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常说，计划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难”，其实世界上更普遍的情形是：想要让人多生孩子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难”。这一点，中国也越来越明显。自开放二胎以来，2015年、2017年是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出生峰值年，但适龄妇女生育率（total

母亲的年夜饭年三十近午到家，母亲已经做好了菜，就母子俩，也就粗茶淡饭，虽然好歹总是新年在即，她觉得也不能太素淡了，要不然一点喜庆气氛都没有。这次我就一个人回来，老婆孩子都早早去福州外婆家了。我们两边都是独生子女，原本早就说好了，一年崇明一年福州地轮换，但最后不知不觉就变成了这样：上一年都回福州过，下一年除夕回崇明呆两天，年初二又再一起去福州。但今年我想回来陪陪母亲，也得点清静改改稿子。父亲去世已六年，母亲也早习惯了寡居的日子，固然，看到我回来总是高兴的。吃饭的时候，她笑笑说：“这也就是个名堂。好像都大过年的，儿女也不回来看望你，别人看了觉得你凄凉，其实看开了么也就那样。”确实也就是个名堂。儿女在外的，虽然逢年过节多半总要赶回来，但那到底有多大意思，连老人们也都在怀疑。很多人家盖楼时，照例都会给儿女留好房间，女儿也有“立房头”，出嫁后总留着一间给她，要回娘家随时可以回来。那一间往往是装修得最好的，像我的那间在很多年里也是家里唯一一间有木地板、空调的，酷暑严寒的时候，哪怕我催促再三，妈妈往往也还是不肯过去睡，她说是“习惯了”，其实只怕是因为她在内心里默认那不是她自己的房间。然而，这些年儿女回来得日渐稀少，每次回来，老人还要预先准备好一桌菜、晒好被褥、洒扫庭除，仿佛是要接待什么贵客。年轻人拖儿带女回来，呆上一两天，又呼啸而去。有的老人到后来也嫌麻烦了：“回来也就那样，还不如不回来呢。”有的倒是不麻烦，南宅一家，儿子娶了城里姑娘，这些年生活也比较讲究，也不知是不是嫌父母床铺收拾不干净，向来从不过夜。以前老人做饭，媳妇还勉为其难秀气地尝一筷，这两年开车回来，索性都去镇上饭店吃了。回村来，其实也就是跟父母见一面，说几句话，再坐下去，好像也不知道还能干嘛了。说到这，母亲说：“就这，还真不如不回来。上海开车回来一趟，在家里呆的时间还没在路上多，也不宿一晚，你说这是图什么？就是完成任务。”我听了笑：“那叫你来上海，你也不习惯，勉强住一晚，就像家里有什么金窝银窝，又逃回去了。”上个月约母亲来上海小住，不然岳父母要回福州了，她想着确实也说不过去，我原说让她周六一早来，结果她还是周日午后才来，小聚了下，第二天一大早就回岛了。说到这，母亲也不赖：“这我承认。我也是完成任务。”今天的河滨夕阳黄昏出去散步，母亲说起去年摔了两跤，万幸都没事，不像邻居不慎摔成了粉碎性骨折。这事她每次都是好了以后才和我说，我叮嘱她不能这样，别逞能，她总说：“没事，你也要上班，回来又能怎样？你又不是医生。我只要生活还能自理就不想麻烦你。”说是不想麻烦我，她其实也不想跟我们一起住。这她毫不隐瞒：“我真心觉得这样挺好。我和别人家的爹妈不同，我还就怕你们开口跟我说：‘妈，你现在一个人住我们也不放心，来上海跟我们一起住吧。’尤其是如果媳妇开口，叫我怎么回绝？我说住不惯吧，要是媳妇再伶牙俐齿点来一句：‘有啥住不惯啊，这就是您自己家。’那可真要命了，推都推不掉。”对她来说，那不是“家人团聚”，只是苦差：“就算儿女说是想尽孝，要我享福，那真住进你家，怎么可能什么事都不做呢？做吧，也未必都能让你们满意。那样束手束脚的，何况你们都忙自己的事，我也多余，还是在自己家里舒坦。”事实上，有一次二舅就叮嘱她：“外甥叫你去上海，你可要去啊。”听母亲转述后，我听了也不是滋味：不管我多么真心想要妈妈来上海“享福”几天，但在老人眼里，那倒像是个难以推辞的义务——还得配合演出，给儿女一次尽孝的机会。这方面我也从不执着，一早就和母亲说好了，去留任便，也不用担心我会不高兴，反正想来就来，想回就回。她觉这样最好：“不用装作一家人和睦团圆，本来那就是你们家，不是我自己家。你也不用为自己不够尽孝而内疚，我倒是得谢谢你，给我自由。”她不想依靠谁，想清楚了，人都是孤独终老的：“你说一年多回来几趟吧，也就多见几次面，又有多大不一样？我今年七十三了，或许还能生活自理个六七年，然后就进养老院，再住个六七年，下床都不行了，那也就差不多了。儿女真正能陪伴多久，也就看最后那一点时光。”所以想到这，她也理解现在的年轻人不想生孩子，“确实也没多大意思”。只是她喟叹，年轻时偷懒，觉得头胎是儿子就能交代得过去了，根本不想再生了，没想到现在到老了，毕竟还是羡慕人家有女儿的。她有一次笑话我：“每次打电话回来就是一句：‘妈，你最近怎么样啊？’你说我能怎么样？都七老八十的了，生活每天都平平淡淡，你要我真讲有啥事，我讲不出来。人家兰芬的女儿天天打电话回来，一会这个菜怎么做，一会那个毛衣怎么打，家长里短，无话不谈，你好像就问大事要事，没事就要挂断了。”今天晚饭时又说起这些，她停下筷子，若有所思：“想开了么，女儿也不一定好。”隔了一会又说：“为什么女儿就一定要贴心呢？我也是当女儿的，好像对你外公外婆也没特别贴心。”饭后去镇上逛逛，都除夕了，店铺居然绝大部分都还开着。我带回来的乌龙茶喝完了，顺手在超市里买了瓶，也没多想。结账时，母亲瞟了一眼，叹了口气：“你就只给自己买了？真是跟你爸一样，一点花头都没有。”

“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这句话至少去年就在网上传开了，近来尤为流行，时不时就看到有人或感叹、或嘲谑地说起。当然，绝大多数人这么说的时候，只不过是在玩梗，又或是突然发现了一句能恰巧表达自己心声的话，仅此而已，这也值得认真看待吗？任何流行语之所以能流行，都不大可能是偶然的，因为如果不能被人广泛接受，它就流行不起来。何况，又为何恰好是此时才流行？在我看来，在这句看似玩世不恭的感叹之中，正隐含着当下社会心态的关键变动。这其中首先透露出的，是一种幻灭的意味，以及由此而来的失望情绪：一些看似专业、严谨、庄重的事物，当你窥见内幕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潦草敷衍、一地鸡毛，“原来也就那样”。抖音上一位经济时事博主的话，就表达了这种失望：“这个社会各行各业充斥着大量的糊涂混子，少数干实事的人在无处不在的推诿和敷衍中勉强的将集体工作维持在底线之上，整个社会运转的晃晃悠悠撒汤漏水，一切都是对付着能用就行。”可想而知，对于那些曾对外部世界的运行寄予期望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幻灭即便谈不上多痛苦，至少也难免感到一阵虚无，因为他们赫然发现，现实世界并不如自己所预期的那样，有时甚至连装装样子都谈不上。去年一位朋友跟我感叹，她在上海多年后回到内陆城市的老家，入职的单位看抬头还说相当正规的，结果呢？制定好的规则说变就变，重大招标流程如同儿戏，方案就交给没什么经验的下属随便写写，而领导甚至看都不看就发出去了。在此，“草台班子”乍看源于不专业，但背后的实质是权力的任意性：所谓标准、规则、合规，都可以随时不作数，操作的细节可能存在无数纰漏，但领导不在乎，因为权力不受制约，也不管专业细节，它在意的是权力本身对“全局”的掌控。这就不仅仅是幻灭了，还有祛魅：本来你寄予了那么多期待，结果，“就这样？”原先的敬意越多，落差就越强烈，难怪有句俏皮话说：“如果你喜欢香肠，最好别知道香肠的制作过程。”因为当你知道了其中的偷工减料乃至恶心之处，就感觉再也难以下咽了。在此，所谓的“世界”当然不是那个客观的物理空间，而隐含着某种伦理期待，就像传统时代的中国人对“天”的理解，那应当是一个高远、道德的存在，因而当近代人发现“天理”崩塌时，内心的痛苦难以言喻，毕竟那原本是他们的生活秩序的支撑物。即便对现在的人们来说，“世界”的伦理意味不至于那么强烈，但那种落差带来的失望，毕竟也是真实的。那些初窥内幕的新人，尤其容易有这样的落差感，因为他们原先多多少少为那些正式机构和大人物赋予了一点光环，结果真正接触之后，发现竟然也不过如此，一些看似重大的决策，随随便便也就那么做出来了，你难免有点震惊：“这也可以？”那种光环，原本就需要一点距离感，所以西谚才说“熟悉产生鄙夷”——耶稣或许被陌生人视为救世主，但对他家乡的人来说，那不就是那个马厩里出生的木匠之子吗？近距离观察到“也就那样”，是很难没有心理冲击的。虽然客观地说，这种感觉也未必都对。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职场经历：年轻刚入职时，发现一些工作多年的老同事按说更专业，但他们对待工作看来还没我认真，就只随便做做，或者就说“你先看情况做吧”。我也曾震惊过，但多年后意识到，他们那样也不完全是敷衍摆烂，而是他们已经经历过太多次，知道那个尺度大差不差。有时候，这种潦草敷衍源于不可预测的形势和风险：在这个多变的市场上，要保持专业、规范是很难的，甚至艰于生存，原有的机制来不及完善，就又变了，人员则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一切都有可能，并且是以料想不到的恐怖速度和力度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反正永远都在形成（becoming）之中，似乎也没必要太认真。当现代社会的结构组织足够复杂、现实又变动太快时，指望它能不辜负我们的期望，始终那么全能，其实也是不可能的事。《最后的大亨》中描写过一个英雄，他最初想成为工程建筑的总管，“一个了解所有事情底细的人，”但是，当他作了总管以后，却“发现没人知道任何事情。”这种怀疑和不信任感不仅有必要，也常被证明确实是正确的。美国总统J.F.肯尼迪曾感叹，他在就职时最使他吃惊的是一切果真都像竞选时所说的那样糟。就此而言，认识到“世界是个草台班子”至少有助于人们降低预期，保持清醒。当然，还有些时候，像这样的感叹不过是一种“中二病”的表现，仿佛只要祭出这句话，你就能迅速转变为一个世故、深沉、苍凉的智者，从宏大的尺度看穿了这个世界的运作不过如此。这时候你或许应该问下自己：真的是这样吗？不论如何，这种幻灭情绪还是值得重视，因为它会悄无声息地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虽然一些年轻人之所以有这样的震惊，只是初窥内幕带来的落差感，但却很容易让他们产生一种自己已“看穿一切”的信心；祛魅之后，不信任感尾随而至；质疑随时可能演变为对专业性的鄙视，乃至转向怀疑一切的虚无。更进一步说，当这样的心态在社会上弥漫开来，公信力的重建将加倍艰难：往坏处说，这可能助长民粹和阴谋论盛行；往好处说，这可以激发个体的独立性和怀疑精神，由此基础上建立的公信力才可能是真正的公信力。至于这究竟是好是坏，其实取决于你下一步怎么做：对有些人来说，看到“世界是一个草台班子”意味着幻灭后的绝望，自己不愿再为之投入什么，躺平拉倒；但对另一些人来说，那恰恰意味着新的开端——既然不能对那些正式机构和大人物寄予期望，“原来他们只是那样”，那么只能靠自己。知乎上对这一话题的讨论，底下就有这样一条回复：“其实早点想通这些，你就不会带着滤镜去看任何的人和事。于我这种从小有些自卑的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跨越性认知。我不再苛求自己，不再妄自菲薄，向着自信而又强大的自己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心理学家荣格说过一句话：“没有一种觉醒是不带着痛苦的。”如果看清楚“世界只是一个草台班子”，那也行，把这作为个人觉醒的一个开端吧，那这痛苦就值得，看看我们有没有可能搭出一个不一样的世界。相关阅读：这一年，我重新认识了“勇气”希望要放在我们自己身上

对《新华字典》的攻击，在网上已热炒了一段时间，这两天逼得《中国传媒商报》都出来表态，撰文说“混淆是非、歪曲事实，对《新华字典》的攻击该停了！”然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攻击？这一波风潮始于有人在自媒体上发的视频，宣称新版《新华字典》中的释义“玩弄女性”、“腰里别着一支手枪”、“孩子小成了累赘”涉嫌违反出版管理条例。收录的词条有问题，不收录也有问题：该网民认为，《新华字典》12版没有“倭寇”一词，这是在为侵略者洗白。上述指控一言以蔽之，即不符合当下的政治正确：“玩弄女性”被看作是道德负面的；“腰里别着一支手枪”被理解为性暗示；“孩子小成了累赘”则被认为错误引导年轻人少生不生。更严重的指控是未收录的“倭寇”一词：“第12版《新华字典》第511页，对‘倭’字的解释只有一个‘古代称日本’，将倭寇的历史罪恶就一笔勾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第37条，‘存在宣扬美化否认侵略战争行为和屠杀惨案的内容’。”这个问题之前就曾吵过，但实际上，《新华字典》作为小型字典，从1950年代以来的所有版本都不曾收录“倭寇”这一词条，所谓“新版删除”的说法并不属实，不过由此可见近些年风向的变化，已使得人们对此产生了高度敏感。当然，辩解者可以从技术层面来反驳这些指控，强调不存在任何主观故意，词条释义也没有问题，收录这些词符合辞书编纂规范：编纂字典词典，必须全面客观反映语言现象。负面词语、消极词语是汉语词汇系统的组成部分，任何通用型字典词典都不能回避，必须收录，如“抢劫”“诈骗”“偷盗”“贪污”“腐败”等词语，收入字典词典，是希望使用者懂得这些负面词语的意思，并不代表编写者认可或提倡词语所表示的内容。如“抢劫”这个词，收录目的不是教唆抢劫，而是告诉读者“抢劫”这个词的涵义和使用语境。这些辩解当然有道理，但是能阻止这样的攻击吗？我想是不能的。对《新华字典》提出指控的两位从根源上说，这些攻击所在意的，当然不是辞书编纂学本身，而是旨在塑造一种没有杂质的环境。受这种道德净化的冲动所驱使，自愿的卫道士们拿着正统观念的标尺四处比划，把任何不符合这一苛刻标准的都要敲打一遍，清除任何在他们看来有问题的异质。对这些人来说，字典并不只是兼容并蓄地收录所有字词而已，而更像是一部道德规范法典。尤其《新华字典》是中小学生必备的，一些偏执的家长因而坚称它应当绝对正确而不容有任何“污染”。博尔赫斯在1960年就曾谈到词典编纂背后的不同信念：“最初的词典要比现在的更讲逻辑，收录的都是难懂的词汇。约翰逊的那本词典里收录了所有弥尔顿诗歌里用过的词语。在英国，通过词典来设定语言规范是很奇怪的，他们把词典定义为常用词汇的汇总。而西班牙还在坚持旧传统，认为词典是用来裁定什么词该用什么词不该用的。”不难看出，当下许多国人所恪守的，正是那种旧传统：词典并不只是“常用词汇的汇总”，而是一部“正典”，指导着人们应当如何正确地使用字词，树立道德规范。尽管生活中骂人话比比皆是，但按照这种观念，它们都不该出现在词典里。因此，尽管不少人从词典编纂的角度出发，对相应的指控嗤之以鼻，但这其实无法动摇这样的信条，因为这远不止是词典编纂而已，而深深地根植于一元价值观的社会基底。即便这一波被击退，但攻击者根本没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难道给孩子用的词典不该绝对正确、干净吗？在“观察者网”一篇批驳这类攻击的文章底下，一条高赞留言就不满地质问：我不知道本文作者的具体用意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知道《新华字典》是用于少年儿童的基本工具书典。而《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是成年人的工具书典，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我认为如果按照《出版管理条例》《爱国主义教育法》以及有关青少年的法律法规，这版《新华字典》的确有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为什么近年来会出现这样的争论？这可不止是像有些人挖苦的那样，只是因为“蠢货都上网了”，而是社会价值观保守化的又一风向标。这就是为什么对《新华字典》的攻击是一个危险的征兆，因为这种乍看可笑的吹毛求疵，正表明我们这个社会涌动着一种不断狭隘化的自发冲动。在“高考工厂”毛坦厂中学，近些年来在学校和家长的联合努力下，周围方圆几公里的网吧都被清理一空，目的就是营造一个让孩子专心读书的“清朗”环境。唯一的几台电脑，是一个淘宝代购店，学生们在放学的间隙就去店里摸摸鼠标，搜搜衣服鞋子，只能用这种方式过过瘾。家校控制学生，学生也控制老师。之前我就曾在《学生为何举报老师？》一文中写过，近年来许多学生都无法容忍老师在讲课时偏离正统。连一个我觉平日里颇有想法的朋友，在这个问题上也振振有词地坚称，老师不应该有任何自由发挥，他只应当照本宣科转述那唯一正确的论述就行了，否则都有“带歪”孩子的嫌疑。以“保护孩子”为名，这些狭隘的信条都得到了合理化，这些充满控制欲的家长真诚地相信，自己这么做都是为了孩子好，在这个危险的环境中保护孩子远离那些污染，却未察觉自己的做法才可能是真正危险的。他们寻求的不是让孩子在一个开放多元环境下成为自主的个体，而希望培养一个符合唯一正确道德信条的好孩子。然而，可想而知，这最终极有可能只是鼓励了伪善和两面派：词典不收录“玩弄女性”这一词条，并不意味着现实中就不存在相应的现象，只不过让一些人学会如何在表面上应对，而在现实中则有大量潜规则和隐性知识。一个可悲的现实是：我们这个社会有特别多自愿的卫道士，他们非常积极主动地去捍卫自己心目中唯一正确的道德信条，你有时都不理解他们到底图什么。我倒不认为那些攻击者只是太无聊、博眼球，他们为什么不能真诚地相信自己的信念呢？虽然这样就更可怕了。当然，这也不能责怪他们，他们自身也不过是一元价值观社会的产物，又反过来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狭隘、封闭（虽然在他们自己看来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净化），恐怕他们无法理解，一个道德上不断净化、完善的社会，怎么可能是个更糟糕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棘手，因为对《新华字典》的攻击只不过是这一波呼啸而来的大浪中一朵微小的浪花，即便它迅速平息，但让这一大浪涌起的深沉动力远未消除。仅仅在技术层面反驳对词条编撰的指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超越这种狭隘的想象力，让更多人意识到，那种不断净化的努力并不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而恰恰是可怕的贫瘠、枯竭和单一。在我们窒息之前，必须要高声喊出异议。

鲁迅（左）、许广平（右）和儿子周海婴“鲁迅也是个渣男。既然不爱朱安，就不要娶她；娶了又不敢离，和许广平婚内出轨生子，这不是渣男是什么？何况，平日里写那么多文章来为女性呐喊、争取权益，回到家里还不是得由许广平伺候着？”像这样的观点，这两年来你可能也看到过。不止是鲁迅，朱自清、胡适，当然更别提多情的徐志摩，统统都被批判为“渣男”。过往的不少文艺作品，现在也得到了重新打量，以前是批判中国社会“性压抑”，讴歌“解放”，现在这类故事要开始被看作“不道德”了。电影《甜蜜蜜》上映已27年，也突然被骂“三观不正”，因为黎明饰演的男主角“很渣”，分明脚踩两条船，“一段美好的感情，怎么可能允许男女主角有这样的情感道德瑕疵呢？”▌争取权利与社会保守化无论是这些民国文人轶事，还是文艺作品，都久为人知，但像现在这样的评价相当新鲜，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社会心理变动：一方面，这为重新审视历史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女性视角，本身也标志着女性意识的兴起；然而另一方面，这种权利意识却是以保守的道德观念为基底的。在通俗文化中最能看出这种心态：网文圈近年来流行“双洁”，就是要求恋爱双方都得是初恋，无论是情感还是身体，且从一而终，才能符合道德标准。当然，某种意义上，这也算是进步，因为这好歹摒弃了先前男性以“风流”为荣的社会叙事，迫使男性不能轻易背叛，但代价则是引入了压抑的道德教条——不难想见，笼罩在这样不可逾越的严苛红线之下，人是很难感到自由的。有朋友就发现，周围的熟人，原先说话很自由，肢体语言也很丰富，但一旦结婚之后，就变得“成熟稳重”，仿佛有一个无形的框框在约束当事人的语言和行为，使之看上去束手束脚，与以前判若两人。电视剧《归路》（2023）里，男女主角热恋，你以为下一秒就会滚床单，但结果却是男主角起身去修轮胎当然，公平地说，有时这会出现一些意料不到的结果。固然，现在连糖水剧里都强调男女要对爱情和婚姻守贞，但在守贞的前提下，两性性关系的呈现倒是比原先放松了——只要两个人都认可对方是终身伴侣且相互忠诚，那就都没问题了，婚前性行为、未婚先孕都没有被赋予负面的意义。然而，这只限于当事的两个人，不存在其他人的可能。通俗文艺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桥段：如果一个人（女主人公或即将配给女主人公的男性）有第二次情感选择，那设定就只能是自己看走眼，遇到了渣男渣女，对方先犯错，这样主人公就可以洒脱地再选择。也就是说，如果分手，那必须证明对方道德败坏，而自己的行为是完全正当的；绝不能自己主动“背叛”，不然就显得主人公“道德败坏”，也就是说，一旦建立起亲密关系，就不允许重新选择，无论是否适合自己。根据这种想法，根本不存在正常的分手这种可能——那似乎是一个天真的想法，毕竟两个道德高尚的好人，也完全有可能婚姻出现问题。▌道德

今年全国各地农村，发生过多起“抢大户”事件。一群人去别人地里“捡”东西，这可以说是“偷”，被发现后不停止，就是“抢”。媒体报道过的，就有辽宁和四川。当然，河南最多，尤其以我老家周口最多。大部分媒体的论调，都是“怎么不管一管”，或者农民是不是道德败坏，一些自媒体则为了流量擦边球搞“地域攻击”。实际上，这些事的背后，反映出农村正在面临着巨变，这种“变”未来如何演化，是一个大问题。▌一坦白说，今年周口好几起抢大户事件，让我感到很吃惊，都是河南人，为什么前些年很少有人抢呢？几年前有一次回老家去田野散步，我妈问我一个问题：你还能找到我们的地在哪里吗？我很尴尬，因为完全找不到了。过去的田，都是分块耕种，一家与另一家的田地，中间隔着窄窄的小道，人可以从那里走过去。而现在，这些“田间小道”消失了。很多人的地，都租给了同一个人耕种，很多田都连成了一片。那个秋天，玉米正在成熟。如果想吃玉米，在路边可以随便摘。但是，没人这么干。河南农民不缺这一点东西了，年轻人都在外打工，村里人很少，谁也不会想拿别人家的东西了。去年春节回家，见到一个感人的场景。大户（其实是我隔壁邻居家大侄子）大摆宴席，请大家喝酒，因为收小麦的时候，正在晾晒，突然降下大雨，多亏村里邻居（因为疫情有一些年轻人也在家）帮忙，才没有造成损失。这个场景应该写入中国的农业史，它反映出农村正在出现的新的“生产关系”。乡亲们亲切地称大户为“地主”，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地主”不过是租户。理论上说，农民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他们只是“承包”，现在则再次承包出去——“失去土地”的农民，更像是地主。大户不是剥削者，是“打工的”。农民把地租给大户，每一亩可以收入五百元。很多农民都去外地打工，家里几亩地本来就没人种，这时候能够收入两三千，当然划算。“大户”可以租下几百亩地，机械化规模种植，非常辛苦，但是也有不错的收入。乡亲们帮大户抢救、转移晾晒的小麦，既是基于情谊，也是农民热爱粮食的本分。他们没有要工钱，而年底的酒席就是回报——河南农村正在出现温情的东西，而不再像过去那样残忍。土地正在被集中在“大户”手里，农业生产效率也得以提升，这是过去几年河南、安徽农村普遍上演的故事。70后农民工，还有一点残存的耕种记忆，80后、90后、00后几乎没有任何农业劳作经验，他们从小就知道将来要到城里去讨生活。掌握资金、机械的“大户”，是真的热爱土地，他们也因此发展出新的耕作技术和田间管理经验。这就是农村正在发生的巨变——下一步是什么呢？理想来说，进城务工的人能在城里站稳脚跟，不要返回农村，这样农村不但生产率提升，环境也会慢慢改善，进而道德、文化水平也会提升，进城打工的年轻人，过年开着几万块的车回来，他们甚至愿意集资给老家修公共设施。▌二这种美好愿景的前提是，农民工在城市能够站稳，他们不但能养活自己，还有余力供养在农村的父母，父母老了不能耕种，把土地租给“大户”就好。但是，从去年开始，出现了一个转折。去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农民工早早返回家乡，他们处于一种“纯消耗”状态。今年春天，尽管很多人阳性，大家还是早早回到城市打工，因为挣钱的脚步不能停止。一个不太美好的现实是，进城务工变得太艰难了。房地产不景气，很多项目停工，在工地打工的人没有了工作，这当然也影响到上下游产业的体力劳动者；送外卖也开始竞争激烈，很多大学生毕业没工作送外卖，网上曾传出“45岁以上”连外卖的工作都难找。前几天看到一个报道，很多“小镇做题家”重点大学毕业，也选择回归故乡了，他们到老家考公务员，想进入体制工作。曾经，他们都是“村里的希望”，现在成批回去，其实只是一个“潮流”的一环。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农民工的返乡潮。人们当然期待他们回老家能创业什么的，但是那都属于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说“大户”的出现是农村的“新局面”的话，农民工返乡就是“新问题”：他们能够干什么？即便是从“大户”手里要回自己的土地，每人每年不过能挣两千元，这笔钱他们看不上，也真的不够，更重要的是，很多年轻人根本不会种地了。大多数回乡的农民工都是无所事事，变成乡村的“游手好闲”者。他们在等待新的进城务工机会，等在外地的老乡给自己发来喜讯。这一切，都依赖于经济大环境的改善。▌三这并不是说那些“哄抢大户”的就是他们，从视频上看也不像。很大概率，参与“哄抢”的，是这些“返乡者”的上一代，也就是他们的父母。这当然不是基于严谨调查的结论，而是一种基于逻辑的“猜测”。大量年轻农民工返乡、回归给上一代带来真正的焦虑。农村的养老保障，才刚刚起步，根本谈不上“退休金”，有一点医疗保障，也少得可怜。农民的普遍想法，仍然是指望自己的孩子。如果孩子能在城市打工，只要节约一点，父母在乡村的生活就能维持。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根本转折，也是一个真相：并不是农村在养城市，而是相反，是城市和以城市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在养乡村。农民工返乡潮，影响到乡村老人对未来的预期。他们遥远的“匮乏记忆”复活了。我印象中的八九十年代，老人到地里“拾麦子”相当普遍，名为“拾”，有时候也顺手拿一些；那时候老家村里，几乎没有人敢在地里种菜，因为你没法照看好它们。这不是“本性”和所谓“劣根性”，而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的生存经验。城里的年轻人看那些视频，会惊讶于那些老人“理直气壮”的表情，但是我能够理解他们。我只是希望，他们担心的“恶时辰”不会真的到来。

