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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赴美留学一百五十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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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年前的今天，中国派出了第一批官费赴美留学生出洋去“师夷长技”。九年后，由于清政府认为留学生有为西方风俗“流弊所污”而违逆祖制的可能，中断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举措。但这些未能大学毕业的年轻学子日后还是扮演了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角色。一百年后，中国开启第二次官派赴美留学，由此自费留学也逐渐蔚然成风，极大推动了中国各层面的开放和文化建设。今天，历史仿佛再次走到敏感的关口，百余年来浮沉过的文化焦虑由于种种原因再度泛起。正确总结近现代留学史，应该可以帮我们看清国家进步的正确道路。
1872年8月11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中国第一批公派留美学生在陈兰彬（1816-1894）和容闳（1828-1912）的率领下，从上海启程，远涉重洋，奔赴美利坚，放眼看世界，开启了东方古国艰难的近代化、国际化之旅。尽管九年过后，这前后四年四批共120名第一代官费留美幼童大都还未完成学业就因恐被 “西化” 之忧而被清廷全部撤回，但走出国门、西学为用、拥抱世界的种子在那一天终于播下，对一百五十年来中华民族华夏大地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中国近代开始觉醒、现代艰难前行到当代飞跃进步的历史进程，影响极其深远。今天，回溯从近代、现代以及当代华夏儿女的欧美留学历程，对总结百余年来中国留学生的历史功绩，探讨打开国门对于“振兴中华”的重要意义，促进社会对于当代中国留学生及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正确认识，继而选择正确的强国之路均有浓重的现实意义。
近代中国人的海外留学大概起源于清朝初期。在其之前的三四百年间，由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口述而成的奇书《马可·波罗游记》，向欧洲展示了他号称亲身经历的中国元朝的风土人情，激发起西方传教士或冒险家对东方古国的极大兴趣。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德国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英国人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等大量欧洲基督教教士于明清两朝来到中国，在传布上帝旨意的同时，也传播了随着意大利文艺复兴而蓬勃兴起的欧洲近代科学和技术，帮助中国皇朝修订历法，并和中国学者如徐光启（1562-1633）、李善兰（1811-1882）等人合作翻译了西方的重要科学经典，如古希腊推理数学集大成者、几何之父欧几里得（Euclid，约公元前330-公元前275）奠定现代科学思维和研究方法基础的《几何原本》。
在清世祖顺治（1638-1661）刚即帝位一年后的1645年，有个名为郑玛诺（1633-1673）的十二岁澳门少年跟随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原名马尔蒂尼，Martino Martini，1614-1664）去了罗马，先进了罗马公学，学习修辞学、逻辑学、物理化学、音乐和希腊语等课程，毕业后在罗马教授拉丁文和希腊语。他后来攻读神学，以神父身份回国，三年后受康熙（1654-1722）皇帝传召入京。他大概是四百年来中国留学西方第一人。之后的两个世纪直到1861年，大约有120人赴欧学习神学。他们虽然留学目的是为了服务于宗教，但他们毕竟是十七世纪后向西方迈出第一步的中国人。
第一次跳出神学范围出国求学的中国人是生于广东的容闳（1828-1912）和黄宽（1829-1878）。1847年1月，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的第五年，他们由就学的香港马礼逊学堂校长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1810-1880）牧师带去了美国。这是近代中国严格意义上的“负笈海外”。两年后，他们从美国麻省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毕业，黄宽由香港教会资助去了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学医五年，成绩全班第三，在医院实习两年后，于1857年成为中国第一位留欧博士，遂回到家乡省，在广州博济医院担任外科医生，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他后来被人称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的良外科”。
