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理史上的绝妙证明:电子自旋是相对论性质 | 贤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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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物理的两大支柱是量子力学和(狭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和(狭义)相对论是不分家的,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可从电子自旋的相对论性窥见一斑。
撰文 | 曹则贤(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
01
量子力学方程的三个层次
提起量子力学,人们就会想起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 1887-1961)方程
1927年,泡利 (Wolfgang Pauli, 1900-1958)为电子构造了泡利量子力学方程
1928年,狄拉克(P. A. M. Dirac, 1902-1984)构建了关于电子的相对论量子力学方程。这其中关键的一步,类似做因式分解 x2+y2= (αx+βy)2 ,要求 αβ+βα=0,α2=β2=1, 前面的那个反对称条件是非常强的限制。一个合理的选择是α,β应为矩阵。狭义相对论考虑的是四维时空,最简单的α,β应为4×4矩阵。常规的狄拉克方程写法是
02
二值问题、自旋与泡利矩阵
原子物理的研究,比如银原子束在非均匀磁场中的分裂问题(图1),原子谱线的双线问题,引出了二值问题(two-valuedness),就是哲学上的一分为二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理解最后着落到电子拥有自旋标签这个结论上。自旋的问题博大精深,自旋的发现是一场思维历险,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深入了解一下。如何描述一个二值问题呢? 如果表现的二值是等价的,则表现的是特征值, 用矩阵表示的话,应该用本征值为1和-1的2×2厄密特矩阵来描述。但是,本征值为1和-1那就意味着这矩阵的迹(trace)总为零。如果自旋是类似角动量的物理量的话,那自旋还要满足角动量的代数
泡利矩阵所包含的内容就多了去了, 其中之一是它引领我们认识到,粒子的自旋是相对论性的。
图1. 著名的Stern-Gerlach实验,一束银原子经过非均匀磁场后总是被分为了两束(1922)
03
相对论度规
考察某四维空间,其中的距离由洛伦兹度规定义,即对于矢量 x= (x0,x1,x2,x3) ,其模平方为
群的同构方面的知识,告诉我们这个空间有其它的表示方式。考察洛伦兹群同 SL(2,C) 群之间的同构关系,每个矢量x= (x0,x1,x2,x3),可以表示成一个2×2自伴随矩阵(就是厄米特矩阵)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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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拉克方程下的角动量守恒
狄拉克的电子哈密顿量为
如何消解这个矛盾?若假设电子具有大小ћ/2的内禀角动量,即自旋角动量矢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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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话
有一种说法,近代物理的两大支柱是量子力学和(狭义)相对论。我们看到,量子力学和(狭义)相对论是不分家的。它们有着某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在学问的深处才体现出来。
在给出相应的量子力学方程时,薛定谔1926年39岁,泡利1927年时27岁,狄拉克1928年时26岁,他们除了有极强的物理直觉以外,还有扎实的数学基础。这方面尤以泡利最为突出,他中学毕业时即有足够的数学水平研究广义相对论。泡利引入了泡利矩阵,其实那个矩阵据信在数学里出现过。但是在1925年,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 1901-1976)甚至没听说过矩阵,多亏了大师玻恩(Max Born, 1882-1970)敏锐地注意到了海森堡推导的关于谱线强度的内容与矩阵算法有关,这才有了所谓的矩阵力学(量子力学的一个别名)。数学,物理,很难说一个不懂数学的人做的物理算是物理。
关于物理的内容, 一方面描述自旋的泡利矩阵和洛伦兹度规有关系,另一方面(狭义)相对论量子力学方程的哈密顿量不能让自由电子的角动量守恒,除非给电子的角动量加上内禀的角动量ћ/2,也就是说相对论量子力学方程要求电子有自旋。这两点应该说没有人为地往一起凑的痕迹。巧合指向同一结果,巧合便有了确切的意义。类似的巧合还发生在量子概念引入的过程中。普朗克从瞎猜的熵与内能关系得到了黑体辐射公式, 又从玻尔兹曼的统计物理原理出发得到了黑体辐射公式。两个完全不同的假设,循着完全不同的路径,得到了同一样的公式,那就不是一般的巧合。那里的假设,比如
笔者还注意到一个问题,电子的量子力学波函数是由1分量而2分量而4分量这么扩展的,想起了数系是由unarion(实数)而binarion(复数)而quaternion(四元数)扩展的。可数还有octonion(八元数)啊,总觉得没有8分量波函数的量子力学方程,量子力学就不完整。量子力学不完整,这世界也不完美。
建议阅读
1. Erwin Schrödinger,Quantisierung als Eigenwertproblem (量子化是本征值问题), Ann. Phys. 79, 361(1926);79, 489(1926);80, 437(1926);81, 109(1926).
2. Wolfgang Pauli, Zur Quantenmechanik des magnetischen Elektrons (磁性电子的量子力学), Zeitschrift für Physik 43, 601-623(1927) .
3. P. A. M. Dirac, The Quantum Theory of the Electro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Mathematical, Physical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 117 (778), 610. (1928).
4. Sin-itiro Tomonaga, The story of spi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5. S. Sternberg, Group theory and phys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本篇取自曹则贤《惊艳一击——数理史上的绝妙证明》一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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