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空间 | 重构当代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重构当代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以叶秀山《哲学的希望》为例
邵炜 李晓光
内容提要 海外汉学的重要起点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外译，而当代学者对中西哲学的贯通思考则成为当代海外汉学的一个重要支点。但中国当代学术外译作品在海外市场的挑战是受众接纳程度和途径。本文结合译介学、社会学、海外汉学和诠释学视角，探讨中国当代哲学学术作品在西方语境中的意义构建和传播要件：1. 外译的目的是文本对异域受众的召唤，实现受众对其自身意义的激发和重塑；2. 思考中国优秀作品在海外传播的社会学要素，如布迪厄提出的惯习、场域和资本条件对作品传播的影响；3. 从海外汉学的长期发展规律中找到符合当代特征的、有效的外译范式。
关键词 中国文化传播；诠释学；海外汉学；社会学因素
引言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实现中西文化交流和平等对话的重要途径。目前中西对话面临阶段性的困境，一方面归因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但另一方面也是中华文化价值观不被西方充分了解的结果。如何通过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化解西方对当代中国的误读，这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特别是在西方传播的一项重要任务。
16—18世纪，中西方文化关系曾有过“蜜月期”。此蜜月期也是海外汉学的发端，是西方社会对中华文化产生极大热情，持有相当正面评价的时期。期间，中华典籍的外译作用功不可没。上海世博会时，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程艾兰（Anne Cheng）在法国馆的一次关于法国汉学演变的讲座中指出，自16世纪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对“儒家中国”进行初步介绍后，海外汉学正式起源于17世纪的法国，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耶稣会士前往中国传教。当时来华的耶稣会士大量翻译中国典籍，向西方介绍中国，进而引起包括伏尔泰和莱布尼茨在内的众多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极度推崇。
近半个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代表性成就集中体现于电影及文学作品。在海外获得重大奖项的中国电影作品和文学作品，无一不具有深厚的文化负载。西方受众从猎奇到欣赏，他们对中国文化作品的接受和解读进一步证明了通过文化打通对话沟通的重要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不能满足于虚拟的故事讲述，更不能满足于对中国文化进行博物馆式的呈现，文化传播还应该成为向西方受众打开中国价值观的窗口，因此哲学学术外译的作用凸显。但是，同专注于中国文化本位的输出相比，润物细无声的共情式表达也许更有利于激发正向的交流和对话。
由此可见，中国哲学学术外译作品对中国文化的诠释和再表述直接影响了西方社会对中国价值观的认知。影视文学作品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中华学术文化必须复制其传播模式，但可以启发我们从这些作品的运作中吸取营养，提取其成功的社会学要素，并将之有机地运用于当代哲学典籍的海外传播模式中。
江苏省人民出版社从2019年开始组织对叶秀山的遗作《哲学的希望》进行外译，英文版获中华学术外译基金支持，次年法文版被列为该基金的重点项目，可见中国哲学的当代学术外译日益受到重视。原著以跨文化诠释为切入点，通过叶秀山从西方哲学到中国古典哲学的比较性解读，向英语和法语所覆盖的西方国家敞开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从而以独特的方式启发东西方文化的对接和对话。
一、 《哲学的希望》面对中国古典哲学的当代独特视角及其海外传播意义
