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以前死去的人是幸福的

这是在楼下散步时，脑海里忽然浮现出来的念头。停下来想了想，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可能是多年前我在哪本书里看到过，有人悲叹，生活在1789年之前的人才知道什么是幸福，在那之后，那种宁静和安稳就已经被疾风骤雨摧毁了。

当然，我知道回望总不免带有美化，那是为了安慰当下的自己而构造出来的一段记忆，但并不是真的，对于在疫情以前死去的人们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海啸一无所知——虽然我们现在也许羡慕那种一无所知。

2018年初的严寒中，我的大舅舅在睡梦中去世，时年73岁。他原先一家人过得体面而幸福，不料人到中年，自己因车祸而一腿截肢，妻子又旋即罹患绝症亡故。接连受此打击后，他完全看淡了，人生最后二十年，他坐着轮椅，周游了47个国家，那是他年轻时想做但一直没能做的事——但那时他至少还能够，如果再多活两年，他可能发现连这最后的愿望也无法实现。

疫情在我们的生活中落下了一道铁幕，过往已如异国。当然，现在回头来看，那时的平静（且不说“繁荣”）时光看起来也是虚假的，那并不是我们这个社会地表下的真相，但如果它延续到你人生结束时，那对个人来说就跟真实的没有分别。

前一阵就有朋友揶揄：“现在老中已经纷纷怀念2019了，过几年会怀念2022。”当被质问“怀念2022什么”时，他答：“2019年时，很多人问了同一个问题。”

“怀念什么”是无关紧要的，因为那种怀旧原本就是相对的——你以为已经够糟了，但其实还可以更糟。在失去之前，又有谁能想到连平常的吃饱饭、出门上班、到小区外面散步都是值得珍惜的？

北京亮马河露营

我们已经在失去，但更令人忧惧的是，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还将失去什么、失去多少。听说这个五一假期，难以出城的不少北京人都聚集到亮马河边露营、野餐，有人说，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末世感，因为“下一秒可能就是全城禁足，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生被击碎”。这就是人们能做的：在大浪涌来之前及时行乐，过好当下的日子，至于未来，留待事到临头再说。

当未来露出一点模糊轮廓时，没人知道它确切意味着什么。苏联作家阿马利亚克曾讲过一个故事：他的姨妈在小时候曾被女教师预言生活中将充满花朵，结果晚年凄惨，为糊口而制作装饰帽子的假花——所以预言实现了。好笑吗？它或许就是我们生活的真实隐喻。

我发现，周围已经没什么人还有勇气谈论未来了，又或者说，谈及未来也都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如何活下去”。就像那个以色列笑话说的，“我当然是乐观主义者，我确信今天比明天好。”

中国人也经历过那样的年代，鲍若望在他那本回忆录中提到一个剑桥大学的高材生James Qin，他因为主张教英语应该用英国教科书而入狱，他说：“这是一个扭曲了的世界，悲观者向前看，乐观者向后看。”

西谚有云：“想得长远，必然悲观。”但现在正反两种情况都出现了：未来不确定，过好当下；而与此同时，只看当下，每天各种喧嚣的消息在耳边轰鸣，倒是想得长远一点还能带来少许平静——当然，我也知道，即便现在只是一段阵痛，但说不定比起我们的人生已足够长，因而对很多人来说，拉长镜头的视角并不能宽慰当下的痛苦。

前两天有朋友说，连他一位“整体上三观都还很正”的同学也说，“今后例如核酸、二维码、行程码常规化，他是能理解的。只要放开、生活回到正常，他什么都能接受。”

但那并不是“回归正常”，而是紧急状态的常态化乃至永久化。如果那成真（确实很有可能成真），那才意味着我们以往的正常生活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曾生活在其中的那种文化衰落了。我们已成为它的遗民。

Greg Girard/Phantom Shanghai

1944年，24岁的张爱玲在《传奇》再版序言中以其早熟写下一段话，现在看来就像是对上海这座城市、乃至这个时代的预感：“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

