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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杨振宁回忆改革开放前的6次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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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经授权转自公众号中国新闻周刊（ID：chinanewsweekly）《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卫、宋春丹
他住在北京饭店，房间很大，空荡荡的，什么装饰都没有，只有墙上贴着两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会见杨振宁（右一）。周恩来和周培源（左二）参加了会见。图｜受访者提供
多年以后，杨振宁才意识到，自己40年前的那次访华，成为了华国锋和叶剑英联手粉碎“四人帮”的第一个伏笔。
那是1976年4月17日晚，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这是华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后第一次会见外宾。时值“批判右倾翻案风”的高峰，但在两小时的会见中，华只字未提“批邓”。
这其中的意味，逃不过在场的时任中调部副部长熊向晖的眼睛。6月7日晚，他应约去北京西山见叶剑英时，带去了两份材料，其中一份，就是这次会见的谈话记录稿。“叶帅听了以后，颔首说，这个人是含而不露。”熊向晖之女熊蕾在回忆文章中披露了这段秘史，“老爹说：我觉得华不错，不过他立足未稳，所以叶帅是否帮他一下。叶帅表示，他会去见见华国锋。”
时隔40年，杨振宁已经记不清谈话的具体内容了，但他清晰记得自己对华国锋的印象——这是个厚道老实的人。“很多人说，杨振宁笨，这么好的材料没有记录下来。可我第一不是新闻记者，第二当时也没了解到这些经历的历史价值。”他笑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
94岁的他需要借助助听器，但目光清澈明亮，记忆力依然惊人。回忆起改革开放前的6次访华经历，有些细节他还能不假思索地说出准确日期。
“上天让杨振宁来救邓稼先一命”
1971年，杨振宁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
关于这次回国的缘起，已有很多描述。大致经过是：1971年4月的一天，杨振宁偶然从报纸上看到美国政府宣布将中国从美国公民不可访问的国家名单中取消的公告，就给其父杨武之写信，提出回国探亲，杨武之向统战部门作了汇报，得到了欢迎回国的答复。其时中美关系尚未解冻，国内指示他向中国驻加拿大或法国大使馆申请签证。
杨振宁乘坐法航班机飞抵上海，与父母和兄弟姐妹团聚了。这并不是他去国后第一次见到家人。文革前，他们三次获准去日内瓦和香港与他相见。
中方直接负责接待他的是时任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副局长、中国国际旅行总社副总经理岳岱衡。岳岱衡身材高大，一看就让人觉得可靠。杨振宁在中国期间，几乎天天都能见到他，去外地也是他陪同前往。
后来常有记者问杨振宁，在中国旅行，是不是随时都有人陪伴？他回答说，外面来的人在中国单独旅行不方便，每次确实都有向导帮他安排吃住和订购车票，但他个人认为这是为客人提供便利而不是监视他们，如果是市内，他可以自由来往。他相信自己所看到的，都是真实的情况。
杨振宁向岳岱衡提交了一张想要会见的人员名单。列在第一位的，就是邓稼先。
邓稼先与杨振宁是世交，又是西南联大的同学，两人先后留学美国，1950年邓稼先获博士学位后回国。1964年中国成功试爆原子弹后，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杨振宁一眼就认出了邓稼先。
当时邓稼先正在青海基地受批斗，周恩来批示他回京见杨振宁。后来邓稼先夫人许鹿希感叹道：“我尽管不信佛，但是对这件事情总觉得冥冥之中上天有个安排，让杨振宁来救邓稼先一命！”
见面时，杨振宁问邓稼先在哪里工作，对方简单回答在外地，他知趣地没有多问。8月17日他离京前，邓稼先去机场送行。他终于忍不住，问了一个一直萦怀的问题：美国报刊都说，琼·希顿（Joan Hinton，中文名寒春）参加了中国的原子弹工作，是这样吗？
二战时，琼·希顿是大物理学家费米的助手，参加过“曼哈顿计划”。战后，费米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琼·希顿和杨振宁都是他的研究生。1948年的一天，琼·希顿突然追随男友去了中国。美国报刊把这演绎成一个离奇的间谍故事，认为是她帮助中国政府制造出了原子弹。
突然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邓稼先明显没有心理准备。他说，据他所知没有，但他需要去证实一下才能答复。
离京后，根据中方的建议，杨振宁去了山西昔阳大寨参观。无巧不成书的是，在大寨的招待所，他居然遇到了琼·希顿本人！
当年琼·希顿到中国后，就和男友欧文·恩斯特（中文名为阳早）结婚了，一起在陕西农村养奶牛。当时，她哥哥韩丁（原名威廉·希顿）应邀重返中国访问，她陪同来到大寨。
这意外的重逢让两人又惊又喜，他们热烈地回忆着在芝加哥读书的日子。杨振宁问她是否参加了中国的原子弹工作，她说没有。当年，她被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的影像资料所震惊，从此放弃了核物理事业，一直持反战立场。
