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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于敏，如何从一个穷学生成长为中国“氢弹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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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一直强调，大家一定要精诚团结、密切合作，事业才能走得更远。
于辛 · “两弹一星”功勋于敏之子
格致论道第86期 | 2022年9月17日 北京特别荣幸今天能请到于辛老师，从家人的视角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在我们看来非常遥远、神圣的重要科学家们，在生活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请您先跟我们讲讲于先生的故事。
于辛：我觉得要了解我父亲，应该从他的青少年时代开始讲起。在我父亲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他生活在动乱中，生活在日寇的侵略时。当时我们是国弱民穷、民不聊生，日本人的飞机经常在天空飞过。
在这种环境下，我父亲感到无力救国，认为只能好好地去学习科学知识。所以，在他心里从小就埋下了科学救国的种子。
在他小学毕业以后，离开家乡芦台镇，高中考入了天津市的第一中学。那时第一中学是天津非常好的一所学校，但是由日本人管理的。所以不到一年，父亲就申请转学到了当时的一所民办学校——天津木斋中学。
在高二时，他参加了木斋中学的综合知识考试。这个考试中，高一、高二、高三所有的题都出在一起，他考得非常好。有一位叫刘行宜的老师非常爱才，看到了我父亲的成绩，觉得在木斋中学会耽误他，就推荐我父亲去天津的耀华中学。
去耀华中学需要担保，他就给我父亲提供了担保。当时我的爷爷身体不好，收入也比较低。可耀华中学是个富家子弟的学校，从来没有收过穷学生。但正因刘行宜老师的担保和父亲出色的成绩，耀华中学破例收下了他。
我父亲进入耀华中学以后如鱼得水，耀华中学的图书馆让他印象特别深刻，藏书非常多。耀华中学的语文老师，在讲解历史和古诗时，旁征博引、引经据典，历史价值、作者的环境等均会讲明，让他学会了看问题一定要高屋建瓴，要从全局的角度去看。
耀华中学还有一位数学老师赵伯炎先生，他教会了我父亲做学问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每道题要了解怎么解、有几种不同的解法，要前后融会贯通。所以，耀华中学初步培养了我父亲的学习思路和学习方法。
在1944年临近毕业时，我的爷爷因为身体不好，只能把工作辞了，回到老家休养。这个时候面临着高考，对我父亲来说也就面临着失学。父亲在耀华中学的同学陈克潜先生知道了后，把事情告诉了他的父亲陈范友先生，陈范友先生所在的公司决定资助我父亲上大学。这样我父亲才考入了北京大学。
在北京大学有一件事情对我父亲影响非常大。在1949年快毕业的时候，他考取了张宗燧先生的研究生，但却得了伤寒，当时错误的救治使他患上了肠穿孔。
北京大学教务处知道后，让他从传染病医院转入北大医院。在北大医院，张金哲先生给父亲做了手术，成功抢救。但手术后治疗还需要阿莫西林（青霉素），那时价格很贵，当时我父亲是个穷学生，他没有钱。是北大的老师、同学们募捐，买了青霉素给他打进去，才挽救了他的生命。
在救治过程中，需要输血，北大的同学们排着队验血，血型跟父亲相同的赵凯华先生、孙亲仁先生给他输了血。同学们也自发排队轮流照顾父亲。这样，1949年10月1号，我的父亲在病床上听到了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我为什么要说这段故事？因为我的父亲多次跟我们提过，人要学会感恩。在当时日本兵在中国的土地上横冲直撞的环境，更要有爱国精神，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科研生涯的三次转变
但是，因为国家的需要，钱三强先生找到他，希望他转到原子核理论的研究上。当时量子场论研究他刚钻进去，非常喜欢，但因为国家发展需要原子能事业，需要原子核理论，他觉得还是要转。
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他一干将近十年，发表了很多高质量的文章。在1955年，由于他在原子核理论领域的出色研究，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在1959年，他和北大的杨立铭教授合作发表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
1961年1月，钱三强先生又找到了我的父亲，希望他从事氢核理论的预研工作，父亲又面临着一次大的转行。因为在原子核理论上，他刚有所突破，且即将能有更大突破的时候，再次因为国家需要，他加入了氢核理论小组，开始了氢弹理论的预研工作。
我的父亲多次跟我说，他非常喜欢抽象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越抽象越好。但这几次转行，离抽象研究越来越远，最终转到了应用。事后他说，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课题，他不能有其他选择，必须全力以赴。
其实，1961年钱三强先生找我父亲谈话时，他还有一种想法，觉得我先把它搞完了，搞完了以后就可以回来。结果，从1965年10月的“百日会战”，到氢弹原理的突破，氢弹爆炸成功，中子弹的突破、核武器的小型化、武器化，到1996年我们国家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他为了国家的需要，再也没有离开我们的国防科技事业。
改革开放后科学院恢复重建，1980年钱三强先生回到科学院时，多次找到我父亲，希望他到科学院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但是，当时我们国家的核武器只是从无到有，离武器化、实战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出于各种原因，核武器研究所的很多人员都离开了。在当时理论部的“八大主任”中，有四位是从事理论研究的物理科学家，其中，邓稼先先生到了院里从事领导工作，周光召先生调到了科学院，黄祖洽先生调到了北师大。如果父亲走了，这个队伍就又缺少了一个。这个时候，我国核武器技术正处于爬坡的关键时期，我父亲只能婉拒钱三强先生的邀请，继续从事国防核技术的研究，一干就是一生。