容闳后来的名气更大，被誉为“中国留美第一人”。由于他到了中年是清朝官派留美创举的主要发起人、组织者和首批三十名赴美幼童的两领队之一，他也被尊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1849年，他考入他的引路人布朗的母校耶鲁大学，五年后完成学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成为历史上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亲身体验到东西方发达程度巨大差别的他毅然回到贫困的祖国，在先后任职多处后，他成为洋务运动领袖之一曾国藩（1811-1872）的智囊和“外事顾问”。也由于其完整的留学背景，精通英文的他遂成为沟通中西方尤其是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一座桥梁。
那时，正是东瀛明治维新即将开始之时，向西方学习、奋发图强成了这个岛国的基本国策。早在1863年，日本政府就开始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并于七年后颁发了《海外留学规则》，1873年就派出373人，留学势头不可阻挡，而这一切的推动者之一就是将容闳带到美国后来又去日本布道的布朗。1868年，容闳向官府正式建议选派幼童出洋留学。然而朝廷上下奉若神明的 “中学为体” 观念，以及还未被打破的千年科举制度，使得他的远见卓识没能很快被上层理解，他的重要提议也未被立刻放上议事日程。一直拖到两年之后，在曾国藩、李鸿章（1823-1901）的支持推动下，终于认清到国家积弱现状、初下决心谋求改变现状的清朝政府，才决定从1872到1875年，每年派出三十名十二周岁左右的幼童赴美，学习期限为十五年。这总共四年选拔的120位男孩，部分来自西方商人开始涉足的上海，但大都是容闳从风气稍微开化的家乡广东招来的，没有一个是京城或地方大官的子弟，因为那时“出国留洋”听起来如同进地狱般地令人恐惧，官宦家没人肯去。
然而，令清朝官员万分震惊的是，这些十来岁少年到了美国不久，很快就对“祖制”大逆不道起来，纷纷“西化”。首先，不少人剪去被美国顽童称为“猪尾巴”的脑后长辫子。然后，他们又梳起了美国式的“小分头”、脱掉碍手碍脚的长袍马褂、穿起了西装、玩起了橄榄球、打起了棒球，和美国同学除了肤色外行为举止几乎如出一辙了。更要命的是，在校园内自由民主之风的吹拂下，他们逐渐丢弃了烦人的封建礼节和僵化的思维逻辑，这让管理他们的官僚监督陈兰彬气急败坏。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说这些幼童受“外洋风俗流弊多端”的极坏影响，西洋技艺还未学到，却已沾染了西洋恶习，简直就是“离经叛道”。1876年，到了更加顽固的老学究吴嘉善（1818-1885）接替监督一职后，他将已经“美国化”的幼童叫来训斥一通，并公开宣称“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于是，他强烈请求朝廷撤回所有的留学生。
顽固派、保守派再次胜利了。1881年6月，大清国决定分三批召回所有留美学生。120人中除了三人病亡、中途辍学者约二十人及二人“抗旨拒归”外，剩下的共94人被迫学业半途而废，凄然返国，距离他们十五年的预定学习期限至少还差六年，因此中国近代史上的破天荒官费留美计划到此夭折。但是不幸中的万幸是，他们当中五十余人已进入大学念书，其中二人甚至获得了学士学位，如毕业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后来主持修建了中国自主设计并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工程师詹天佑（1861-1919）。其他不少人，由于接触过西方先进思想并深得其妙，民国前后受到政府重用，成为改朝换代时期的风云人物，如担任过晚清外务大臣及民国交通总长的梁敦彦（1857-1924）、北洋大学创校校长的蔡绍基（1859-1933）、民国首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1862-1938)，以及促成美国退还一千多万美元庚子赔款的驻美公使梁诚（1864-1917）。
令人痛心的是，当这些大洋彼岸二十岁左右的中华男儿回到祖国时，既没有政府官员的码头迎接，也没有久别亲人的熟悉面孔，有的只是独轮车将他们拉到海关道台衙门，然后是兵士将他们押送至“求知书院”关上禁闭不见人。生怕西方洪水冲进大清龙王庙的政府官员，想把他们身上已被“感染”的“西毒”与世隔绝。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不到三十年，被扑灭的留学之火再次烧起，并且越烧越大，再也扑不灭了。不过，这场新火焰却被清朝谢幕前最后一次的大规模排外运动间接点燃。