作为译介学的专家，许钧早在2006年就曾经预言“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会太远”。2010年，许钧再次指出：“中国文学在未来五年到十年一定被世界所认识，而且认识到它真正的价值。”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为什么译介学专家会有如此准确的预见？这与当时中国翻译学界开始运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社会学视角审视翻译现象密不可分。布迪厄提出的“场域”“惯习”和“资本”三大关键词为译介学家提供新思路，他们开始关注外译作品被海外市场认可所必需的三大社会学条件，即作品传播的天时、地利、人和的统筹问题。在什么时候输出什么样的作品？如何利用翻译惯习和一切有形及无形资本的外力推动市场传播和大众认可？这也是值得其他文化典籍和学术作品外译借鉴的思路。
2015年，许钧指出：“仅仅是文学的译介是不够的。中国文化在思想上有怎样的体现？在历史上留下了怎样的成果？这些成果有怎样的价值？哪些成果是可以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中真正起到作用的？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许钧特别指出，“中国典籍的外译不是一个简单的文本转换问题，而是事关中国文化是否真的能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带来新的途径和新的价值，也涉及到中国能否平等参与世界文明对话的重大问题”。他认为，中华典籍的译介“要体现并凝聚中国文化的价值观”。这一点直指中华学术外译原著的选择标准问题。那么今天该选择什么样的作品进行外译呢？
始于17世纪的海外汉学经过400年的积累，大量中国古代哲学典籍的外译已经在欧美特别是法国市场孕育了良好的场域和无形资本。在当代背景下，选择恰当的作品，从海外已经被广为了解的中国古典哲学入手，同时巧妙地“凝聚中国文化的价值观”，是恰逢其时并且具备高度可行性的文化传播途径。
《哲学的希望》是叶秀山晚年的遗作，彼时的叶秀山走出他毕生研究的、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哲学，致力于梳理东西方哲学的思维脉络，旨在实现哲学视野里“中西智慧的贯通”。从《叶秀山中国哲学文化论集》收录的几十篇论文里，我们可以看到先生在治学后期努力探索他并不熟悉的中国古典哲学，以期甄别中西哲学的会通之处。《中西哲学话“长生”》《中西关于“形而上”问题的沟通》《世纪的困惑——中西哲学对“本体”问题之思考》《“和谐”——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共同“理想”》以及《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中国视角》等若干篇章都反映出叶秀山对东西方哲学之“会通和合”的洞察。
叶秀山认为：“我们中国人做西方哲学研究要有自己独特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中国的传统，从中国的哲学视角来研究西方哲学。”但有趣的是，叶秀山本人自幼走的是“西学”的路，他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念的新式学校，家里教导要“学好英文”，之后在北大学习康德哲学，这一经历使得叶秀山自叹缺少对中国传统典籍的“幼功”。但是，晚年的叶秀山毅然孜孜不倦地阅读中国古典哲学典籍，而且渐渐坚定地认为，“哲学原本是通学”，比如“形而上学”，词源虽不在中国，但中国古典哲学是有形而上学的观念的。
叶秀山明确强调其工作重点在于一个“通”字，而不是“比较”。这恰恰是《哲学的希望》最独特的地方。自五四以来，举凡横跨中西的研究，大多聚焦“比较”，但无论是中西文化比较也好，中外比较文学也罢，都是对两种形态的比较，即便比出所谓异同，但在叶秀山看来，中西哲学的比较往往失之于简单，甚至流于生搬硬套，不过是将比较当作学问的“捷径”。
叶秀山认为，与比较哲学不同的是，他要在“相通”而不“同一”的东西方哲学中，特别是“在‘不同’中探究出‘相通’的道路来，这才能谈得到‘学问’，也才有‘学问’可做。”
一个“通”字，恰恰体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路径，从“通”入手，方能实现彼此的理解。在《哲学的希望》上半篇里，叶秀山梳理西方从古希腊到德国古典哲学，乃至法国诠释学派的哲学脉络，提炼出西方哲学发展关键阶段的关键词。在下半篇，叶秀山介绍“中国哲学精神之延绵”，并不断呼应西方哲学的关键概念，比如“形而上学”与《易经》相呼应，儒道两家之“仁义”和西方哲学的“道德”相呼应，老庄哲学与“形而上”相呼应，等等。
叶秀山将《哲学的希望》之结语命题为“寄希望于未来”。他说，20世纪初欧洲哲学家已经觉察到高科技的发展对（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科学”的“窒息﹣消极”作用。而“在21世纪以来，欧洲哲学出现相当停滞的现象”，脱离了本真问题，因此“值此新旧交替之际，中国哲学理当以天下为己任，收拾被破为‘碎片﹣片段’之残墙断壁”。
