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才是中国城市的天花板？

去年今日，上海全城进入封城模式，其城市形象也跌至数十年来的最低点，“优等生”瞬间变为“最差生”，而深圳才被看作是“中国城市的天花板”。

我对此有不同看法，一年后的今天也没有改变。重温这段已成过往的“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才是“城市”的真正的标尺。

本文首发于2022年5月6日《中欧商业评论》。

自疫情爆发以来，上海曾在两年时间里都是国内各地防疫的标杆，被仰望为“中国城市的天花板”，然而这一神话，在它封城之后已告破灭。

有人尖刻地挖苦：“上海确实是天花板，但只是地下室的天花板。”一些在上海打工的外地人都说，这次对上海很失望，“没有深圳做得好，晚封了15天”，他们打算解封了就走，去深圳。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深圳才是新的标杆：同样是3月爆发疫情，深圳果断封城并全员核酸，速战速决，虽然经济停摆一周的代价也不小，但相比起来毕竟是“短痛”。

更重要的是，从这种“深圳模式”中，可以看出其城市治理的高效率，因而有人说，深圳才是中国城市的天花板。

果真如此吗？如果是这样，那这意味着什么？

疫情是对一个城市综合治理能力的极限压力测试，从这一意义上说，“哪个城市更好”的衡量标准应是“通过各种手段，将疫情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降至最低”。

上海此前之所以广受赞誉，就是因为其“精准防控”像“微创手术”一样，在不影响社会运行的情况下将疫情控制住，而深圳的做法又有所不同，最为人称道的地方，则体现在它的“速度”和“温度”上。

深圳的“速度”并不仅仅依靠一支医学精英队伍，还尤其体现在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上：3月疫情爆发后，深圳不仅封城早，且第一时间就让行政事业单位和国企员工下沉到一线，直接就地转化为志愿者，在所有道路口三班倒24小时值守，封控区不出户、管控区不下楼、防范区不出区，每8小时统计一遍防范区出入人员，确保封控到位、民生物资第一时间保障，责任明确到人，每个环节交班签到，谁出问题谁负责。

不仅如此，从1月起，深圳人去市内任何地方都要出示48小时核酸证明，最频繁的时候一天一测，即便在后续解封后，仍不断零星冒出，还是要凭借48-72小时核酸阴性才能出入各种场所，每个小区每天都会摆几档做核酸，市民早已不知测了几百次，每天都要扫码亮码七八次。

到2022年4月8日，深圳已建起多达1622个核酸采样点，而人口比它多一半的上海，在本轮疫情爆发之初的3月9日，仅有201个核酸采样点。每个有卡点的小区门口、核酸检测点、疫苗接种点，都飘扬着一面党旗。在国内各大城市中，深圳可能是第一个将这种不间断核酸检测常态化的城市。

像这样的操作，现在各地都已经不陌生了，上海也在效仿，但在3月28日上海封城之前，上海人对此可说闻所未闻。相比起上海，深圳的社会动员能力强得多，“新深圳人”带有一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更积极响应做志愿者的号召，市民配合度也很高。

很多人如今已不记得了，两年多前疫情初起时，深圳也是最早采用“硬隔离”措施的城市，当时“深圳新闻网”还刊发了一篇《隔病毒，不离爱——一封来自硬隔离楼栋全体业主的感谢信》。事实上，很多深圳人觉得这轮上海疫情中，政府不够强势、基层表现拉胯，市民也不够配合。

深圳很早就明确：急诊病例任何医疗机构不得拒诊、建立孕产妇医疗服务保障体系，每个街道都有专门的疫情服务热线。当然，很多城市都曾这么规定，但很少能做到深圳这么高效。

曾有产妇给深圳卫健委公众号留言：“12小时了还没有等到核酸结果，能不能优先安排？”不到1分钟就得到四字：“电话发我。”1个半小时后，她接收到了后台上传的核酸报告，顺利办理入院。

这一事例被广为称道，简洁高效的处理流程，需要卫健委、医院、核酸检测机构的无缝对接和“以人为本”的关怀，不仅有“速度”，也有“温度”。

事后深圳卫健委接受媒体采访时，平淡的话语中体现出这座城市的务实精神：“深圳市政府是服务型政府，简单来说就是服务民众。当时我们没有想那么多，只想着尽快帮助市民解决问题就好。”

234名深圳地铁物业人员轮流换岗支援防疫

有人总结过，深圳封城有三点与其它城市有别：保留物流网络、建设宠物托管中心、要求房东免租。虽然严格封控，但保障市民生活的货运、外卖、快递等都正常运行，这部分流动人员凭核酸阴性出行，维持市场的基本运作，也使政府不用安排统一发菜；宠物托管中心使被隔离的主人安心；物业、地产给商户、租户免予部分租金，这当然减轻了封城期间很多人的经济负担。不难看出，这三点所体现出的都是“温度”。

深圳采取的这一系列做法，可以说是符合其“市情”的扬长避短：深圳医疗资源很紧张，三项关键指标都在全国24个万亿GDP城市中排名倒数，缺乏足够的医护人员和床位去诊疗、应对病例，但与此同时，它财政却很有钱，且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相当强，这就使得它可以在严密封控的同时执行不间断的全员核酸。在解封之后，深圳也是全国各城市中最强力推进打疫苗的——不打疫苗赋黄码、不打疫苗不给测核酸。