留美学生被迫回国后不到十五年，自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中国另一个大耻辱发生了。当地大物博的大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区区岛国的小日本，当李鸿章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北洋舰队遭受毁灭性打击后，当他只好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时，中国这头东方睡狮终于快被震醒了。四年后，极想光复中华的光绪（1875-1908）皇帝希冀变法，但变法被慈禧（1835-1908）太后为首的守旧派腰斩，“百日维新”以戊戌六君子被杀告终。在这前后的几年，因为西方教士的传教慈善等活动，导致中西文化越来越甚的激烈冲突，爆发了以杀戮洋人为主的义和团极端排外运动，导致进入新世纪第一年，八国联军入侵京津，镇压义和团。义和拳民的大刀长矛敌不过西方军人的洋枪洋炮，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于第二年由此签订，中方签字者还是那位历史留名的洋务大臣李鸿章，赔偿涉事的十一国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此时，近代中国在昏庸无能的清政府统治下已经日薄西山，马上就要走到寿终正寝。
几年后，八国联军中的美国首先“良心发现”，一个直接原因是他们索要的庚子赔款太多了，远远超出当初的军费等各项支出，日后若被发现恐生事端。1908年，美国国会决定将半数多余赔款以“用于教育”之形式归还中国，资助学生赴美读书。接着，英国等其他国家也以不同方式退回了部分赔款。1909年，“庚款留美”这一影响中国近现代史进程的崭新事物登堂亮相，它的第一个受惠者郭秉文（1880-1969）于1914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了南京大学前身东南大学的首任校长。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1911年成立，第二年改名为“清华学校”，第二批留美幼童唐国安（1858-1913）担任了首任校长。从1909年开始到1928年清华升格为国立大学后的翌年终止，庚款留美共派出1279名学生。现在人们嘴边常常津津乐道的是第一次共三批庚款留美生，人数分别为47、70和63。他们中不少后来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名人，如第一批中的梅贻琦（1889-1962）、第二批中的胡适（1891-1962）及第三批中的姜立夫（1890-1978），他们分别是 “清华之校长”、“白话文之父”和“陈省身之师”。
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的四十年间，庚款留学所带动的公费自费负笈欧美浪潮滚滚，根据陈潮所著《近代留学生》一书中的数据，中华民国成立那年，美国共有外国留学生4222人，其中来自中国的有594人。1925年，来自97个国家的7510人留学美国，其中中国学生独占鳌头，达到2500名，恰好三分之一。之后三四十年代，由于抗战和内战，中国留学生人数上下波动，到了1949年，留美人数则为3797。
新中国诞生后的前二十年，中国没有向美国派遣公费生，却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派出了许多留学生，尤以苏联为主。他们学成归国后也为国家科技的推动和发展贡献巨大。然而新一股的公费自费留学大潮，则要再等十来年才以小波激起大波之态慢慢掀起。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国门重开，改革开放的雄风片刻吹拂在茫茫的祖国大地上。从新时代第一批52名公派访美学者跨过大洋，留学热潮迄今已经澎拜了又一个四十年。这股潮流掀起的浪头远远高于之前民国四十年和新中国头二十年两个时代，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理工科人才。十年来，留学的浪潮依然汹涌，而且自费留学生的结构也悄然变化，即低龄化出国读各类中学和本科学院大学成了一道新的留学风景。
移风易俗只是现代文明吹进古老神州导致万物复苏的外在表现，而先进思想的充分吸收才会导致社会风貌精神生活根本性的改观，它们昂首挺胸地登堂入室才能加速逐步铲除根深蒂固旧思想旧观念的前进步伐。
到了庚子退款启动留学美欧及之后的四十年间，绝大多数负笈海外的留学生，选择了走上“科学救国”的道路，他们在异邦刻苦求知、考察进修，学到理工学科的最新知识，投身于科技进步的前沿阵地，随即回来为国效力，虚心请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两大先生，甘做神州大地上千千万万芸芸众生的启蒙老师，并训练出新一代的科技俊杰。他们中许多人的名字早已在中国家喻户晓，如江浙“三钱”钱学森（1911-2009）、钱三强（1913-1992）、钱伟长（1912-2010）和苏州王氏四兄弟王守竟（1904-1984）、王守融（1917-1966）、王守武（1919-2014）、王守觉（1925-2016）以及他们的三姐妹王淑贞（1899-1991）、王明贞（1906-2010）、王守瓈。这些留学归来的科技健儿不仅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奉献终生，奋战在科学探索第一线，而且为祖国培养出一代代的新人才。三十年代在居里夫人（1887-1934）门下获得博士学位的施士元（1908-2007），25岁时回国后，就被聘为中央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兼系主任。他直接指导其学士论文的女弟子吴健雄（1912-1997），1936年留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后来成了世界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她的头像被印在美国今年发行的邮票上。