这是《哲学的希望》书名的由来，但又何尝不是我们在当今中西交流出现困境的时候心中所寄的希望？即通过追溯东西方哲学之本真，通过两者之“会通”，达成东西方平等的思想对话。
二、 海外汉学面对当今中国的新需求和新途径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历深刻变迁、经济迅速腾飞之际，法国著名汉学家、法兰西公学院教席教授魏丕信（Pierre-Étienne Will）在剑桥学报上发表了《现代中国与汉学》一文，已经表达了当代海外汉学家的困惑。魏丕信指出，即便在引领海外汉学的法国，西方学界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包括文人思想演变史的研究，始终和当今中国现行机制严重脱节，无法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当今中国政府的举措。比如，一方面中国政府秉承“天下观”的传统，强调执政者的德行优先，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以极灵活和理性的方式组织科技治国，从而以有限的资源获得了最大效果。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共生”，令“魏丕信们”百思不得其解。
如何解决西方对中国的困惑和误读？魏丕信的困惑表明，之前400年累积的中国古代典籍的外译专注于学究式的研究和比较，并不能解决当今中西方对话的困境。但400年海外汉学所经历的沉浮兴衰依旧可以帮助我们思考适当的跨文化传播途径。
海外汉学研究专家张西平在《中国古代典籍外译研究的跨文化视角》一文中指出：“通过对长达400年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西传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文化在域外的传播能否成功，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接受方的心态，一个是传播者的心态。”
张西平认为，从西方接受者的心态来看，目前中西文化关系正处在调整和转变期。这与上文叶秀山提到的21世纪欧洲哲学停滞，哲学处于“新旧交替之际”的判断不谋而合。在如此关键的时期，中国哲学假若能如叶秀山所希望的那样，以天下为己任，收拾破碎的残墙断壁，那么当代中国哲学学术成就的西译和海外传播将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但时至今日，亟待外译的中国哲学不再是17世纪耶稣会士所理解和传播的中国哲学，也不是20—21世纪以法兰西公学院为代表的、作为中华典籍研究的中国哲学，而是进一步“会通”东西方思想的中国哲学。在新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下，面对中国哲学的核心价值，倘若接受方的心态还在调整期，那么作为传播者又当如何呢？张西平的回答是：“如果传播者向外部世界所介绍的是清晰的、明了的、充满智慧的文化，就一定会被理解和接受。”
怎样才能清晰、明了、智慧地讲述中华文明的哲学精髓？以海外汉学史的角度看，张西平指出：“我们自己的传统知识和文化也是在百年西学东渐中被纳入了西方近代的学术体系后表述出来的。”此言呼应了叶秀山西学为体，以西方古典哲学“会通”中国古代哲学的努力。张西平认为，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重建中国文化思想体系的今天，“试图回到西人东来前中国自己原有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的表达是幼稚的”。换言之，中国古典哲学在当代的海外传播势必融入当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而后者的解读不仅是他们对古代典籍进行语内再译的结果，更是他们融汇了西方学术体系的诠释行为。对后者学术成果的外译所承载的任务，与其说是对祖先思想的“忠实再现”，不如说是将祖先的文本用他者的观念再审视一遍。
如此看来，作为被西方哲学滋养的当代学者，叶秀山以“他者”的观念重新梳理中国古代哲学，是具有现代性的解读，这种解读“丰富了我们的文化观，使中华文化在当代呈现出一种既不是完全的西方当代文化，又不是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样一种混杂而崭新的文化形态”。
在笔者看来，当代学者以西方哲学视野对古代典籍进行再解读，不仅仅是对中华文化的丰富，甚至是必要的探索。否则，中国文化在海外依旧摆脱不了被“博物馆化”的命运，西方受众依然隔着玻璃“观赏”古老的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的西译仍无法帮助西方受众理性地了解当今中国各种举措的深层哲学和道德原因。
