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是被教育的结果——对那些被灌输的“荒谬认知”说“不”

数千年来，人类的性情、智力和道德，都没有多大变化。我们今天之所以比古人能力强，不是因为我们天生比古人高明，而是因为我们站在了人类积淀的文明之上。因此，错谬并不只限于古人——古人会犯的错误，我们也会犯。如何检视自己的谬误呢？

     一个人如果从来不照镜子，他是不知道自己脸有多黑的。逻辑，就是思想和言语的镜子。可惜，自古以来，我们就没有这面镜子。

第一位：水和人性

     人性善恶，是所有社会理论的起点。儒学，也不例外。孔孟之儒，是性善一派的；荀子一派，以及其后的法家，是性恶论的。

     孟子如何论证人性为善呢？他用了一个极其优美的比喻：人性之善犹如水之就下（千字君注：《孟子·告子》：人性向善，犹水就下）。都说孟子善辩，他这么一说，儒家信徒都信了。儒家信了，皇帝也就信了；皇帝信了，国人民，也都信了。国人历史上一代代的国人也就不得不信了。

     人性本善，就像水往下流一样自然。这句话无可辩驳。

     可是，这句话也可以反着说：人性之恶，犹如水之就下。同样无可辩驳。

     水的确是从高处往低处流的，于是它就能证明人性的善或恶？

     可见，水的流向和人性的善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但是，孔孟之道就是建立在如此类比的基础上，性善就是这么论证的。

     这也是将其排在第一位的原因。

第二位：君臣和父子 

     君臣和父子的类比，是家国类比的自然延续。

     家，是一个种族延续的血缘组织。为此，家的第一目标，是延续自己的种族和扩大自己的种群。古今中外的帝王家，为了争夺权力而造成骨肉相残的惨剧一直屡见不鲜。但是，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一个再残暴的父亲，也不会轻易对亲儿子下杀手。

     我们看看，皇帝对臣子，会像儒生们劝导的那样把臣子视为儿子吗？朱元璋在南京一登基，就开始诛杀大臣，越是战功卓著的功臣，死得越快；越是有本事的，死得越早。一路杀下去，到朱元璋临死，和他一起打江山的一拨人，全部被杀光，一个也没剩下。

     君臣和父子，是两类截然不同的社会关系。但是，这一套用君臣类比父子的谬论，枉送了多少忠臣的性命！

第三位：天无二日

     中国士大夫要是知道太阳只是银河系里的一颗恒星，就不会作此妄断了。可是，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只是为了证明皇帝是紫微星下凡，为了证明皇权至高无上。于是，就有了“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类比。

     照这一逻辑推演，得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结论——连天下都是皇帝家的私产，还有什么不是他的？于是伯夷和叔齐两兄弟为了显示自己的忠心，发誓“不食周粟”最后活活饿死。

     传统中国因此走向了绝对皇权，总要树立一个最高权威，才能使国家获得暂时的安定。即便改朝换代，也是在原地打转转。

     不曾想，这一类比很不靠谱：光是银河系就有无数颗像太阳一样的恒星，更别提全宇宙了。

     在欧洲很多君主立宪国家，国王是国家元首，首相是政府首脑。如此“大逆不道”的情形并没有让这些国家崩溃，相反，各方势力为了赢得选举，都要争相讨好国民。

     日本的权力结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也是双头制的——天皇是政治领袖和国家象征，将军是军事领袖和行政首脑。天皇的世俗权力，受到将军的压制；而将军权力的合法性和道义正当性，又依赖于天皇的授权。这使得日本民间的思想一直比清朝活跃，制度更新的阻力也就小得多。（参阅戈登《日本现代史》，哈佛史学权威，读懂日本三次崛起之谜）

第四位：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儿不嫌母丑，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为了让个人完全屈服于集体，很多人不惜挖空心思，有人不惜放下身段，将自己和狗相提并论。于是有了这个错误的类比。

     在传统中国，狗是等而下之的：鸡鸣狗盗、蝇营狗苟、狼心狗肺等等，作为一个自尊自重的中国人，绝不会把自己和狗作类比。

     我们不妨抛开传统中国的语言色彩，从生物学上考量。大猩猩的基因最接近人类，但人类绝不会学习它们的伦理，更何况是狗呢？

     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或许是真的。但用这个类比来教育人们放弃自我，是不恰当的。

     一个人出生在某个地方这是自己不能决定的，他可以对自己的邻居和村庄无限忠诚、勇于献身，但如果去强制，岂不荒唐？

     英国人托马斯·潘恩，当年为了支援美国的独立战争，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常识》，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英奸”，英国人却至今传颂他的自由精神。

     马克思也留下了一句话：哪儿有自由，哪儿就是我的祖国。

第五位：茶壶、茶杯和一夫多妻制

     辜鸿铭是一个爱国者，中国的一切，中国的传统，他都爱，包括女人的小脚。

     他也有一个得意之作，就是以茶壶和茶杯的比例，来证明一夫多妻制的合理。

     一外国妇女问他，为什么中国男人可以娶好几个女人。辜鸿铭答：一个茶壶，配四个、六个或者更多的茶杯，不是很正常吗？

     在辜鸿铭看来，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

     可辜鸿铭大概忘了，在母系社会里，一个女人是可以有好几个丈夫的。到底谁是茶壶？谁是茶杯呢？

     辜鸿铭的类比，和孟子性善若水一样著名，但是，一样的荒谬和无知。

第六位：商业和战争 

     上世纪90年代，有一部电视剧叫《商战》，是郑州的一家大型商场投资拍的。后来，由于经营不善，在投拍《商战》之后不久，这家商场的战斗力就一天不如一天，终于在商战中灭亡了。

     商场如战场的思维，在中国并不稀少。更夸张的是，有人说：情场也是战场。“情敌”之间争夺的是什么呢？不是人，而是战利品。情杀就不奇怪了。

     商、战看上去类似，实际上，有本质不同。

     商业中最主要的关系者，有两个：一是消费者，二是竞争对手。

     不受强制力干扰的市场交换，都是自愿平等的交换，是陌生人之间也可以实现的互通有无、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孟德斯鸠直言不讳地说：有商业的地方就有自由、美德和法治。可见，商业才是最大的善，商人是文明秩序的推动者。

     如果对待消费者要是像战争行为一样，那就是欺骗了！因为，兵法中的圣经《孙子兵法》毫不讳言：兵不厌诈。试问：哪一个企业、哪一个老板敢这么说！？

     也有人说，“兵不厌诈”不是对消费者，而是对竞争对手而言的。

     对竞争对手，就适用“兵不厌诈”吗？商业竞争，不是你死我活。如果一个企业，不是谋求独霸市场的话，竞争对手的存在，恰恰是企业进步的最大动力之一。将对手视为敌人，欲置之死地，是一种极为病态的商业思维。

     消灭敌人，胜者通吃，是战争思维。竞争且共存，分享市场，是商业思维。

     所以商业和战争，怎么可以类比呢？

     类比，是中国人最常用的一种思维和辩论套路。很多懒于思考的人，一旦找到了某种似是而非的类比，便会欣喜若狂地以为自己发现了人间大道。但是，如果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属性，则会看上去很像，其实，谬之远矣。作为一种修辞和比喻，类比可用，但，要是作为论证的话，就要小心了。若不同类，则不可比。不同类而比，就会成为孟老夫子的以水之流向，类比人性，贻笑千古。

    如果文章对你有所启发请加微信号，防失联

点此公众号名片，一键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