艺书刊。也就是说，《新文化》月刊与美的书店均由民国“性学博士”张竞生主持。不难想象，毕修勺当年应该是把《实验小说论》的译稿卖给了出版人张竞生，后者先是在自己主编的期刊上连载，后交由自家的书局印发单行本。《实验小说论》1927年初版时共印刷三千册，然而随着美的书店在1928年关张倒闭，此书之后便绝版了。相较于无从查起的新文化书局，美的书店可谓是有据可考：它被收录进多种出版类工具书，例如《上海出版志》的附录《1843—1949年上海出版机构一览表》、杨联保编撰的《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新文化书局的地址疑似是仿照美的书店的地址编造出来的：版权页显示，美的书店位于上海四马路五百十号，此地址与新文化书局的地址仅有一个“二”字之差，后者为“上海四马路五百十二号”。总而言之，毕译《实验小说论》从出版人到刊载期刊，再到出版书局，皆可一一查实，这无疑说明该译本并非毫无根据、凭空捏造的托名伪作。
通过上述的分析与考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上述汉译《实验小说论》的两个版本中，美的书店本是有据可查、令人信服的真本，而疑点重重的新文化书局本如人所料，果然是托名张资平的伪书。
三、伪书何以托名张资平？
讨论《实验小说论》伪本何以托名张资平之前，有必要对民国时期的托名现象进行一番探究。
托名之风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古代的伪书遍布经史子集四个门类，以致张之洞不无夸张地感叹道：“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进入民国后，托名现象并未绝迹，反而日渐泛滥，呈现愈演愈烈之势。这一时期的托名现象主要存在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革命文献伪装书。革命年代，为躲避当局的封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进步团体常常把革命书刊伪装起来，为其“涂”上一层保护色，具体做法通常是“采取伪装封面，伪托或虚构著者、出版社、出版地、出版时间等”。比如，《关于工商业政策》本是中国共产党的文件集，伪装后题名为《秉烛后谈》，作者假托周作人。第二种形式是商品型伪书。作伪主体通常是书商，其目的就是利用名人效应进行图书营销，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种托名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欺诈。在不法书商的眼中，出版只是一门纯粹的生意，书籍已丧失应有的文化属性，完全沦为待价而沽的商品。为了把商品更好地卖出去，书商们势必要使用一定的营销手段。对他们而言，托名可谓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书籍营销手段。托名对象自然要选择名人，尤其是作品畅销的当世名家，比如鲁迅、郭沫若、张恨水、蒋光慈等。名人效应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可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名作家可拉动图书销售，造就一本畅销书。早在民国时期，图书出版市场就存在名人效应。有论者在《民国日报·觉悟》上撰文表示：“也许这是我的劣根性吧：有钱的时候，我总喜欢买小说；而买的小说，差不多都是名人的著作。我想无名作家之所以不能抬头的，或许是我这种劣根性的普遍的缘故。”可见，名人对民国时期读者的购书行为有着巨大的影响，假托名人也因此成为不法书商们常用的牟利手段之一。
对比上述两种托名的形式，不难看出《实验小说论》伪本应属于第二种。鉴于此，笔者认为，伪书托名张资平的首要原因便是利用名人效应牟利。张资平以写多角恋爱小说而著称，被鲁迅戏称为三角恋爱小说家。但他是否算得上是当时出版市场上有相当影响力的名人？我们可从当时媒体对他的评价中找到答案：“张资平先生是现代中国一个最通俗化差不多没有一个青年不读过他的作品的作家。”“张资平的名声，的确是很大了！现在一般智识阶级，那一个不晓得张资平？”“他在青年人心中，已经成了一种偶像。”不难看出，张资平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堪称是当时出版市场的红人，也因此受到读者与书商的共同追捧。一方面，他的小说借镜东西洋的题材和手法，给性苦闷的青年以“过屠门而大嚼”的满足，可谓风行一时，令众多读者趋之若鹜。张氏的小说在青年学生间十分流行，有论者描述道：“一般中学生女生，差不多每人都有一本张资平的小说，同时，两三个谈起话来，口口声声里也离不开张资平。”有读者甚至表示，张氏的恋爱小说一上市，“当衣服都要买”。沈从文也指出：“张资平的作品，得到的‘大众’，比鲁迅作品为多。”另一方面，张资平的作品常常一版再版，销路很广，也让他成为书商们竞相追逐的香饽饽，稿费更是“每千字能够卖到十块钱”。有论者直言：“要不开书局，开出来终要恳请张资平写些大稿。”张资平是如此的炙手可热，以至“有些杂志都以刊登他的小说为荣耀的”。综上所述，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张资平可谓是一个拥有众多读者、备受书商青睐的知名畅销书作家。如此一个作家，自然也是盗版者们重点“照顾”的对象。1932年，北平取缔翻版书风波中，张资平以22种翻版书位列被盗印作家排行榜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郭沫若（30种），远高于第三名蒋光慈（9种）。《实验小说论》的作伪者舍弃不知名的原译者“修勺”，假托大名鼎鼎的张资平，显然是想利用名人效应以牟取暴利。
作伪者假托名人，有时只是在圈定的范围内信手拈来，随机挑选，令人难以看出其中的道理，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机性。然而，更多的时候，托名对象的确定是作伪者刻意挑选的结果。《实验小说论》伪本托名张资平是纯属偶然，还是作伪者刻意挑选？依笔者之见，作伪者选择张资平为托名对象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考虑：张资平与译作的主题有一定的关联。就文学创作风格而言，张资平通常被同时代的评论家认为是自然主义者。郭沫若认为：“资平是倾向自然主义的，所以他说要创作先观察，我是倾向浪漫主义的，所以要全凭直觉来自行创作。”钱杏邨也认为：“张资平先生的创作的技巧完全是自然主义的技巧，他的方法也是完全的可与自然主义的方法相适应。”李长之更是直言：“大概张资平是自然主义者这种话，已为一般人所公认。从张资平的历史看，他是自然主义的小说家，也很应当。”张资平被认为是自然主义小说家，而《实验小说论》又是自然派大师左拉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故由张资平来翻译左拉的《实验小说论》完全合乎逻辑，足以令人信以为真。如此一来，托名张资平的《实验小说论》伪本似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当然，作伪者追求逼真效果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由此类托伪行为的牟利性质所决定的。
结语
经过一番张冠李戴式的操作，《实验小说论》伪本的销路就有了保障，其价格也水涨船高，甚至大幅超过了真本的定价——真本定价三角半，伪本定价六角。时至今日，这本伪书并没有被历史尘封，而是被部分学者堂而皇之地拿来当作“民国西学汉译要籍”加以影印重版。之所以如此，伪书本身的逼真性导致其不易被人辨伪，或许是一个原因，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有关学者并未重视史料辨伪工作。史料只有经过考证之后，方可作为史事或论据使用，不然就有可能推导出错误的结论。以本文所论的《实验小说论》为例，有学者依据伪书断言毕修勺为张资平的笔名，进而得出错误结论：张资平是有代表性的左拉汉译者。事实上，毕修勺为张资平的笔名的说法完全经不起推敲，只需稍加考证，便知毕修勺确有其人，绝非张资平的笔名。学界史料辨伪意识之薄弱由此可见一斑。关于文学研究中的史料辨伪工作，樊骏先生也感叹道：“我们还没有把鉴别史料的正误、了解事实的真相，作为必不可少的学术任务认真对待。”
（作者信息：雷文强，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院博士生，研究领域：中法比较文学）
本文发表于《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2022年第3期。因篇幅限制，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省略。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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