于辛：刚才说到了，我父亲非常热爱自己的民族和祖国，再分享几个小故事。在天津耀华中学的时候，因为它是富家子弟学校，我很好奇他的同学是否会排斥他，因为父亲是个穷学生。他说不会，因为同学们有不懂的问题，找他来解答，他哪怕再忙，也要先把同学的问题解决了，再做他的事情。
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我父亲是个非常刻苦的人。北大的理学院，就是现在的红楼，离景山很近。当时暑假，我父亲没有多少钱，不舍得回家，所以就经常捧一本书，到景山的小山坡上，在亭子里凉快地看书。我记得他跟我说，他有一本《电工学》，看了几遍没看懂，正好利用这个时间看了三遍，终于搞明白了。
在工作中，很多叔叔跟我说，找我父亲问问题有“三不论”。就是找他时，不论时间，不论地点，不论是物理、力学还是其他领域，他都会认真地去解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问题无论深浅，他都从来不嘲笑人，都会很全心全意地帮助别人。
一位叔叔还跟我说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回他找我父亲请教几个问题，父亲十分耐心地解答了。转天，父亲又给他几张纸，上面有对这个问题的详细描述。后来我问父亲原因，原来他担心说得不清楚，所以晚上又推了一遍，把结果写在纸上交给了那位同事。
所以，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人，他研究的问题，甚至他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都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人家。
同时，他对工作又是非常实事求是、严谨的。在1966年12月28日，我国进行了第一次氢弹原理的实验，这次实验标志着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氢弹技术。在1966年12月27日晚将近零点时，也是实验开始的前一晚，程开甲先生找到了我父亲，觉得这个塔上有一个实验装置还没有屏蔽好，或者没有固定好。所以，两位当时非常年轻的大科学家，就在零下30多度的核试验基地，爬到了102米高的铁塔上固定装置，确保能够取得核试验的准确数据。
另外，我父亲也非常敬业。他经常教育我们，干事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要从基础抓起。
于辛：在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谈了一次话。其中有这么几句，我印象很深。他说，我没有什么时间教你，你上大学要离开北京，去外地独立生活。我希望你要努力学习，要尊敬老师，要团结同学，在大学学习要打好基础，将来你才能走得更远。
在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工作去向已定，被分到了研究机构。我父亲跟我说，你马上就要走上工作岗位了，工作中要努力、刻苦，研究工作要耐得住寂寞，顶得住诱惑。另外，要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更要实事求是。这就是父亲教育我的一些事情。
陈征：非常感谢于老师的分享！最后，我想代大家向您问个问题：在您眼中，您的父亲于敏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包括他的同事们、那一代的科学家，在您眼中又是什么样的呢？
于辛：我的父亲一直把诸葛亮《诫子书》中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作为他的座右铭。
在我的眼中，我的父亲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非常和蔼可亲，也很睿智。对待同事、对待家庭，从来没有发过火。他非常爱我们的家庭，我能感觉到他对我、对全家的热爱。
我要补充说一下我的母亲。她为了照顾我的父亲，从来没参加过单位组织外出要超过一天的活动，因为她要照顾我的父亲和家庭。我父亲能够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中，如果没有我的母亲是做不到的。
为了照顾我父亲，我母亲付出了很多。单位离我们家有差不多500米的距离，我父亲开完会，即使有工作餐，也都要回家吃饭，就是为了吃我母亲做的面条。这样的家庭在我住的那个大院里有许多，他们一直默默无闻地为核事业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聪明才智，所以才能让核工程走得这么远。
我父亲一直强调，大家一定要精诚团结、密切合作，事业才能走得更远。在我父亲的身后，有千千万万的同事在默默付出，无声耕耘，在为祖国的强大而奋斗着。
陈征：非常感谢于辛老师的分享。在他的眼里，于敏先生是一个普通的人。如孔子曾言，“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因为于敏先生和他的家庭，还有周围跟他一样的科技工作者们，他们有共同的理想，有共同的生活态度，有共同的努力，有共同的坚持，才让我们有了核武库这样能撑直我们腰杆的东西，让我们国家能够顺利、持续、稳定的发展。
所以，让我们再次感谢以于敏先生为代表的一代科学家以及他们的家庭，还有所有支持这项工作的人所做出的贡献。这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激励，我们更应该珍惜这个时光，而且要把国家建得更好，才对得起前一代科学家们的艰苦奋斗！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格致论道讲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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