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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于敏,如何从一个穷学生成长为中国“氢弹之父”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格致论道讲坛 Author 于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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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一直强调,大家一定要精诚团结、密切合作,事业才能走得更远。
于辛 · “两弹一星”功勋于敏之子
格致论道第86期 | 2022年9月17日 北京特别荣幸今天能请到于辛老师,从家人的视角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在我们看来非常遥远、神圣的重要科学家们,在生活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请您先跟我们讲讲于先生的故事。
于辛:我觉得要了解我父亲,应该从他的青少年时代开始讲起。在我父亲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他生活在动乱中,生活在日寇的侵略时。当时我们是国弱民穷、民不聊生,日本人的飞机经常在天空飞过。
在这种环境下,我父亲感到无力救国,认为只能好好地去学习科学知识。所以,在他心里从小就埋下了科学救国的种子。
在他小学毕业以后,离开家乡芦台镇,高中考入了天津市的第一中学。那时第一中学是天津非常好的一所学校,但是由日本人管理的。所以不到一年,父亲就申请转学到了当时的一所民办学校——天津木斋中学。
在高二时,他参加了木斋中学的综合知识考试。这个考试中,高一、高二、高三所有的题都出在一起,他考得非常好。有一位叫刘行宜的老师非常爱才,看到了我父亲的成绩,觉得在木斋中学会耽误他,就推荐我父亲去天津的耀华中学。
去耀华中学需要担保,他就给我父亲提供了担保。当时我的爷爷身体不好,收入也比较低。可耀华中学是个富家子弟的学校,从来没有收过穷学生。但正因刘行宜老师的担保和父亲出色的成绩,耀华中学破例收下了他。
我父亲进入耀华中学以后如鱼得水,耀华中学的图书馆让他印象特别深刻,藏书非常多。耀华中学的语文老师,在讲解历史和古诗时,旁征博引、引经据典,历史价值、作者的环境等均会讲明,让他学会了看问题一定要高屋建瓴,要从全局的角度去看。
耀华中学还有一位数学老师赵伯炎先生,他教会了我父亲做学问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每道题要了解怎么解、有几种不同的解法,要前后融会贯通。所以,耀华中学初步培养了我父亲的学习思路和学习方法。
在1944年临近毕业时,我的爷爷因为身体不好,只能把工作辞了,回到老家休养。这个时候面临着高考,对我父亲来说也就面临着失学。父亲在耀华中学的同学陈克潜先生知道了后,把事情告诉了他的父亲陈范友先生,陈范友先生所在的公司决定资助我父亲上大学。这样我父亲才考入了北京大学。
在北京大学有一件事情对我父亲影响非常大。在1949年快毕业的时候,他考取了张宗燧先生的研究生,但却得了伤寒,当时错误的救治使他患上了肠穿孔。
北京大学教务处知道后,让他从传染病医院转入北大医院。在北大医院,张金哲先生给父亲做了手术,成功抢救。但手术后治疗还需要阿莫西林(青霉素),那时价格很贵,当时我父亲是个穷学生,他没有钱。是北大的老师、同学们募捐,买了青霉素给他打进去,才挽救了他的生命。
在救治过程中,需要输血,北大的同学们排着队验血,血型跟父亲相同的赵凯华先生、孙亲仁先生给他输了血。同学们也自发排队轮流照顾父亲。这样,1949年10月1号,我的父亲在病床上听到了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我为什么要说这段故事?因为我的父亲多次跟我们提过,人要学会感恩。在当时日本兵在中国的土地上横冲直撞的环境,更要有爱国精神,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科研生涯的三次转变
但是,因为国家的需要,钱三强先生找到他,希望他转到原子核理论的研究上。当时量子场论研究他刚钻进去,非常喜欢,但因为国家发展需要原子能事业,需要原子核理论,他觉得还是要转。
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他一干将近十年,发表了很多高质量的文章。在1955年,由于他在原子核理论领域的出色研究,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在1959年,他和北大的杨立铭教授合作发表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
1961年1月,钱三强先生又找到了我的父亲,希望他从事氢核理论的预研工作,父亲又面临着一次大的转行。因为在原子核理论上,他刚有所突破,且即将能有更大突破的时候,再次因为国家需要,他加入了氢核理论小组,开始了氢弹理论的预研工作。
我的父亲多次跟我说,他非常喜欢抽象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越抽象越好。但这几次转行,离抽象研究越来越远,最终转到了应用。事后他说,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课题,他不能有其他选择,必须全力以赴。
其实,1961年钱三强先生找我父亲谈话时,他还有一种想法,觉得我先把它搞完了,搞完了以后就可以回来。结果,从1965年10月的“百日会战”,到氢弹原理的突破,氢弹爆炸成功,中子弹的突破、核武器的小型化、武器化,到1996年我们国家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他为了国家的需要,再也没有离开我们的国防科技事业。