杨振宁回美国前一天，当时的上海市领导在上海大厦设宴为他送行。席间，他接到了专人送来的邓稼先的信。信中说，自己已证实，除了1959年底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外，中国的原子弹工程中没有任何外国人参与。后来杨振宁听说，邓稼先写信前请示了周恩来，周恩来让他如实告知。
看完信，杨振宁流泪了，离席去了洗手间。事后他多次自问，为什么会那样震动？他觉得，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感情。有为自己的民族终于强大起来了而感到的自豪，有为朋友做出这么大贡献而感到的骄傲，是不是也有为自己没能参与这样永载史册的盛事而感到的懊悔呢？他自己也分析不出来。
杨振宁与邓稼先。图｜网络
“中国完全改变了”
回美国后，杨振宁被媒体和学术界包围了。隔绝多年后，美国人对神秘的新中国充满了好奇。
9月21日，杨振宁在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作了一次演讲。演讲盛况空前，可容纳五六百人的大礼堂座无虚席，不少人是远道而来的。演讲用英文进行，题目是《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
他首先介绍了在中国的行程：在上海与北京逗留了各约两周，参观了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访问了中科院的三所机构，重访了母校、当时的北京31中学。还去了出生地合肥，参观了叫“大寨”的人民公社。
接下来，他从“文革开始后的教育”“新中国的医学”“自给自足的新中国”和“毛主席语录在中国”四个方面，分享了自己的中国见闻。他重点介绍了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新的教育观念，以及中学毕业后先参加工作再推荐上大学的新的招生制度，认为这种制度是革命性的，通过这种方式选拔出来的学生求学动机特别强。他热情地称赞了在中国时时处处被强调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说，与世人（包括他自己）对共产党国家的成见不同，他在工厂参观时，工人都围上来争抢着回答他的问题，气氛轻松而愉快。
他认为，今日中国“完全地改变了”，而这种变化的核心是“精神”。最后，他引用了毛泽东的两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来结束自己的演讲。
“我在北京时住在北京饭店，房间很大，空荡荡的，什么装饰都没有，只有墙上贴着的这两句话。两个星期来，我天天对着这两句话，这就是我对中国最深的印象。”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杨振宁对当时中国的评介和盛赞，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他自己反思的结果是，一方面，他对中国的强烈感情影响了他的观察，毕竟，自己不是新闻记者，不是随时保持着质疑的意识；另一方面，他至今认为，他当时所见到的中国，与他离开时的旧中国相比，变化是翻天覆地的，确实有明显的新气象。
向周恩来提意见
1972年6月，杨振宁第二次访问中国。这年2月的尼克松访华打破了中美之间的坚冰，两国之间的交流多了起来，国内的气氛也与他第一次来时有所不同。
“1971年我来时对新中国完全不了解，所以没讲什么话。第二次来我感觉比较熟了，周总理也鼓励我提意见，我就讲了。”
7月2日，在与周恩来的会见中，他说：中国在教育科研中重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好的，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这也是必需的，但是目前中国不重视基础教学和理论研究，这是目光短浅的表现，应引起重视。
这一看法，来自于他之前对西安交通大学的访问。他看到老教授们坐成一圈，每人前面放一个筐，筐里是做电学实验用的电阻，有几百个，有5欧姆的、10欧姆的、100欧姆的，用不同颜色区分。老教授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电阻分开，按大小分别放置。他觉得这很荒唐，大材小用，与物理知识一点关系都没有。
听了杨振宁的话，周恩来立刻表示赞同：“杨先生说我们的理论太贫乏了，而且我们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看到我们的毛病了。”
整个1972年，周恩来利用“九一三事件”的机会，对一些问题进行纠偏。“其实总理心里可能早就有这个想法，但我猜想他不能随便讲，但他可以说是杨教授讲的。”杨振宁笑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7月14日，周恩来在会见来访的美籍华人学者任之恭、林家翘等时，再次称赞杨振宁的意见，并要陪同会见的时任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周培源提倡一下基础理论。
周培源希望趁这个机会将自己的一篇迟迟未能问世的文章推出。1971年，他在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言，慷慨陈词：“现在理科教育革命中有一种倾向是‘理向工靠’，这是葬送理科。现在不研究基础理论，这是目光短浅。有些理论目前看来用不上，但从长远来看都有用。”1972年春，他将这一发言整理成《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但《人民日报》一直拖着不发表，理由是需要“征求意见”。