徐舒，退休后是北京市海淀医院安宁疗护病房的志愿者，她用安宁疗护的理念，照护患有吸入性肺炎的94岁父亲，送他在放松自在的状态下善终。“我没有悲伤，而是有一种成就感。”她把自己的经历写成《重启生命》这本书。▲徐舒在安宁疗护病房做芳香呵护志愿者安宁疗护，是为生命末期的患者和其家属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料，最大限度降低患者和这个家庭的痛苦。它的原则比如有：缓解疼痛和其他痛苦症状，不再以治疗疾病为焦点；既不加速也不延缓死亡，接受死亡是一个自然过程……▲安宁病房中，志愿者给患者洗头，家属在一旁陪护一条拜访了徐舒，也前往她服务的海淀医院安宁疗护科，采访了科室的秦苑主任，做了33年肿瘤血液科医生，见到无数死亡后，她转而全身心投入做安宁疗护，病房成立6年来，有约900位患者被照顾过，“每一件事都是按照患者自己的意愿走过的，到最后，家属反过来再去回忆这段时间，有一个家属告诉我，他说叫了无遗憾。”▲徐舒和父亲自述：徐舒

在郑州买到烂尾楼的亮亮、丽君夫妇，在受尽挫败之后，最终决定离开这座让他们伤透心的城市，回老家去。毫无疑问，他们在这一事件中是受害者，很多人都对他们的遭遇抱有深切的共鸣，然而，网上却也有铺天盖地的声音，认为他们不值得同情。有一种声音认为，他们买房的行为就不理智，风险管控没做好，当初房贷竟占了收入的2/3，现在果然爆雷了，那就应该为自己当初的决定埋单，可不就是“苦难配得上认知”？这其实是相当傲慢的。它非但没有对当事人的同情心，相反以一种炫耀的姿态奚落受害者：如果你具备像我一样的认知能力，就不会被生活暴捶，仿佛所谓“认知能力”是什么具有魔力的避雷针。这里的重点甚至都不是指出对方的“错误”，而是跃跃欲试地展现自己有多牛。之所以我说这很傲慢，是因为经历了过去这几年，但凡不抱侥幸的人都能看到，没有什么神奇的“认知能力”能避免某些遭遇降临到我们头上。你之所以没轮到，不是因为这种智商优越感，而很可能不过是运气够好，时候未到而已。回想我自己年轻时买房那会，也是好不容易凑齐了一点钱，期待着有个自己的窝，至于什么爆雷烂尾，压根都没想过，只不过我早了若干年，比他们幸运而已。我完全同意一位读者的看法：“他们不就是我们大多人的写照？唯一的区别只是那个不幸还没有还没有发生在我们头上。而你我都知道，还没发生不代表不会发生，发生了你我跟他们一样，也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如果房子没烂尾，他们有什么错？不过是一对正常人在大城市安家的正常梦想。如果他们早二十年出生，同样的买房生娃行为，今天可能就是中产了。他们努力工作、按时交房贷，但现在房子烂尾是他们造成的吗？更重要的是，“认知能力”的高低，不是他们得到这样遭遇的理由。这就像一个老人毕生积蓄被骗，此时却有人嘲笑：“啊哈，你被骗是因为你太蠢了，聪明点就不会了。”——请问这是人话吗？无论老人是什么认知，这都不意味着他们就活该被骗。与此类似的，还有一些人认为，他们当初就不该买房，例如有一位说：“为啥一定要结婚买房生孩子呢，这对小夫妻可以在一起就行了，别生孩子别买房，也就不会被收割得这么狠。”还有人甚至以一种神秘主义的论调，归咎于他们的行为不当：“一开始就在网上秀恩爱晒幸福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难道不懂得秀恩爱迟早要出事，做人要低调还是太年轻不懂事。”不管说话者的本意如何，这些话都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如果你像我一样，就不会遭遇不幸。”这倒也未必怀有恶意或优越感，但同样是回避了对结构的质疑，否定了他人选择的合理性，转而指责受害者。这对小夫妻当然有权选择结婚、买房、生孩子，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活法。问题不是他们的活法错了，而在于爆雷是一个超出日常预期的事件，是根据他们原有的生活模式无法预见的意外。这甚至不是“聪明”与否的问题，因为历史一再证明，面临这种“范式转换”，聪明人一样猝不及防，而事后看来选择正确的人，往往也只是碰巧选对而已。房价下行之际，入手早的人只是少赚，而买在高位的就得为别人的收益埋单了。问题在于：现有的制度设计对此没有什么托底保障，个人要为这个失败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第三类观点以一种抽象的因果报应来合理化这些遭遇，比如这样的说法：“他们没有任何过错吗？当这个世界的人都对别人遭受的苦难漠视的时候，他们现在拥有的就是他们应得的。”“所有侥幸灾难没有降临到自己身上而沉默的人都值得遭受苦难。”这些乍看起来好像也说得通，但这关涉到一个道德化的宇宙观：如果你之前没有做某件正确的事，那么发生在身上的任何不幸，都是你应受的。不客气地说，这都扯太远了，对现实中的个体来说，这宏大到没有意义，对普通人来说，这事仅仅涉及一个默认的约定：只要努力工作、按时还贷，没有违约，那当事人就应当如约得到自己买的房子。第四类观点与之内在相通，认为他们活该，因为他们持有“不正确”的政治立场。有一位给我留言说：这两个人，遗憾自己的孩子生日不是十一国庆，为安倍遇刺而鼓掌。他们的认知，决定了，也对得起他们的苦难。他们并非没有可怜之处，但他们和多数人一样，是因为认知出现了极大的偏差，所以对许多事情看不透，甚至看错。看错这个国家，看错自己的地位，看错人生的遭际和方向。他们的认知，早已注定他们人生的答卷不及格，只不过他们在还算年轻的时候，提前看到了判决，并被驱离了考场而已。我一些朋友即便同情他们也是“可怜人”，但却也觉得他们是“蒙在鼓里”没清醒的糊涂蛋，而这与他们的遭遇并非完全无关，“因果报应，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肯定的”。我没有核实过他们是否真有过这样的言论，但在我看来，这都无关紧要。我赞同一位朋友秦廿七的看法，这实际上是在要求“完美受害者”：他的观点他过往的言论，不应该成为他遭遇这些事情的原因，这是在责备这两口子不是某些人心目中的完美受害者，如果一个人曾经有过所谓的瑕疵，那么如今施加在他头上的不公正待遇就是合理的了？买房是一个市场行为，这与购房者的身份、道德、政治立场等等统统无关，只要他们付了钱，就应该得到，难道你下单买菜，卖菜者收钱后毁约不卖，还能振振有词地说“因为你道德、政治立场有瑕疵，我不卖给你了，并且那是你活该”？还有一些声音，则认为他们在遭受不公正对待之后，姿态“不好看”或“不正确”，言下之意，不应该在网上声诉，应该默默吞下苦水，而喊冤就是别有用心的博眼球、谋求流量变现。这些几乎不值得认真对待，但它具有和上述看法同样的价值底色：不去质问造成问题的结构性存在，而是严厉地指责个体没能做对、做好。这种“自我责任论”让受害者消化自己的痛苦，承担不应由他们的承担的结果，一如女性上街被骚扰，倒被归咎于她自己穿着暴露一样。本质上说，这就是“成了要感恩，败了怪自己”。不论这么说的人出自什么动机，这都维护了一个超稳定结构，因为这意味着结构是免于被质问、追责的，错只错在个体自身。然而，这是有代价的：这样一种社会心态，不会带来什么真正的改进，悲剧就会不断重演。

著，王兴亮

最近些年来，网上论战之激烈，可说是近二三十年来少有。在对这些观点加以分析细辨时，我也意识到，其实中国人往往在论争中抱有某些特殊的逻辑前提，而正是这些支配着人们的思维，使得他们更难反思自己的立场。01“全面”与“片面”在这些争论中，常能发现有许多人指责他人的看法是“片面”的、或是未能“全面客观”地看待问题；而其论战手段，也往往是找出对方的论述中所遗漏的、或细节上的不够准确，甚至认为攻其一点，就足以否定全部。的确，一个例外往往就能动摇整个理论的基础，但问题在于，中国人很多时候反对的并非某个定律式的理论，而不过是一种个人主张。要求对方的立论必须全面、准确，这实际上意味着假定对方必须像神一样全知全能才行，而这当然是无人能做到的。由此来看，中国人在意的其实是一种整全性的全面评判，这恐怕正是源出传统思想中的一元本体论——简言之，就是相信百家争鸣的所有“道术”，均是从同一个母体衍生出来的。战国时代诸子各道其所道，“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韩非子·显学》），但“各家之道均是割裂不完整的，但因其本出于一原，故内部又有可以相通之处。只有统合会通这些割裂不完整的道，才能重新恢复原初大道的完整性”（龚鹏程《国学入门》）。这样，中国人在争论时往往是攻击他人的观点是失之偏颇的，而只有自己才代表着更完整、公正的看法。也正因此，中国人特别容易踏进“虚假同感偏差”的陷阱——这是1973年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李·罗斯（Lee

这两天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让我对现实乃至历史都有了新的认识。现在看来，卡夫卡的小说之所以恐怖而深刻，并不在于它是虚构的寓言，恰恰相反，那是因为它高度写实。我得承认，光靠阅读无法深入理解这一点，而需要阅历。我也体会到了那些非主流人群的痛苦与沉默，就像一个女性遭受了强暴，还被说是自愿的，并且不能公开对外说。因为现在我自己就处于相似的境地。毫无疑问，失声者无法留下记录，那我们看到的究竟是谁写下的？我现在感觉，更重要的或许不是留在文献上的，而是那些无法言说、根本没有进入史料的存在。很长时间以来，我之所以对妇女史感兴趣，与其说是出于女性主义（作为一个男性，毫不奇怪，我得到过许多嘲讽），倒不如说是这样一个原因：女性可能是最难发出自己声音的群体之一。我很想重新认识她们的生存处境。现实是，很多存在是“不可见”的，就像暗物质。米兰·昆德拉在《谁都笑不出来》中曾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们被蒙住眼睛穿越现在。至多，我们只能预感和猜测我们实际上正经历着的一切。只是在事后，当蒙眼的布条解开后，当我们审视过去时，我们才会明白，我们曾经经历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才能明白它们的意义。确实，在读历史时我也经常疑惑，那些被时代洪流所裹挟的个体，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清楚自己正在经历什么？就像一支奉命穿越布满地雷的幽暗森林的步兵，他们或许隐约地恐惧周围危机四伏，但既不知道有什么在等待着自己，也无法预测战争的结局会是什么，倒是随时可能被一颗流弹击中。就此而言，很多人可能从未等来蒙眼的布条解开的那一刻。有时候，悲哀但又值得庆幸的是，那些声音多多少少是留下来了，只是晦涩、破碎或被遮蔽，毕竟根据定义，弱势者的特征（也许是主要的特征）就是得不到关注，这既是他们的处境决定的，常常也是有用的保护，因为现实一再证明，对这些人来说，得到关注通常都不是什么好事。小库尔特•冯内古特在短篇小说《哈里森•伯杰隆》（Harrison

“有钱最好。”近些年来，不止一次听母亲这么说，乍一听，这和她早先教育我淡泊名利的说法可不一致，但她自有道理：“我翻来覆去，想得再清楚不过，你说有什么问题是钱解决不了的？”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她也不时这么说，两人一拌嘴，她就来一句：“我又不靠你！”父亲那时听了就笑，打趣说：“你妈现在很硬气了，老说不靠我，有儿子。”但她也不靠儿子，当着我的面就说：“我也不怕你听了不舒服，你要是不赡养我，那我出钱找人还不行吗？这么多侄甥辈，总有个把乐意照顾的。再不行，生老病死各种事，不论是家政服务、养老护理，什么买不到？要还有什么是钱解决不了的，那也活得差不多了——只要有钱，死了请个哭丧的都能有。”她向来就是这脾气，凡事不求人。只不过以前在乡下，“不求人”几乎不可能，尤其农忙时，总得找别人搭把手，要是没点根脚，一个人咬紧牙关都很难熬得过来。经历了这些，到老了自己手头终于有点钱，可以不用委曲求全，也不向丈夫伸手，想买什么就买了，那种感觉简直太好了。也是因此，她一直说，老人至少得留够自己养老的钱：“不然你钱都给了子女，等到有个三长两短，到头来还得求他们。儿女也是另一个人啊，也有自己的日子要过。何况，从来都是父母给儿女心甘情愿，要让儿女出钱出力，那就久病床前无孝子了。这些最好各自心知肚明，一家人才好客客气气。”乡下有句老话：“传儿女，无多少。”意思是说，不必为儿孙做牛做马攒家当，遗产一万不嫌少，一千万也不嫌多，没个准数。照母亲的说法，“自己收拾干净，别留一屁股债连累你们，也就是了，是多是少，你别嫌弃父母没本事就行了。”话是这么说，其实她也花得很省，每个月一千元的养老金，光买点菜哪里花得完？何况自家还有种的，说起来她也有点不好意思：“穷惯了，就只会过苦日子，总不成天天买肉吃吧，那可别又吃出什么病来。”以前回乡，我提议不如去镇上找家馆子吃，她总是不肯，“那成什么话？回来了还不在自家吃？得被人笑话死。”邻居秀英是直肠子，也在旁说：“都是母子之间，还分什么彼此，灶上烧啥就吃啥，干嘛还要去街上吃？”前两年母亲学会了微信，初中老同学汉芳不时发点啥给她看，汉芳也寡居多年，同样只有一个儿子在上海，家徒四壁，也不收拾，倒是每天出去跳广场舞，逍遥自在，反正“吃光用光，身体健康，儿孙自有儿孙福嘛”。虽然母亲说起来总觉那样的人生哲学也有几分过了，但渐渐地也看开了三分。前一阵回乡，她忽然说：“今晚不做饭了，我们上镇去吃好不好？”吃完了散步回家，我问她怎么想通了，她笑笑说：“以前想不开，觉得浪费钱，后来一想，我省这个钱干嘛？你们在上海花天酒地，我也看不见啊。”老家小镇在旁人看来，我家在钱这方面有点奇怪：自打我大学毕业，就没向家里要过钱（除了买房时爸妈贴补了2万），反过来，也没给家里上交过工资，似乎从来就默认是两个独立的账户，各归各过活。当然，每逢年关总要包几千元红包，她收下也笑：“我知道，儿子也就是给点零花钱，哄哄我开心，我也不会真的花。”但从五六年前起，她就坚决不肯再要了：“你早就还清了，我自己也不缺钱，就你一个儿子，这钱只是过过手，还要来干嘛？”她说我“还清”，是指养育我花了多少钱。真的，从小就听她一遍遍地算给我听，有些数字我到现在都历历在目：高中三年花了六千六，大学四年一万八，那是最大的两笔，加起来得有两万五。那会听完了，有时也不是滋味，很少见父母跟子女算这么清的，心想我赚了钱还你就是了；但现在想来，有个清楚的账目，可比还不完的恩情债好多了。从小常听她说，村里很多人“只会抠小钱，大钱却都撒了”，因为她觉得太多人只会“瞎做”、“死做”，就是拼命挣那点小钱，到头来子女没培养好，下一代又重复上一代的老路，更糟的，甚至赚的还不够给他们败的，这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在她看来，这些都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心底里好像一直有本账，也因为自己习以为常，所以她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人算不清楚。十多年前，大姑家在河岸边开了个石灰厂，租用了我们三家的地皮，当时说了每年付地租，也就几百块钱，年年按比例递增。去年，有两家去收租，但连租金多少也说不上来，大姑说“都给过你们了”，也想不起来给过没有，不知如何应对，来找我妈商量。我妈三两下就算清了，至于租金给没给过，“这不是很简单吗？给过你总有个收条吧？拿出来就是了。怎么会当场愣住没话讲，也真是奇了。”她这样的个性，自然不讨人喜欢，太锋利，总被人说“自以为聪明”（而她毫不客气地觉得“是他们太笨”），有时也难免得罪人。那笔地租，后来大姑当然还是给了，但看到两家去而复返，肯定知道有人教了，乡下这么个小地方，没可能猜不到是谁。很多老人辛苦一辈子，但那点血汗钱却留不住，手指缝里又漏掉了，谁都知道老人的钱好骗——不是这个骗，就是那个骗。村里有一家，理财扔进去七八十万，血本无归，老夫妻俩闹得不得安宁。我大伯母也不知听信了什么说法，前两年花三万五买了一张水床，说是睡眠好能包治百病，是不是真有那么好，可能只有她自己清楚，但包括她两个儿子在内，村里人是都觉得她被骗了。村里也有人拉着母亲去听课，去了就送米送面送鸡蛋，各种小物件。母亲有一次推却不了，也勉强去观摩了下，去完就再也不想去了，“这些促销活动，都是贪小便宜，我一律不信。你就想：办活动的能亏本吗？亏本它还怎么办下去？”听说还真有人每月四五千地买保健品，疗效如何不知道，心理安慰倒是直击老人心灵：吃了就能好，不给子女添累赘。哪怕子女苦口婆心翻出新闻，淀粉掺降压药骗人的、填补空巢老人心灵扮儿女的，诸如此类的骗局很多，但就是油盐不进。听说还有老人明知对方骗钱，但难得骗子平日里能装扮孝子贤孙，心甘情愿花点钱来帮他们完成指标。说到这些，母亲也感叹：“你爸活着的时候就常说：‘别看骗子坏，他们可都是聪明人。’你想，他们又没用强，要能从你这儿骗到钱，可不得懂你的心理才行？说起来老人也很可怜，就花钱买点心理安慰，只不过我可不想花这冤枉钱。”有钱是好，但唯独买不来天伦之乐。乡下多少老人哪怕每次尽其所能地供给儿孙辈，还是很少见到他们回乡来。很多孩子虽然从小在乡下由老人带大，但到十岁左右，渐渐地就不爱回来了，不为什么，大孩子都喜欢城市生活，对他们来说，乡下太无聊了。偶尔回来一趟，吃顿饭就走，也不过就是哄哄你开心。有一次聊起，我感叹：“可怜天下父母心，但儿孙要是为了红包才回来，那也不是真心。”母亲不以为然：“你觉得买来的没有亲情，都是假的？我觉得亲情才是假的，有时只是儿女做一出戏给你看。”照她看来，老人得想清楚：“关键是老人之间要有圈子、共同语言，非要儿孙绕膝才开心，那也勉强不来，搞到最后，他们就只能骗你。”村里兰芬的女儿在上海，平素里家务都交给老公，但西安的公婆有时过来住几天，他俩就立马切换角色，里里外外都由她扮演贤惠的好媳妇，唱一出双簧，与其让他们看到无情的现实，不如让他们心满意足地离开，反正那也没几天。说到这，我寻思：“他们这样做戏，老人不定也心知肚明吧？这叫‘蜘蛛碰蜘蛛，只作不得知’。”母亲哼了一声：“谁像你这么老实，做戏都不肯，这才伤老人的心呢。”乡土散文系列：（已设置超链，点击篇名即跳转阅读）《乡土散文系列》《老喜丧》《做寿》《大姨》《姑嫂》《继父》《私情》《远亲不如近邻》《寿则多辱》《独自过活》《谁把你当人看》《怨憎会》《现世报》《不会享受的人》《表弟的婚礼》《不拼命没活路》《活给别人看》《亲情与人情》《活明白》《回乡记》《上海的黄昏》《我住长江尾》《捞鱼摸虾》《三日谈》

我有一位朋友，早年每提起日本，都咬牙切齿；但自从四五年前去了一趟日本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年年一家子必去日本一游。他对日本的景色、服务、饮食都不吝赞美，但这并未改变他对“日本”和“日本人”的整体看法——甚至哪怕在日本享受了周到的服务，一路见到笑脸相迎，他在赞赏其礼貌之余，还是不忘加一句：“日本人真虚伪，难怪说他们活得压抑。”不要以为他不了解日本。事实上，他就是学日语出身的，平日打交道的日本人也不少，但这些了解和接触无法推翻他原有的观念。可能每个人身边，都有几个类似的亲友，他们抱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心理——概括来说，可以称之为“抽象地恨，具体地爱”。他们爱恨的对象，也不一定是日本，也可能是美国，或某个群体——无论是富人、上海人还是女人。这是现代化过程中反复重演的现象，也曾让一代代的观察家们感到失望。大众的观念似乎并不是笔直线性地趋于越来越理性，恰恰相反，像这样对其他群体的仇恨，从未达到现代的规模和强度。这很可能是因为，在传统时代，人们的感知更加具体，哪怕是抽象的爱恨，往往都基于具体经验；但在现代化的社会里，人们却可以从教育、书籍、媒体等不同渠道获得大量的间接经验，就像我们的父辈，大多从未去过国外，但却觉得那里的人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一旦这种抽象的信念成形，后面即使有具体而直接的经验，也往往很难推翻了，因为就像疑人偷斧的故事所表明的，此时新信息甚至反倒验证乃至巩固了原有观念。《何故为敌》[德]卡罗琳·艾姆克(Carolin

老百姓活得可怜。这年头，都不知道还有什么是能真正安心的了，而卑微的人们，当遭遇猝不及防的风险时，到底能怎么办？前些天抢盐风潮时，不乏有人愤恨于国人的“愚昧”，总是那么轻信、恐慌，欠缺理性思维和科学素养。然而，与其失望，不如问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如果不这样，你又期望他们“应该”是什么样？耐心去了解下就会发现，参与抢盐的那些人，其实并不都是因为出于对核废水污染的恐惧：有的人不过是凑热闹，有的人相信有备无患，有的人甚至想囤积居奇，也有的人是想要炫耀自己还能买到，还有的人，只是担心被抢光后，盐都买不到了——就算是“恐慌”，那更多也是“市场恐慌”而非“污染恐慌”。我甚至还听人说到这样的：她妈完全不担心，但之所以也去抢盐，是觉得反正吃不完也能送人，何况在当下这时刻，一包盐既便宜又体面，拿来当礼物再好不过。你说他们轻信吗？但不管盐业公司怎么保证存量足够，人们还是疯抢；胡锡进也说了国产的海鲜没问题，但不敢吃海鲜的人仍然多的是。因为从心底里，他们知道那些信誓旦旦的保证随时都有可能靠不住，只不过是为了引导自己相信罢了。他们谁都不信，因为他们很清楚，到头来只能靠自救，而办法就是囤积物资，以及把所有事往最坏处设想。哪怕错判，不过是囤了几袋过期的盐而已；但万一真有辐射，需要用到盐，那就算有先见之明了，好歹聊胜于无。因为他们承受不起风险，一次出错就可能是灭顶之灾。这就是中国百姓。有朋友和我谈起此事时感叹：“谁也不信是他们的生存智慧，他们只信那个最坏的消息。”问题是，为什么像这样啥都不信的人，有时又那么轻信？这看起来很矛盾，但其实又是内在统一的。这就像知识精英眼里的老百姓十分迷信，见佛就拜，但他们实际上又是彻底不信神的：他们只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寻求个人福祉，为此他可以尝试求告任何神，但如果不管用，那就不客气了，砸烂神像。蒲慕州在《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中断言：“中国古代宗教信仰中最根本而持久的目标是如何得到个人和家族的的福祉，个人又如何能接触，甚或控制超自然力量。”无影无形的核辐射，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就类似不可见的妖魔鬼怪，试问和魔鬼如何和平共处？在普通百姓的传统信念里，降妖伏魔不是一种可能，而是必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重振道德力量，恢复人间秩序，然而，如果不能做到，那就会内化为持久的焦虑，促使他们去求告、托庇于更强大的力量。当下的许多人也是如此，有的人甚至为日本排放核废水的事焦虑到后悔把孩子生到这世界上来。“水木丁”在日前的一篇文章中安慰说，她不焦虑，因为“如果真有问题，也是十四亿人的共运，不是我们一个人去面对。最坏的结果就是全人类一起共沉沦，那你现在焦虑也没啥用，只能接受。”在此，她搁置了“是否真有问题”的判断，而把个人承担的风险稀释为全中国人，乃至全人类的一份“共业”，言下之意是：不用担心，因为，反正要死一块死。这么一想，也就坦然了，至少，你不用一个人承担人类灭亡的重担，反正那既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更没办法靠自己就能阻止得了。她还特别反感那些科普的人，嘲讽这就像有邻居把垃圾放门口，结果另一户人家蹦出来“代替扔垃圾的那家跟我理论，要纠正我的认知和态度”，“凭啥别人觉得没事儿，我就必须跟别人一样想呢？说好的有独立思想呢？”她所说的“独立思想”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与其说是“通过批判性思维，得出自己的判断”，倒不如说更接近于“固执己见”：因为这里所说的“独立”，其实是“我谁都不信，只信自己的”。这就是她的生存智慧：专注于自己的小日子，对那些大的议题保持必要的距离和怀疑。我一位朋友因此嘲讽，看完她那篇文章的感觉就像是：“‘嗐，想那么多干嘛，把日子过美了，比啥不强？’北方居委会大妈的形象跃然纸上。”乍看起来，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轻信的，甚至是“不可说服的人”，他们凭借自己的常识，对任何自己不理解的话题保持着应有的警惕，但如果这正是国内大部分人的思维方式，那为什么每有什么风吹草动，还是会有非理性的恐慌呢？我想，问题恰恰在于，他们是无法说服的，因而诸如“外面是不安全的”这种议题在他们这里不是一个可质疑、论证的问题，而是讨论的基本前提，并且固执地听不进任何异议。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之所以遵从那些假定，不是被说服的，而是受自身认同的驱使，近乎生活本能。为什么古代的哲人居然也会相信诸如“太阳绕着地球转”？因为这是他们信仰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他们信念的基石，从来没想怀疑过。欧洲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日心说”和实验科学的兴起，才推动了社会意识的转型，然而在中国，这样的“范式革命”从未深入人心并完成。即便在现代欧美，在涉及社会议题时，仍然不时陷入与这种心态的苦战，齐格蒙特·鲍曼在《共同体》一书中说：就公众认识而言，城市生活充满着危险，清除大街上冒失的、预示着危险的外地人是实现恢复失去的安全这一目标的最迫切的手段。这种看法是作为不需要任何论证也用不着任何争论的不言而喻的真理而出现的。“不言而喻的真理”是免于受质疑的，于是就可能出现这样一种讽刺的现象：细节上不厌其烦，但大方向整个就是错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生活中非常务实、精明，却会迷信一些教主式人物铁口直断的胡说八道，因为只要你信了大前提（比如“工厂制造的食品都不健康”），那么剩下的就没啥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讨论不是为了检验假设和事实，而是辨别敌友。这样的讨论，结果不是开放的，而是封闭的，因为最终是为了让对方接受自己的正确性，而正确答案是在讨论开始之前就已经知道的了。最终，一个啥都不信的人，却又同时固守着自己不可动摇的信念，并成为这种信念的受害者而不自知。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陷入这种困境，但正因此，仅仅“生存”是不够的，如果还要更好的生活，从中跳出来，那我们就需要批判性思维。相关阅读：外面有多危险？不可说服的人“我们是这片土地上的极少数”“混沌与虚无，非常可怕”“拒绝深刻”，但这是反智吗？

