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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为毛泽东主席讲宇称不守恒

​ 刘音 返朴
2024-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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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刘音(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1974年5月3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接见著名物理学家、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
这次会面是毛泽东与李政道唯一的一次会面,参会人员不多。但不同的与会人员对于这次会见的回忆在细节上有所出入,形成了不同的回忆记录。本文选取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保藏的李政道手稿书信,廓清此次会面的历史背景,对现有三篇回忆文章进行重构,互为补充,勾勒出这次会面的历史过程。


缘起
1974年5月,李政道第二次回国。这次陪同他回国的是夫人秦惠䇹和次子李中汉。此时北京还没有开通直飞美国的航线,他们要先到上海,再赴北京。
在上海,他参观了复旦大学,发现在“文革”中,教育几乎被完全摧毁,学生们唯一能做的研究工作仅仅是测量几只大电灯泡的功率。绝大部分的同学不在学校里学习,而是下乡劳动,有机会留在大学里的工农兵学员也得不到系统正规的教育,祖国的人才培养面临断档的危险。为此李政道忧心忡忡,在与夫人秦惠䇹讨论中,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向中央领导人写一封建议信,建议:在基础科学教育方面,采用培养芭蕾舞演员的方法,创立一支基础科学研究的队伍,尽早开始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至少对于优异青年学生的教育应该继续坚持并受到重视。
5月20日,李政道一行抵达北京,下榻在北京饭店。在那里他继续修改建议信。5月22日晚李政道先与老友朱光亚(时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副主任)一起谈了自己对培养基础科学工作人员的具体建议。并托他将写好的建议信——《参观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想》转呈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朱光亚非常重视,当晚即向罗青长(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和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恩来总理十分重视,向毛泽东主席做了汇报。
5月2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西厅接见李政道一行,这次接见规模很大,参加会见的有刚刚复出的邓小平、郭沫若等人。陪同会见的有著名科学家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朱光亚、王淦昌、张文裕、周光召以及黄宛等近20人,还有迟静、谢静宜,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等。会上就用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办法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话题展开辩论,四人帮重重阻挠。最后,周恩来总理对李政道说:“你写的那篇文章,我让他们把字放大送给毛主席看。今天的会议记录也会送给毛主席看,你的建议可以实验一下。”会见后,李政道又在北京饭店住处写了一篇关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补充说明》呈送周恩来总理及当日与会人员。
在原定的日程安排中,李政道将在5月30日结束在北京的访问。但是这天早上6点,他却接到了一个意外的通知:毛泽东主席要接见他。


回忆版本问题
5月30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边的书房中接见了李政道。
《人民日报》在5月31日对此进行了报道:《毛主席会见李政道博士》。“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日讯:毛泽东主席今天上午会见来华探亲、访问的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同他进行了极为亲切的谈话。会见时在座的有朱光亚、罗青长、王海容和唐闻生。闻生。
不同的与会人员对于这次会见的回忆大体相同,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回忆记录,可以看到三个版本:毛泽东年谱记录版,李政道回忆版,罗青长回忆版。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6卷》1974年5月30日条目下记录了毛主席和李政道的大部分发言,但是没有记录实验过程。[1]
李政道在演讲、文章中多次做过介绍,比较系统的回忆记录在《教育应受到重视——同毛泽东主席谈对称和教育》[2],从毛主席对对称问题的关注角度回忆,对如何给毛主席做演示实验的过程记录比较详细。
罗青长作为与会者,在《我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中回忆了这次会见,将毛主席接见李政道的谈话中幽默风趣的一面展示出来,弥补了前两篇文章的不足。[3]