新中国成立后，绝大多数的留欧学子回到祖国，但相当部分的留美学子却由于各种原因待在了国外，有的是出自钻研学问的角度，有的是基于研究环境的考虑，有的是苦于美国政府的刁难阻挠。根据美国“美华史记”系列文章之一《中国留美学生的归去来兮：变迁（1947-1957）》所述，解放后直到1957年1月，约有1200名留美学生回到祖国，但还有4000余人留在那里。但无论是回国效力还是滞留海外的，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把祖国放在心里，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报效祖国。他们当中为国人熟悉的有邓稼先（1924-1986）、朱光亚（1924-2011）这样的两弹元勋，也有李政道（1926-）、杨振宁（1922-）荣获诺贝尔物理奖为世界华人争了光。无论身处哪里，喝过洋墨水的他们，工作作风和生活方式都会受到西方文明的深刻影响，而这些影响几乎都是正面的，对他们事业成功起到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而另一方面，他们无论位于国内国外，都是坚定的爱国者，都期盼中国能更快地进步和强大起来，并竭尽自己所能帮助中国。
第一次派遣留学生未及成功就草草收场后，中国艰难跋涉了百年之路，进入新时代。尤其在文化浩劫的十年，几代知识分子经受了风吹雨打，几经磨练，为国争光的宏愿难以完美实现。文化浩劫结束那年，看苍茫大地，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科学技术一片萧条。面对困境，1978年5月，国务院谷副总理率领25人高级代表团访问西欧五国36天，走了25个城市，亲眼目睹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先进生产力的厉害。6月份，党中央政治局三次开会，听取考察汇报，审时度势，做出改革开放加速发展的英明决策。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邓小平英明指出，“落后就要挨打”，并给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正确命题，后来又在“生产力”前加了更为强调的“第一”二字。科学技术需要培养人才，人才培养需要正规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于是继1977年底恢复高考、1978年恢复招考研究生后，尽快向欧美强国派遣留学生是科技输入的战略部署。
然而，有人担心派出的留学人员可能会留恋物质文明远比国内发达的西方世界而“滞留不归”，甚至思想“西化”起来。耳闻到这些嗡嗡的担忧之声，邓小平坚定地回答道：“你先把人给派出去，不要怕跑，跑10%、20%，还有80%。”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拥有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他绝非是一个因噎废食裹足不前的保守政治家。1978年6月23日，即便前有不可避免的“学成不回”之部分远景，他一言九鼎：“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 到了7月10日，在太平洋的那一头，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1924-）也遥相呼应，他告诉正在北京访问的总统科学顾问：“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十万人。”
八年前，国内权威报纸《中国日报》的记者刘梦阳在一篇纪念1978年底首批公派留美学者的专稿中，写下了如下的评述文字：
“这是继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大规模派遣幼童留美后，中国留学生再一次向美利坚进发，不料想这一前一后，已相隔百年。一百年前的幼童留美潮成就了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们大多成为了影响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关键人物。而一百年后的1978年，中国近现代最大规模的留学潮蓄势待发，新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的命运，也将因此悄然改变……”
正如记者的名字所隐喻的那样，这百年之后的第一批52人梦想着自己化为一面大透镜，将当代科学技术的最耀眼阳光反射到神州大地上。百年之前的第一批三十名留学生只是容闳费劲说服的十多岁孩童，而新时代的留美访问学者中超过五分之四的人至少四十岁，是百里挑一跃跃欲试的科研骨干，正需要国际高手亲手指导。短短几年，他们成功了，作为新时期留学运动的最早弄潮儿，他们不仅健儿归来，而且由于他们在留学高校或研究院所的卓越表现让西方学者对曾经陌生几十年的中国公民刮目相看。他们不仅带回了科学知识、最新技术，也捎回了先进科学思想、科技管理模式。他们当中至少有七人被选为中国两院院士。当代西方科技领域的许多创新理念、高等学校的教育措施以及科研体制，也经过他们的引进和宣传而被广大的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界消化吸收，广泛实践，大力促进了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