巨野到郓城的乡间公路（近丁里长镇）维舟按：本文写于2006年3月13日，只在我的博客上发过，现网上已无处可寻，因有菏泽的读者问及，现重发一次。最近读了三本义和团战争的书，心情颇不平静。这段近代痛史，我少年时常避而远之，正视悲苦往事，的确是要到一定年龄和阅历才会产生这样的勇气的。这场一百多年前的战争发源地在鲁西一带，周锡瑞的著作中因此花了大量篇幅来讨论鲁西南和鲁西北这两个山东最贫穷的、几乎被遗忘的地带。每读到这些段落，我就想起五年多前对鲁西南菏泽地区的短暂旅行。2000年秋，我们规划了一次市场调查，在鲁豫皖三省各选取三个样本城市：山东是青岛、潍坊、菏泽，代表从高到低三个市场级别。没有人愿意去最穷的菏泽，我自告奋勇，因为我觉得以后去青岛机会很多，但我可能不会再有机会去一次菏泽了。《山东统计年鉴2004》的数据：2003年菏泽市总人口874.47万，人口密度716人/平方公里（山东平均为582人）2003年菏泽GDP290.1亿；以全省近1/10的人口，经济产出仅1/43（2.3%）2003年菏泽GDP中，农业占40%，比其次的聊城（22.1%）高得多，山东平均11.9%2003年菏泽人均GDP=3337元（403美元），不到山东平均（13661）的1/4，比山东整体水平落后10年（1993年山东人均GDP=3222元）2003年菏泽人均GDP在山东17地市中倒数第一，倒数第二的滨洲为8074，也是它的2.4倍。这一水平仅及最高的东营的1/12，或威海（33762）的1/10。飞机降落到济南机场时，11月的第一场雪覆盖着黯淡的原野，远近看不到一点绿色。时候已将黄昏，同事在去潍坊前，叮嘱我安全起见，一定要打车直奔菏泽。在他反复的劝告下，我做了至此为止平生最奢侈的一件事：花600元独自包了辆出租车，行程300公里去菏泽——虽然花的是公款。司机很惊讶于我为什么要去菏泽。“那里自古以来就是土匪窝”，他恶狠狠地说了一句，咬牙切齿：“穷山恶水出鸟人！”这下轮到我吃惊了，这样诅咒本省一个地区，可不像是“谁不说俺家乡好”的山东人。他开车已有15年，早先在工厂跑运输时，济南司机都不愿运货去菏泽，因为那里土匪路霸最多，夜路尤其危险，他有次被人打过。“菏泽是山东最穷的地方”，他斩钉截铁地断言。我试探性地问：“那和胶东烟台那些地方比呢？”他瞪我一眼：“那能比？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确，菏泽地区几乎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沉闷平原。这片相当于台湾面积1/3大的地区，人口密度竟比台湾还高。除了古代少数时期以外，近数百年来，这一片始终是山东最贫穷的地区，本地著名的物产除了牡丹，就只有土匪。从济南到菏泽的220国道的路况还不及上海郊区的县级公路，通常是二车道，间或穿过白杨的长廊。黄昏中穿过东平湖，空气中弥漫着铁锈一样熏臭的刺鼻气息，提醒我附近工业污染的存在——难以相信这就是水浒英雄曾经出没的八百里水泊梁山。后来几天在菏泽，很少再有这样不愉快的经历，因为当地工业极不发达。夜间公路上车辆稀少，也没有路灯，独自前行很难抵挡住一种孤独感。这使我多少理解了一点司机对夜行菏泽的恐惧性回忆。当然，他描述的那些可怕场景并没有出现，因为1993年后路霸“剪径”事迹已经逐渐消失了——后来才得知，除了“严打”，更重要的原因是本地大面积种植西瓜和外出打工带来了收入。深夜11点抵达菏泽，这个小城看来平淡无奇。即使次日白天继续我的观察，结论仍然如此，似乎没有一点能和“牡丹之乡”这个美称联系起来。相反，它是中国1980年代以来最常见的那种在一片凌乱的繁荣中匆忙生长出来的中小城市。在接下来的四五天里，我按计划雇了辆出租车，和3个大学生每天去菏泽下属的县乡作市场调查。菏泽下属的8个县，除了东明和鄄城外，其余6县我都去了。多少让我意外的是：菏泽师范的这三个大学生，一听说下乡是做调查，立刻就不大想去了，尽管他们三个中，一男一女也是郊县的（郓城和成武）。但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下乡仍是可怕的经历，可能会遭遇安全上的问题——他们原以为是下乡唱歌（三人都是学音乐的），那样显然比每个县调查50份问卷容易赚钱。最后我不得不将每个县的报酬从50元提高到60元。黄泛区村落（图片来自网络，我当年去，其实没见到过这样的景色）由于心里充满了一种“也许这将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来到这片土地”的情绪，每天早晨下乡的路上，我都靠窗眺望。三个学生则很容易就睡着了，的确，这里的景致极为单调。大片缺少树木的平原、雷同的农作物、没有粉刷的平房（我几乎没看到居民自盖的楼房）、也很少遇到值得一提的河流……往往一连数十公里都是如此。菏泽所属的山东高速公路网全国第一，但该地区的交通之落后令人瞠目。去曹县的道路是菏泽通向商丘的一段，我原以为这一段应是很好走的干线公路，不料与根据地图预测的结果截然不同，其中有大段路几乎要把人颠出车去，虽然不长，却足足开了2小时，这在一个大雨天里实在不是愉快的经历。菏泽850多万人，下属8县，几乎每个县的人口都达到令人印象深刻的近100万，其中最多的是曹县和单县。但这两县的县城都并不繁华，尤其曹县，大概因为雨天经过的缘故，感觉街市极为萧条，一个三轮车夫看到我拿着相机在拍，无论如何不相信我不是记者，他笑嘻嘻地一口咬定我是微服私访的“焦点访谈”的记者，而他，可以告诉我很多民怨沸腾的内幕故事。在我到过的六县里，郓城、巨野（这两县分别是宋江、晁盖故乡）比较富裕，从县城的商业状况和对外交通就可见一斑；原因之一是这两县位置偏东，与山东的较发达地区接壤。不过即使如此，也仅仅是县城，下面的乡镇，我一路走过，也很少见到值得一提的，其情形与长江三角洲一带完全无法比拟。据说我没去的东明是菏泽最富裕的一县，该县方言与其他7县不同，而和河南一带相似，被菏泽人视为外省——历史上东明的确属于北直隶大名府，可见文化根源很难通过行政区划来消除。不过，即便是东明的村落，听说也就是近年来刚从土坯房改建砖瓦房，楼房极为罕见，而像崇明在长三角已属穷乡僻壤，到1995年左右也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是楼房了。2000年我造访当地时，菏泽仍然主要是一个农业产区（2002年该地区GDP总值中农业占44%）。农村的景象更多让人联想到过往的久远时代，周锡瑞对一百年前这片土地的断言看起来仍然适用：“在华北，几乎没有可通航的河流……这种停滞的商业化的一个结果就是：在都市化水平上，华北低于实际上是边疆地区的长江上游和西南一带。”

你看到这条短信了吗？有人收到后笑说：“太惊悚了，本来还想多睡会，一看都吓醒了。”一日之间，“西安卫健委和计划生育协会七夕催生”冲上了微博热门话题。有人不满地说：“你哪怕点到为止呢？哪怕就说句七夕快乐，家庭幸福呢？非要这么图穷匕见吗？”有人感叹，就算催生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少讲国家大义，多谈个人利益。千万千万别跟‘赓续中华血脉，共担复兴重任’扯上关系。这话正常人一看脑袋都大了，直接就跟你闹脾气，越这样，越不生。要从小处着手，多说好话，少说空话。”当然，也有人大赞：“好事！终于看到官媒在行动了。”因为他认为“繁衍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不婚不育”都“近乎自私”。一贯国家主义立场的“子午侠士”显然也觉这催生没啥不对：“那么多人骂，至于吗？这是提倡，或者叫倡导，又不是强迫，有人咋反应那么大？”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反感？因为这用的虽然是新技术手段，但在骨子里，这和一个大家庭里那种长辈令人厌烦的催婚做法并无本质区别：逢年过节提醒一下，“都老大不小了，打算什么时候谈恋爱/结婚/生子啊？”这透露出老人的焦虑感，与其说是关心你，不如说是关心家族血脉的存续，唯恐你不懂事，不肯承担起这一重任。在此，恋爱、婚姻、生育是神圣的三位一体，而“爱情”完全是为最后一步服务的——实际上，没有爱情也无所谓，最后能生娃就行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育观？它认定，生育（reproduction）就是社会组织的再生产（reproduction），任何个体与其说是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倒不如说是社会组织的一个基本单位。基于此，你是从祖先到子孙后代这生生不息、环环相扣的生命链条中的一环，就像击鼓传花一样，有责任把那个神圣的基因传递下去，这样，家族才得以永生。研究中国史的岸本美绪指出，在这样的血脉传承中，每一代的人格都被祖先所涵摄，“要想违背从祖先到子孙的生命之流所命令之事，即使是家长也不被容许”。为什么父母能理直气壮地指责不婚不育的子女“不负责任”和“自私”，原因说到底就在这里。根据这种特殊的信念（甚至可说是“信仰”），你并不是你自己，无权自作主张生或不生，因为繁衍后代乃是赐予你生命的祖先的绝对命令。如果说现在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这种血脉延续的观念，不知不觉中从“家”转向了“国”，从“家族”转向了“民族”，所以才有“我为祖国生二胎”的说法，其潜台词是：生孩子是你作为国族一员或社会成员的“职责”。经济学家马光远2022年曾在网易未来大会上宣称，在中国经济好的地方，大家都爱生孩子，经济不太好的地方，不爱生孩子，“有担当、有责任、有经济实力的人一定要多生孩子，这是改变中国经济预期的一个关键。”这番话的对错且不论，有一点似可明确：他理解的“有责任”，是把生孩子看作是一种社会责任，多生孩子就是助推经济发展，说得倒像是一个地方经济之所以不好，得归罪于那些不肯生孩子的单身男女。然而，这种传统的生育观潜藏着一个棘手的问题：每个人说到底，都是在“为他者生娃”——无论这个他者是父母、祖先、家族还是国家、民族、社会，但这么一来，很多人就会自然觉得“这不是我的事”。我听说过无数这样的事：父母为了抱孙儿，对儿女做了无条件退让，“只要生出来，你们什么都不用管”；而儿女也果真觉得“本来就不是我想生的，那生了我可不管”。其结果，在这些家庭里，老人包揽了孩子的所有事务，而其亲生父母竟可以完全不负责任。当然，在多数情况下，鼓励生育的，往往都不是养育职责的承担者。在中国的家庭结构下，有个不时可见的现象：一个家庭成员的付出越是能让其他人受益，往往越是被看作理所当然。其结果，通常都是最无可推卸的那个人承担起重负。既然生育对一个社会体系的存续至关重要（这一点没有疑问），那么合理的推论是：它应该构建起一个对女性、母亲和孩子友好的社会，并且这一点必须落实为制度，而不是把这仅仅看作是个人责无旁贷的职责，要你独自承担。“血脉延续”的绝对律令，对现在的年轻一代来说，这样的说辞往轻里说也是缺乏说服力的。不夸张地说，“不婚不育”的选择是当下年轻人少有的，甚至可能是唯一可以完全由自己决定的事情了。不仅如此，他们重新诠释了“负责任”的界定，反过来主张，在社会生存仍然如此不容易的条件下，贸然将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才是巨大的不负责任。这种观念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很难找到对应物，倒是接近叔本华的理念。这位以悲观主义著称的德国哲学家认为，人生充满各种危险、邪恶，是一个令人失望的“骗局”。既然如此，他哀叹道，让未出生的孩子免负生存重担，是一种美德，因为这种生存的痛苦将不可避免地吞噬所有他们能够暂时获得的满足。不难看出，这是一种更为现代的理念，因为哪怕很悲观，但它不是朝向过去，对祖先负责，而是朝向未来，对未出生的个体负责，并且它隐含着这样一种未予言明的进步观：后代有权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仅仅指责现在的年轻一代“不负责任”是无济于事的，这只能证明老一辈已经无法理解这样一种全新的社会理念：结婚生子本身不是目的，能幸福生活才是目的，并且这种想法完全正当，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生活才有望变好。这并不是少数年轻人的出格想法，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现在国内农村地区的生育率已低于城市。《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2期的一篇文章指出：农民日益重视当下的、个体化的生活体验，且致力于追求多重目标之下权衡与选择的自由。生育行为逐渐从传宗接代的价值体系中解放出来，并日益服从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此时，老一辈喋喋不休地重申催婚催生的紧箍咒，很难见效，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倾听过年轻人的想法，甚至没有认真去了解过“为什么那么多人的生育意愿那么低”，当然更谈不上如何为他们解决问题了。诸如减轻家庭压力之类的种种建议，早已有人谈了够多，在此我只想补充一点：权力文化会戕害创造、生育的欲望，而那些能让我想要创造一个生命的念头，往往却正是被我们这个社会认为“无用”的那些东西激发的。哈佛大学英语系的美学教授伊莱恩·斯凯瑞（Elaine

1中国社会普遍存在一种“对权力的共情”：人们很容易代入掌权者的视角，强调“当家”管理的不容易，又或种种管制措施都是正当合理的。这样一来，那么现实机制就都显得没什么问题，如果你有问题，那你最好在自己身上找找问题。有人和我坦承，“对权力共情”这个特点自己就有，在跟人讨论时也总是较为倾向于为当权辩护，强调当下没有更好的做法了，“我总觉得自己这样好像有哪里不对，但又改不掉”。其实这也无可厚非，在中国家庭里，这不仅极为常见，甚且是受到鼓励的。从家长的角度来看，“对权力的共情”正表明孩子“懂事”，能为父母设身处地着想。我自己也为人父，如果孩子能体会到父母的难处，不哭不闹，那毫无疑问是会省心很多。也因此，现实中这确实不仅限于男性，很多女性也从小也是如此，甚至比一些叛逆的男孩更“懂事”。有位男性朋友就说，因为疫情期间对个人隐私的侵犯，他和周围亲友产生了严重分歧，而为这些举措辩护的大多倒是女性，“查你个底掉又怎么了”。不过，再深入一层去想，这里面其实有两种不同的“对权力的共情”：一种是代入当家作主”的位置；另一种则体现出对权力的依附，将规训内化，说服自己相信现实就是对所有人最好的安排，而为了求取安全等基本所需就必须无条件配合。男性往往偏前者，而女性中则后者居多。在中国社会盛行的“大局意识”就是其逻辑产物，强调身处其中的个体都应“顾全大局”，成就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这确实让许多人信服，但问题是：落到现实中，最终做出妥协的，往往是那些无可推脱的最弱个体。这倒也不是说其中完全没有个体利益，但那与其说是自己争取来的，不如说是在“大河水满”的前提下才“小河溢”。既然如此，那么这种思维取向势必就更关注分配的公平性，因为要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最好是通过集体利益的名义——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正是这么来的。吊诡之处正在于此：一个看起来“人人互以对方为重”，顾全集体利益的共同体，因为不承认个体私利的正当性，结果这种私利不得不在逼仄的空间里生长，到最后反而催生出一个对他人难以共情的社会。2稍稍留意下就会发现，中国在很多时候的做法，潜台词都是“我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感受”、“大不了我自己单干”，这都是缺乏共情能力的表现。整个社会也不太懂得如何与人合作、达到共赢，因为在一个封闭的权力结构中，他人往往就是潜在的对手，因而深信要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要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权力体系。在这样的结构中，人们会专注于自己的感受、利益，很难理解他人的痛苦。同情心甚至是优越感的体现，有时毫无根据——例如看到国外“水深火热”而发生同情，又或看到别人单身，也觉得她们“孤苦伶仃”的很可怜。换言之，这变成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且往往居高临下）的同情”，正因此，才有“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的说法。另一种“修养式共情”也是同一逻辑的产物：它使人表现得比真实内心感受更为共情，以展现自身的修养，也是必要的社交技巧。不少人对之嗤之以鼻，认为这是虚伪的，本质上也是一种优越感和政治正确，然而在社会尚未真正权利平等的时代，抛弃它的代价则是肉眼可见的粗鄙化，还美其名曰“本真”。日前有朋友和我说，他在群里因“妓女是否值得尊重”的话题跟人吵得不欢而散。他认为妓女也是人，任何一个职业，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但对方却宣称那是一个“卑贱”的职业，不值得尊重，甚至说“你如果尊重，必须让你子女从事这一行”——但“按照这个推论，残疾人、流浪汉、傻子，我不愿意子女从事的多了”，难道都只有变成那样，才能共情？值得注意的是，那还是一个号称“自由派”的群，大多是川普的粉丝，对国内现状不满，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自由”与“平等”不能兼容，但也可见不少人对社会秩序的设想不仅是存在等级的，而且认定不同的社会角色之间无法共情。这样一来，“尊重”事实上是无法实现的（就像绝大多数男性无法变成女性），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无数彼此孤立的群体自行斗争。这就是为什么罗尔斯所说的“无知之幕”那么重要：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自己也可能沦为弱者或少数群体的时候，才不至于对他人的处境无动于衷。权力安排的社会结构下，不同角色之间的差异阻碍了这种共情，人们会认为，让那些少数做出一点牺牲来确保多数利益是理所应当的，但如果你就是那个代价呢？3要破解那种“对权力的共情”，个体最好先关注自己的感受和应得权利，更进一步，则应看到那个现实安排并非别无他法，它其实是有着其他可能的。问题也在这里：对结构性现实的反思、改变永远是最难的。不改变这些，个体权利意识的兴起带来的，有时反倒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乃至对他人的更大漠视，因为人们可能只顾实现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扩权”。在某些情况下，共情能力甚至还会被利用——因为当权力地位不对等时，共情强的人更容易屈己从人。前两天一位女性读者的留言给我印象颇深：我对某一个男性说，你共情能力太差了，但是可以训练。他问我，共情能力有什么用？我说，能让你更能体会到别人的不容易吧。他说，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会跟着别人的情绪走。我说，某方面是的。他说，那我宁愿共情能力低。在这对话中可见，“共情”是在一个权力结构中得到理解的，因而考虑他人感受就意味着自己做出让步，反过来，强横者不必考虑他人感受，可以不管不顾地推进自己的议程。这样，正是权力阻碍了共情。共情意味着进入他人的角色，但对很多人来说，这会对自我形成干扰。正因此，共情能力强的人，也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这在某种程度上，近乎一种宗教精神，或中国人说的“慈悲”，否则，他是无法承受、消化自己所共情到的人世之苦的。如今，国内的社会气氛在总体上往往是重视张扬个体感受（“我想说什么就直说了”），对他人的共情能力没有同步提升，甚至往往是下降了，这本身加剧了人际冲突。当然，共情能力的塑造并不只是为了缓解不必要的冲突——要达到这个目的，仅靠个体提高共情能力也是远远不够的，这最终很可能又变成个人来承担社会问题的重负。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共情是有成本、条件、经验、经历和其他一些因素制约的，一个人要对所有人都做到充分共情恐怕是不可能的，能做到对亲友或一小群受众做到高质量共情的人已经极为稀缺和难得了。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那个权力结构，从中脱嵌出来之后，身为一个现代个体，我们至少可以在明确自身权利的基础上，体会他人的感受。我老家乡下有句俗谚，很好地传达出了中国社会微妙的做人道理：“待人自待自。”其意无非是：我们如何对待他人，他人就会如何对待我们。

国内近些年的公共事件，到最后往往都不免牵扯到那个神秘的“境外势力”。连前不久齐齐哈尔体育馆坍塌事件之后的悼念活动，也有人这样言之凿凿。不管听起来多么令人匪夷所思，确实有一大票人深信不疑。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有那么多国人在遭遇公共事件中大大小小的问题时，容易归结为“境外势力”？一百年前，美国传播学家沃尔特·李普曼就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指出：公众的反应其实并不是针对真实世界，而是对自己头脑中的那个“虚拟世界”。他说：“如果对一件事情产生了强烈憎恨，我们很容易就会把它同我们所强烈憎恨或恐惧的绝大多数事情联系起来，认为它们之间有着因果关系。”这其实是人的本能。如果你所接收到的信息一直告诉你需要担忧某件事，那么一旦有什么事发生，你自然会第一反应联想到它。前些年，有陨石在西伯利亚坠落，半夜发出巨响，一位当地老妇事后回忆，她第一反应就是：“美国人终于打进来了！”人们据此相信，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坏事，正是那个无处不在的神秘势力所为。只不过，中世纪的人们会诅咒是魔鬼在搞破坏，近代的西方人归结为神秘的共济会和犹太人的幕后黑手，前些年川普和他的拥护者则谴责那个操纵美国的“深层国家”（deep

这篇原本应该在一周前写的，但当时我在旅途中，既没有闲暇，也没有心情——身在国外，难免会有一种奇怪的抽离感，仿佛那些都离自己很遥远了。昨天深夜一回到上海，踏上这片土地，所有的感觉就都回来了。7月10日，好几个人都转给我看《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叮嘱我小心为好。内容不少，对我来说，潜在影响最大的是这几点：“一人一号”；一旦被封，营利权限将被暂停，时长为被封期限的2-3倍；禁言期间不得新增粉丝；对频繁蹭炒社会热点事件博取关注的“自媒体”，永久禁止新增粉丝，情节严重的，清空全量粉丝；照此，像我去年那样被封半年，那将有长达1年至1年半没有任何相关收入。更釜底抽薪的打击则是“清空全量粉丝”，那就多年来的积累都归零了。虽然我向来不算是激烈的自媒体人，很多朋友也只是善意的提醒，但说实话，那一刻真感到深深的疲惫。本来写累了，出去休个假，结果旅途中又听到这么让人心累的消息。我写过各种各样的文章，但给我带来最多风险的当然是时评——也只有时评。然而在我们这里，写时评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容易碰红线，那谁都知道，之前还有读者不满于我把精力放在“追逐热点”上，觉得我应该去写一些“更有价值”的严肃文章，迫使我不得不解释一下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做。其实我也常常怀疑写时评究竟有什么价值——这不是我现在才这么说，多年来我反复说过。时评容易速朽，时过境迁之后，很少还有人愿意去看多年前某个话题的评论。日本曾有一个著名时评人大宅壮一，那时每有什么事发生，人们都想知道他会有什么看法，但现在别说是他当年的文章，连知道他名字的人都不多了。《万象》杂志上曾有人说起他时感叹：与小说家相比，评论家难以摆脱时代的影响和制约，他们的一具具尸骨或可当作历史进程的路标。事过境迁，人们忘掉那个社会，连同批评它的人，这是社会评论家的宿命。梁文道也曾不无讽刺地说过：“眼光奇准的马评家不知有多少粉丝，有时候一个人就能带起一份报纸的销量。可是我从来没见过哪一个马评家会把自己的文章结集出书，再忠实的追随者和赌徒也不至于要看过期的赛马预测吧。”如果投入了很多心力，最终写的东西不过是明日黄花，那投入那么多精力值得吗？虽然我知道互联网上生产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会被时间冲刷殆尽，再有名的文章，十年二十年后也不会有多少人记得，但我总希望自己所写的，能有一些超越时效性的价值。新闻业是现代产物，它从诞生之日起，似乎就不追求永恒，因为现代性就是短暂、转瞬即逝和偶然。大英博物馆的学者吴芳思曾坦率承认：“一般来说我对记者确实有偏见，因为我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报道眼下的事情，他们写的文字可能不一定能存活到下一周。”但是，1964年出任英国首相的Harold

“我非常不喜欢别的孩子。成年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厌恶所有人。但是在我长大以后，我才意识到我只是不喜欢小孩子。一旦你开始接触成年人，生活就变得愉快多了。小孩子很可怕，是不是？一群自私、喧闹、残忍、粗鄙的小野人。”英国诗人Philip

2021年初，“全职太太离婚获5万家务补偿”的新闻一度冲上热搜，引发无数人关注。围绕着这个话题，各种观点都有：有些人诧异，既然夫妻分工，财产一人一半，为什么男方还要给女方“家务补偿”？有些人坚持家务劳动是“无价”的，不能用钱来衡量，忧心连家庭这样最后的堡垒也被金钱的力量渗透；但更多人则是震惊于“钱给得太少了”，这场婚姻存续了五年多，相当于每月家务补偿不足千元，“真廉价！找个保姆都不止”。此事具体而微地折射出“金钱的社会意义”：我们生活中的某些事物该不该用钱来评估、如何评估、评估下来多少才算合适，几乎总是有着种种难以平息的争论，因为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理解金钱的适用范围、价值、尺度乃至象征意味。这当然不是当下才有的现象，数百年来，无数人心头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忧虑：金钱的力量很可能会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我们所珍视的所有社会关系中，将之转化为庸俗的市场交换。对此，人们的心态也相当矛盾，取决于你从那个角度来看待：一方面，现代化普遍被认为是一件好事；但另一面，现代社会毫无疑问是金钱力量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社会（毕竟“资本主义”就得靠资本来推动），而货币只有成为市场交换价值的中立工具，才能更高效地推动现代经济发展。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早就说过：“货币要想取得其自身完美的价值稳定性，就必须自身什么也不是，而只是具体商品之间价值关系的纯粹表达。”然而，这实际上是基于一种理想型市场形态之下对货币机能的理论设想，在现实中从未真正实现过，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神话。《金钱的社会意义：私房钱、工资、救济金等货币》[美]薇薇安娜·泽利泽

