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农村有多穷？

作者：李锦（新华社记者）

这个村处在半山腰，土地荒薄，小麦产量只有50公斤，人均口粮39公斤，老百姓靠借钱买返销粮。全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9元，每天平均收入只有七分九厘钱，而且这还是实物折算出来的。全年没有一分钱现金收入。家产在30元以下的有13户，这就意味着除去一张木床、一张破席、一床烂被和锅碗筷便一无所有了。村里有30多个光棍汉，有的娶过媳妇，可媳妇跟人家跑了。

今天，你是否相信20多年前（编注：此文写于2000年前）会有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床上，床对面拴着山羊；90岁的老人一个冬天都睡在床上，因为没有衣服穿；病在床上的人，饭后不让洗碗，为的是饿极时能闻一闻碗里的香味。这是真的，这是一个记者1978年在沂蒙山一个普通村庄的见闻。

1978年，全国受灾，农民生活更为困难。这一年农村人口为8.032亿，全国农民人均年度纯收入仅有133元，其中90％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10％。

1978年，全国有4000万户农民的粮食只能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农家，地净场光就是断粮之时，从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济，靠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同是这一年，约有2亿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超过2角，有2.716亿人每天挣1.64角，有1.9亿人每天挣约0.14角，有1.2亿人每人每天挣0.11角，山西省平鲁县每人每天大约挣6分钱。

每天1角钱的收入，是包括粮食、柴草、棉花等等全部收入折算出来的。实际上，不少社队农民除了口粮外，再没有1分钱现金分配。如果社员有点家庭副业、自留地收入，还可以补充亏空，但在那个年代，连门前屋后的树都入了公，农民没有其他任何收入，仅有那1角钱的分配，穷困窘迫之况当不难想象。

统计数字是有说服力的，但生活中的事实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个春节，我从农历腊月二十二到正月初二在一个村住了整整10天，亲眼看到在贫困中挣扎的农民生活的悲怆。在这10天里，目睹那凄惨场面，心灵在一次次巨大的冲击中颤抖。尽管报纸一时还不能刊登这些，但我还是一次次按动快门，记下那些使人看了心酸的场面。

正月初一，走进一个姓鲍的现役军人的家。这间大概有十二三平方的小屋，四壁空空，屋角支着一张锅，因为烟熏火燎，墙壁黑得发亮。靠墙是石头垒起来的床，一家3口人挤在这张床上，床对面拴着山羊。实在因为太穷了，只好人畜同居。我一进屋就明显闻到家里一股羊粪的膻臭味。做父亲的不无庆幸地说，老大到西安参军去了，比过去住得宽敞些了。

来到“老支前”王大爷家，是正月初一上午10点。这是一座斜依在半山坡上的低矮草房，墙是碎石片堆起来的，里面用泥巴糊着。老人在过年前两天没面吃了，嫁到山下的女儿送来一碗用豆腐白菜包的水饺。老伴90岁了，已病了很久，瘫在床上，听说闺女送水饺来了，嘴里直嚷嚷“水饺、水饺”，要起来吃。

王大爷掀开被子，老伴竟一丝不挂，原来老人没有衣服穿，成天躺在这破被子里。只见大娘灰暗的皮包着骨头，肋骨清晰可辨，两条腿像是铁锨把一样细瘦。裹在她身上的棉被也已40多年了，硬邦邦的。带我来的干部说：“没衣服穿，躺在床上两年了，也没好吃的，可老妈妈命硬，今年90岁，就是不肯走。”

屋里有种说不清的味道，像是霉味，又像是臭味，干部赶快把我拉到门外。干部向王大爷介绍我是新华社记者，北京来的。老人伸出双臂抱住我，双眼紧瞅住，连声喊“领导，领导”。我打量一下，大爷脸上已布满老年斑，鼻涕流到胡须上也不擦，一根麻绳扎着黑棉袄，里面没有衬衣。乡干部一把把他拉开，说把领导衣服弄脏了。大爷很不好意思，忙伸出手想替我掸，可又不敢，抬起手顺便擦了一下自己的鼻涕。