改革开放后科学院恢复重建,1980年钱三强先生回到科学院时,多次找到我父亲,希望他到科学院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但是,当时我们国家的核武器只是从无到有,离武器化、实战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出于各种原因,核武器研究所的很多人员都离开了。在当时理论部的“八大主任”中,有四位是从事理论研究的物理科学家,其中,邓稼先先生到了院里从事领导工作,周光召先生调到了科学院,黄祖洽先生调到了北师大。如果父亲走了,这个队伍就又缺少了一个。这个时候,我国核武器技术正处于爬坡的关键时期,我父亲只能婉拒钱三强先生的邀请,继续从事国防核技术的研究,一干就是一生。
于辛:刚才说到了,我父亲非常热爱自己的民族和祖国,再分享几个小故事。在天津耀华中学的时候,因为它是富家子弟学校,我很好奇他的同学是否会排斥他,因为父亲是个穷学生。他说不会,因为同学们有不懂的问题,找他来解答,他哪怕再忙,也要先把同学的问题解决了,再做他的事情。
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我父亲是个非常刻苦的人。北大的理学院,就是现在的红楼,离景山很近。当时暑假,我父亲没有多少钱,不舍得回家,所以就经常捧一本书,到景山的小山坡上,在亭子里凉快地看书。我记得他跟我说,他有一本《电工学》,看了几遍没看懂,正好利用这个时间看了三遍,终于搞明白了。
在工作中,很多叔叔跟我说,找我父亲问问题有“三不论”。就是找他时,不论时间,不论地点,不论是物理、力学还是其他领域,他都会认真地去解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问题无论深浅,他都从来不嘲笑人,都会很全心全意地帮助别人。
一位叔叔还跟我说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回他找我父亲请教几个问题,父亲十分耐心地解答了。转天,父亲又给他几张纸,上面有对这个问题的详细描述。后来我问父亲原因,原来他担心说得不清楚,所以晚上又推了一遍,把结果写在纸上交给了那位同事。
所以,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人,他研究的问题,甚至他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都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人家。
同时,他对工作又是非常实事求是、严谨的。在1966年12月28日,我国进行了第一次氢弹原理的实验,这次实验标志着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氢弹技术。在1966年12月27日晚将近零点时,也是实验开始的前一晚,程开甲先生找到了我父亲,觉得这个塔上有一个实验装置还没有屏蔽好,或者没有固定好。所以,两位当时非常年轻的大科学家,就在零下30多度的核试验基地,爬到了102米高的铁塔上固定装置,确保能够取得核试验的准确数据。
另外,我父亲也非常敬业。他经常教育我们,干事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要从基础抓起。
于辛:在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谈了一次话。其中有这么几句,我印象很深。他说,我没有什么时间教你,你上大学要离开北京,去外地独立生活。我希望你要努力学习,要尊敬老师,要团结同学,在大学学习要打好基础,将来你才能走得更远。
在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工作去向已定,被分到了研究机构。我父亲跟我说,你马上就要走上工作岗位了,工作中要努力、刻苦,研究工作要耐得住寂寞,顶得住诱惑。另外,要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更要实事求是。这就是父亲教育我的一些事情。
陈征:非常感谢于老师的分享!最后,我想代大家向您问个问题:在您眼中,您的父亲于敏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包括他的同事们、那一代的科学家,在您眼中又是什么样的呢?
于辛:我的父亲一直把诸葛亮《诫子书》中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作为他的座右铭。
在我的眼中,我的父亲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非常和蔼可亲,也很睿智。对待同事、对待家庭,从来没有发过火。他非常爱我们的家庭,我能感觉到他对我、对全家的热爱。
我要补充说一下我的母亲。她为了照顾我的父亲,从来没参加过单位组织外出要超过一天的活动,因为她要照顾我的父亲和家庭。我父亲能够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中,如果没有我的母亲是做不到的。
为了照顾我父亲,我母亲付出了很多。单位离我们家有差不多500米的距离,我父亲开完会,即使有工作餐,也都要回家吃饭,就是为了吃我母亲做的面条。这样的家庭在我住的那个大院里有许多,他们一直默默无闻地为核事业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聪明才智,所以才能让核工程走得这么远。
我父亲一直强调,大家一定要精诚团结、密切合作,事业才能走得更远。在我父亲的身后,有千千万万的同事在默默付出,无声耕耘,在为祖国的强大而奋斗着。
陈征:非常感谢于辛老师的分享。在他的眼里,于敏先生是一个普通的人。如孔子曾言,“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因为于敏先生和他的家庭,还有周围跟他一样的科技工作者们,他们有共同的理想,有共同的生活态度,有共同的努力,有共同的坚持,才让我们有了核武库这样能撑直我们腰杆的东西,让我们国家能够顺利、持续、稳定的发展。
所以,让我们再次感谢以于敏先生为代表的一代科学家以及他们的家庭,还有所有支持这项工作的人所做出的贡献。这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激励,我们更应该珍惜这个时光,而且要把国家建得更好,才对得起前一代科学家们的艰苦奋斗!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格致论道讲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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