最近热播的《漫长的季节》，将东北又拉回到公众视野中——确切地说，是1997-98年下岗潮时期的东北。在这部群戏中，真正的主角不是哪个人物，而是那个时代本身。虽然剧中横跨了两个不同的时间结点，但留意下相关的影评、讨论就会发现，那段已经过去、却从未放下的记忆才是聚焦的重心，就像剧中的所有人物，直到二十年后，都仍未走出那个“漫长的季节”。那是无数东北家庭的创伤记忆，很多人一直没走出来。曾经捧着“铁饭碗”，指望一辈子安稳度日的，一夜之间衣食无着，失魂落魄。家里没积蓄的，别说是三年，就连三个月也撑不下去，暖气费都交不起，怎么熬过一整个东北的冬天？大多数人在起初甚至没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就听说过这样的故事：一位老党员，那会带头下岗，本来自信有技术有能力，总有饭吃，但真离开了那个环境后，立时陷入困顿，生活一落千丈，妻儿少不了抱怨奚落他当初头脑一热的决定，他不止一次想到了自杀。经历过那段时光的一位东北朋友沉痛地说：“那会突然放开，但社会上没有岗位接纳，结果就是人贱了。”为了谋生，人们只能去做点小买卖：去烤苞米、摊煎饼、跑摩托出租。即便这样，也很难，因为那段时间下岗的人太多，都出来摆摊卖菜，结果是有些地方卖菜的比买菜的还多。那些抹不开脸、或抹开了脸仍然活不下去的人，就走入了绝境，在东北小城松原，甚至发生过一家七口卧轨的惨事。对活着的人来说，生活的艰辛也忍了，但更难承受的是原有的信念被摧毁了。一位长春的朋友说，他母亲当年曾是处长，一直恪尽职守，但下岗潮中为免纷争，单位按年龄一刀切，干好干坏一个样，她非常不平，很多年里都无法释怀。当时很多双职工家庭，夫妻俩都下岗了，走投无路之下，甚至出现了这样的事：丈夫逼着妻子在家接客，自己带孩子在楼下修自行车望风，回家来，晚上一家人还睡那张床。很难想象，深夜里躺在床上，这一家人都是什么样的心情。《钢的琴》剧照对生活在这此时此地的人们来说，真正恐怖的不是那些超现实的怪物或抽象的未来，而就是每天要面对的现实生活本身，结结实实，无可逃避。下岗潮仿佛让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在旧结构瓦解的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破坏力。和南方不同，“一切都得到允许”在此不是一种“自由的好味道”，而更像是“人人各自为战”的丛林状态，而脆弱的肉身面对突然充满敌意的周遭世界时，所能依靠的唯有自己和个人关系网。没有活路的人多了，治安很难不恶化，以至于那时出现了一个专有名词：“刨奔”，意思是埋伏在黑漆漆的楼道里，打闷棍抢劫，抢了就跑。这种事发生得如此之多，以至于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恐怖、压抑的气氛。一位已经南下多年的东北朋友回忆，那会“出门、上班、上学、下班、放学、晚上散步，恐怖感无时无刻不在身边”，因为你随时可能遇到不测，“我亲戚还真被人刨了，这辈子不敢走夜路”。在他老家的那个小城里，“哪个男孩子没被小流氓勒索过、挨过揍？哪个身边人没有被打进医院的？就是个鬼地方。我们一辈的人，都以自己能勉强独善其身，并能离开东北为荣——我们父母也是这么希望的。”这并不只是往事。时至今日，长春人（尤其是体制内的长春人）仍然觉得“晚上出门，非奸即盗”——有朋友揶揄说：“奸还好理解，盗这个，确实东北特有。”长春之所以缺乏夜生活，部分也是那段经历造成的社会安全感缺乏，老一辈经历过的尤其害怕。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我一位长春朋友一点都不意外：“老工业城市，晚上一大娱乐就是吃烧烤。前些年我想考研，当时我家在十楼都能听到楼底下烧烤店里嗷嗷打架，下楼买个烧烤当夜宵都很恐惧——别说我是女的了，那些流氓，我是男的都害怕。”《漫长的季节》剧照在那些无人看见的夜里，人们靠着自己的隐忍，活了下来。这乍看是体谅，有时像是懦弱，有时又像是坚韧。在《漫长的季节》里有一个桥段：在钢厂干了一辈子的老工人王响为了能让儿子进厂，不得已提着酒，想走后门找厂长通关系，都到了办公楼下，却一直徘徊到夜里，愣是不敢上去。好不容易鼓起勇气上楼，还不巧撞见厂长偷情，落荒而逃。追来的厂长叫住他，他把礼物递过去，却说不出口，厂长问他是不是生活有什么困难，他讷讷地说：“没有。真没有。”在这个系统里生活久了，一个人往往像是个过分懂事的孩子，“宁可忍一忍，也不敢讲话”是普遍的心态。长春封城时，很多人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但遇到领导来问话“有什么困难”时，得到的也常常是这种口是心非的体谅：“没有困难。”对任何人来说，要靠自己默默消化那些难以下咽的困苦，都不是一件容易事。那并不只是“能忍”和“看开”，还有一种自我消解和苦中作乐的能力，一位深知其中甘苦的大连人告诉我：“东北人对苦难的消化与转化能力不是一般的强，不然也不会出那么多笑星。”然而，即便能消化坚硬的现实，但这并不等于未来。有位在黑龙江小城长大的朋友说：“我觉得东北人整体来说，思想过时了，活在过去，怀念过去，也有一种怨怼的心态，觉得奉献了所有，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九十年代下岗潮，给东北人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创伤，这个创伤不真正疗愈，很难向前看。东北人需要走出受害者情结。”但怎样才能走出？这并不只是一句“人自有命数，向前看，别回头”就能揭过去的，毕竟压抑的过去终将作祟于现在。很多人的痛苦既没有释怀，也没有消除，它只是埋到了心底，在大家的视野里长久地消失了，被遗忘、忽略不计了，但被消失的那些人才是真正的大多数。《铁西区》剧照听一位东北朋友讲起他的人生经历。他生长于林区，那里只有两种生活：抬木头、坐办公室，抬木头非常辛苦，那会一个月也才40块钱，他说，小时候的想法，长大了只要不抬木头就行。由于生了他这个二胎，父亲被从会计师降级成了工人岗，52岁就郁郁而终。那对他打击很大，一度都想辍学了，班上的语文老师察觉到他情绪不对，带他去吃饭，点了份西红柿拌白糖，那会这其实挺奢侈的，问他：“知道为什么点？”“不知道，因为好吃？”不是。这位老师说，小时候家里变故，父亲下井时，煤矿瓦斯爆炸，一家人难以度日，只能挑着西红柿去卖，知道矿长家里有钱，就卖给他家，“那时给我馋的，发誓长大了一定要吃西红柿拌白糖。”靠着自己努力，他当上了语文老师，但生活并没有就此放过他。第一个妻子是矿工，也遭遇瓦斯爆炸死了；第二个妻子很恩爱，却因为篱笆的争执，被邻居一斧头劈死了。原本已心如死灰，但孩子还小，总得有个家，这样又遇到了第三个妻子，是百货商店的营业员，一样离婚后单身带娃同意“搭伙过日子”，但条件是一个屋檐下各过各的，“没想到我臭老九翻身了，还评上了特级教师，工资越来越高，这时她说，一家人这么多年，钱还是放一个碗里吧，我说，还是照原来的安排吧。”讲到这里，那位语文老师说：“我为什么要和你说这故事？就是想说，人生总有起起伏伏，有时你都意想不到会有什么打击潜伏在角落里，但不要因此就一蹶不振，活下来，走过去，就有机会看到不一样的可能。”这位老师前两年已经去世，但这一次对话改变了我这位朋友的命运，他不再自暴自弃，最终成了他们那个小地方走出来的少数几位博士之一。当然，肯定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那样走出阴影，靠个人努力自我拯救。作为一个外乡人，有时在听取这些故事时，我甚至感觉自己没有资格建议对方“走出来”，只能倾听。多年前有一次，一位老家东北的同事偶然谈起过往，感慨万端之余，又再三强调：“作为南方人的你，是无法理解的。”我知道她肯定有很多经历和感受无法言表，也无法反驳她的断言，只能说：“那不只是东北人的经历，也是中国人的经历。”她一听，眼圈红了。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些东北往事的讲述，常常给我一种感觉：“只有苦难，没有救赎。”人们困在往日的迷境中，只是设法把日子继续过下去——“过日子”既是生活日常实践本身，又是生活的目的，人们当然也在自我拯救，但那是一种向内的隐忍和治愈，却谈不上是救赎。我所说的“救赎”，是指通过宽恕、爱或内省，超越自身的苦难，克服并摆脱往事带来的心魔。不过，我现在开始意识到，也许很多事永远找不到答案，但是把故事讲述出来，就是一种救赎。

这是昨天上海虹桥站的汹涌人流。才一早10点，当天虹桥站发往全国各地的所有高铁车票就已宣告售罄。看到这一幕，很多人都难免涌起一阵复杂的感受：既对这黑压压的人群感到恐怖，又有一种久违了的熟悉感，同时还有一点奇怪难言的欣慰，因为这多少表明“我们的正常生活终于回来了”。这是真正的正常化吗？恐怕并不是。乍看起来，中国人似乎已经完全不记得不久之前的疫情了，曾经笼罩在所有人头上的黑暗，仿佛在有人说了一句“要有光”之后，就神奇般地消失了。尽管这好像也有点奇怪，但既然是好事，又何必去深究？我之前就觉察到，自己已显得有几分不合时宜。有的人说我怎么还在写那些抑郁之类的话题，觉得我还没走出阴霾，劝我不如“积极一点向前看”；也有人惊叹我怎么能在经历了许多挫败之后，还保持对那么多事物的旺盛好奇心。这两种相反的看法，其实都基于相同的立足点，那就是认为疫情前后的生活应当是断裂而非延续的——我们的语言里对此有一个生动的说法：“翻篇了。”连我一些曾发誓会记一辈子的朋友，现在也深感困惑地发现，自己好像已经没办法想起什么了。原以为那后遗症会伴随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很难伴随一声令下就那么凭空消失，但现实中它好像就没发生过。在中国家庭里，家长道歉的方式通常既不是道歉，也没有沟通，只是跟你说一声：“吃饭了。”通过这种默契的共谋，一家人把看不见的伤痕掩埋在心底里，以此恢复平静，但那与其说是“走出来了”，不如说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往事不要再提了”。昨天那篇《如何面对精神内耗？》发出来后，就有人坦率地和我说：“要是你早半年发出来，我会认真读完，但现在，我甚至都不想点开。抱歉，我想看一点能让自己开心的话题，不想再看这些负面的东西。”确实，很少人还愿意回头去看那些不堪的日子。当然，我并不清楚这种情绪有多普遍。有朋友说，他一早起来对女儿说，不少成年人表面笑嘻嘻但内心很沉重，女儿问：“不少是什么意思？你有数据吗？”我也没有数据，但出于直觉判断，我能理解这种心情。近两个月来，公众号、B站等各大平台的流量都在大幅下降，虽然说法不一，但我猜想原因之一恐怕也是出于这种厌倦情绪：在14亿人的神经都高度紧绷地聚焦于一件事上三年之后，骤然得到解放的人们仿佛劫后余生，对什么都丧失了兴趣。解封时网上流传的一个梗厌倦、回避、麻木，这当然都情有可原，但恰恰表明这种看似“什么也没发生过”的平静是一种伪装和假象。不戳破这一点，日常生活的正常化其实是不可能的。不可否认，当下这样至少避免了痛苦的审视，但那是有代价的。金斯堡曾写过在战后苏联的生活，一次次的打击，让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心理保护机制：苦难只能把人净化到一定程度。如果苦难延续好几十年变成一件例行公事，它就不再具有净化功能；它只是使所有感觉变得迟钝，再次被捕之后，我确实变成了一根木头。如果日常生活就是痛苦的、无法逃离的，那么感觉的钝化多少能让自己好受一些。这也是我们在当下所见到的：诸如“特种兵式旅游”所表现出来的，与其说是亢奋的欢快，不如说是一种宣泄——人们报复性地出游，在密集的行程安排中，达到一种“悬置”的状态，那其实很像一个工作狂，不用多想，但不停地劳作。当下的热火，与其说是对“正常”的回归，不如说本身就是异常的，是一种应激反应。网上有一位“梦宸本沉”曾谈到这种高欲望享乐主义的心理动因：我是唐山人，听老一辈讲，唐山在76年地震以后基本信仰就崩塌了，啥也不信啥也不讲，过年连风俗都没了，就好消费，好吃，觉得必须要享受当下。整个受过创伤的那一代都这样。有东北朋友也曾和我谈起一个似乎很奇怪的现象：绥化市北林区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本省其它市县，但是，这里的餐饮业畸形发展，各种饭店遍布大街小巷，到了晚上，各色人们成群结队。为什么经济萧条的地区，餐饮业还越发达？这固然是因为“民以食为天”，但在他看来，很大的一个原因也在于很多人精神空虚，无所事事，用酒精来麻醉自己成为填补生活和工作空白的必选项。如果是这样，那么娱乐、食物，其实说到底也是人们逃避现实的另一种方式。上海的夜市近几天，上海的夜市也复活了。我问了几个摊贩，得到的回答是不尽如人意：“看的人多，买的人少。”仿佛夜市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仪式：让人有一种“烟火气又回来了”的心理安慰，但其实谁都没有真心投入，因为人们要的是那种感觉本身，却不是为了消费——所谓“报复性消费”，重点在“报复”，不在“消费”。更多的人，连“报复”的欲望也谈不上，他们的平静，倒不如说是为了让自己维持运转——不如此，生活还能怎样？日本秋田县曾有一起引发争议的案件，当事女性上午遭受了严重的性骚扰，中午又出去和人一起去吃午饭，法官一度认为这种若无其事非常难以置信。最终，律师以“创伤应激综合征”（PTSD）的解释获得了支持：“当一个人的创伤过于严重时，大脑会无法应对。此时，那个人会从现实中逃离，通过重复性的日常行动来支撑自我，避免崩溃。”在谈到创伤后的心理治愈时，心理咨询师简里里曾说过这么一番话：在创伤发生之中，人们需要的是现实的改变和帮助。人往往在环境安全了之后，现实问题得到了安置，心理创伤的症状才会浮现出来。应激之下人的韧性反而会多于平日，还会使用一些奇怪但有用的防御。然而日后的恢复和疗愈是漫长的，很长时间内你甚至都瞧不见伤口。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人们选择了自己掩藏起伤口，就像《癌症传》里所说的：“这些病房里流行集体失忆。如果记忆是生存所必需的，那么遗忘也是。”在面对绝境时，这也是人之常情：面对死亡和黑暗，我们依靠彼此的温暖和这样一种信念支撑下来——“一定会过去的。都会过去的。”很少人觉察到的是，这意味着我们相信遗忘才是救赎，当一切“过去”之后，平静就将来临。由于这种特殊的理解，遗忘不失为一种轻松的活法，对那些渴求回归正常的心灵具有莫大的诱惑。但遗忘其实并不会带来真正的救赎。常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很健忘，甚至从不使用自己的记忆，以至于经历了很多苦难，却什么也没学会。当然，这原本就很难，但如果我们希望能有个不一样的活法，就得从勇于直面那些潜藏的伤口开始。

一觉醒来，又老了一岁。是真的老了，这一年里经历了太多事，鬓角也不知不觉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白发。年过四十之后，不能不感受到时光不动声色的无情进逼。这听起来可能像是人到中年的无病呻吟，事实上除了像今天这样特殊的日子，我也很少会关心自己的容颜，但这种自我凝视难免会激起一点内心的波澜，因为这以一种不可回避的具象提醒我：是时候面对不一样的自己了。怎样做自己，是一门无人能教我们的艺术，更别提是在这个时代做自己了。所谓“向前看不到光，向后看不到底”，就像赫然发现自己双脚悬空，进退两难，这或许是当下所有人都面临的共同问题，那就是不得不在一个日趋逼仄的处境中负重前行。再迟钝的人，都能感知到时代的“风气”已经大变。就在最近这几个月里，我听不少人都说“从来没觉得活着这么累过”，虽然早已全面放开，但就像有朋友说的，“感觉身边的每个人都比以前活得更小心翼翼了”——而这种“小心翼翼”本身，或许又让人感觉活着更累了。年轻的时候是很少会去想这些的，那会虽然一无所有，但在独自面对一个庞大的未知世界时，就算未必“兴奋”，也不至于感到恐惧。现在讲出来，那既像是无知，又像是无畏，当然，也许更多人只觉得那是“运气”。我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现在踏上社会的这一代比我那时内心苍老，在他们青春的容颜之下，有一颗沧桑的心。那就像是《道林·格雷的画像》的反面：外表已不是反映而是掩盖了内在的变动，仿佛是长在身上的一张社会人格面具——这倒是契合person（个人）一词的本意。2003年春，在泸沽湖因为年轻时就长相显老，这些年也有朋友开玩笑说我“逆生长”——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倒是可见那时我在他们印象中有多“沧桑”，不过在心理上，我确实开始重新认识曾被否弃的某些品质。我当然也血气方刚过，青春期甚至一度性情激烈，但总的来说，作为一个内向的人，我的整体气质偏于沉静。尽管我有时也会被那些个性阳光的朋友感染，但哪怕是在中学时代，我内心里也会不以为然地觉得他们所推崇的“勇敢”往往只是“鲁莽”，隐含着一点非理性的气息。现在回想起来，我对“勇气”一直有着自己特殊的理解。那可说是一种“消极的勇气”，更多意味着面对外部压力时的“坦然无惧”，乃至是“无故加之而不怒”，那是基于内在力量的审慎、克制，而未必朝向外部的积极行动。之所以如此，想来是因为我早早就分离出了一种自我审视的目光，尤其是在高中、大学时期，像是有另一个自己在不远处注视着自己的肉身。不止一次，这阻止了我自发的冲动，因为我在行动之前就反思了行动，甚至消解了行动的意义，就像顾城的诗里写的，“为了避免结束，你避免了一切开始”。可想而知，在有些人看来，这就是怯懦，因为在他们眼里，那种被我压制住的自发冲动本身才是“勇气”。这是我付出沉痛代价后才理解的。很长时间里，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由于这种过度的审慎，我其实潜意识里相信“勇气来自确定性”——就像一个上考场的老实学生，如果没有完全掌握课本上的所有知识，总觉得心底里有几分惴惴不安，没十分把握的话也不敢说。直到毕业多年后我才渐渐明白，身处变动的风险社会，这是一种妄念，如果要等到万事俱备才开始，那就永远不会开始。三年前失业时，和我交接的老同事有一段临别赠言。她大我十岁，儿子已经出国留学，自己再干两年或许也退休了，她说：“我心态很平。我职位够高了，不想再往上爬，老实说也不缺钱，明天不干都可以，那我为什么还在这里工作？只是因为我还喜欢这里同事的工作气氛，也想看到一些前沿的新东西，那就做着玩吧。”我相信这是她的肺腑之言，更敬佩她此刻仍保持镇定和求知的职业素养，当然这也是一种勇气，但这种勇气其实来自“底气”，毕竟她不用担心失败后片甲不回，也不会因此丧失对自我价值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输赢对她来说与其说是“生死攸关”，不如说更像是一场游戏——投入地去玩，不用担心结果。意大利电影《年轻气盛》这两年我渐渐察觉到，在当下这个时代，所有人都被嵌入到一架庞大的机器之中，而当我们变成它的一个小小零件之后，人也就被非人化了。此时，只有创造性的行动才能证明“自我”的存在。这一幕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所以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早就强调过，对于中世纪神学来说，“沉思”原本是人的最高目的，代表着对现世的批判并通往超越性存在，也因此高踞道德层次体系的顶部，然而，到了现代社会，政治理论最重要的使命已经不是恢复沉思的首要地位，而是恰当地实施行动。现在的问题是：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要自主地行动已经变得更难了。即便不是直接的管控，单单是应付未来的不确定性、甚至应付自己的内心，就已经让许多人精疲力尽。尽管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但某种“成熟的冷漠”并不总是意味着活力的丧失，正如赫尔岑在其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的序言中所说的，个人的一切转瞬即逝，对这种消逝除了顺从别无他法。这不是绝望，不是衰老，不是冷漠，也不是无动于衷；这是暮年的青春，生命活力恢复的形态之一，或者不如说，即是这个过程本身。有些创伤，人是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才能忍受的。我深切地知道，经历了这三年之后，沉思已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流亡形式：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躲进小楼成一统”，寻找一个精神的避难所，那既像是自我救赎，又像是自我放逐。平心而论，那种处境当然有情可原，放弃行动，至少可以遁入自我，但有必要警惕的是：稍有不慎，“放弃行动”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演变为“放弃自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反思自己的生活，因为那本质上是在捍卫我们的存在本身，也只有在认清现实和自身有限性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有所决断和行动。1938年，当不祥的乌云笼罩之际，本雅明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在我的工作中，只要可能，就进攻性地对待这个时代的毁灭性机关；在我的生活中，只要可能，就防御性地面对它们。”这两者都需要坚定的勇气。我其实向来不是那种挺身而出对抗性的论战者，更多的是在观察、记录。也因此，长久以来，我对于这个作为自己写作对象的社会抱有某种疏离感。倒是去年上海封城时，有读者对我说：“要坚持住啊。你的勇气也给我勇气，要是你放弃了，那对我来说一盏灯就灭了。”这让我意识到，个人的勇气或许也可能产生公共意义。也是因为这样不期然的一件件小事，我在人到中年之际终于迟迟领会到勇气可能比智慧更重要——没有行动的沉思，是不孕的，又或者说，沉思本身应当为行动开辟可能性。不过，我仍然认定，解释者不应该具有操纵性，他真正应该做的是帮助人们看清周遭的现实，并尊重自主的选择与行动。虽然这肯定不易，但我想正是此刻才更有希望打开可能性，因为这世上没有孤立存在的勇气，人和人正是在彼此处境的共振中获得力量的，因而第一步就需要打破这种孤立感。日本电影《0.5毫米》中有这么一段话：被逼到极限的人，他的光芒就超越了极限，会作为一个自我存在而觉醒。那是能让他有移山的力量，山就是每个人的心灵，或许只能移动0.5毫米，但这些几毫米聚集起来，朝同一方向移动时，就是革命的开端。我也相信。相关阅读：（已设置超链，点击篇名即可跳转读取）生日感言封城之下的生日装在格子里的人请关注我的新号：

震惊全国的丰县事件，昨天终于有了结果：违背女性当事人意愿，将其拐卖的五名人贩子，分别获刑八至十三年，而和她生下八个孩子的董志民，则因虐待罪、非法拘禁罪被判九年有期徒刑。虽然还有人继续追问（特别是法律界质疑为何董志民的罪责中不包括强奸罪），但对大部分人来说，此事恐怕就算尘埃落定了——既然旧账已了，那还老提它干嘛？现在回头来看，当初这一事件之所以引起全网热议，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们（尤其年轻一代）无法理解：“怎么现在还有这样的事？”——这种看起来愚昧、野蛮、残酷的景象，如果发生在数十年前也就罢了，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这可以在瞬间激发公众对此事的强烈关注，但也隐含着一个当时难以察觉的问题：既然这被视为老问题在某些黑暗角落里的残余，是当下社会中的异常，那么，当这个“故障”被排除、修复，现代社会这架庞大的机器就可以继续轰隆隆向前了。换言之，这种直觉性的疑问或许激发了反思，但也就反思到这一步为止了。不仅如此，这还很容易滑向地域黑：因为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像这样的事只在“盲山”这样现代文明难以触及的山沟沟里才能存在，说那儿愚昧落后，难道还冤枉它了？当然，也不必反思自我了——“这种事，在那儿不稀奇，在我们这里，不可能。”正如有读者曾留言给我所言，黑徐州固然痛快，却可能回避了真正的问题：“把所有的罪恶都放在徐州人的身上，当然可以减轻作为中国人的羞愧感。好像这只是徐州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因为他们天生就就是恶的，所以只要骂徐州的人、抵制徐州的货、撤徐州的官，甚至把它从地图上抹掉，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电影《盲山》剧照然而，此事只是旧事物的残余吗？事件的发生地徐州真的是穷乡僻壤吗？黑徐州和丰县就能解决问题了吗？答案都是否定的。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在于“怎么现在还有这样的事”，而是“正是在现在的形势下，老问题才演化出这样的新现象”。这可能听起来有点绕，那这么说吧：反犹在欧洲历史上不是什么新鲜事，但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并不只是“又一次反犹”，而恰恰是现代性的产物。这是一种“反动的现代性”——现代的技术和管理手段，不仅没有扫清前现代的理念，反而杂交出一个怪胎。当代中东的恐怖主义同样是个现代现象，如果以为他们只是一群不肯进步的落伍分子，就低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了。丰县事件的根源也是如此。虽然很多人在事发后都追溯到黄泛区由来已久的重男轻女和人口买卖，但不可否认的是，徐州的社会经济水平，在国内至少也是中游水平，肯定不是最差的，而正是近四十多年来眼花缭乱的人口流动，使徐州这个交通枢纽周边地下的人口交易市场死灰复燃。历史学者任思梅在研究了清末民国时期的人口贩卖后也强调，早先人口买卖的“常规交易”通常都是近距离、小范围的，但到19世纪末出现了一些危险的新变化：城市化和商业化的进程使扩张中的城市催生出对廉价刺激与即时满足的欲望，人流密集的新型公共娱乐空间成了诱拐犯和人贩子下手的热门场所，而长途旅行则使远距离的人口交易成为可能，现代化又使个体更容易与熟悉的社会断了联系，却更难求助，买卖年轻女性的交易范围由此日益扩大。相比起来，治安和法律应对是滞后的，1920年代铁道部才下令在火车站、车厢及铁路沿线增设巡查员，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贩子的策略也随之演进。她不无讽刺地指出：“职业罪犯（以及参与犯罪的普通人），而非警察部队，才是站在风口浪尖、利用中国日新月异的转变的那群人。”这样，旧观念和新条件一结合，催生出某种更扭曲、更残酷的形态。与此同时，新形势也加剧了老问题的结构性困境：重男轻女的观念还在，计划生育使人们更偏向只要男孩、教育的普及和城市化使当地女性能走都走了，这都进一步加剧了性别失衡，如果法治化没跟上，那么在婚姻市场上处于劣势的那些男性当然会想利用人口流动带来的机会，设法去“买一个女人”。扭曲的“市场需求”催生出了特殊的“供货渠道”，远距离交通和人口市场的形成，使丰县这样的地方能通过一个地下“市场网络”从更边缘的地方获得弱势的女性，而这些在所谓传统社会是没办法办到的。有朋友说，他几年前在皖北参加考古发掘，负责翻土的工人就有贵州、柬埔寨、越南嫁来的女人，如果没有这种人口流动和“市场网络”，这怎么可能？像云南怒江州这样边远的角落，在几十年前都还远离现代化浪潮，但这些年来随着本地社群的逐渐瓦解、交通的便利，女性“跑江苏”、“跑安徽”都已经是当地为人熟知的暗语，甚至据说几乎家家都有在苏北附近的亲戚。就算这一“市场网络”使丰县得到了妇女，但福贡县也流失了，只不过是使更偏远地方的更弱势群体承受了代价。乍看起来，这像是“旧事物的反扑”，但更进一层看，那其实正是现代化深入的结果，当这一浪潮深入到各个偏远角落，将那些孤立无援的女性裹挟进一个地下暗网中，此时制度性的救援又还跟不上，就会有人陷入就连传统的“愚昧落后”之地都难以想象的离奇境地。为什么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能给病症做出准确的病理学分析，就会开出错误的药方，最后说不定非但不能药到病除，搞不好又制造出新的问题来。这并非耸人听闻。报道徐州妇女拐卖现象的《黑色漩涡》一文（徐宁、唐冬梅著，刊《雨花》杂志1988年第10期）早就在末尾点明，当地人口买卖现象并未随着拐卖团伙的覆灭而消失：罪恶的祸水，还在这里蔓延着……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津浦铁路、陇海铁路，照样每天在这里交汇，人流依旧从徐州火车站检票口涌出，然后消失在这古老的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农村的女孩子们照样地从那些封闭、落后的山沟里，源源不断地走向城市，走向文明。如果我们不想这次重蹈覆辙，那首先就有必要将这背后盘根错节的生成机制想清楚，因为这些伴随着现代化发生乃至恶化的现象，只有对现代性的更深入反思才有可能解决。棘手的是，在处理此类事件时，我们常常在一个模糊地带面对道德困境，有时受害者又像是加害者，连“合法”与“非法”都难以辨认。一些底层男性从国外输入新娘，如果这不伴随着暴力强制，常常还以合法的“跨国婚姻”的面目出现。有一篇三年多前的纪实报道《我的妈妈，是2800块买来的越南新娘》，谈到了一个女性的遭遇：她坚忍顽强，很值得尊敬，遭遇也很悲惨（丈夫买她的钱是借来的，婚后她自己种花生还清，所以她说是自己赚钱买了自己），但看起来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她后来带孩子回越南，不仅没留着不回来，反倒还将三个表妹带过来嫁人，理由是怕她们在老家嫁不出去。在裁判文书中，被解救后仍然愿意留在当地的女性也有相当高比例，尤其是那些有些精神性疾病的女性，早被家人看作负担，在很多农村家庭是巴不得有个婆家愿意要了去，能养着她，至于其余都是其次的。正如贺萧在《危险的愉悦》中所说的，残酷的现实是：“尽管说来说去都是绑架拐卖的故事，但我们必须牢记，许多这样的买卖，其实被卖女人及其家庭都是知道并同意的。”对于这些真正的底层来说，婚姻是一种谋生手段，而“买卖”和“恋爱”、“结婚”的边界可能相当模糊。当然，我也清楚地知道，在丰县事件激发的讨论中，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视角和立场。我周围就有女性朋友坚称地域、阶层、现代化等因素统统都不重要，只存在受压迫的抽象女性，那位受害者也不是来自云南怒江的“小花梅”，而是12岁走失的城市中产家庭女孩李莹——这两个身份和符号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人口买卖的模糊地带，在“小花梅”那里是广泛存在的，但对李莹来说是不存在的，只有毫无争议的悲剧与罪恶，更能激起恐惧，也更有戏剧性——一记闷棍，从天堂坠入地狱。更有甚者，这位朋友强调这一事件是女性的受难，但却反对将之看作“现代化的产物”，因为在她看来，“伴随着现代化这件好事，会伴生一些坏事，但为了得到好事，那些坏事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代价’，至少是在一个阶段需要接受的”。我之所以说在这一问题中要反思现代化过程本身，是想强调这是一个新问题，而并不只是“现代化尚未解决的老问题”，人口买卖也绝不只是“愚昧”这么简单。我不否认这其中确有传统因素存在，也完全不在乎“没有女人，村子就没了”，只是想说：新旧交替之际，女性的处境有可能反倒恶化了，极端保守的理念借助现代化的网络和技术，加剧了人的兽性一面，使一些受害者堕入以往没有过的非人境地。现代化没有回头路，反思现代化本身也不等于反对它，相反，是为了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其中的问题所在，强化或完善相应的机制，确保弱势群体的自愿、自主和选择权，尽可能让他们不必受制于不利的结构性困境。如果说男女比例失调的状况，只会提高女性作为物的价值，却没有提高她们作为人的价值，那么现在就需要制度来确保人的价值得以实现。相关阅读：丰县事件：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她有自己的名字人的条件盲山之后的盲山丰县事件带来的觉醒你为什么关注丰县事件？徐州人怎么看待丰县事件？丰县事件书单当光棍成为社会问题婚闹为何屡禁不止为什么做个女人那么难