我们的生活正在成为废墟。“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我们的有生之年将不再看到它亮起”。对有些人来说，属于自己的时代已谢幕，舞台正变得陌生；对另一些人来说，原本的生活就已太沉闷，崩坏中也多少能看到新变化；而更多的人，大概并没有察觉到有什么变化，又或察觉到了也不清楚这是什么意义上的变化。

在疫情之前，我们甚至都不敢想象现在这种日子，但现在它已无孔不入，而我们兀自搞不清楚是梦是醒，不断地掐自己来自我提醒：这只是一个难以醒来的噩梦，别忘记清醒时的时光，然而时间久了，越来越难以确信之前那些正常日子是否才是一场梦。

让人啼笑皆非的一个收获是，这段经历帮助我更深地理解了卡夫卡，我们终于也亲历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现代性体验。以往他的小说所传达的那种荒诞、疏离，对我而言是抽象的，只有哲学和审美上的意味，现在我发现，那其实是写实的，而他那些话语看上去是消极的，其实是最顽强的。

他说过一段绕口令式的话：“我像其他人一样会游泳，只是我的记性比别人好，就是忘不了以前的不会游泳。由于我不能忘记，会游泳对于我来说无济于事，到头来我还是不会游泳。”

这是一种看清现实的坦然面对：他知道注定失败，看清所有这些全属虚幻，也明白什么才更省力，但他仍不愿意自我欺骗。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所处的时代，但可以试着去理解它，虽然它在本质上是不可理解的。我也知道，更多人选择的并不是去理解它，而是去消解它，因为对于荒诞的生活，只能靠坚定的内心和一种可怕的幽默感。

在这喧哗与骚动的时代，太多人都觉得自己“信息超载”了——抢菜早已腻烦，解封的消息也已不再期待，甚至看到那些触目惊心的事件也都已没法动感情。你发现，当现实糟到一定程度，唯一的办法就是一笑置之。

这很容易滑向某种犬儒：别来打扰我，我只管自己岁月静好，坏消息一概不想听。平心而论，这也是人之常情，那至少能大大减轻人们的情绪负担，好过被它压垮，这些天来我也曾劝一些陷入低沉的亲友：“太大的东西超出我们掌控，就不要去想了。”

但我们不能到此为止。当我们外部生活逐渐崩坏、沦陷，我们更有必要退回来重建自己的内心生活。这像是斯多葛派的哲学：以一种有尊严的逆来顺受来接受世上的一切，但在心里摒弃它。

以赛亚·伯林曾说，这种信念将精神的内在堡垒看作唯一真正的自由，以此永远保障自身的独立自主，因为内心生活是没有任何外界的力量可以触及的，这对身处痛苦现实中的人尤其具有吸引力，但他也不失时机地嘲讽这是一种自我安慰：“我无法拥有的东西，我就宣称它是无价值的。……政治的无能意味着精神的自由，物质上的失败意味着道德上的胜利。”

问题是，对于这片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内心是最有可能的移民方向——所谓“内心移民”（inner immigrant）。如果我们任由自己被改变，那才是真正的失败。

在《她来自马里乌波尔》中，莉迪娅历经生活磨难后得出了一个悲伤的结论：自己变得粗俗了。她写道，我丧失了很多批判精神，也失去了细腻的情感。体制取得了胜利。

时代确实在改变，但我们并不是没有选择——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即便自己觉得“没有选择”，什么也不做，这其实也是一种选择，就像弃权也是在投票。如果我们任由自己的生活被外力左右，那即便可以有归咎的对象，但属于我们的生活仍然被毁了。

前几天，有位读者说，她还很年轻，常被人说幼稚，好多东西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但在学校里被关了这么久，不得不开始反思：

我现在觉得不管怎样，可能自己要找到一个生活中的锚点，无论是兴趣爱好也好，还是俗世烟火气，或者是自己的精神自留地，只有找到那种让自己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能心安平静的东西，可能才不会被时代的巨浪裹挟得不知所措。

她说得对。我们需要沉住气，好好地活着，在废墟上重建生活。这肯定不容易，但这一次，我们可能真的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