叶秀山著述《哲学的希望》的初衷也许并不是为了解决西方学者的困惑，而只是为了融通东西方的思想和智慧。但是在当今东西方思想冲突、经济格局转变的情势下，《哲学的希望》以西方的语境为载体，清晰明了地阐释中国古代哲学，或许更能帮助西方把握当今中国治国理政思想如何与中国古代哲学一脉相承，该书以西方熟悉的“理性”范式表述中国的“至善”理论和“道义”观，通过“融通”开启彼此的理解。
因此，当今跨文化交流急需解决的问题不是典籍本身的外译。以法国为例，中国古代典籍在法国的传播已是相当深远，比如，20世纪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翻译的《史记》（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所著《古代中国》（La Chine antique），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的《中国思想》（La Pensée chinoise）及《道教考》（Remarques sur le Taoïsme ancien），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1928—2021）的《儒教及亚洲社会》 （Confucianisme et sociétés asiatiques）《汉学研究》（Études sinologiques）《古文言读本》（Manuel de chinois classique），以及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ien）的《圣人无意》（Un sage est sans idée. Ou l’autre de la philosophie）对中国诸子百家的介绍，法兰西公学院讲席教授程艾兰翻译出版的《论语》（Entretiens de Confucius）等等。然而，这依旧解决不了魏丕信所言的困惑，即无法将中国哲学思想和当代中国现实相关联。由此可见，虽然当今中国典籍还有再译的空间，但不是海外汉学所急需的内容。
所以，《哲学的希望》的外译任务将不再专注于学究式的中国思想史传播，而是构建适合西方语境的东西方智慧的跨文化融通，即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诠释学途径。
三、 重构当代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诠释学途径
如果说当代学者对古典哲学的梳理逃脱不了“诠释”的底色，而翻译本身意味着对文本的跨文化诠释，那么法国诠释学派集大成者保罗•利科（Paul Ricœur，1913—2005）提出的“间距化”（distanciation）和“归己化”（appropriation）概念很值得参考。
在《从文本到行动》（Du texte à l’action, Essais d’herméneutique II）中，利科认为，文本是独立于作者意志的，而意义的客观化需要客观世界的基本参照。文本的独立性使多元的诠释成为可能，因而诠释的作用是打开文本，“使远处的东西（时间的、地理的、文化的、精神的）变到近前”。
因此，对文化作品的跨文化外译而言，意义的稳定不在于追溯原作者的“本意”，因为作者已经不在，但是意义通过参照客观世界被稳定下来。因此，避免文本误读的最好办法，需要依赖受众能分享的外部世界。以《哲学的希望》为例，其诠释学的优势恰恰在于，叶秀山分析中国古代哲学的出发点就是西方受众所能分享的、西方古典哲学的理性世界。借助他们所熟知的世界，西方受众方能稳定地获取中国哲学的精髓，虽然其诠释仿佛是被扭曲的，但这种诠释在跨文化的关系里，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利科所言，文本的交流就是通过间距进行的交流，“不仅是人与人之间，更是人类全体经验历史性的体现，即在间距中并通过间距进行交流”。因此“间距化”不是指理解障碍，而是读者打开文本世界，对文本进行建设性和创造性的诠释。因此，我们关注的外译功能不是原著所指向的唯一意义，文本的开放性决定了原著不可能只承载单一意义。我们关注的是外译对异域读者的召唤，使译本成为他们通过“类比法”理解中国的条件。
诚如利科的诠释学观点所言，读者对文本的理解结果，势必走向“归己化”，就是“使本是异己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也就是读者在打开文本世界之后，通过与自己熟稔的观念世界的参照，诠释了一个异己世界，他者的世界。在这样的解读过程里，理解即是化“异己”为“己有”的过程。利科说：“理解，就是在文本面前的自我理解。”而冯寿农、黄钏指出，“在阅读中，读者不是将自己固有的观念和有限的理解强加在文本之上，相反地，读者必须放弃自我向文本开放，才能从中收获一个更宽广的自身”。
我们以《哲学的希望》第十章欧洲哲学中“知识论”与“存在论”的关系为例，作者适时插入中国古代圣人基于对“已往”的“可知”（历史知识），而对“将来”可以有所“预测”的观点，阐述其知识论和存在论的深层原因。比如下面一段：