去年今日，上海全城进入封城模式，其城市形象也跌至数十年来的最低点，“优等生”瞬间变为“最差生”，而深圳才被看作是“中国城市的天花板”。我对此有不同看法，一年后的今天也没有改变。重温这段已成过往的“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才是“城市”的真正的标尺。本文首发于2022年5月6日《中欧商业评论》。自疫情爆发以来，上海曾在两年时间里都是国内各地防疫的标杆，被仰望为“中国城市的天花板”，然而这一神话，在它封城之后已告破灭。有人尖刻地挖苦：“上海确实是天花板，但只是地下室的天花板。”一些在上海打工的外地人都说，这次对上海很失望，“没有深圳做得好，晚封了15天”，他们打算解封了就走，去深圳。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深圳才是新的标杆：同样是3月爆发疫情，深圳果断封城并全员核酸，速战速决，虽然经济停摆一周的代价也不小，但相比起来毕竟是“短痛”。更重要的是，从这种“深圳模式”中，可以看出其城市治理的高效率，因而有人说，深圳才是中国城市的天花板。果真如此吗？如果是这样，那这意味着什么？疫情是对一个城市综合治理能力的极限压力测试，从这一意义上说，“哪个城市更好”的衡量标准应是“通过各种手段，将疫情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降至最低”。上海此前之所以广受赞誉，就是因为其“精准防控”像“微创手术”一样，在不影响社会运行的情况下将疫情控制住，而深圳的做法又有所不同，最为人称道的地方，则体现在它的“速度”和“温度”上。深圳的“速度”并不仅仅依靠一支医学精英队伍，还尤其体现在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上：3月疫情爆发后，深圳不仅封城早，且第一时间就让行政事业单位和国企员工下沉到一线，直接就地转化为志愿者，在所有道路口三班倒24小时值守，封控区不出户、管控区不下楼、防范区不出区，每8小时统计一遍防范区出入人员，确保封控到位、民生物资第一时间保障，责任明确到人，每个环节交班签到，谁出问题谁负责。不仅如此，从1月起，深圳人去市内任何地方都要出示48小时核酸证明，最频繁的时候一天一测，即便在后续解封后，仍不断零星冒出，还是要凭借48-72小时核酸阴性才能出入各种场所，每个小区每天都会摆几档做核酸，市民早已不知测了几百次，每天都要扫码亮码七八次。到2022年4月8日，深圳已建起多达1622个核酸采样点，而人口比它多一半的上海，在本轮疫情爆发之初的3月9日，仅有201个核酸采样点。每个有卡点的小区门口、核酸检测点、疫苗接种点，都飘扬着一面党旗。在国内各大城市中，深圳可能是第一个将这种不间断核酸检测常态化的城市。像这样的操作，现在各地都已经不陌生了，上海也在效仿，但在3月28日上海封城之前，上海人对此可说闻所未闻。相比起上海，深圳的社会动员能力强得多，“新深圳人”带有一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更积极响应做志愿者的号召，市民配合度也很高。很多人如今已不记得了，两年多前疫情初起时，深圳也是最早采用“硬隔离”措施的城市，当时“深圳新闻网”还刊发了一篇《隔病毒，不离爱——一封来自硬隔离楼栋全体业主的感谢信》。事实上，很多深圳人觉得这轮上海疫情中，政府不够强势、基层表现拉胯，市民也不够配合。深圳很早就明确：急诊病例任何医疗机构不得拒诊、建立孕产妇医疗服务保障体系，每个街道都有专门的疫情服务热线。当然，很多城市都曾这么规定，但很少能做到深圳这么高效。曾有产妇给深圳卫健委公众号留言：“12小时了还没有等到核酸结果，能不能优先安排？”不到1分钟就得到四字：“电话发我。”1个半小时后，她接收到了后台上传的核酸报告，顺利办理入院。这一事例被广为称道，简洁高效的处理流程，需要卫健委、医院、核酸检测机构的无缝对接和“以人为本”的关怀，不仅有“速度”，也有“温度”。事后深圳卫健委接受媒体采访时，平淡的话语中体现出这座城市的务实精神：“深圳市政府是服务型政府，简单来说就是服务民众。当时我们没有想那么多，只想着尽快帮助市民解决问题就好。”234名深圳地铁物业人员轮流换岗支援防疫有人总结过，深圳封城有三点与其它城市有别：保留物流网络、建设宠物托管中心、要求房东免租。虽然严格封控，但保障市民生活的货运、外卖、快递等都正常运行，这部分流动人员凭核酸阴性出行，维持市场的基本运作，也使政府不用安排统一发菜；宠物托管中心使被隔离的主人安心；物业、地产给商户、租户免予部分租金，这当然减轻了封城期间很多人的经济负担。不难看出，这三点所体现出的都是“温度”。深圳采取的这一系列做法，可以说是符合其“市情”的扬长避短：深圳医疗资源很紧张，三项关键指标都在全国24个万亿GDP城市中排名倒数，缺乏足够的医护人员和床位去诊疗、应对病例，但与此同时，它财政却很有钱，且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相当强，这就使得它可以在严密封控的同时执行不间断的全员核酸。在解封之后，深圳也是全国各城市中最强力推进打疫苗的——不打疫苗赋黄码、不打疫苗不给测核酸。备注：北京、上海、广州为2021年数字，深圳为2020年数字，括弧中数字为它们在24个万亿城市中的排名深圳能做到这些，很重要的一点也在于：它的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劳动力和技术人才储备充足，在面对不确定风险时能高效运转，与此同时，作为一座新兴的移民城市，它又不像那些本地居民为主的城市那样有宗族、单位等形形色色的社区，甚至邻里关系也更陌生，社会自组织能力更多体现在各种自发的NGO上。在深圳，即便是在疫情之前，物业、街道、派出所也会时不时地发个通告，要进行入户检查，检查内容有消防的、用电安全的、核对实际居住和登记是否一致的，不一而足，但我在上海住了二十多年，从来没遇到过。相比起来，深圳对直达每家每户的摸底、掌控、动员能力，要强大得多，几乎可说“不留死角”。深圳抓暂住证、抓实有人口清底摸排，是能力最强、组织最到位、执行最彻底的，其他很多城市根本不知道小区住了多少人。更关键的是，深圳市民对这些做法的遵从度很高，所谓“来的都是深圳人”，对城市的认同感也很强。一般来说，市民的遵从度高大致有两种原因：一是居民对公共政策的利弊有着清晰的认知，明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一致的；二是实施者对居民较为强势，使之除了遵从之外别无选择。深圳的“温度”体现的或许是前者，而“速度”则更多体现了后者，封城实质上就折射出这座城市的总动员能力。现在很多人都在推崇“深圳模式”，盛赞深圳做到了国内最好，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可否认，深圳已经尽其所能，至少在可能的范围内，做到了更人性化、更高效、经济损失更低，然而，这只是一个战术性的胜利。如果深入来看，也可以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深圳模式”，那只是“武汉模式”的升级版：封城更果断、动员更有效、病例筛查更及时，当然也更贴心有温度。然而，从根本上来说，这是把旧模式做到了极致，却并没有开创新模式。就此而言，这折射出这座城市的底色：它是“做题家”的天堂，可以不计出身，给每一个来到这里奋斗的年轻人才提供机遇，而他们也以自己的努力予以回报，高度认同“深圳市民”这一新身份，毕竟这原本就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这无疑给这座城市带来无穷的活力，但与此同时，它极其善于在既定框架下高效地完成任务，但却缺乏那种另辟蹊径的真正创新。在我看来，深圳模式只是在现有模式下内卷演进，但犹如丸之走盘，即便发挥到极点，仍未能突破。反过来说，除了深圳自身的一些特点（如年轻人多、财政强、技术力量强、核酸检测点多），这也正表明深圳作为地级市，自主权比直辖市低，要探索新模式也没有这样的自主权，只能在边界内尽可能地做好。深圳曾是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闯关，但现在，它是优等生，是做题家——闯出新路对它来说可能超纲了。应该说，深圳模式是更适合各地“抄作业”的，然而，一个本来没有办法的权宜之计被推崇至此，正表明我们这个社会许多人对新范式是缺乏想象力的，在心理上没准备好。当下的处境，就好像十数亿困兽，一方面苦不堪言，另一面又找不到出路，对新范式满怀恐惧，甚至无从想象。如果是这样，这表明这个社会对变动的态度是相当僵化不开放的。现在，深圳模式已成为各地的标配：无锡宣布统一标准建设2634个核酸检测小屋，杭州要建1万个，上海也在跟进，都旨在构建“15分钟核酸采样服务圈”，按步行15分钟找到采样点、排队不超过30分钟增建采样点。武汉也在学这一模式，更进一步，还用灰码让人定期做核酸。由此而来的，意味着各地在核酸检测、48小时出入场所的做法常态化。在上海封城之前，国内有很多城市已经在靠48小时核酸维持正常运行，但这在上海绝大多数工作和生活场景中并没有应用——当时上海仅有201个核酸采样点，而现在比照杭州的规模，恐怕需要2万个，相当于暴增100倍！这种做法的大规模实施，意味着人们对社会治理水平和权利的诉求都比较低，又或缺乏表达异议的意愿与能力，无法形成成规模的意见。结果是我们现在有目共睹的困境：为了尽快“动态清零”，各地都是“一例就封城”，又或为了不封城，不间断地进行常态化核酸管理。毫无疑问，这不仅对城市财政造成压力，影响社会生活的流动性，最终对经济活动也会造成潜在的深远影响。今年第一季度，深圳在国内GDP总量前十大城市中，增速最低——仅为2.87%，而此前两年的一季度平均增速为4.6%。排第11的天津更惨，以至于网上有人戏谑：“天津是动态清零全国做得最好的城市。每次有几例就马上静止为清零，封了解解了封，运作有序，元旦以来就没发生过一次混乱。第一季度GDP出来了，0.1%，全国倒数第一，果然也快清零了……”这次上海把所有人都吓坏了，大概从上到下都不乏有人觉得，哪怕在财政上要花不少钱，但检测总比封城停摆的代价小。然而，这不足以让我们摆脱困境、回归正常。极而言之，深圳模式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给了无数人一种幻觉：现有模式是可行的，只要把效率提升、优化到深圳那样就行了，但从进化上来说，那可能是一条死胡同。深圳当初能从一座边陲小镇狂飙突进，成长为一座国际都市，靠的就是“经济特区”带来的市场经济，小政府管得少，充分发挥民间的活力，但从这一轮的防疫来看，深圳在国内城市中表现抢眼，其实背后真正依靠的是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免疫力过高”的表现——对外部风险的反应过度活跃，不仅耗费了过多的能量，也在攻击过敏原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伤及自身的健康肌体。不过，深圳可能也比其它城市更好地为下一步做好了准备，因为至少从理论上说，它有着开放的最优条件：人口结构相当年轻，易受危重症威胁的老人比例很低，再加上疫苗接种率高，还紧挨着已经放开的香港。这也是深圳的务实之处：在允许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做到最好，虽然不会抢跑，但也不止步于此，而是多看一步。谁都无法否认，深圳已经跻身一线城市，但它如果还想更上一层楼，真正成为“中国城市的天花板”，仅靠高强度干预和内卷是不够的，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伟大的城市都是自发生长起来的，那恰恰需要减少干预，释放民间的活力，尤为重要的是进一步赋权，放手让社会突破内卷化的旧模式，真正打开视野，闯出创新的新路子。往期阅读（已设置超链，点击篇名即可跳转）||专题讨论：真正的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为什么对女性友好的城市更发达？越无权无势，越适合在大城市生存去鹤岗还是去大上海，这是个问题“宜居”能成为城市竞争力吗？三年疫情大考后，未来哪些城市值得看好？都市圈竞争的时代高铁的冲击||城市系列：真正的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在郑州读懂中国南京：一个想做经济中心的政治中心南京：一座不断重生的城市洛阳割裂扬州还能重现辉煌吗？“就算你不去上海，你的下一代也会去上海”上海还是上海吗？解封满月，上海复苏了吗？上海重启住在上海：陌生人社会是怎样形成的再造“大上海”疫情下的上海，告诉你什么是现代城市何不将武汉升格为直辖市？三座城市，三种口吻||省区系列：观念落后，为何经济却很发达？江苏：从“南北战争”走向共同富裕江西：一个内陆省份的二次开放“河南爆雷”：可持续城市发展需要信用广西：一个假的沿海省份两个广东甘肃还能翻身吗？黑龙江的出路东北衰落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长三角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从2月下旬以来，本号文章的阅读量有所下滑，有人甚至私信来关问：“最近是不是状态不大好？”那倒没有。疫情放开后，我的个人状态应该只会比之前好了，当然，这并不保证我就一定能写出更好的文章，但问题在于，近期不同公众号的阅读量普遍都出现了波动，我供稿、关注的一些号，粗略估计的平均降幅大致在30%左右。实际上，这样的变动去年下半年就已肉眼可见，只是我自己这个号一度似乎还幸免，直到近日也终于感受到了寒意：在去年4月底被封半年之前，本号一篇文章通常的打开率在15%-20%左右，但现在能到10%就不错了。完读率、点赞率这些指标倒是没多大变化，分别稳定在50%和3%上下——也就是说，只要打开看了，读者对文章质量仍是认可的，问题是很多人根本没点开看。这是因为我不够标题党吗？毕竟是否点进来看，通常人们也就是扫一眼标题就决定了。我也知道“改进”标题可以提升打开率，但我一直不想这么做，因为被骗进来读一篇内文和标题不一样的文章，这体验并不愉快。用这种方式提升打开率，结果往往是完读率随之下降。近期公众号阅读量的普遍下降，真正关键的因素，恐怕是平台推送规则的改变：如果不是你经常阅读的公众号，那就算有了文章更新，也不会出现在你“订阅号消息”的第一屏上。如果你想要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请先点击👇我的名片，然后点击右上角的“…”，再选择“设为星标”：（新号“无声无光”，为保大号，一些敏感点的话题会选择发在这里）公众号为什么要更改推送规则？我猜想，极有可能也是自媒体竞争激烈化所致。近一年多来，随着短视频的兴起，像公众号这样以图文为主的平台，受到的冲击不小。在市场上，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媒体价值：两年多前，我有朋友的账号被收购，30万粉卖了90万元——当时好一点的账号，估值每粉2-3元是惯例。但现在，随着流量、创作者纷纷涌向短视频，公众号就呈现断崖下落，目前估值行情已下跌到了0.7-1.7元每粉。当然，写作者可以不在乎媒体价值，但平台在乎。公众号平台推送规则的改变，说到底就是为了“激活”读者的阅读量：算法根据你的行为习惯，判断你对哪些号、哪些内容可能更感兴趣，不再按文章发布的时间顺序，而是主动筛选相应的内容推到你眼前。乍看起来，这只是一个微小的改变，但影响却可能极为深远。首先，这样的算法推送是根据你已有的习惯、口味来的，因而你越是不喜欢的，就越不会再看到，这就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信息茧房。当然，公平地说，这种“协同过滤”是网络媒体的共同特征，像抖音等短视频在这方面更激进得多了。其次，这将造成内容流量的剧烈分化，强的愈强，弱的愈弱。新的算法规则本身奖励那些迎合热点的内容，除非你自己能制造热点，而那是极难的，这对新作者尤为不利。头条号、百家号就是这样的规则，同一个作者的内容，爆款能到100万阅读量，下一条冷门却可能只有几百，这种阅读量差距之悬殊，远大于公众号。可想而知，这会刺激创作者挖空心思去制造“爆款”，因为一条爆款可能就超过100条冷门，而能成为爆款的，通常都不会深刻。如果一个创作者很在意流量，那么在这样的规则下将很难不焦虑，因为爆款的奖励如此之大，但没有人能总是出“爆款”。这很容易让人变得迷失自我，变得不再去写自己想写的，而是去琢磨别人想看什么。这就是第三点关键所在：平台不再以内容创作者为中心，而是以读者为中心。因为获得推送的机会不是以创作者发布时间逐个呈现，而是取决于判断公众对什么内容感兴趣。特别是热点话题，很多人在乎的不是谁写的，而是他/她想看的时候有人写出来了。不难想见，这会削弱读者对内容创作者的认同，因为读者是跟着内容走的，而不是创作者，复杂的创作者尤其不讨喜欢。比如说起维舟，他擅长写什么？好像什么都写，不知道如何归类。老读者习惯了或许更喜欢，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就无法用一句话来说清楚。在豆瓣上，你不时会遇到一些兴趣广泛的有趣人物，看各种书籍、电影，或许也享受生活美食；但小红书上的up主完全不是这样，他们没有复杂的个性，而是固定输出某一类内容，美食就只谈美食——这也许乏味，但定位清晰，辨识度高。由此而来的便是第四点：内容创作者将在算法驱使下，为市场而写，当然他也可以只为自己而写，但结果极有可能就是被边缘化、小众化。当然也有一部分读者对创作者有很强的认同，但且不说他们通常都是少数，要始终保持这么强的认同，也对创作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新的算法规则，本身其实就不利于形成这种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强纽带。我不是看不清这样的潮流，但知道归知道，最终还是会选择逆潮流而行。也许我骨子里还是有点倔强，当然也清楚要这样去迎合市场将意味着什么（对一个创作者来说，写不是自己真心想写的东西很痛苦，通常也很难写好），相比起来，被边缘化还算是可以接受的现实了。我真正开始写公众号，其实也就是最近这三年多时间，但这盛衰起伏，好像都过了好多年。一度我还曾想，就算哪天退休了，靠写公众号也还能勉强维生。但现在想来，且不说十年后，三五年后公众号会变成什么样，恐怕都难说得很。不过，就算有那么一天，至少有一点我还得感谢这个平台，让我们在这里得以相遇。我知道时世不易，路暗且长，但只要你们继续看，我就会继续写下去。往期相关文章：《写公众号能养活自己吗？》《你写那些东西有什么意义？》

人都是带着枷锁出生的，只是有些人的枷锁更重一些。说赵至，须先说嵇康。赵至在世上留下的浅痕，几乎都与嵇康及其族人有关。中国数千年文化史，论风流名士，嵇康、阮籍必属一流。只是这些大名士都不太待见人。阮籍好为青白眼，嵇康呢，“不喜俗人”，知道你是朝廷心腹也照样不理会，兀自光着身子打铁。你把正史和《世说新语》翻遍了，也见不到嵇康夸过几个同代人，甚至没见他评过几个人。但他夸过赵至。跟嵇康相处了二十多年的王戎说，自己从没见过他把喜怒哀乐挂在脸上。那大概是因为嵇康初遇赵至时他不在场。这日嵇康正在洛阳太学内写石经，忽见一个少年对自己左看右看，去而复返，最后居然走上前来问自己名姓。嵇康是大名士，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岩岩若松，举止爽朗，目光如电。还喜穿平常人不便穿的白衣（否则醉后怎能“若玉山之将崩”？），早就被人看惯了。后来，曾有人跟王戎说嵇康的儿子“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王戎没有表扬他为中文贡献了一个新成语，却淡淡地说：“（可惜）你并没有见过他的父亲。”今天被此少年问到姓名，嵇康觉得有点意思。这个少年不认识自己，多半是个外地人。而有胆发问，却也不同寻常，便反问他：“小伙子你为什么要问我的名字呀？”对方回答：“观君风器非常，所以问耳。”不谈衣着，不说学问，甚至不提相貌，单言“风器”二字，一下子抓住了这位大名士的心。这位少年，就是赵至，时年十四。嵇康定睛看了看这个小伙子，并不甚高，生得“洁白黑发，赤唇明目，鬓须不多”，真如太史公笔下的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但目光一接，便觉此少年英气逼人，瞳孔乌黑，面貌特征与书中记载的战将白起相似。相熟之后，嵇康对赵至说：“卿头小而锐，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风。恨量小狭。”赵至答：“尺表能审玑衡之度，寸管能测往复之气。何必在大，但问识如何耳！”“量小”是什么意思？有人说指的是“眼睛太小”，似乎不对；有人说是指“气量狭小”，有些道理，但还是差着一层意思。用今日的流行语来讲，“量小”就是“格局不大”。在嵇中散看来，此人不够大气，有点患得患失，汲汲于成败，显得不够从容洒脱。有那么点大院子弟看“小镇做题家”的意思。可是，以赵至的身世，要他如何从容？虽《晋书》中有传，但其实无人确知赵至生于何时何处，而且近两千年中也没有多少人关心过这么一位历史舞台上的边缘角色。直到晚近，史学名宿唐长孺先生写了一篇短小精悍的论文——《〈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成为人们认识赵至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世人眼中的赵至只是一个颇有文才却不得志的良吏。唐先生从赵至生平中不近人情的疑惑出发，推理出了赵至个人命运的曲折与魏晋士家制度之间的关联。他为什么总是要隐藏自己的身份和行踪呢？为什么要装疯又烫伤身体自残？为什么要去外地落籍？为什么后来已经当上官，“出息了”，路过家乡却不敢去见自己心心念念的母亲？一切的原因在于：赵至是曹魏政权下的士家子弟，是“士息”。这意味着什么？“简括地说，士就是兵士，兵士及其家庭称为士家。士家子弟世代当兵。士家婚配也只能限于同类，寡妇甚至由政府抑配；后来才规定‘士’立了功，封了侯，死后其妻免予配嫁。总之‘士家’是被认为低贱的特殊阶级。”作为“士息”，赵至的人生是锁死的。除了当兵、打仗、立功封侯之外，没有任何出路。不要说出路，出门游学被抓到也要处死。而且这些兵不似戚继光说的：“凡你们当兵之日，虽刮风下雨，袖手高坐，少不得行月二粮……”却要自力耕田养活一家，官府一时呼召，又得抛却家园，急应军役。赵至若不发奋走出一条新路，便只能老老实实地在军营里结婚生子，子又为士息。服役时自己冲锋陷阵，战死后妻子由官配人，再生士息。倘若侥幸生还，不过如自己的父亲一般拖着残躯继续耕地……那还真不如搏一把。成了，另有一番天地；不成，我也不会再生养士息了。个中心酸，嵇康未必全都明白。嵇康的父兄已入宦游，虽幼年丧父，但家境优渥，且母兄的养育“有慈无威”，故康能“凭宠自放”、“任其所尚”。《与山巨源绝交书》写得雍容潇洒，率真自然，真个是“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若赵至也与嵇康一样“不识人情，闇于机宜”，为人“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恐怕已经死了上千回了吧。所以在洛阳太学的这场会面中，嵇康放松自然，悠闲写经，赵至则是逃犯一般的身份，不由得高度紧张。嵇康笑话他不从容，他怎么从容得起来！时间不多了。Ambition

一位女作家的长篇小说获奖后，有人在朋友圈夸奖道：“一点也看不出是女作家写的。”看了这话，你可能都会嘀咕：“有这么夸人的吗？这话难道不涉嫌厌女？”更值得深思的是，说这话的并非老一辈人，却也是个年轻女作家。这件小事再好不过地印证了一点：女性主义在近两年的公共讨论中，虽然常常被看作是一部分特定群体为自身争取权利和发声空间的努力，但有没有女性主义意识，其实说到底和性别无关。法国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曾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她本意是说“女人”作为一种社会身份，是被规训后才接受下来的一套规范，但反过来或许也可以这样理解：女人也未必天生就具备女性意识，这是需要在认清自身权益基础上不断反思才能形成的全新自我。女性争取权利为什么那么难？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所著《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上海三联书店，2015）也断言：在男权社会，不厌女的人是不存在的，包括女性自身。她在剖析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后得出结论：“厌女”其实是这个社会的支柱，因为所谓“男子气”乃是通过对女性加以排斥来定义的，即“男子气＝不是/不像女人”。这就是为什么女性争取权利如此之难：因为这不仅仅只是“让女人也分得一点利益”而已，而意味着要触及男权社会的底层逻辑，只有进行结构性的变革才能做到。上野千鹤子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中，她和田房永子对谈，从切身经历谈起，更进一步说明：女性主义意识的兴起是与社会变迁同步的。每一代人对女性工作的理解都很不一样，在那种认为“良家女子不应该出去工作”的年代，女性都会不自觉地选择依附男性的生活方式，因而只有新一代成长起来之后，才能让人看到新的可能。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她指出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中，自身缺乏女性意识的母亲，往往成为女儿独立意识萌生的最大阻碍，所谓“毒母”，正是她们试图让下一代更符合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待。现代化并不能轻易消除男权观念，恰恰相反，它仍可能在现代化过程中顽强延续，灵活调适。《应得的权利：男性特权如何伤害女性》（凯特·曼恩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认为，厌女和性别歧视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两者总是共同发力，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套隐蔽的看法、观点和假设，由此“让父权规范和期望变得合理自然”，也就是说：男权主义者把自身的特权，都看作是“应得的权利”，但这就好比丈夫宣称打老婆是自己的“权利”一样，本身就隐含着不加反思的前提。因此，女性要“做自己”，首先就得反思、批判这些话语的束缚。两位意大利作家撰写的《不做乖女孩》（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从女性本位的视角出发，代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我们意识到：其实所有的传统叙事，都可能隐藏着对女性的偏见，但如果总是由他者来界定“女人应该是什么样”，我们就只能看到一幅歪曲的图景。从这一意义上说，让女性明确自己的身份意识，重新讲出自己的故事，是推动变革必要的第一步。讲述女性自身的经历，也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女士接力：美国变革者》（钱满素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选取美国不同历史时期共九位女性，通过她们来看到女性的处境和力量，她们未必都是现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像弗里丹虽然争取女性权利，但却不认同性别政治，而坚持女性应当是在兼顾家庭角色的同时实现个人的抱负。同样的，《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米歇尔·迪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展现了多位美国现代杰出的女性知识分子，但她们常常相互憎恶，也未必觉得女性是自身最重要的身份，甚至想和女权主义政治撇清关系，但毫无疑问，她们自身的存在就证明了女性所能达到的社会成就。这意味着，“女性主义”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主张，我们必须回到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去，才能充分理解人们的诉求到底是什么、为何这样诉求，又如何才能做得更好。《单身女性的时代》（丽贝卡·特雷斯特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发现，越是现代化的大都市，越是适合女性生存，她们在这里可以获得更充足的安全感和选择权，以至于婚姻也未必是必需品了，自我成就的事业或机会或许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现代都市中的女性单身现象更为普遍：因为她们原本需要通过婚姻才能满足的一部分生存需求，现在社会就可以提供了，她们也因此不必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屈从社会要求，能更好地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为什么一个好的社会应当是女性主义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女性主义并不只是少数人的权利主张，因为一个女性友好的社会几乎肯定是更人性化的，也能更好地释放所有人的潜能，但为什么一个好的社会就应当是女性主义的？“负妇不得政”《看不见的女性》（卡罗琳·佩雷斯著，新星出版社，2022）列举出大量数据和事实来证明：男权的视角往往遮蔽了人类另一半的贡献，看不到她们的真实贡献，这不仅造成巨大的数据缺口，还隐藏着无数社会偏见，阻碍了女性自我实现。她发现：在语言、思维、工具设计等方方面面，往往男性才是“默认设置”，而女性被视为“偏离标准的人类”。这样，女性要获得同样的尊重，往往不仅要付出更多努力，而且仍然不受欢迎——因为她们会被看作是太咄咄逼人而失去了“女人味”，对“女强人”和“女博士”的偏见就是这么来的。她强调了一个事实：在全球范围内，75%的无偿工作是由女性完成的，社会运转离不开另一半人的支撑，“因为男人的存在理所当然，所以在女人完全不被提及时，点出她们的存在尤其重要。”值得补充的是：看不见的不仅是女性，往往还有“偏离标准”的其他人，诸如少数族群、儿童、残疾人等等，这一趋势在工业时代可能是强化了，因为工业制造大大推进了标准化，但到了后工业时代则不仅可以照顾到更多样化的需求，也更强调兼顾多元异质的声音和权益，实现社会福祉的最大化。美国女权主义经济学家南希·弗伯尔曾说：“事实上，任何劳动都可以被视作‘照料’类劳动，如果考虑到这些劳动最终都能帮助他人实现某种需求。”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中信出版社，2022）一书虽然不是讨论女性主义的，但他也强调指出：在自动化技术越来越先进的当下，“照料类工作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然而这种价值“恰恰是劳动中没有办法被量化的那部分”，这使得女性的劳动价值常常遭到极大的低估，“如果女性能够像男性那样获得酬劳，那么这世上大量的财富就会迅速转移到女性手中”。这就需要重新认识什么是“劳动”，其价值又究竟如何界定。即便是在美国，这一家庭革命也尚未完成。美国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职场妈妈不下班：第二轮班与未完成的家庭革命》（三联书店，2021）中指出，性别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变迁紧密相关，但当代的美国女性虽然在半个世纪之前就经历了性别解放，“女性赋权”似乎早已是不言自明的社会共识，但照料他人却仍然被默认为是女性不可推卸的责任。其结果，很多职场女性不得不扮演一个“超级妈妈”的形象，在工作之余还要承担起家务重担，下班到家再接着上“第二轮班”。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要建立一个“女性友好型社会”，绝不只是“给女性让利”的分蛋糕问题那么简单，它需要一种全新的意识，来重新认识不同群体的处境、付出及其价值，这首先需要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看见”原本被遮蔽、默认的那些不合理结构，加以变革。单靠一部分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全社会建立一种新共识，由此才能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我解放和自我实现。