这时，海外的杰出华人教授也抓住历史机遇，把他们对祖国的挚爱化作具体行动，如杨振宁、陈省身（1911-2004）等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回国讲学。丁肇中（1936-）邀请了一批批的中国实验物理学家赴欧参与对基本粒子的寻踪。更有甚者，李政道以一人之力坚持十年，帮助近千名中国物理专业的本科生考进美国研究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国家欣喜地看到正确的留学方针对发展科学技术、振兴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的巨大收益，很快在1984年，出台了深得人心的“自费公派”新政策，并继续放行更广泛的自费留学。那些有鸿鹄之志的青年硕士，只要申请到国外大学的经济资助，如助教或助研奖学金，都可以获得本单位的批准以“单位公派”的身份前往他国攻读博士学位。我就是这一政策的受惠者，与许多南京大学那几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的年轻人一样来到了美国深造。我的博士论文导师李天岩（1945-2020）教授在1985年夏首次回中国大陆学术访问时，一次性地接受了从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校数学系的几名77级毕业生，翌年我和他们去做了李教授的博士研究生。
回望四十余年来的中国当代留学史，可谓是汹涌澎拜、硕果累累。国家和个人都是智力投资的受益者。如今，放眼看去，国内绝大多数省级以上重点大学的理工科专业的学术带头人，或在欧美取得博士学位，或有过外国进修访问的充电经历。以至于不少高校明文规定，已获得博士学位的大学初级教师升迁到高级职称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学术访问过一年。于是最近十来年，由于中国高校获得政府空前高涨的经费资助，加上国家留学基金委拨出的专项资金，年轻的博士讲师、副教授甚至教授纷纷联系国外对口专业的优秀教授，申请前去访问，合作研究。这对他们的学术成长或健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2008年起我也接待了一些从博士生到教授的国内学术访问者。如今，公派或自费出国留学与回国发展早已进入良性循环，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一代代归国留学生以及短期访问学者们为祖国的富强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就。
出国攻读博士学位或游学进修的那些曾受惠于国家财政资助的公费留学人员，一部分学成回国，肩负了追赶西方科技发达国家、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现状的历史重任，另一部分以及很多自费留学生，则选择了留在那里继续奋斗，实现个人理想。这与百年前留学生学成后基本都回国的情形稍有差别。吴健雄曾经说起过她的老师辈留学后“没有一个不是念完书就回中国的”，比如施士元。晚年时她听说有些人不回国是因为太太不肯回去，就评论道，这种说法如果她父亲听见了恐怕要笑坏了。
“学成未归”似乎是人才外流的一种消极现象，许多人由此认为美国“占了大便宜”而叹息“清华北大花了大价钱每年为美国输送人才”。对此现象，我们要有客观评价和合理分析。事实上，他们和上世纪四十年代出国留洋最终客居异乡的前辈一样，身上流淌的中国血液染红了对祖国深深的情思，并在条件许可或机会成熟时最大限度地回馈祖国。爱惜人才的祖国也给了他们报国的新机会，不仅希望他们立足国内永久性工作，也欢迎他们利用夏冬假期回来讲学、短期合作、指导学生。
新世纪以来，海外各行各业颇有建树的华人教授学者，纷纷长期或短期地回到母国领导基础研究、发展新型技术、创办高新企业。即便没有全职回国的人，也为国内的科研教学出谋划策、指点江山。
一百五十年来的留学实践告诉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留学生不仅是一批追求学问、砥砺前行、富有朝气、满怀理想、成就斐然的青年才俊，更令人赞叹的是他们从未忘记是炎黄子孙，帮助祖国强大、人民幸福永远是他们心中的热望和指南。正如二三十年前国内同胞笑谈回国探亲留学生时戏称的“说话洋气、穿着土气、花钱小气”，他们中许多人确实在生活方式与行为举止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地“西化”了，然而如果因之而断言他们的思想意识已经“西化”，时刻站在留学国家的立场上，却不为真。在心灵深处，在与祖国命运休戚相关的大是大非原则问题上，他们不会忘记自己的中国根，正如李天岩教授生前常对他的弟子说的一句话：“我虽然拿的是美国护照，但我从里到外都是中国人！”
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说：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伟人那铿锵有力的声音，至今还在我们的耳边回荡！
写于2022年7月26日美国哈蒂斯堡夏日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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