10月，文章终于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人民日报》不给发表，说是姚文元的意思，冲击教育革命。总理又批给了《光明日报》，我没请示姚文元就直接发表了。张春桥、姚文元马上组织上海《文汇报》批判，说是教育复辟。”时任《光明日报》编辑部门负责人张常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与毛泽东论基本粒子
1973年，杨振宁两次访华。
5月，父亲杨武之去世，他临时回国，参加了葬礼。7月12日，他再次按原定计划访华。这次，夫人杜致礼同行。这是她1947年赴美留学后第一次回国，也是第一次见到父亲杜聿明。前几次，因要照顾年幼的孩子，她没能随杨振宁一同归国。
接待人员照例问杨振宁：杨教授，这次回来，想见哪些人，想访问哪些单位？他突发奇想，说想见毛主席。对方没有答话。他有些为自己的唐突不好意思，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没想到，几天后，7月17日下午，他却突然被周培源带进了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书房。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会见。
毛泽东问杨振宁在进行什么物理学研究，他说，正在进行基本粒子结构的研究。毛泽东很有兴趣地问起质子是否可分割，他说科学界正在热烈讨论此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毛泽东认为，庄子的话“一尺之棰（短棍），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说的就是物质无限可分的意思。他开玩笑说，如果物质分到一个阶段，变成不可再分了，那么一万年之后，科学家干什么呢？他谈到自己的《矛盾论》，说矛盾的普遍性并不单独存在，而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人类”是看不见的，看到姓杨的、姓周的，看到大人、小孩，但是看不见“人”。“我经常吹这些，大概你们不爱听。”
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工作人员进来提醒，时间到了，大家都站了起来，毛泽东却站不起来，他对杨振宁说，你拉我一把。杨振宁忙上前搀他起来。杨振宁注意到，他能正常走路，只是比较慢。走到门口，他和杨振宁握手告别，说：感谢你这位自然科学家，你对世界是有贡献的。我也很希望能够给世界有一些贡献，不过没能做到这一点。杨振宁感动地说，我也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开玩笑地说：你不要讲，这句话不对，不科学。
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会见的消息，并配发了照片。消息立刻被敏感的外媒记者捕捉到了。
《泰晤士报》说，此间观察家们认为这是中国对华侨和台湾实行的“招抚”政策的一个重要发展。路透社说，毛主席上次接见非政府客人是已故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就是在那时向美国释放了欢迎尼克松来访的信号，因此，“这种会见在这里被认为是意义重大的”。
7月18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了杨振宁和夫人杜致礼、岳父母杜聿明和曹秀清。杨振宁每次来，周恩来都请他吃饭，以前都是一桌，这次满满地坐了两桌。在这次宴会上，他第一次见到了张春桥和邓小平。
邓小平才复出几个月，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他坐的不是主桌，话很少。杨振宁后来猜想，邓小平参加宴请是周恩来特别安排的，目的是想让他把与海外华人科学家接触的事接过去。
杨振宁明显感到，坐在旁边的张春桥对自己很不友善。他知道，因为周培源那篇文章，张春桥对他心怀不满。席间，上了一道带辣的菜，杨振宁说，只知道四川菜和湖南菜是辣的，不知道这个地方的菜也这么辣。张春桥明显借题发挥地说，杨博士，没想到你也有不知道的，你得多学习学习。这种不加掩饰的敌意，惹恼了杜致礼。“我这个人口头反应比较慢，但是杜致礼是反应很快的，她是讲话不饶人的。”杨振宁笑着说。杜致礼找机会问了张春桥一个问题，张春桥说不知道，杜致礼回敬道：张先生，你也得学习学习。
《中国新闻周刊》向杨振宁求证，这个小故事的主人公是张春桥，还是广为流传的谢静宜，他仔细回忆后，肯定地说是张春桥。谢静宜确实也参加了这次宴请，和迟群一起，坐在另一桌，都不大说话。1971年他第一次访华时，谢、迟二人陪他参观清华大学，他想重游小时候去过的科学馆，未获允准。因为科学馆的房顶在武斗中被打穿了，他们不愿意让他看到。这个科学馆，多年后，成了他担任名誉院长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所在地。他正是坐在其间的办公室里，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着这段往事。
江青在仿膳饭庄请客
1974年6月，杨振宁第5次访问中国。
也正是在这个月，周恩来病重住院。其实，早在1972年年中，他已确诊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但直到此时才住进解放军305医院。这一去，他再也没能回到西花厅。
这一次，会见杨振宁的，不寻常地分成了两拨。会见均在6月28日下午进行，一拨是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郭沫若等，另一拨是江青、陈锡联、纪登奎等，后者并请他吃了饭。《人民日报》在同一版、以相等的版面做了报道，都是“进行了十分亲切的谈话”，但不知道为什么，以前都叫“会见并宴请”或“会见并设宴招待”，这次叫“并且一起进餐”。