镇上雨后的黄昏（6月10日）周末回了一趟老家。上一次回去还是阴历十二月十三爸爸忌日，之后春节去了南方岳父母家，节后一忙，还想着清明一定要回去扫墓，结果还没等到那一天，就被封在小区里了，这一封就是68天。算下来，我已经整整五个月没回了。二十多年来，我几乎从未间隔这么久都不还乡的，甚至就算在厦门读大学时，一学期也不至于这么长。回乡的大巴上乘客居然也已不少，虽然不像平日那样满载，但也坐了三分之二的位子。上海正式解封的第二天，6月2日，村里有人逃离上海，说一车上连他和司机只有5个人。太久了，这趟原本熟悉的归程如今也有几分陌生感。穿过深深的江底隧道，车爬升到长江大桥上，整个车厢里灌满了风。有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在两个多月来终于第一次真正恢复了自由呼吸，情不自禁扯下一点口罩，露出鼻孔。正这时，旁边一位大哥戳了我一下肩膀，低声说：“口罩！”我没听清。他不耐烦地又说了句：“口罩戴戴好！”黄昏到县城下车，公交车等了七八分钟还没来，孩子已经有点肚子饿了。想想罢了，还是叫辆车吧，我也迫不及待想早点回去看看。从县城往西，许多路口都还能看到铁丝网和值守的人。司机是个本地老师傅，原本在上海开出租车，三年前拼不动了才回来。我问起那两个月的生意，他不愿回答，只说庆幸自己回来了，“被封在崇明总比被封在上海好”。母亲照例又做了一桌菜。两个孩子都饿了，吃得狼吞虎咽，老二吃完又添了一碗，说“奶奶做的菜好吃”。平日一个人在家习惯了，母亲说饭都做少了。镇上的菜市场，这些铁丝网、路障此前都从来没有过她原本就吃得清淡、简单，疫情期间更是从简，常常就是捞一筷面条。何况在疫情封控之下，百物腾贵：香蕉卖到12元一斤；素鸡原本才4元，现在卖到9元；番茄一度也卖10元一斤，最近倒是回落到4元了。虽然涨价了，但那些卖菜的其实也没赚到钱，一是因为菜市场老被封，二是很多人都不上镇了，以至于菜也卖不掉，烂在地里的都不少。村里人自我宽慰，这两三个月倒是省了不少钱，钱都花不出去了。说到这里，母亲有点自得，因为有邻居说，在我们这40户人家的小村子里，那么多老人里也就她还懂操作智能手机，别人都被这个码那个码搞得晕头转向，拿身份证刷的话又怕不小心丢了，反正自家也都种菜，也不是非去菜场不可，干脆能不去就不去了。村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儿女在上海，那些天里，年轻人担心着乡下的老人，但老人其实更担心在上海的儿女。母亲说起来叹气：“看新闻里，真是太可怜了，连楼道都不能出，上海人哪受过这罪？不像我们这儿，好歹还能在村子里走动走动。”我们吃晚饭时，邻居惠珍来闲聊几句。她儿子只比我小一岁，在上海开出租车十多年了。这次他堂哥的小区封得早，托他买了一堆菜，待要开车送去，结果还没来得及出门，当天下午自家小区也被封了。好在他车技过硬，那些天里公司委派他每天送几位医生，多补贴500元，赚得其实还比平日多。虽然医生和他都严密防护，但怕父母担心他出入疫区，始终没和家里讲，直到有一天堂哥不小心说漏了嘴。他父亲倒是松了口气，因为老爹一直以为他被封在家里没钱挣，白白担心了很久。晚饭后照例去镇上散步，饭店算是开门了，但门庭冷落，门口都拦着一张桌子，还是不能进店堂食。好在天气温热了，有些食客就在屋外走廊底下的小桌上吃。变通归变通，毕竟不是谁都愿意这样当街坐着，总不成一边吃菜一边吃灰尘，连我都没见过这个小镇如此萧条过。过马路时，母亲叹了口气说：“我们这一片六个乡镇，三个月来就只出过一例，照样关到现在。”在小店里买东西时，我问店主被封了多久，他狡黠地一笑：“一天都没关过。”和城里不一样，乡下毕竟还有一些活路，只是那一阵“做生意都像做贼一样”，好在乡里乡亲的，也都手下留情。我找了家理发店，这次头发也三个月没剪了。乡下清剪平日15元，老邻居就只收10元，比上海便宜一半还不止。像我这样“在上海赚了钱，还要回乡理发”，难免被视为抠门，母亲在旁半是埋怨、半是赞许地为我解围，“一个头还要留到乡下来理”。理发师张红说，那是不忘本，做人就得这样。我也是这次封城之后，才知道所住小区还有理发师。起初谁也没想到会被封那么久，直到被封1个多月、且解封眼看遥遥无期时，才终于有人提起此事。当时说的是义务理发，但我们实在都过意不去，到底还是让他收了每人30元。因为人太多，名额就先顾老人和孩子。等到解封了，这两天又爆出“红玫瑰”理发店事件，眼看着全市的理发店、美容院又都不能进了。说到这里，张红说：“疫情一来，什么都不同了。我干这一行二三十年了，也是头回意识到这还有风险。所以你们小区的那位理发师，赚多少钱还在其次，关键是这病毒防不胜防，每多接触一个人，就多一份风险。不是谁都愿意干的。”末了，她笑笑说，不知道理发店还能开多久，现在也都过一天是一天。回到家里，母亲说，张红也不容易，这么多年，就数今年生意最难做，而她老娘也不省心，成天疑神疑鬼，哭哭啼啼说自己要死了，一双儿女都被闹得没脾气了。我问：“那没去医院查过？”“去年就到上海做过CT了，什么也查不出来。要吃虫草、人参，儿子二话不说，都花了一两万了，但没办法，她就是觉得丝毫没好转，总怀疑自己得绝症了，整天寻死觅活。这一次儿子也忍不住了，跟她说：‘你就算真死了，我被封在上海也回不来。’”这是真的。4月25日，邻村一位老人垂危，两个女儿都在上海，打电话过去，大女儿束手无策，小女儿是烈性子，找居委会大吵大闹，逼着给开了出门证，但开车回岛时又被拦住，说是核酸阴性证明过48小时了，她不得已再返回去重做，折腾了半天下来，到家都半夜了。第二天一早10点多，老人就走了，当天就被拉去出殡，以往那种接连三天的葬礼自然更是连想都不用想。我一位朋友的父亲肝癌晚期，也是那一阵病重，她搞到出门证后，第一次回岛，崇明那边根本不接收，好话说尽，还是只能原路返回。那几天里，一家人想尽办法，找各种关系通了路子，解决了道口放行的问题，夫妻俩才得以上岛，又被隔离了14天，历尽千难万阻，才终于回到自己家。刚回去第一天，她爸就倒在家里，立即送医，在病床前守候了15天，总算是陪伴了老人最后一段路程。好在5月20日之后，殡仪馆允许家属入内了，限十人，之前任何家人都不得进去。上月底她和我说起时，我一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她淡淡地说：“没事。我就是跟你说一下而已。都过去了。”那段时间，所有人的回乡路都变得格外漫长，真遇到什么事就只能百般煎熬。二舅母的弟弟，4月里也得急病，连夜送医，但就诊也得先付几万元，夫妻俩老实巴交，手头一下子掏不出那么多钱，两个女儿在上海又回不来，差点病都耽误了。救活过来后，他叹说：“儿女再多，到老了也没什么用。”说到这事，母亲说，这次很多老人都看开了：儿女留在身边的，大多没本事；有本事的，真遇到这样的事，说不定到死都没能看上一眼。这也不是儿女自私，只是时代就变了，他们也没办法。老人要自己想通，不要成为儿女的累赘，也不要牵挂，收拾好自己上路。以前她在村里说“儿女都是假的”，很多人不爱听，现在倒也有不少人觉得“是这么回事”。她说：“其实你仔细想想，儿女是儿女，你是你，干嘛要为别人付出那么多？我已经算想不开了，真想得开的人，一个都不生，那当然活得轻松自在多了。”听她说完这些，我们一时也不知如何接话，沉默了一会，Suda小心翼翼地问，清明节错过了，那明天要不要去给爸爸上坟？母亲说：“我们这里的风俗，平时不能上坟，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也没什么。他活着的时候是明白人，在地下也会理解的。”她说，其实两眼一闭，都是假的，我是不相信死后还有灵魂的。人在的时候活过就可以了，死了是无所谓的，反正也没感觉了。现在是你爸墓地双穴已经买好了，要不然哪天我没了，你们把我埋哪里，那是你们的事了，不是我的事。人这一辈子，“做人”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做戏，是给别人看的，但活没活过，自己心底里最清楚。

上海解封已有一星期了，昨天地铁客流量已恢复到往常的一半，街市也逐渐有了一点生气，但是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所有事物都会回来，有些没了就是没了。有朋友说，他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自己当下的心情，看到周围有些人似乎已经欢声笑语，自己只感到一阵陌生，肯定没办法跟着笑，但也谈不上有眼泪，那好像是某种想哭又哭不出来的烦闷。我理解他。那不仅是他自嘲的“反应迟缓”，恐怕也是出于一种深切的内心恐惧：疫情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将我们的日常生活席卷而去。现在全上海的人，都是幸存者，也带有幸存者特殊的心态。那不仅仅是经济损失或物质匮乏，还动摇了一两代人早已习以为常的希望和信心，让我们意识到太多都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并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印证了弗洛伊德早就揭示的自我概念：“自我并非自己房子里的主人。”上海之所以是上海，并不是这一方水土有多养人，从一开始，就是因为它能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提供稀缺的安全感，使人能免于恐惧和匮乏。这种确定性，由契约精神加以捍卫，即便并不总是明示，老上海人也常常有一种没来由的自信：不管外面如何，上海不会“瞎来来”。身为一个远郊的乡下人，我从小仅是“户籍意义上的上海人”，内心并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上海人，但住了二十多年下来，我早已不知不觉中把这座城市当作是我的家了，现在，这种感觉再次失去了。如果说有什么区别，那当初是我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而现在是一觉醒来，赫然发现城市变得陌生了，虽然我清楚地知道那不是它的错。一位英国军官弗兰克·基特森曾在1953年被派往肯尼亚，他后来在回忆自己的丛林潜伏经历时说：“最初的片刻一切都很陌生，但过了一会儿正常生活反倒变得陌生起来。”经历过封城的无数人都会有同感，事实上，时间久了，我们已经不知道“正常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了。能出小区后，无论去哪里，我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自己是一个上海的陌生人。或者是它，或者是我，有什么东西已经不可挽回地改变了。这座城市可能需要一场大雨。肖斯塔科维奇在这些天里，我反复地在听肖斯塔科维奇。《第二圆舞曲》真是太治愈了，在那沉郁、优雅、悲怆、辽阔的音乐里，隐藏着一个百感交集的灵魂。一辈子都没能舒展的他，在回忆录的序言里，有这样一段话：没有回忆的人不过是一具尸首。这么多的人在我面前走过去了，这些行尸走肉，他们记得的仅仅是官方许可他们记得的事件——而且仅仅以官方许可的方式。人之所以是一个活物而非一件工具，就在于我们有属于的心灵、记忆和思想。如果城市也是个有机体，那么城市精神就是那“机器中的灵魂”，当这种精神消逝，城市自身也就渐渐死去了。越战中那位美军军官曾以一种真诚的荒谬说：“It

在停摆两个月后，上海这座中国最大城市正在“有序复工复产”中迎来重启。与最初说的封控4天期限相比，这个时间长度已大大超出许多人的心理预期和承受能力，事实上再不重启也不行了：4月，上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下降61.5%，第三产业由于其更需要人与人接触的行业性质，所遭受的重创可想更为惨烈。这是无数上海人一辈子都不曾见过的景象。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希望原先那个上海快速复原，但有一些关键的问题，仍是此刻需要冷静想清楚的：要怎么做，才能让这座都市恢复生机活力？如何才能避免类似的危机？对城市治理来说，这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撰

关于上海什么时候解封，家里两个孩子有过不同看法。当我4月20日在封城中度过自己生日之后，老大笑着说：“总不会到妈妈生日（5月28日）还不能出去吧？”问老二，他说不知道，不过想了想又说：“如果到六一儿童节还不让我们出去玩，那对我们小孩就真的太过分了。”他说的“出去玩”，并不是指去野外，因为和哥哥不同，他一直是个宅男，封城之前也都不乐意被妈妈拖去自然观察。他不愿意解释“出去玩”具体指什么，总之，“想出去玩就出去玩”。前天带他下楼，问他这两个月封在家里感觉怎么样，他答：“习惯了。”虽然时常觉得在家里很无聊（上网课尤其无聊），好在他还看书（他尤其喜欢郑渊洁和杨鹏），剩下的时间就趴在桌上画画。这些年来，老大的兴趣早已转向做手工，老二不如哥哥手巧，但他自信画画比哥哥好。我们家里人经常觉得他比哥哥幼稚（他再过三周就9岁了，今早他说，儿童节心愿是买一把能发射子弹的玩具枪），但画画或许倒也需要一颗童心。这些画，有的是美术课作业，比如题图这幅《星空》就是老师要求临摹梵高的同名作（不过他说，柏树老师画成棕色，他还是改成了黑色）。除此之外，下面的画作就都是他在这两个月封城期间自己涂抹的了，没有临摹，画到哪里算哪里。编号01这是画家本人最喜欢的一幅画，问他这画的这是什么，鱼？他皱眉说，最讨厌这样的问题了，我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当然，也因此，他拒绝给这些画起名字，觉得只有大人才会关心这些无聊的问题。有些画看起来稍微具象一点，比如下面这一幅，看起来像是太阳和海浪。不过每次我向画家本人确认，就遭遇到他鄙夷不屑的眼光。编号02这一幅让我想起万物生长的丛林，又像是高楼密集的城市：编号03还有一幅，看起来既像是水道的汇聚，又像是绽放，不过我已经知趣地不去问他了，反正别问了，自己感受就是了：编号04他画画的方式也很特别，看起来都没有“谋篇布局”，而是从一个角落开始，逐渐扩展，直到画满一张纸。通常情况下，画面很少有留白。在画完之前，他都自己左手遮挡着，不让我们看。他是个对批评很敏感的孩子，但至少在画画上，我们基本都不会批评他什么——我是不懂，Suda虽然自己就是插画师，但每次画完，她也从来不说什么，就贴到家里的一堵黑板墙上。那堵墙是几年前装修时特意留的，可以用粉笔随意涂鸦、反复擦写。当然，在这些画作中，也有Suda喜欢的，比如这两幅：编号05编号06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线条很自由，色彩也很丰富。他的很多画，都是大块的色彩，我第一反应想起蒙德里安，不过他反问：“蒙德里安是谁？”编号07编号08编号09编号10编号11编号12编号13除了这些抽象的，还有一组，似乎像是城堡、房子、六边形，但也都用他自己的方式涂满了：编号14编号15编号16最后，前天他还做了一个装饰纸袋，这也是老师布置的美术作业，送你花花：编号17

这两天，关于人教社小学课本插图问题的风波席卷全网，不止一人来问我有什么看法。这本来没什么可讲的，无非是那些翻来覆去已经被说烂了的几个点，真正值得关注的并非事件本身，而是数亿人竟然目不转睛盯着这样一件小事。当然，这么说很可能被视为一种令人不快的傲慢，毕竟对许多人来说，这可不是小事。然而，如果一份教材被使用了许多年都没人察觉这是多大的问题，那似乎至少表明，这其实是可大可小的一件事，只是取决于舆论如何定性。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果一件事的重要性突然上升到了常人无法理解的程度，那通常都不是什么好事。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给谁洗地。事实上，起初我以为这是一些人出于对乌合麒麟的反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很快就发现，在这场混战中，各路人马都汇聚了。在此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争辩时提不出另一套话语。乌合麒麟虽然在辩解，但其实也含蓄地承认了画作的确低劣，而不是说“那不是丑化，只是另一种审美风格”。他这么反应并不令人意外。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在《偏见的本质》中曾引述一项研究，让被试的美国大学生对六大价值观进行排序，结果发现偏见程度最高的25%人群将“政治的”排在最高，而“审美的”排在最低，而个性最宽容、偏见程度最低的那25%则恰恰相反。他的结论是：“政治性（political）价值观意味着对权力的兴趣；这意味着人们习惯于从等级、控制、支配和地位的角度来看待日常生活中的事务。有些东西被认为比其他东西更高、更好、更有价值。”相比起来，对审美（aesthetic）价值观的偏好代表着对特殊性（particularity）的兴趣，意味着生活中的所有事件都作为其本身而被欣赏。这正是我们当下的论战中所看到的，人们看似在争论那些插画是美是丑，但这表面上的审美话语，其实也被政治渗透了，因为“丑化”被视为一种有着不可告人的动机。诡异的是，虽然各方有着相去甚远的不同立场，但至少看起来都使用着同样的一套绝对政治正确的话语。在此，话语本身只是权力博弈的工具，乃至是烟雾弹，以至于在很多场景下，即便是长久习惯了这些说辞的人，都分辨不清到底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同一句话，根据不同的理解，完全可能被解释成相反的动机，也难怪深挖动机都成了一种全民娱乐。这难免让人感叹可悲：中国人就这样，把聪明才智都消耗在这样的破事上面。然而，如果这不止是少数人如此，那就有必要想想清楚，是什么促使社会心态往这一方向演进。高举着绝对正确的信条，紧盯着细枝末节斤斤计较，这是清晰可见的心态变化，意味着视野的急剧窄化和道德的严苛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种自我纯洁化冲动。就像拜占庭帝国时代的一性论之争，狂热的信徒们在街头巷尾无休止地辩论神学问题，连顾客来问商品价格，店主都会回答“三位一体”，如果不表明立场，连面包作坊都拒绝出售面包。在我们这个无神论国度，任何琐细的话题，在被泛政治化之后，就填补了“针尖上究竟能站几个天使”之类神学争论的生态位。契诃夫曾说，在俄国社会的沉闷生活中，“事实过于贫乏而议论过于丰富”，这看起来也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照。我们尚未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看起来倒是很容易被时代所克服。至少我能看到的是：网上激烈的争论看起来非但没有开启对话，反而起到了一个反效果，那就是在自感遭受攻击后更顽强地拥抱自己原有的价值观，人们的视野没有拓展，而是更狭隘了。多元对很多人来说不是丰富，而代表着混乱、困扰和威胁，在一片波涛汹涌的不确定性海洋上，每个人都立足于自己脚下那块小小的礁石，那至少安全、坚实得多。如果是这样，在那些咄咄逼人的攻击性言辞背后，所潜藏的其实是恐惧。应该说，那也是人之常情——呆在舒适区里，毕竟是人性的本能。何况，这些年来，仅仅现实生活就已经耗尽了大多数人的全部力气，很难去责备他们没能做得更好。毕竟，好奇心和自由的探索都需要强大的神经。只是和人们设想的相反，这种狭隘的代价并不只是由他人所承受的。本来，一个时代的变动往往被那些最敏感的艺术心灵所率先捕捉到，但和西方有所不同的是，审美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重要性太低，因而被称为“时代精神”的那种对应物（如果有的话），很可能不是见于当下的审美，而正是见于舆论场上那喧嚣的议论之中。这些值得认真对待吗？应该说，绝大部分都是粗劣的，很快就会被时间冲刷殆尽（所谓“互联网没有记忆”），投身其中的人大概也并不把这看作是一种艺术创作。王尔德曾借笔下亨利爵士之口说出了一句名言：“犯罪之于下层阶级，正如艺术之于我们，只是一种寻求感官刺激的方式。”虽然这话听起来令人不舒服，但不妨直说：网上争论对很多人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感官刺激。就折射时代变动而言，那是重要的，但就质量而言，那是令人遗憾的——有些人干脆激进地宣称“简中已死”。在这个狭小、封闭的时代泥坑里，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左冲右突，其结果是产出了大量一言难尽的媚俗作品。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平庸的时代。我所说的“平庸”并不是说没有什么戏剧性的转折（那可能倒也并不缺乏），而是指难以给后世留下什么超越时空限制的精神产物，因为那种产物所需要的创造力或是受限，或是转移了。如果你没有察觉这是一出悲剧，那或许也是幸运的。三岛由纪夫在《丰饶之海》第一部《春雪》第十三章中，让那个早熟的男生本多说出了这种对时代的自觉：我们只能身不由己地卷裹于一个时代的思潮中，加以眺望。美术史上各个时代不同的模式，毫不留情地证明了这一点。身居于一个时代的模式之中，不论是谁都只能透过这种模式观察事物。[……]然而，生活在模式里的人们，决不会看到这种模式，所以，我们也同样包裹于一种模式里。这就像金鱼一样，并不知道自己生活在鱼缸之中。如果还不理解这一点，回想一下我们的父辈就知道了：他们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所激烈争辩的种种话语，在时过境迁之后，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变得毫无意义了。这是紧跟时代的代价。十多年前，一位朋友从德国回来，也和我谈起此事。她说，你写的，虽然已有难得的反思，但你毕竟也身处其中，有时给我的感觉，就像你没办法站在一个滚筒洗衣机外面观察里面的变动。她说这话时，微笑着温和平静，但我受到了重重一击。听起来，她觉得自己才站在滚筒洗衣机外面，而我则注定无法站到她那个位置，更气闷的是，我很难反驳这一点——尽管我可以说，在滚筒洗衣机内部也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好处，但不可否认，海洋学家看到的海洋，和鱼看到的海洋是不一样的。一个人跳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可能的吗？这似乎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大多数人恐怕也并不关心，因为那说到底其实不是俗世生活所需要考虑的，本质上是在追求超越和永恒。然而，说起来矛盾的是，或许只有跳出这个时代，才能更好地在这个时代生活，因为那让人看清它的局限，接受它，就像接受命运，然后才能知道怎么做——既然此处此时只是这样，那么在受肉身所限的短短数十年里，至少可以尽自己可能过一种更开阔的人生，因为我们没有第二次机会。

昨天晚饭后，朋友一家人出门逛了会。她所在的城市没有封，但也一直绷得很紧。这是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街上车来车往，行人们在大声地打电话、吆喝、砍价，仿佛一切如常，但不知道为什么，她感觉很不真实。她后来和我说：我感觉这是肥皂泡里的景象，有一种魔法，会让他们瞬间消失。他们是真实的吗？他们是在用力生活，还是在表演生活，还是在被人像木偶一样提着生活？他们自己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今天还熙熙攘攘的大街，明天可能立马会消失。一切好像从没有人来过，从未发生过，甚至没有存在过。我看见开门的饭店，里面挺多人在吃饭。我突然很想哭，我觉得他们是为了让我安心所以才去饭店吃饭，我很谢谢他们，他们让我知道我还在生活。我理解她那种感受。这就是真实的生活，也唯有在被我们意识到的那一瞬间，才成其为真正的生活。无力感带来了疏离感，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生活与其说是包容我们的一片海洋，不如说是外在于我们的另一个客体，我们既在其中又不在其中，既是演员又是观众。如果说以前的那种生活是“自在”的，那么此刻的领悟才是“自觉”的。人们睁开眼睛，看见了自己，也看见了身处其中的生活。在一片无意识的海洋上，自我意识就像爬上陆地的第一批鱼类，开始浮现。不可回避的事实是：看清现实需要强大的神经，因为你很可能陷入被周围人难以理解的孤独和自我怀疑之中。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信奉“难得糊涂”的媚俗哲学——无须检视，随大流才是最轻松的活法，而所有超出生活必需的意义都是不值得为之多想的。在国内的大环境之下，这一点尤其难。有人曾向我道出自己的挣扎：“我有时候想，不用想这么多了，好好生活不行吗？！可真的不行啊！”然而，也正是因为看清了，“只要往下探看，脚下一片虚无”。想来也因此，国内某位哲学家曾说：“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苏格拉底这话说得固然对，但是，过度省察的人生没法过。有时候你会怀疑，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睁开眼，却看清自己原来深陷在泥潭中，似乎不睁开眼倒还能假装一切照常。然而，也许真正的问题是，深陷泥潭这一事实，才促使人睁开了眼睛，此时，想要再装睡，需要强大的自我欺骗和自我麻痹能力。我也曾被周围不少人或善意或揶揄地规劝过：“没事想这么多，不累啊？”也正是在这样的对话中，我意识到，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并不是一回事：在很多人看来，“好好生活”是指一种满足于安稳日子的自我屈抑，那其实是“生存”而非“生活”。《虚无时代》一书中说，许多人并没有感受到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对他们而言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这段描述看起来尤其符合中国人的想法：他们只是继续过自己的生活，维持生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活着，在有能力的时候及时行乐，不让那些在邻人看来非常混乱复杂的问题来困扰他们。他们并不期待“大”问题终将被解决，所以他们也不用花时间来理解。从某些角度上讲，他们是所有人中最世俗的人，或许也是满足感最强的人。不计其数的人生活在贫瘠、匮乏、忧心忡忡的状况下，他们面对的是日常生活产品的短缺，根本没有时间进行反思；在此状况下，反思性活动超出了他们的能力。按照这些人的标准，人们思考意义问题，执着于“何为好生活”与“何为活得好”之间的差异，这是一种奢侈，这本身就是一种特定文明取得的成就。据此说法，我们就必须认可对意义的探索本来就是一种特权。对很多人来说，这本身就是让人感到绝望的生活现实之一，似乎没有人执着于生活应该是怎样，以至于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能接受，只有你迟迟未能适应。就像《大话西游》里的孙悟空，他在醒来后发现唐僧变得寡言少语，但当他诧异地问起“师父怎么这么说话”时，猪八戒答：“师父一直都这样。”齐泽克的这段话与尼采不无相通之处这是一段不情愿的痛苦旅程，身后是已回不去的家园，眼前则是前途未卜的微光，甚至不知道它是不是微光。尼采曾以他独有的绝望与刻薄说，那种对进步的乐观，是在启蒙运动“虚假的曙光”之后的一种幻觉，在此，希望是一种捉弄人类的把戏。此时，当我们眺望未来时，往往首先看到的是过往。那段年轻、自由的时光似乎成了救赎：在“失乐园”之前，那是属于我们的天堂，让人在冰冷、陌生的当下获得无尽的慰藉，至少获得短暂的逃离。然而，借用荣格的术语，那其实是一种“退行”的诱惑：回归到无意识的温暖怀抱中，消除自我意识过剩带来的烦苦。我们还能回归正常生活吗？这话经常有人在问，但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因为有意无意地，人们在此所指的“正常生活”是指那种“过往的好时光”，在这一意义上的回归是不可能的，但你又何必回归？在看清生活现实之后，并不退缩，这需要勇气。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不容易的，也只有此时，你才会真正意识到，为什么勇气是如此可贵的品质。彼得·阿特金斯（Peter

被封了近两个月，现在乡下很多老人也想开了。以前他们还指望着养儿防老，至少自己病重时有照应，但现在，别说是得病，就算是死了，再孝顺的儿女，也被封在上海回不来。母亲说，很多老人都觉得自己已经活糊涂了，不知道这过的是什么日子，但又好像看清楚了，能好好地过一天是一天，别的都是空的，儿孙都是身外事，连原先几个最积极催婚催育的老人，都觉得无所谓了。这种困惑和顿悟都是真实的，对中国人而言尤其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吴飞在《浮生取义》中曾说，中国人所理解的“过日子”与西方那种“赤裸生命”（bare