春播夏种，秋收冬藏，“顺”则“吉”，“逆”则“凶”。“空间”的“方位”与“时间”的“顺序”，如果“逆向”而“行”，则“冲突”就“不可避免”。
作者采用了知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圣贤的存在论：正是经验产生的知识，使得智者依据规律预测未来的凶吉。合天道则运行不悖，反之则亡。由此可以看出，叶秀山正是通过西方的知识论和认识论观念对这种长久以来被视为玄学的《易经》的核心思想进行了充分阐释，此为“融通”，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有力途径。其原理不是牵强附会，而是以人类哲学的共同性为出发点，把理解力放在首位。而法语母语译者在翻译“凶”“吉”的观念时，同样避开过于神秘的处理办法：
On sème au printemps, plante en été, récolte en automne, conserve durant l’hiver : ceux qui le savent connaîtront la prospérité et ceux qui font l’inverse s’en mordront les doigts. Tenter de rebrousser chemin dans l’espace et remonter le cours du temps provoque immanquablement le conflit.
表面上看来，译者只是归化处理“吉”“凶”和“冲突”，特别是用习语“rebrousser chemin”处理原句复杂晦涩的表述：“空间的方位与时间的顺序，如果逆向而行，则冲突就不可避免。”但实际上，译者采用画面恰如其分地贯彻了利科“归己化”的诠释手段。其实，叶秀山用欧洲哲学的知识论对比《易经》从现象学到存在论的基本逻辑，本身就是“归己化”的诠释手段。两相结合，多少打破了《易经》长久以来的神秘学套式，更易于西方读者的理解和接受。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从文本外译的角度看，首要任务是向西方受众打开一个他者的世界，这个世界与之前海外汉学翻译的经典不同，它必须依托西方受众的参照世界，以《哲学的希望》为例，就是开拓通过西方哲学去理解中国哲学的途径。
结语
在当今经济政治新格局下，西方对中国的误读和误解有增无减。400年海外汉学史表明，17世纪的西方面对强大的中国，曾经饱含对东方文化的欣赏和赞许，甚至出现了伏尔泰和莱布尼茨等推崇中国的思想者。
岁月荏苒，400年后的今天，17—20世纪中国古代典籍的外译虽然多元浩繁，但对于今天的西方受众而言，似乎是太有距离感了。尽管间距化是文本诠释不可规避的道路，要保证间距化诠释的建设性，当今中国文化外译更应该为海外受众的“归己化”创造可能的条件。跨文化交流原本就是隔着距离的交流，何况中国哲学有悠久的历史，又隔着历史长河。即便当代中国普通受众，面对中国哲学典籍，也会有距离感和生疏感，更何况西方受众呢。可见，用清晰明确的语言讲述中华文化的精髓，要求文本更易于读者认知和消化，进而帮助海外受众打开文本的新世界，通过他者的智慧，放弃成见，“获得一个更宽广的自身”，用更宽广的胸怀包容中国文化。
《哲学的希望》以西方哲学为出发点，渐次用西方哲学的关键概念讲述中国哲学的精髓，具备了打开西方受众认知的诠释学条件，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另辟蹊径，也为中华学术汉译外的选题和走向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思路。
（作者信息：邵炜，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学；李晓光，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语言文化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语教学法，翻译理论与实践）
本文发表于《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2023年第2期，篇幅所限，注释和参考文献已省略。
（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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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送审校：邵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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