接见过程
根据这三篇文章,我们可以勾勒出毛泽东主席接见李政道的过程全貌。
1974年5月29日晚,罗青长接到周总理的电话通知,指示他和朱光亚陪同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第二天去见毛主席。
5月30日早晨6点,李政道接到了电话通知。6点50分,罗青长、朱光亚、李政道在北京饭店约齐,按预定的时间,一同来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在书房会见了李政道博士。护扶毛主席参加会见的还有王海容、唐闻生。
当时毛主席的身体已很衰弱,行动不便。他说:我一身的病,连话也讲不清楚了。当时由王海容同志帮助转述老人家带湖南乡音的话。毛主席虽面带病容,但仍很幽默。首先他问李政道是哪里人,李政道答是上海人。毛主席又说:你是上海人,有上海,有下海没有啊?李政道答:这个我不知道。毛主席又说:有上海就有下海,不然就不相称,下海是一个镇子。
毛主席接着说:你的关于应该培养科学人才的意见我是赞成的,但是你的那个理论没有讲清楚。理论是哪里来的呢?就是应用科学来的,然后又指导应用科学。譬如:形式逻辑的大前提,凡人都是要死的,从古以来老人都死了,就是这个大前提。(指唐闻生同志)唐闻生是人是小前提,这个小前提就包含在大前提里头。凡人不是有个人吗?唐闻生是人不是包含在大前提里头吗?所以唐闻生呢,是要死的。这是结论。这就是三段论法。她叫唐闻生,我劝她改个名字,叫唐闻死。她说不好听!理论是从实践来的,理论又去指导实践。单是理论不存在,理论都是从实践来的。你看,地球绕太阳转叫公转,这个公转包含在自转里头。三百六十五个自转就叫一年,其实呢,这就是公转,而这个公转就在自转里头,是对立的统一。没有自转,哪有公转呢?没有相对,哪有绝对呢?绝对真理存在于每一个时代的相对真理之中。一切绝对真理,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它又存在于相对真理里面。又相对又绝对,对立统一。
当李政道讲到科学研究总是从实验开始,引出理论,进行解释和猜想,又进行实验时,毛泽东说:实践——理论——实践,不是理论——实践——理论。你讲一讲你那个发明创造给我听一下吧。李政道说:那就是宇宙是不是绝对对称。一九五六年我们做实验,发现很多事实表明正负、左右是不对称的。毛泽东说:我这个肩膀就是这边高,那边低。我的眼睛这边好,那边差。按照列宁的话呢,有条哲学原理讲的是平衡,平衡跟对称是一个意思吗?朱光亚说:从物理的具体现象的规律来讲,不是一个意思。在哲学里是一个意思。
这时李政道做了一个滚动实验,来演示静止、运动和平衡、对称的关系。当时只有李政道一人是客人,在他与毛主席的椅子之间有一张小方桌,上面有本子、铅笔和常用来待客的绿茶。李政道把一支铅笔放在本子上,再使本子倾斜朝向毛泽东,然后又朝向自己。这只铅笔就在本子上来回滚动。李政道指出,尽管没有一个瞬时是静止的,它要比其通常的含义普遍得多,而且适用于一切自然现象,从宇宙的产生到每个微观的亚核反应过程。对称是整个宇宙规律的一部分,有极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说:古希腊的欧几里德三元宇宙它是不动的,物体是不动的。它是专讲空间,不讲时间。时间是运动的。时间是空间的属性,没有空间是不运动的。科学研究要放在静止才能研究,不然不好着手。但是结果,比如提纯,世界上总是不纯的,百分之零点零零零零零零,还可以数下去。我请教你们两位,我没有学过物理,但是我经常想这个问题,比如你们的高能物理,一百万年之后还是这个样子吗?李政道说:一百年以后,甚至二十年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不要说一百万年。
毛泽东说: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科学界还没有研究,一个呢,那个原子还有变化。据你说,现在那个粒子(指“不平常的原子核”中的核子)有一千多个。我想这个问题,宇宙是无限的,宇宙在空间是无限的,在时间是无限的,构成宇宙的是微观世界了,难道微观世界是有限的吗?我在这里想,可能也是无限的。中国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人说,有二十一个命题。其中一个说 “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有些人说这是诡辩。我呢,怀疑。按照你们的说法,一个看不见的原子,一百万年还搞不清楚呢!如果是哪一年搞清楚了,那么科学家就不要了呢。李政道说:我们追求科学真理是无穷的。我们说,原子构造是无限的,一时看到的是有限的。毛泽东说:希腊人说,那个原子是基本的,是不可分割的,现在分得一塌糊涂。现在好多问题不清楚, 比如光学,太阳发出来的光,它的结构怎么样?李政道一一作了解释。
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就告一段落吧。讲点世界的形势吧!你们怎么看呢?我的看法就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啊!不可能不打仗的,因为这个社会制度不同呢。就是一样的社会制度,它也要打,因为它是帝国主义。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意大利、日本这是一派,英国、法国、美国等是一派,后头又跟苏联打。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信的都是一个上帝,上帝跟上帝还打呢!谈到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研究时,毛泽东说:英国的培根是信宗教的。他的宇宙力学现在被批判了,因为它要用一个外面的推动力,第一次推动,以后就自己动了。第一个发现宇宙结构的是德国的康德,他发明的学说叫星云说。后来法国的拉普拉斯发展了,拉普拉斯是拿破仑的教员呐。英国的达尔文、莱伊尔、培根都是了不起的学者。最后,毛泽东对李政道说:我向你介绍外国人写的一本书,英国汤姆生编著的,由中国很多人翻译出来,叫《科学大纲》,我读过那本书。它那里边有一部分讲神学,你们大概不看那一部分。
最后,毛泽东接受了李政道的一个小建议,即:至少对于优异青年学生的教育应该继续并坚持并受到重视。
第二天,李政道在机场收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一件特别礼物:一套汤姆生编著的1922年原版的四卷本《科学大纲》The Outline of science
谨以此文怀念毛主席逝世四十六周年

参考资料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6卷》,2013年版,第536页。

[2] 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编《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2009年版,第61-63页。

[3] 罗青长:《我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人民日报》1994年1月16日第5版。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刘音留音”,原载于《百年潮》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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