干部说，领导来看你日子过得咋样？大爷说：“好啊，有吃有穿，托共产党的福。”明明已经断粮，连过年也不能吃上一顿饱饭，老伴衣服也没有，还在掩饰贫穷生活。大爷听干部介绍我是北京的记者，大着胆问：“刘司令还好吧”我感到诧异。老人说，他与儿子一起参加过打孟良崮，打双堆集，又打过长江。儿子当兵，他是支前的民工。到南京他就回来了，儿子为刘伯承司令站岗，当了警卫员。辞行时，还与刘司令一起拍了照片。后来独生儿因没有文化，老是头疼，便主动要求回家。

听了大爷的诉说，刹那间我有一种负疚感涌上心头，感到眼角发热。为了中国革命，沂蒙老区人民做出多大的牺牲和奉献啊！没有他们，哪有新中国，哪有社会主义政权。可是，他们的日子过得还是这么艰难！

沿着“老支前”家门前的路下山，到了抗日战争中老妇救会员王正英的家。老妇救会员病倒了，脸色蜡黄，呻吟不止，躺在一张床上，见来客了，想撑着起来，可欠欠身又倒下了，没有力气。掀开她家的锅，从没洗的锅底能看得出来，煮过玉米糊糊，还有野菜。揭开面缸盖，大约有三四斤玉米面，地上篮子里是野菜，这家人因为缺粮食，一天只吃一顿饭，要到下午3点才做饭。

老妇救会员约60岁，头发蓬乱，倒在没有垫被的席子上。胃病发起来了，又没钱到医院去，就在家熬着。问她1947年带村里妇女去孟良崮支前的事，她两只眼看着我，呆呆地，不讲话。男人替她回答：头晕，记不清过去的事。枕边有3个碗，碗底还有没有吃尽的野菜糊糊，老妇救会员不让洗，饿了就用舌头舔一舔，说能闻到玉米糊糊的香味。

接着，我们又找到支部书记老张的家，这个58岁的干瘦老头已当了21年干部。问群众为什么这么穷，他说“人懒”；问有没有办法，他说“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个村处在半山腰，土地荒薄，小麦产量只有50公斤，人均口粮39公斤，老百姓靠借钱买返销粮。全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9元，每天平均收入只有七分九厘钱，而且这还是实物折算出来的。也就是说，全年没有一分钱现金收入。家产在30元以下的有13户，这就意味着除去一张木床、一张破席、一床烂被和锅碗筷便一无所有了。村里有30多个光棍汉，有的娶过媳妇，可媳妇跟人家跑了。

他家算混得好的，有一堆地瓜干，从地上堆满东边半个山墙，还有三四个“山东白干”酒瓶。与别人家不同的，他家有一扇门，很简陋的门，木条钉的。他说，村子就是有一条好的，从没出过贼，因为没有可偷的东西，所以也用不着关门。他的50多岁的老伴一直在旁边，手插袖筒里，听我们拉呱。

出了他家，干部在路上介绍，这支部书记还是新郎官，刚成亲才3个月。他当了20多年干部，可也当了30多年光棍。不久前，看这女人的老伴过世了，才把她接过来，这女人在人家那边已当奶奶了。干部还介绍，听说这支书年轻时就爱上过这女人，因为他家太穷了，就跟了别人。没想到30多年村里一直穷，老张也说不上媳妇。有人说是老张有真情，在一直等候她。也有人说是女人看上老张家堆半墙的地瓜干，能吃几年。

不管咋说，最后，老张还是得到了这女人，现在日子过得还是蛮和睦的。乡干部说，城里文化人知道了这事，说不定能编出个梁山伯祝英台一样的戏文哩。听了这曲折又令人心酸的故事，我特地又转身回去，为他们在地瓜干堆前拍了一张“结婚照”，拍照时他们都笑不起来，脸上流露出忧愁。临出门时，这对夫妇直把我们送出来，连声嘱咐“领导，好走”。

一个当了20多年干部的人到50多岁才娶上媳妇，这个村有那么多光棍汉，过不了多少年，这个村子不就会自生自灭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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