维舟按：这是我一位朋友“寒星”日前离开上海的手记，经他授权，发在这里，我本人不作任何改动。内文照片均由他本人拍摄。1每个能到达浦东国际机场的人都是幸运儿，但这份幸运或许就到此为止，并不能保证他们还能离开。有的人已经在这里住了40多天……根据4月2日的官方通知，虹桥枢纽到浦东机场的公共交通保持畅通，但通知并没有说，上海市民如何从家里去虹桥枢纽。网上流传着各种半靠谱和完全不靠谱的攻略，有时候不靠谱不是因为传播者说谎，而且政策每天都在变化。有人说虹桥的大巴只开到世纪广场，剩下的路要坐专门的出租车。我在浦东机场看到，虹桥有大巴车直接开到T2航站楼。但同时也听说，中间有一段路是断的，有一段几百米的可以步行的路，封住了不让走，只能坐特殊的出租车摆渡，每个人20。从外地来浦东机场相对还要容易一些（因为可以直接到虹桥枢纽），但路远的话就必须考虑如何让核酸检测结果不过期。有东北来的人，白天把做核酸的钱交了，凌晨2点去做核酸（这不知又是有什么特事特办的渠道），然后赶赴本地机场，飞到南京，紧接着赶高铁到上海虹桥，等几个小时的大巴转去浦东机场，一切顺利的话，能保证办理登机时核酸尚在48小时以内，错过一环就完蛋了。完蛋了会怎么样？机场内部没有测核酸的地方，最近的医院也不是步行可达的，所以“还你清白”就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你只要走出机场，就很难再进来。你除了必须等核酸检测出结果，还必须再次购买到新的当日国际机票。你能买到票时，不见得有核酸结果，有核酸结果了不见得能抢到票……要知道，做核酸的地方没有出租车也没有公共交通，做完核酸之后能赶回来的时间几乎是随机的……要不，机场怎么会滞留那些人。不过，那些被困机场十几天的人似乎得到了机场工作人员的怜悯，让他们跟在工作人员的后面进行核酸采样，不然的话他们连行程码的绿码都保不住了，会失去一切希望。2上面都是听说的故事，现在说说我自己吧。我的行程早在一年前的订好了，在上海疫情尚未发酵前已经在飞猪上买好了5月4日的机票，先乘坐香港航空从上海到香港，再乘坐卡塔尔航空到多哈，从多哈转机去纽约。为什么不直飞？为了省钱。由于到美国后还有一系列安排，所以不容改签机票以等待疫情结束。从3月下旬开始上海的气氛逐渐紧张，直至封城。但我当时还比较乐观，觉得要么封城有效，一个月总可以解封吧；要么发现封城代价太大，得不偿失，政策掉头，没想到……到了4月底，我终于有些焦虑，开始不断寻找去机场的办法，最后总算同事和领导帮忙，解决了这个卡住很多人的难题。但5月3日中午，当我去机场的车还没有敲定时，手机叮铃一响，弹出一条短信：我5月4日的航班被取消了。真的有一种血液凝固的感觉，剩下不到24小时了，两个月来给我安全感的机票居然作废了！2分钟后我冷静过来，还没有作废，赶紧联系飞猪客服。谈了半天，艰难地改到5月5日7点35的香港航空。客服问我要不要改5月4日的国泰航空去香港，就是要加3600多块钱，我不干，毕竟自己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四位数，只能选择免费的“非自愿改签”（这就意味着不能换航空公司）。放下电话，松了口气。我决定还是4号去机场。5号去的话，7点多的飞机提前三小时到，需要4点钟出发，不会有人愿意那时候送我。在机场住一晚就住一晚吧。刚刚想到这里，手机叮铃一响，弹出一条短信：您5月5日的航班已取消。我这时候已经不紧张了，却很想笑，感觉整个世界都被解构了，这才改完半小时啊。再看飞猪平台，已经取消了一切人工服务，估计电话客服被打爆了吧。我查了航班后想改成5月7日的香港航空，这样才能免费改签。但在飞猪APP上填报之后很快被驳回，给我的选择是：加钱，改5月5日国泰航空。我选择了接受。35月4日上午我最后一次在居住地测完核酸。中午，我终于到达了浦东机场，在上高速和下高速时各有警察检查通行证和核酸证明。进入航站楼的大门之前，保安反复告知：如果进去之后再出来，就需要重验核酸。“那么机场有验核酸的地方吗”，我问。“没有。”如我预料的一般，往日熙熙攘攘的机场变得十分冷清，一般只会有两三个国际航班在显示屏上，一天下来应该不超过十个。不过仔细看看，其实机场里的人还不少，只是大多都没有走动，而是在座位上刷手机。T2的千米大厅，从A到M可以分为多个区域，AB两区住着许多黑人，没人知道他们已经住了多久，我几乎没有看见他们离开过。有位大约3岁的黑人小孩已经与某些候机较久的中国乘客熟识，大家抱着他逗乐。我选择住在C区。CDE是国泰、美联航等活跃国际航班的地区，乘客的流转率较高——意思是他们大约都会在24小时内离开。许多座椅已经被拼在一起，成为一张简易的床。因为要过夜的人很多，他们都跟我一样抓住一切机会来机场，哪里还顾得上什么掐点。跨过中轴线到大厅的另一端，就是“国内出发”区。“长期住客”主要集中在这里，不少人不知从哪里寻来瑜伽垫打上了地铺。那位住了40多天的“大神”有一方长木栖身——我第一次见到时还非常羡慕，现在想来多半是因为他呆的时间最长，熬走了其他人，所以才取得了“最佳资源”。长木前，堆了六、七个方便面的箱子，以至于初来者都以为这里是“方便面售卖点”。另有一位大神，穿着大白防护服，却穿着拖鞋，懒懒散散地走着，更绝的是我发现他里面似乎没有穿任何衣服，大约是已经换洗不过来了吧……一直要走到M，才有整个航站楼唯一开放的洗手间和开水点。我估算，从A到M可能有1200-1400米。也就是说，如果半夜有黑人兄弟想去上个厕所，来回要走五里地。治安倒是好，或是大家都不在乎了，去冲个泡面至少要离开20分钟，各类行李就这么无人看管地放着，甚至正在充电的手机和电脑也这么放着。可能大家普遍不相信小偷会混进这里来吧。此外，大家还不得不共享很多东西。前人搭好的“床位”会留给新来过夜的旅客，准备的食物也会流传下去。最夸张的是，登机口那边还有一个“银碗”（不锈钢碗），专门留给了那些只有袋装而没有桶装快餐面的人，在一批批旅客中代代相传。讽刺的是，人们为了防疫需要24小时内的抗原检测结果，需要穿得像大白，结果却被逼着在一个碗里吃面（当然会先洗一下）。据我观察，可能有一半的人是提前24小时到机场。外国人（指的是从外貌判断，在这里你永远不知道对面的人会掏出什么护照）大多不会来此过夜（也有例外），或许是因为他们总有办法找到车辆提前3-5个小时到机场，而且其中有大约五分之一带着宠物。夜间睡觉是巨大的折磨，顶上的强光可以用眼罩遮住，但旁边电梯的声音24小时不停：“请紧握扶手，拿好行李……注意老人和小孩”，然后还要用英文来一遍：“……

这是在楼下散步时，脑海里忽然浮现出来的念头。停下来想了想，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可能是多年前我在哪本书里看到过，有人悲叹，生活在1789年之前的人才知道什么是幸福，在那之后，那种宁静和安稳就已经被疾风骤雨摧毁了。当然，我知道回望总不免带有美化，那是为了安慰当下的自己而构造出来的一段记忆，但并不是真的，对于在疫情以前死去的人们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海啸一无所知——虽然我们现在也许羡慕那种一无所知。2018年初的严寒中，我的大舅舅在睡梦中去世，时年73岁。他原先一家人过得体面而幸福，不料人到中年，自己因车祸而一腿截肢，妻子又旋即罹患绝症亡故。接连受此打击后，他完全看淡了，人生最后二十年，他坐着轮椅，周游了47个国家，那是他年轻时想做但一直没能做的事——但那时他至少还能够，如果再多活两年，他可能发现连这最后的愿望也无法实现。疫情在我们的生活中落下了一道铁幕，过往已如异国。当然，现在回头来看，那时的平静（且不说“繁荣”）时光看起来也是虚假的，那并不是我们这个社会地表下的真相，但如果它延续到你人生结束时，那对个人来说就跟真实的没有分别。前一阵就有朋友揶揄：“现在老中已经纷纷怀念2019了，过几年会怀念2022。”当被质问“怀念2022什么”时，他答：“2019年时，很多人问了同一个问题。”“怀念什么”是无关紧要的，因为那种怀旧原本就是相对的——你以为已经够糟了，但其实还可以更糟。在失去之前，又有谁能想到连平常的吃饱饭、出门上班、到小区外面散步都是值得珍惜的？北京亮马河露营我们已经在失去，但更令人忧惧的是，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还将失去什么、失去多少。听说这个五一假期，难以出城的不少北京人都聚集到亮马河边露营、野餐，有人说，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末世感，因为“下一秒可能就是全城禁足，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生被击碎”。这就是人们能做的：在大浪涌来之前及时行乐，过好当下的日子，至于未来，留待事到临头再说。当未来露出一点模糊轮廓时，没人知道它确切意味着什么。苏联作家阿马利亚克曾讲过一个故事：他的姨妈在小时候曾被女教师预言生活中将充满花朵，结果晚年凄惨，为糊口而制作装饰帽子的假花——所以预言实现了。好笑吗？它或许就是我们生活的真实隐喻。我发现，周围已经没什么人还有勇气谈论未来了，又或者说，谈及未来也都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如何活下去”。就像那个以色列笑话说的，“我当然是乐观主义者，我确信今天比明天好。”中国人也经历过那样的年代，鲍若望在他那本回忆录中提到一个剑桥大学的高材生James

Girard/Phantom

时至今日，我已被封在家整整四周了，但这个日子对我来说还有另外一重特殊的意义：今天是我生日。我得承认，就在一个月前，我都不曾料想到，自己会在封城中迎来自己的生日，那看起来多少像是个荒诞的反乌托邦笑话。然而，它就这么发生了。那种感觉，就好像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但却既可悲又值得庆幸地仍然保有着人类的意识。那可能也是一份意外的生日礼物。卡尔维诺《意大利童话》一书的序言里说：“人一旦被异化、被分裂，沦落为非人的困境，他立时比自我完整时更能确切而深刻地理解周围的现实面貌，理解他作为正常人时完全忽略或无法理解的事物。”以前，这对我来说是抽象的理论，现在变成了切身的感知。当时代的大浪涌来，我和这座城市的所有人都被瞬间淹没，在深深的水底，无法正常呼吸，但睁开眼睛时，也看到了平常无法看见、乃至无法理解的现实。那是属于我们的启示录，从中获得什么启示，将决定我们今后如何生活。前些天，有外地朋友问我心情如何，她知道我有家族遗传的轻度高血压，担心我情绪太波动。还好，我并不焦躁，无悲无喜。虽然身在重灾区浦东，但我反倒获得了一种风暴眼中的平静。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这样，但我在看待当下密集发生的现实事件时，既有一种置身其中的切身感，又有一种数十年后回望历史的距离感。当你看清这时代人命如蝼蚁，距离野蛮仅有一步之遥时，更需要冷静下来，想清楚自己的余生应该做什么。我的人生已过半，极有可能只剩下短短三四十年了，不能浪费在那些愚蠢的事情上。在余下的时光里能创造什么、留下什么，将证明我曾活过，并决定我在死后还能活多久。堂妹有一次打电话给我，我也说起人生已半。她轻笑了一下说，哥哥，你比我乐观，我觉得剩下的日子已经没有一半那么多了。她比我小两岁，但是她说，想起她父亲一向健康，谁料想六十多就得绝症没了，人生如此无常，年轻时的很多欲念都淡了，就放过自己和孩子，过好每一天吧。我已经45岁了。父亲这岁数时，我已满18岁，正面临高考最严峻的关头。那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仿佛就在昨天，但那时太年轻，几乎无法想象自己像父亲那么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22岁，在歙县渔梁坝回想起来，我到现在为止的人生，其实算得平顺。如果以每九年为一个阶段，它可以整齐地分为五段：最初的九年，我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作为一个少不更事的乡下少年，生活在一块邮票大小的地方；10岁，在西北多年的父亲回来了，我的人生也逐渐清晰，尤其在进入高中后，在那里遇到一生的知交张晖，都是小地方的年轻人，我们那时对岛外的世界有着许多相似的憧憬，那是值得带进坟墓的记忆。18岁，在高考失利后，我迎来了可能是人生中最严重的精神危机。后来想想，如果迟早要幻灭，那早一点幻灭或许还是好的。那一年，我的学术理想破灭了，尽管在别人看来或许只是无病呻吟，但对当时我来说，是毫不夸张的毁灭性打击。一年之后，我才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出泥淖。在那之后，我没有再被什么击溃过。这场精神危机让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既非天才，原先的梦想也千疮百孔，我被迫收敛自我，在现实生活的夹缝中活下去，但仍要保留无法熄灭的残存梦想。笛卡尔说得对，“只有在寸草不生的绝望地基上，才能安全地建造灵魂的居所。”在那之后的整整九年，是我荒芜的青春期，工作后满负荷的忙碌，更使我一度烦躁地读不下任何书。重新开始阅读写作时，我已经27岁了，年少时的梦想似乎已离我远去。开始那两年，我记得还有朋友争论过，像维舟这样很难被归类的写作，能否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说实话，我自己都没想过。那是很随心写作的九年，我有本职工作养家糊口，也不指望能靠写作养活自己，那在国内毕竟太难。2013年，张晖的英年早逝，给了我沉重一击。那一年我36岁，第一次感到自己已盛年不再，也重新省察自己过往人生的意义，在那之前，我并没有真正活过。那时我理解了村上春树说的，超过了一定年龄，所谓人生，无非是一个不断丧失的过程。对你人生很宝贵的东西会一个接一个，像梳子豁了齿一样从手中滑落。但我想补充的是，当这些丧失时，记忆和写作是唯一保存它们的方式。我将竭尽全力确保它们在我的记忆里永生。在那之后的九年，我又经历了许多。当然，就像许多人一样，可能冲击最大的是2020年爆发的疫情和几个月后自己的失业。和18岁那时不一样，这次我很平静地就接受了，对我来说，那是“换一种活法”的契机。或许那没什么不好。有一年在莫尔道嘎实际上，我觉得自己比早年自由了，只不过那更多指向内心而不是外部。我不再那么屈从于生活现实，而更坚持把自己的时间留着去做自己真正愿意做的事，因为我余下的时间是有限的。我当然知道，我们所熟知的过往，这两年来已被反复摧毁，成为一地废墟，甚至不知道下一轮轰炸什么时候到来。那位失聪的诗人伊利亚·卡明斯基在2018年4月写下的仅有两句的短诗《问题》，就像是我们时代的预言：“什么是人？/两次连续轰炸之间的寂静。”他和我同岁，出生于铁幕之下的苏联，1993年以难民身份到美国，第二年在父亲去世后开始写诗。他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过：“我选择英语，因为我的家人和朋友没人懂这种语言，和我说话的人没人能读我写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种语言，那是一个平行现实，一个疯狂而美丽的自由。它仍然是。”我能理解他这种感受，有时我也觉得（这说起来可能显得有几分令人不快的傲慢），虽然自己是用母语写作，但周围很多人同样并不理解我的语言。同一种语言把我们分隔开。我不会别的技艺，但还是可以用语言来创造一个可供栖居其中的精神掩体。这就是黑格尔曾说过的，艺术家会“为他自己设想出并回复到一种独特的与世隔绝的状态，这种隔绝使他能够找回那些已经失落的东西”。时代的变动不会到此为止，有时就像索尔仁尼琴笔下那个巨大的红轮，你倚靠着它昏昏欲睡，但是它却忽然开始以不可阻挡的力量转动起来，勾起你的衣物，甚至要把你整个人卷进巨大的齿轮装置中去。对我们每个人而言，这都是恐怖的现实。在被碾压之前，我们需要留下自己曾真正活过的证据，而除了发声、创造之外，别无他途。人生如负重远行，不可急躁。人过中年，我所负的重量可能更多了，而远行之路也可能更崎岖了，但也因此，更不可急躁，那不过就是人生日常。我在想，卡夫卡笔下的《变形记》，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格里高利并不是突然发现自己变成甲虫，而是背负厚重甲壳才是他生活的真相，原先为人的日子才是一场梦。不过，没有关系，有梦有记忆也是好事，也能让他发现残酷真相时，坚持自我，“我曾经是个人”，仅仅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坚不可摧的。相关阅读（已设置超链，点击篇名即可跳转）《生日感言》

这两天，不止一位读者和我说，看了我几篇分析俄乌战争的文章，深感困惑，“你讲得太复杂了”，似乎我既同情乌克兰，又预料俄罗斯可能占得便宜，同时还认为这是普京的战略失败，最后甚至都没说谁对谁错，“那你的结论到底是什么？”虽然在我看来，上述几点并不矛盾，但在这个浅阅读的时代，国际局势的复杂性理解起来可能是有点难，那我也试着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俄罗斯的衰落已不可避免。要预测这样长时段的趋势当然风险很大，但我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以下现实：俄罗斯选择开战本身就表明它影响力的衰落；战争是以进攻性掩盖自身的虚弱，但俄军的战争表现却进一步暴露出了它的虚弱；战争结果或许能短期内得到一些小利，但遭到空前孤立，长远来看很可能加速自身的衰落。最后一点尤为致命。很多人都辩称俄罗斯早有准备，西方的制裁效力有限，倒是西方依赖俄罗斯的资源——确实，欧洲近40%的天然气和25%的石油都来自俄罗斯，制裁意味着欧洲将吞下能源短缺和价格飞涨的恶果。但这么说的人没有意识到的是：与欧洲的脱钩，长远来看伤害更大的是俄罗斯。沙皇彼得一世（1682-1725年间在位）俄罗斯的现代化始于彼得一世，在他的伟大改革之后，俄罗斯的灵魂就一直在徘徊挣扎之中：它需要西方的技术完成现代化，但对更深层次的文化流入则本能地抵触和排斥。欧洲对它来说是一个有用的存在，可以引入“实用”的知识（技术和管理），但却与自己的身份认同构成冲突。简言之，它要现代化，但不要西化。在这一意义上，这场俄乌冲突不是偶然的，它就像一场地震，只是让地底下的板块断裂暴露了出来：对乌克兰（尤其是其西部）来说，西方是机会；但对俄罗斯来说，西方却主要是威胁。后冷战时代的俄罗斯，所面临的困境，其实是许多欧洲帝国在衰落时都曾遇到的两难与挣扎：要生存下来，就有必要进行（有时是激进的）政治、军事改革，但这种改革对它原本的身份认同却又可能是颠覆性的，几乎无法兼容。就此而言，这场战争也是俄罗斯内在冲突的外溢。看看战后的英国就知道，要体面地接受自己的衰落是一件极难的事，管理衰落更需要复杂的技巧。随着国力不可挽回地下降，英国就像它的前辈威尼斯和荷兰一样，在失去自己的帝国之后，就逐渐虚弱到无力维持一支能使它们继续成为大国的强大海军了。所不同的是，英国在1914年之后就意识到了自己的相对衰落，因而通常仅限于有针对性地展示自己的力量，但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终于使它的虚弱暴露无遗。正如安德鲁·兰伯特在《海洋与权力：一部新的文明史》中意味深长指出的那样，“管理衰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灵活、让步和牺牲。”除了像1982年的马岛战争这样的“回光返照”之外，英帝国确实很好地实践了这一点，小心翼翼地控制了自己的衰落。马岛战争中的英军士兵然而，即便后帝国时代摇摇欲坠的英国在1973年抛弃了自己的历史，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它仍遭到许多英国人谴责，因为欧共体被他们视为一个“大陆性的保护主义团体”，与英国是格格不入的。和俄罗斯一样，英国长期以来也都深深卷入欧洲体系，但却（至少自认）不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很多人坚称，海洋帝国的衰落，原因正是它们未能将海洋置于国家身份的中心。英国人前些年决意“脱欧”，无疑与这种身份认同的挣扎紧密相关。作为大陆国家，法国在这一点上可能对俄罗斯更具借鉴意义。《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一书明确谈到，20世纪法国的两大忧患：一是德国，二是担心自己走向衰落，“后一种忧患与前一种有关，但忧患的内容更广，更难以名状”。如果把这里的“德国”替换成“欧洲/西方”，大抵也就是这些年俄罗斯的写照。流亡法国的俄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在二战后的废墟上就已经预见到了欧盟的未来，他看到支配当时现实的是崛起的两大帝国：新教的盎格鲁-美利坚帝国和东正教的斯拉夫-苏维埃帝国。他正确地推断出，随着德国的战败，它将倒向文化上更亲近的英美一边，这就使法国陷入政治孤立，只能扮演一个“德国的军事、经济从而也是政治腹地”的角色，但即便它融合进去，也得牺牲自身的文化、语言、各种传统和生活特质，而这将是法国文明的终结。怎样才能重新赋予法国人“一种在政治上具有实效的理念”，实现“其集体生活的全面复兴”？他主张建立一个“拉丁帝国”，法兰西民族在其中保障自己首屈一指的地位，而一个自主的拉丁欧洲的存在也将阻止苏联/俄罗斯所担心的欧洲被英美帝国吞没的危险。他的设想昭示了法国在美苏之间的独立道路，戴高乐简洁了表达了这一点：“永远不要把法国的命运托付他人。”图源：金融时报冷战后的俄罗斯，可以说正在步英法的后尘：它同样失去了自己的帝国，也越来越无法维系其势力和国际地位，至于身份认同上的不情愿，它甚至比英法德挣扎更为痛苦激烈。与此同时，它所面对的局面甚至更不利，因为随着法德轴心的逐渐稳固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俄罗斯在历史上首次面对一个团结而非分裂的欧洲。法国、德国（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英国）的自主性其实已经弱化了，就像当年的法国一样，俄罗斯的决策者或许也在恐惧，这样下去，俄罗斯的结局就是成为欧洲（主要是德国）经济霸权的腹地，而融入进去便意味着俄罗斯文明的终结。如果说这种忧虑和挣扎有情可原，那么现实做法却很可能事与愿违。美国总统拜登日前的一番奚落已经道出了这一点：“普京想要的是一个分裂的北约，一个分裂的西方，坦率地说，一个分裂的美国。但他什么都没得到。”对乌克兰开战，或许能划下红线，使这一地带非军事化、中立化，但却难以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在世人眼里，这已经是过时的地缘政治玩法。由于将竞争者视为敌对者，它反过来使自己的忧虑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将原本犹疑不定的伙伴也推到了对立阵营。更糟糕的是，它的表现让人看到，俄罗斯虽然已在衰落，但却仍有能力造成一定的破坏，这就使它被归入危险的类别，陷入“越挣扎，越被孤立”的境地。问题已变成国际社会如何管理俄罗斯的衰落，避免它在这一过程中释放的破坏力。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这无疑是极其不利的。本来，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未尝不能走出一条相对独立自主的道路，在接受欧洲市场机会的同时，捍卫自己的特殊文化身份，当然这需要复杂微妙的技巧，但至少是有可能的，然而现在却是得不偿失的鲁莽行事。未来回顾，或许能让我们更好地看清楚这一点：在面对衰落时，不肯接受这一点的俄罗斯，逆势而为，结果不仅暴露了自己的虚弱，还反过来加速了自身的衰落。往期阅读（已设置超链，点击篇名即可跳转）俄罗斯可能赢得战争，但会失去世界俄乌战争将如何收场？徘徊在东西方之间的乌克兰如何带孩子解读俄乌战争？我们应该如何关注乌克兰局势？战争不止是好人和坏人打架指责受害者：国际政治中的逆向投射