进餐是在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仿膳饭庄杨振宁小时候去过，但从1971年起，北海公园就被封闭了，不再对公众开放。江青常去这里骑马、游玩。
杨振宁尤其对饭前的会谈记忆犹新。座位安排极不寻常。江青坐在一张特别大的椅子上，杨振宁坐在她正对面，陈锡联、纪登奎、罗青长、钱学森、乔冠华、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分坐在他两边，座位成弧形，如众星捧月般环绕着江青。江青说，杨教授你不知道我小时候多穷苦，所以今天在北海我要养鱼。她还说，你不要以为我常来这里吃饭，我也是第一次。杨振宁觉得，她是信口开河。
杨振宁知道，回美国后，他一定会面对新闻记者的追问。外国记者对江青极感兴趣，国外常有关于她的各种大道小道消息流传。杨振宁对江青印象非常不好，觉得她“做作得厉害”，而且明显想利用他树立自己的形象，他不想为她站台，但也不能讲她的坏话，就预先想好了自己的回答。
果然，记者纷纷问他：“杨教授，看见江青，你的印象怎么样？”他只回答了一句：“她是个很好的hostess（女主人）。”
华国锋只字不谈“批邓”
1975年，因去欧洲讲学，杨振宁没有访问中国。
1976年，他第6次来华。4月7日，王洪文在上海宴请了他。
席间，快到8点时，王洪文看了看表，说：大家不要再讲话了，现在我们都听广播！房间里静了下来，所有人都凝神等待着。
8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当天通过的两个决议，即1976年第9号和第10号文件。决议称：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此前，杨振宁从美国报刊上得知，周恩来去世后中国政局动荡，他很关注形势的发展，但不愿轻易开口。“听完广播后他们很得意，给我讲解局势，还给了我一些文件，我都留在上海，没有带到北京，更没有带回美国。”
随后，杨振宁赴北京，先拜会了周恩来遗孀邓颖超，并将与华国锋会谈。
会见前一晚，时任中调部副部长熊向晖将杨振宁来华后的情况向华国锋作了汇报。熊向晖之女熊蕾2008年发表文章《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披露了内情。熊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文章是她根据熊向晖当年的工作日记所写的。
送文件这个细节成了熊向晖汇报的重点。他说，徐景贤跟杨振宁大谈“批邓”，并送了他复旦大学“批邓”的大字报选，杨振宁不收，说自己的箱子装满了，对“批邓”也不表态。华国锋说：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
《中国新闻周刊》向杨振宁求证，送文件的到底是王洪文，还是徐景贤？他是没收，还是没带到北京？他回忆，应是王洪文和徐景贤都在座。“我应该是收下了，不好意思不收，但肯定没带走，留在我妈妈那儿了。”
华国锋和熊向晖还商定了会见的几个问题。首先是谁出面接见杨振宁。最初安排杨振宁访华事宜时，华国锋还是副总理，科教属于他分管的范围，就确定由他会见。而现在，他的身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杨振宁不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似乎不宜成为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后首先会见的人。但是，如果他不见，就会轮到排位在他之后的副总理张春桥。显然，他不倾向于让张春桥见，因此还是决定自己见。
接下来，两人讨论了陪见人员名单。华国锋问，杨振宁跟哪些人熟？熊向晖提出了科学院方面的吴有训、张文裕，北京大学的周培源，外交部的乔冠华。于是定了下来。熊向晖自己也参加陪见。对于杨振宁提出的见毛泽东的请求，华国锋决定，考虑到毛的身体等情况，这次就不安排见了。商量完，他当即提笔，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
4月17日晚9时30分，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杨振宁。
这是杨振宁第一次见到华国锋。但之前，他在订阅的英国期刊《中国季刊》（研究当代中国的最权威杂志之一）上读过一篇关于华国锋的长篇报道。跟华国锋谈话时，他觉得这篇文章的描述很准，对方的确是个忠厚的人。他记得，他主要向华国锋介绍了美国学术界、尤其是美籍华人科学家对新中国的态度和看法。
将近两个钟头的谈话中，华国锋完全没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没说四五运动的后台是邓小平。“老爹从这次短短的接触中已经做出判断：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熊蕾写道。
“华国锋没谈批邓，我当时没了解有什么意义，现在看了熊蕾的文章，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杨振宁微笑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专注的目光里洋溢着一种参与推动历史的喜悦。
会见的第二天，杨振宁离京返美，把“批邓”材料留在了国内。在他身后，蝴蝶翅膀扇动的暗流，正在逐渐酝酿成搅动世界的巨大风暴。
本文首发于2016年6月6日总第758期《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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