图源：微博“迷彩利刃”丰县事件的第四份官方通报，昨晚已公布。主要结论如下：通过DNA检验比对，认定“杨某侠”即云南福贡县亚谷村的小花梅；董某民涉嫌非法拘禁罪，而当初将小花梅带到江苏的同乡桑某妞及其丈夫涉嫌拐卖妇女罪；各部门对这一家的后续保障工作。说实话，我读完有点不舒服：既然DNA已比对确定杨某侠本名就是小花梅，那后面为何仍称她为“杨某侠”？那毕竟是虐待她的董家为她取的，本身就是违背其意志的象征。“丰县生育八孩女子”这样的称呼，也很难说是对她的尊重，谁愿意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但不论如何，这份调查结果已被普遍视为网络舆论追责的胜利，毕竟，如果不是这两周来海啸般的汹汹舆情，这个过着暗无天日生活的女性恐怕极不可能这么快得到解救。尤其是这一事件发酵的时间点正值春节、冬奥会两大盛事，十多亿的话题量仍不能换来一个热搜，而官媒在最初的十天里都保持着耐人寻味的集体沉默——第一家报道此事的官媒是上海新闻综合频道，已晚至2月7日，同一天，那位受苦受难的女性终于出现在了央视新闻画面上。一般来说，当一件事终于“引起高度重视”时，那即便不是事件的结束，至少也是“结束的开始”，等到一个权威结论一锤定音，围观的人群就会默契地应和：“都散了吧，这事结了。”在最新的这份通告中，有一点值得注意：该事件的最初两则通告（1月28日、1月30日）都由丰县调查发布，但2月7日的第三则已改由“徐州发布”，并说明徐州市和丰县分别成立了调查组，通告中至少也提及“市县两级”，到这第四则，看来已撇开丰县，表明此事已由更高层级全面接管——可能也只有市一级调查，才能推翻此前县一级调查中所宣称的“不存在拐卖行为”这一结论。很多人也都在嘲讽四则官方通告前后矛盾，但且不说“官方”本身前后并非同一个“官方”，它所谈的“拐卖”也不是同一个事实：最初说的“不存在拐卖行为”是指她并非董家买来的，现在按拐卖罪侦办的则是针对桑某妞夫妇，董某民涉嫌的仍是非法拘禁罪而非拐卖妇女罪。一件事的真相往往是在不断拷问、追索之下才逐步浮现的，谁都不是一开始就全知全能的，尤其是那些事实不清的事件，前后说法不一是常有的事，在我看来，更有意义的并不是要一份无懈可击的官方调查结果，而是以这一事件为开端和抓手，关注当地更具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此事到现在为止，仍有诸多疑点有待查证：小花梅1996年第一段婚姻结束后，被桑某妞以“治病”为名带到江苏，之后到1998年8月与董某民领证结婚，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桑某妞将她拐走后，竟然无须给她家人一个交代？董某民究竟是否买妻？我有朋友善意地推测：小花梅当初被拐走，很可能是桑某妞与家人的合谋，所以事后家人也没追查，但到江苏后小花梅却走失了，因而董家确有可能不是直接从桑某妞手上买来的，是看到这个流浪的女子后才带回了家。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贺萧在《危险的愉悦》一书中谈及民国时期的拐卖妇女案时说，“有关人口买卖的故事实际上讲的都是受害故事”，“尽管说来说去都是绑架拐卖的故事，但我们必须牢记，许多这样的买卖，其实被卖女人及其家庭都是知道并同意的”。我也相信“小花梅”就是丰县事件中女性当事人的真名（毕竟DNA检验很难作假），但即便她不是被直接拐卖到董家，仍不改变本案的三个重点：拐卖妇女值得关注并需要打击；小花梅所受的虐待有损人的基本权利与尊严；地方政府不作为。小花梅的处境在苏北乡村不是孤立的个案，离丰县不远的泗阳县来安乡姜集村一度拐卖妇女多达560名，年龄最小的仅16岁，最大的也才22岁，人贩子以3000-6000元的价格卖给周边地区，以此“发家致富”。这次查实小花梅的真实身份，起初的线索就是在查档案时发现她在1998年结婚登记时写明了原籍是“云南福贡县亚谷村”，这至少表明三点：当时她至少神智清醒，知道老家地址，会用汉语表达；连老家的村子都知道，那不太可能不记得自己名字；她老家哪里，一开始就是当地人都知道的，也没隐瞒，然而当地从未采取任何行动。一份救助被拐女性的手册，请识别小程序读取随着小花梅身世的逐渐显露，公众舆论反倒趋于分裂：有些人认为此事已水落石出，可以告一段落；有些人相信小花梅确实早有精神疾病，董家虽然虐待她，但铁链锁住，可能也事出无奈；还有些人则怀疑官方通告里对她身份的认定，坚信其真实身份是12岁走失的四川女孩李莹，现在的通告仍在掩盖什么。之前就有读者留言说：我承认我的境界没那么高，我认为如果真的是精神病患者，那么家人锁住了她就是合理的，毕竟精神病患者容易伤害自己和别人，这也算是对她和其他人的一种保护。但是如果她不是精神病患者，那就离了大谱了。这是很讽刺的一点：即便是在这样的事上，很多人的同情心也是有条件的——如果是一个正常人（尤其如果是一个女大学生）被拐卖、囚禁，这种反差就让人感觉冲击力极大，但如果是精神病患者，那“家人锁住了她就是合理的”。这本身就反过来印证了我此前在《丰县事件：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的观点：国人常常默认人是分三六九等的，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不是生来就有的，对一些边缘人甚至无论怎么凌辱都没问题。事实上，很多人之所以怀疑“小花梅”不是丰县案中女当事人的真实身份，也落入了同样的思维陷阱，因为他们认为官方是想说明她在老家就有精神疾病，因而其后续遭遇都是合理的，基于此，他们就力图证明，这位受苦受难的女性“原本是个正常人”，是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后才堕入这样的境地。这样的论述确实更容易引发共情，因为“正常人”就意味着可能是自己，预期中的未来发生了急转直下的突变，然而，非常讽刺的是，这其中也隐含着这样一层意味：如果小花梅起初确实并非“正常人”，连这些曾关注、同情她处境的人，其共情基础都会丧失。这在中国社会同样有深厚的基础。1988年6月3日，北京大学研究生柴庆丰被两个流氓刺死，社会学者赵鼎新评论当时引发的舆论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抗议活动所表达的普遍情感，与其说是民主式的，不如说是精英式的。比如，在柴庆丰事件期间，没有学生质疑审判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是否合法，也没有学生想到这些嫌疑人应当享有与学生平等的权利。事实上，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如果不是他大学毕业生的身份，恐怕也未必能激起那么大的波澜。这绝不是否定他们死难的意义和公众的情感，至少正是顺应原有的意识，才推动了社会改变，但我们绝不应该由于当事人并非“正常人”，就不去同情其处境，甚至连带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也不给予。虽然在这类拐卖妇女事件中，最能激发公众同情是女大学生被拐（电影《盲山》的情节设置也是如此），但你细想一下就能明白，无论在人贩子还是买妻者眼里，女大学生未必是最优选择，因为她们会更难控制，高学历对他们来说非但不是增值的，反而是风险——长相好、好生养、易控制，可能远比学历高更重要。据说男人最喜欢“漂亮但不聪明的女人”，东亚文化中男性审美尤其偏好“白瘦幼小”，恐怕都出于潜意识里的这种控制欲。电影《盲山》剧照，被拐卖后囚禁的女大学生去年，一位贵州布依族女性德良在被拐35年后，寻亲成功。记录此事经过的《一个名字叫“喂”的女人》一文中说，人贩子会精心挑选拐卖对象，“看你的兄弟强不强、父母强不强，如果在当地有威望，你敢拐卖他女儿是不可能的。”德良之所以被拐，也是因为家里弱势，自己又“先天性听力弱，脑子慢”，在嫁到邻村后，被夫家嫌弃，丈夫默许人贩子带走了她。她后来的遭遇没小花梅那么悲惨，被卖到河南给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当老婆，虽然这无疑也违背她的意愿，但至少看起来没遭受那样恐怖的囚禁虐待，女儿对她看来也很不错，使得她最终的寻亲看起来倒像是一个温情感人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此事从头到尾都是社会的自发联结，官方根本没有介入。回老家的12天让她有了发自内心的笑容，但即便如此，“她身上有一些东西永远地被摧毁了，回家也并不能挽救什么”，“她活在自己的时间与创伤里，仿佛再也没有往前走过”。尽管如此，对这位已久久失落自我的女性来说，找回自己身份仍然是治愈她余生的开始。看到她的真名终于被找到的那一幕，我不禁潸然泪下：李新梅再次冲着妈妈喊：“德良！德良！”漫长的、没有名姓的35年过去了，那是德良第一次听到别人喊出自己的名字，她脸上的笑容一点点变大，还带着一点羞涩，她有些迟疑地说：“你知道我的名字了？新梅啊，我就是良。”这种丧失身份的痛苦，是每个人最深层的痛苦，就像我们耳熟能详的那首歌里唱的：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我想说的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个体，高矮胖瘦、弱势、残障，是人就应被当人来对待，反过来说，他们权利的被剥夺，往往是被身份开始的。在丰县事件中，那位受苦的女性不是“生育八孩的母亲”，不叫杨某侠，她有自己的名字：小花梅。

1月24日00:02，15岁的河北邢台寻亲男孩刘学州，在微博上发布一篇近四千字的遗书，讲述自己充满磨难的人生，慨叹“生来即轻，还时亦净”，暗示将要投海自尽。等到人们在三亚近海再度发现他时，他已失去知觉，终因抢救无效，于凌晨4时离别人世。

奥密克戎突袭天津已有5天，但如果你问问天津人，会发现这里有一种“风暴眼里反倒最平静”的感觉——事实上，在这一波新疫情中，有时倒是外地人看来比天津人自己还更紧张。

12月18日，咸阳医务人员出征西安誓师12月23日，西安封城西安封城已整整一周，很多人说，从没见过如此安静的西安城。然而，在这无声无息的平静之下，是许多难以发出的声音。对无数普通人来说，封城就意味着日常生活的突然中断，由此进入一种“极限生存模式”。就像这两年来在很多城市曾反复出现过的那样，在西安也催生出了不少悲喜剧。最新的梗，是逃离西安疫情检查的“铁人三项”。在封城前夜的20时许，有一位白某某从西安莲湖区骑了一辆共享单车，连夜返回老家淳化县。在近日西安夜间最低温零下5度左右的气温下，他夜半骑行了8个小时，约85公里，全是上坡路，于次日6时许抵达石桥谷口疫情防控点附近，为躲避疫情检测，把自行车丢弃在路边后，绕道进入淳化县境内，结果没能过关，最后被处以200元罚款。另一位后来被称为“游泳哥”的李某某，也是在封城前夕连夜返回周至县老家，在途径渭河大桥时，由于桥口被封，他竟然趟着冰冷刺骨的河水强渡渭河。最后体力不支，不得已求救，救援人员才得知他还有这样的返乡计划。最令人惊叹的是一位31岁的西安籍男子，为躲避疫情防控，竟步行八天八夜100多公里穿越秦岭。此人本职是健身房销售，在广州工作两年后回乡，12月16日凌晨抵达咸阳机场后，担心从外地回来会被隔离，在咸阳买了棉袄和生活用品后，一路向南步行，沿途躲避村镇疫情监测卡点检查。12月24日，在进入宁陕县广货街镇蒿沟村境内时，被村民发现后报警，最终被控制隔离。西安“步行哥”的行程示意图全程超过100公里虽然媒体报道中不无揶揄嘲讽，感叹真是“陕西愣娃”，但他们为何要这么做？微博上有一条高赞回答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众生皆苦。留在西安舍不得花钱，再说有钱都买不到吃的了，在外务工无非就是想省点钱罢了。”那位步行哥据说家在安康农村，从地图行程来判断，他至少还得6天才能回老家。秦岭山区的冬天，天气变化莫测，前几天还下过雪，徒步可想有多艰苦，然而他这么做，也是因为他想过，即便冒死穿越秦岭，也比留在西安要好。年初曾有次密接接触者抱怨说，西安隔离期间酒店每天420元起，虽然事后防疫部门说会免除费用，也有消息说本次防疫，密接人群不需要出隔离费，但难免仍有一些人心怀恐惧。对于无数在城里打工的普通人来说，生计艰难，隔离14天就算不用掏钱，也是手停口停。对这些人来说，这也是更现实的问题：封城之下，西安店铺关门闭户，打工的小老百姓，留在这里变成了只赔不赚，何况生活开支还势必随之上涨。网上有人看到这新闻后就说：“我姐就在西安，这几天西安的菜价高得离谱，而且买不到，你再住个酒店，还要不要生活下去了？是我我也跑路。”《西安晚报》12月29日确实，留在西安城里的，日子也不容易。昨天，《西安晚报》用两个整版突出报道“全力守护市民‘菜篮子’”，强调“西安连夜行动保障生活必需品供应”，“畅通生活物资保障的‘最后100米’”，要“把米面油菜送到群众家门口”。但正如有人一针见血指出的，官媒如此高度重视，“看来问题有点严重啊”。西安人其实已经很能忍了，肯定期望能尽快实现“动态清零”，也清楚本地大冬天的物资原本就不算丰富，防疫之下也难免出现内外部物流不畅，但问题是，类似的戏码已经在不同城市上演了一遍又一遍，似乎早应当吸取教训了，而轮到西安时，自己仍然要在家里挨饿。当下发生在西安的一幕，最接近的就是年初吉林通化市民生活所曾经历过的那种困窘。我当时曾在《通化的休克实验》中说过：通化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危机之下全面接管日常生活的计划经济，但不管以往它如何被人诟病，至少也曾是一套行之有年的体系，如果能运转，也不失为一个应对的选择。通化暴露出来的问题是：现在市场化久了，突然回到配给制这样最严格的计划经济，连计划也玩不起来了。西安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那么除了城市规模大了二三十倍之外，另一点或许就是它更严格地禁止市民自力救济。豆瓣上的“赫拉克利戴”昨天谈到西安的生活：社区一个做批发的大姐想办法搞到生活物资，在社区打点门卫面包等物后开始卖货，今天还是被东区投诉了，因为东区说没给他们供应，以聚众卖菜为由投诉到社区了。我路过的时候，大姐大哭不已，说明天不卖了。我赶快又买了点冷冻食物。怎么说呢？五味杂陈。“聚众卖菜”的罪名，也算得新鲜；但管控这么严，也并不意味着阻止任何人群聚集，有人和说吐槽说，小区里确诊好多了，还在每天聚众核酸检测。她都吃方便面十来天了，小区里有密接发热5天没人管，家里还有两个孩子，都是把门一封，啥也买不到，也没人说该咋办。有人苦中作乐，黑色幽默说，小区里都已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状态了，例如半瓶醋换几个鸡蛋。有市民在群里发了一句“能不能用老公换两包泡面”，立刻就被踢出群了。西安人这些天不仅肚子挨饿，而且还有满肚子苦水无处诉说。有人跟我说，西安人这些天都不敢说话，稍有抱怨，“就会被朋友圈里的正能量骂死”，“不过也觉得怪可笑的，微博上骂的、朋友圈骂的，好多都是之前地铁事件中护西安和去年骂武汉的，事情如今到了自己身上，竟也有种天道好轮回的感觉”。为什么经历了这么多次的疫情管控和演练，西安人事到临头仍然要饿肚子？当然，一座1400万人的城市要在一夜之间达到这种级别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原本就绝对是不轻松的一件事，任你再怎么拍胸脯、下死力，有些事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正因此，一个组织的现代化方向，不可避免地要沿着两个维度进化：缩小管理范围，同时提升专业化能力。简言之，就是改变“大包大揽”，懂得“有所不为”，管好自己能管的事，并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管。很多目标看起来很清晰，但就算出发点是好的，在执行过程中完全有可能出现无数意外，导致各种事故。这倒不是它“不想做到”，而是“想做也做不到”。哪怕事实上堆满了充裕的物资，但要将所有这些配送到家家户户，这仍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系统工程，加上这其中各道程序的管控措施，就算最终确实配送到户了，那家人也有可能已经饿晕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350元一份的大白菜，这就是市场机制在被人为废除之后的反击：因为正常的需求仍然存在，而配送机制又不完善，那这就会势必会有人愿意出高价来获得稀缺物资。实际上，历史上每一座遭受围困的城市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快饿死的时候，甚至会有人愿意拿黄金来换一个馒头。包揽自己事实上做不到或做不好的事，势必是吃力不讨好的，这又难免引发了那个老话题：西安的城市管理能力。有人不满地说：“真的很无语，一架航班能全城关这么久。管理极其落后死板，沿海城市每天都会有病例，人家也没这样吧？”确切地说，从这次封城来看，西安的城市管理长于“管人”而短于“管事”。也就是说，将资源倾注于对人的管控，但却不善于处理具体事务。如果后者引发了抱怨不满，但只要“人”能管住，那就仍然没事，因为管理一个社会，说到底确实就是如何“管人”。传统政治一贯都更注重“管人”，因为只有人才是社会的根本，而具体事务的细节大抵是底层技术官僚才关心了解的事。对人的垂直化管理越是严格，底下人就越是只敢听从而不敢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其结果是固然看上去纪律严明，但代价则是牺牲了活力。从这一意义上说，西安重“管人”而轻“管事”，乍看被视为“内陆/沿海城市”的分别，但往里一层来看，其实是城市管理上是否充分放权、赋权给前端执行者的问题。疫情不管多苦，我相信它总会过去，但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才是更难的。这一构造所压抑的，我担心并不只是几句牢骚而已，还很可能是长远的文化创造力和自发的经济活力。

每年的南京大屠杀公祭日，都会唤起中国人无法抹去的历史记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多少年来，中国人在谈及这场数十年前的大屠杀时，常常联想到同时代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不仅是在强调两个古老民族同样的受难，更是在谴责日本在历史认知态度上与战后德国之间的落差。不过，人们在做这样的类比时，往往不会仔细去研究两场大屠杀之间的许多细节差异——我说的研究，绝对不是要为任何一个加害者开脱，他们的罪行毫无疑问同样反人类、也同样深重，但“差别”并不等同于“轻重”，就像我们在讨论某一个刑事罪案凶手时，犯罪学家们会对他们的犯罪手法、犯罪心理进行比较一样。就这两场发生于同一时代阶段但不同地域的大屠杀而言，如果真的详细研究对比，人们很容易发现，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犯下的罪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纳粹更为恶劣。深入辨析、理解这些细节，对我们的历史认知无疑是相当重要的。01两种“大屠杀”中国人常常将这两场大屠杀类比、乃至混同的很大一个原因可能是：在汉语里这两者都叫“大屠杀”；但在英语里则用不同的名词指称：南京大屠杀是massacre（屠杀，大批杀戮），而纳粹大屠杀是holocaust——这是一个特殊的词汇，据考出自希伯来语olah，意为“向上”，指古代整只动物燔祭时的烟“向上”接近上帝，1881年起被俄国人用来指称针对犹太人的屠杀，后来才被引入英语。不难看出，后者隐含着一种特殊的宗教意味，以表达受难者的生命所做出的牺牲与升华。在以色列，常常还将这场大屠杀用希伯来语称为Shoah，同样有“浩劫”或“燔祭”的意味。这不仅是术语上的不同，从历史细节看，它们可说是两场不同类型的大屠杀：纳粹大屠杀最突出的特征，是工业化流水线式的，执行杀戮的是一群不带感情的高学历官僚，他们“坐在办公桌前就能毁灭世界”，像艾希曼这样沾了数万人鲜血的屠夫，甚至可能并未亲手杀死一个人；而南京大屠杀则带有浓厚的前现代“屠城”式无差别杀戮色彩，加害者是一帮野兽般的士兵，面对面直接杀人。两者的差别，前者好比是现代化屠宰场、而后者则更像《屠猫记》中通过虐杀来取乐的变态——如果说前者是“理性的疯狂”，那么后者就是“非理性的疯狂”。因而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强调，纳粹大屠杀不是现代性的失败，恰恰是它的产物。这样的比较也可以让我们看出一点：相比起当时的德国，日本是个更为落后的国家。《现代性与大屠杀》[英]

其实我今天本该到成都了，因为半个多月前就应邀出席明天的“刀锋图书奖”颁奖晚会——不是我不想去，我原本机票都订好了，甚至也约了当地朋友得空见见面，但三天前我意识到，就算去了，此行也多半变得没多大意思了。因为那时妻子被迫中断了江西观鸟的行程，被赶回了家。这次原本是一年一度的鄱阳湖鸟赛，各地“鸟友”云集，她事先也怕当地的疫情管控严格，搞不好白跑一趟，特地上网查了资料，询问了组织者，走之前做了核酸监测，以策万全。然而，到了永修县，还是被遣返了。48小时核酸证明根本没用，当地防疫人员咬文嚼字，说她住址属于“中高风险小区所在区”——浦东新区日前确实还有零星病例，虽然离我家很远，但不可否认我家是在浦东。同行的一位也遭了殃。这得怪她太老实：她的户籍其实不在上海，只是租住在浦东，而上海日前除了浦东、青浦没有病例，换句话说，如果她随口说浦西老城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有事。她们的遭遇给我敲响了警钟。由于在浦东生活一切照常，上月底这波疫情爆发时我在河南差旅途中凭48小时核酸证明也畅通无阻，我原本天真地以为最多就是稍微麻烦一点，只有要核酸证明就没事了，没想到在一些地方是根本不看的——这种疫情管控的逻辑不是医学的，而是行政区划的。我因此问了一下成都那边的情况，得知目前对上海浦东的来客执行政策是：14天内到过花木街道、三林镇、张江镇的，执行隔离措施；除此之外的浦东其它区域，执行“健康监测措施”。何谓“健康监测”？就是三天上门检测两次核酸，这也罢了，麻烦的是，在此期间不能离开酒店。行程在成都总共也不过两整天，如果哪儿都不能去，甚至图书奖的现场都去不了，酒店无疑于囚笼，那我何必自投罗网？疫情形势千变万化，各地防疫政策也就一直在变，没个准，好像老百姓最好呆着别动，因为具体会遇到什么风险，连执行政策的人有时都不好说。日前也有朋友和我说，他从成都返回广州，国航发了一个关于核酸检测的短信，模棱两可，他读不懂什么意思，打了国航、成都12345、成都双流机场，都说不知道要不要核酸，都踢皮球让问别的。等他到了广州机场，国航工作人员又说必须核酸。他不由感慨：“从那条模棱两可舍不得定制化一下的群发短信，到所有电话，他们不愿多承担一点责任为用户和纳税人消除疑问，滞留的成本和代价，全靠个体承担。”这不仅是一两个人的遭遇。不久前在郑州还听人说，她作为密接的次密接被隔离了，然而奇怪的是，那位密接是绿码，而她却是红码，哪怕核酸阴性，但只要是红码，就哪儿都去不了。当她指出其中的不合理，要求解释和行动自由时，得到的就是各方推脱：“你反正又不出差。”言下之意，虽然你无辜，但反正你又没事，就在家呆14天又怎么了？事实上，执行隔离政策的人自己也搞不清楚管控措施背后的逻辑，只是照做。另一位朋友的父母，11月23日从苏州返回老家河北邢台，25日晚就爆出上海确诊病例曾去苏州的博物馆、甪直古镇等地，消息一出，他们也被牵连，第二天就被强制集中隔离到方舱。不管一家人如何解释他们不属于苏州市排查对象，与上海确诊病例没有任何交叉轨迹，两省健康码均为绿码，行程轨迹并无星标，返回老家前海主动做了核酸检测，但统统没用。在我这位朋友的父母被隔离后，她母亲的工作单位也开始接受排查，调查监控录像说要找“密接人员”，与她母亲并不认识、只是在过道点头打招呼的一位同事也被拉去强制集中隔离。在找到三位“密接”之后，调查组说够三个人了，完成任务了，就不再继续查监控录像了。而她父亲的同事因为与她家不在同一个区，只是被要求居家隔离即可——同一个城市里，不同区也可以各搞一套。这些人既不是确诊患者，也不是密接人员，到底为什么遭受这样的限制、无法正常生活，一家人打了许多电话，但得到的答复都是相互推诿，不肯公布疫情防控文件，只是专心于话术不要被抓住把柄。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其实都已习惯了这样的境况，在疫情面前，哪怕是遇到生活再多的不便，大多也就能忍则忍了。实际上，中国人不是不能接受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甚至为了得到那个可望不可及的“绝对安全”，再严的都能配合，人们真正不满的，是这种防控措施并未做到精准。现在不妨让我们设想一下：假如明天就取消疫情防控，那会怎样？你几乎可以立刻发现，这带来的绝不会是解禁后的欢呼，而是周围人的巨大的不安乃至惊恐：怎么可以这样？那万一有什么病毒，怎么防控？扩散开来了怎么办？这意味着，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和防疫深深绑定在了一起，大部分人极其需要它提供一种生活的基本安全感，以至于完全回归疫情之前那样的生活，已经变得遥不可及，乃至无法想象。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人真可以说是最“顾全大局”的国民：人们不是不愿意配合，大部分人为了得到绝对安全，甚至可以让渡自己的诸多权利，他们的要求其实相当卑微——照着专业的医学标准，尽可能地再精准一点，别伤及无辜，毕竟，哪怕看上去微小的代价，个体也难以承受。换言之，人们要的其实不是“不受管控”，而是“更好的管控”。也就是说，这种管控应当是保障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安全自由和经济活动的流动性，而不是反过来以之为代价来确保防控本身，那就本末倒置了。现在的问题是，已经快两年过去了，我们在一轮又一轮的防控中，似乎每次都在重演同样的戏码，老办法在应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它或许一时有效，老百姓甚至都能谅解，但我们应当可以期待进化出更好的，为什么不能把那么多精力、资金更有效地用在建立一套常态化的快速反应机制上？这是一个我们需要不断追问的问题。

现代人有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处境：个体的自我认知总渴望突出独异性（“我是独特的、唯一的”），但在几乎任何正式组织中，却又没有人是真正不可替代的。事实上，越是制度完善的现代组织，越是如此。如果一家公司“少了谁就不行了”，那才是有问题的。我也是在失业后才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那种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内在需求是无法满足的，因为这与组织的要求本身就存在二律背反。你非但不是不可替换的，甚至替换你也未必是因为你的能力表现、独特创造性（内在价值），有时外部因素的影响很大。影响一个人人生的事，有时就是老板冒出来的一个想法就左右了，他甚至或许都没和你说过几句话。当然，出于成本考虑，也许公司还更倾向于裁后入职的员工，因为这样赔得少，做了十多年的老员工，心底里也踏实一点。因此，这里有个奇特的正反馈效应：做得越久，越能做得更久。但即便是这一点，甚至也是无法保证的。在业内有个流传已久的笑话：“不老的广告人”。据说意大利人常说“不死的中国人”，因为看到这些黄种人忙忙碌碌，却从未见到他们有人死去——其实只是好多人赚了钱就告老还乡了。“不老的广告人”也不是说他们永远年轻，而是说一拨拨都是年轻人在干活，而那些老去的，好像后来也不知道都去哪里了。这个机制就像一个不断需要新鲜血液的神灵，为了组织的生存，它像对待废弃物一样“用后即弃”。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流动的现代性”早就说过，事物被不断（并最好是快速地）消耗，这样才能不断消费、不断生产——这我早就知道，但一直下意识地以为是指物品的消费，现在发现，其实组织对人力的使用也是同样的逻辑。有些人或许别无选择，但有些人是真心认同这一逻辑的。在网上曾看到一位激烈开骂，认为“35+，甚至40岁以上的老不死”（这里有个语病：应该是“40岁以上，甚至35+的老不死”）都应该自觉给年轻人让路。撇开情绪不说，这番话倒也指向一个真相：在知识快速迭代的行业里，经验积累已经贬值，甚至成了负价值，年轻人不仅和前辈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说不定还跑得更快。这是玛格丽特·米德在《代沟》中所说的“前象征”（Prefigurative）文化类型：年长者不得不向晚辈学习他们未曾有的经验。这样的社会不断快速更新，但也因此惩罚专注与钻研，追逐热点而记忆短暂，而每个人都要不断证明自己是“有用”的。何谓“有用”？这个词在中国社会人所共知，但却很难界定。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仿佛那才能证明我们活着的价值。直到大学期间，我才意识到，那其实与所谓“螺丝钉精神”潜在相通，因为“有用”指的乃是对他人、对集体、对社会有用，唯独不是对我们自己而言。去年离职前夕，与同事吃散伙饭。我问起对我有何建议，她沉吟了一下说，自己早年意气风发，自信一切皆有可能，但前几年受了些挫败，才意识到自身的局限：“一个人，除非实在本事没得说，否则一定要在老板那里拿感情分。”她说：“我知道这违背你的本性，但如果你再出来工作，要注意这一点。要想想自己能为老板提供什么价值。”我笑笑说：“但提供什么价值，怎样才有价值，有多大价值，是老板判断的。”“Exactly！就像把老板当客户。”她是很真诚地这么说的，绝对是一番好意，也是多年的经验总结，并且已被无数事例所证实，但也正因此，我忽然之间意识到了，现代科层制在经典著作中都被界定为某种纯粹的形态，似乎完全依照非人格化的绩效原则考评，但事实上它还有另一副面孔，混杂着庇护制的色彩，上下级之间的潜规则是某种庇护-追随关系（patron-client

这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吗？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像这样的事例将震慑其他明星艺人，乃至所有人。人们自此都会学乖，知道有些出格的事，私下也罢了，一旦公之于众将产生一辈子都无法翻身的严重后果。

昨天带孩子去郊游了，黄昏在外吃完饭回家，已经不早了。由于大号发了篇《跳出中国看中国》，想起把旧作《狭隘的心灵》在这小号上发下，到家设置完，就去洗澡了，洗到一半想起来，忘了设置留言板。有几个机灵的已经点文末“阅读原文”，跳到我去年的旧文底下留了。这里还是加上留言板，各位想留言的可以在此留：这也不是我第一次遗忘了。由于这个小号是6月才开的，根据公众号平台的规定，2018年2月12日之后新注册的号，一律都没有留言功能（很多人可能想不到国内对控评已严格到了什么程度），我每次只能用“小互动”程序手动加入。这当然很不便，但现在用得久了，发现这个新植入的留言板功能也有利有弊。好处是：不限留言数量：原先我最多只能精选100条显示，有时得选了又选，但现在，理论上是无限制的，本号此前就一度出现单篇800多条留言，读者全都能看到；不受管理员干预：因为这个留言板不是公众号平台的，所以不用担心留言被我精选后又被管理员删掉，更不会整个留言区被管理员关闭，更妙的是，哪怕文章本身被删，但留言区仍然在；同一留言底下可以不断回复，形成小的讨论话题，而且足够自由。坏处则是：每次都要我自己手动植入；留言一旦发出，留言者自己也无法删除；遇到叫嚣谩骂的，哪怕我公众号关注列表里已拉黑，但留言区因为属于另一系统，此人仍可以留言。可能有读者也发现了，我在小号的留言区很少跟人互动，原因之一就是看两个黑粉看烦了。本来，我也不过就是写点文字，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下，喜欢的就看看，不喜欢的，那你别看就是，纠缠不休地来骂，我确实也很难理解这种执着。当然，我也可以用审核权限，但试过一次，发现每一条都审了才放出，如果有几百条留言，时不时地提醒我审核放出，非常麻烦，把我的时间都弄得碎片化了，到后来我也懒得花那个时间精力去管了。我知道这可能也没有完美的方案，甚至我根本就不需要费事开什么留言区，怒起来真觉有些留言还不如眼不见为净（比如有人留言自豪地宣称举报我大号，让我被封号15天），只是总觉得，文章发出来，你们每个人都有权说说自己的看法，而这些不仅对我，对你们彼此也都是有价值的。我当然不是圣人，但也请各位留言时，更多聚焦在文章主题上就事论事，没必要花时间讨论我这个人如何，更珍惜自己的发言权、尊重他人的发言，否则不说别的，花时间写那么长评论，不值得，与其在网上跟人吵架，做点什么事不好呢？p.s.：最近几天的留言区，不少读者告知无法点开，甚至担心留言区是不是也被封了。我自己也出现了同样的状况，询问管理员后得知，这是缓存了，请到微信首页，下拉出现“最近使用小程序”，选中“小互动”，然后拖拽往下删除，再重新进入留言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