备注：北京、上海、广州为2021年数字，深圳为2020年数字，括弧中数字为它们在24个万亿城市中的排名

深圳能做到这些，很重要的一点也在于：它的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劳动力和技术人才储备充足，在面对不确定风险时能高效运转，与此同时，作为一座新兴的移民城市，它又不像那些本地居民为主的城市那样有宗族、单位等形形色色的社区，甚至邻里关系也更陌生，社会自组织能力更多体现在各种自发的NGO上。

在深圳，即便是在疫情之前，物业、街道、派出所也会时不时地发个通告，要进行入户检查，检查内容有消防的、用电安全的、核对实际居住和登记是否一致的，不一而足，但我在上海住了二十多年，从来没遇到过。

相比起来，深圳对直达每家每户的摸底、掌控、动员能力，要强大得多，几乎可说“不留死角”。深圳抓暂住证、抓实有人口清底摸排，是能力最强、组织最到位、执行最彻底的，其他很多城市根本不知道小区住了多少人。

更关键的是，深圳市民对这些做法的遵从度很高，所谓“来的都是深圳人”，对城市的认同感也很强。

一般来说，市民的遵从度高大致有两种原因：一是居民对公共政策的利弊有着清晰的认知，明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一致的；二是实施者对居民较为强势，使之除了遵从之外别无选择。

深圳的“温度”体现的或许是前者，而“速度”则更多体现了后者，封城实质上就折射出这座城市的总动员能力。

现在很多人都在推崇“深圳模式”，盛赞深圳做到了国内最好，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不可否认，深圳已经尽其所能，至少在可能的范围内，做到了更人性化、更高效、经济损失更低，然而，这只是一个战术性的胜利。

如果深入来看，也可以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深圳模式”，那只是“武汉模式”的升级版：封城更果断、动员更有效、病例筛查更及时，当然也更贴心有温度。然而，从根本上来说，这是把旧模式做到了极致，却并没有开创新模式。

就此而言，这折射出这座城市的底色：它是“做题家”的天堂，可以不计出身，给每一个来到这里奋斗的年轻人才提供机遇，而他们也以自己的努力予以回报，高度认同“深圳市民”这一新身份，毕竟这原本就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这无疑给这座城市带来无穷的活力，但与此同时，它极其善于在既定框架下高效地完成任务，但却缺乏那种另辟蹊径的真正创新。

在我看来，深圳模式只是在现有模式下内卷演进，但犹如丸之走盘，即便发挥到极点，仍未能突破。

反过来说，除了深圳自身的一些特点（如年轻人多、财政强、技术力量强、核酸检测点多），这也正表明深圳作为地级市，自主权比直辖市低，要探索新模式也没有这样的自主权，只能在边界内尽可能地做好。

深圳曾是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闯关，但现在，它是优等生，是做题家——闯出新路对它来说可能超纲了。

应该说，深圳模式是更适合各地“抄作业”的，然而，一个本来没有办法的权宜之计被推崇至此，正表明我们这个社会许多人对新范式是缺乏想象力的，在心理上没准备好。

当下的处境，就好像十数亿困兽，一方面苦不堪言，另一面又找不到出路，对新范式满怀恐惧，甚至无从想象。如果是这样，这表明这个社会对变动的态度是相当僵化不开放的。

现在，深圳模式已成为各地的标配：无锡宣布统一标准建设2634个核酸检测小屋，杭州要建1万个，上海也在跟进，都旨在构建“15分钟核酸采样服务圈”，按步行15分钟找到采样点、排队不超过30分钟增建采样点。武汉也在学这一模式，更进一步，还用灰码让人定期做核酸。由此而来的，意味着各地在核酸检测、48小时出入场所的做法常态化。

在上海封城之前，国内有很多城市已经在靠48小时核酸维持正常运行，但这在上海绝大多数工作和生活场景中并没有应用——当时上海仅有201个核酸采样点，而现在比照杭州的规模，恐怕需要2万个，相当于暴增100倍！

这种做法的大规模实施，意味着人们对社会治理水平和权利的诉求都比较低，又或缺乏表达异议的意愿与能力，无法形成成规模的意见。结果是我们现在有目共睹的困境：为了尽快“动态清零”，各地都是“一例就封城”，又或为了不封城，不间断地进行常态化核酸管理。

毫无疑问，这不仅对城市财政造成压力，影响社会生活的流动性，最终对经济活动也会造成潜在的深远影响。今年第一季度，深圳在国内GDP总量前十大城市中，增速最低——仅为2.87%，而此前两年的一季度平均增速为4.6%。

排第11的天津更惨，以至于网上有人戏谑：“天津是动态清零全国做得最好的城市。每次有几例就马上静止为清零，封了解解了封，运作有序，元旦以来就没发生过一次混乱。第一季度GDP出来了，0.1%，全国倒数第一，果然也快清零了……”

这次上海把所有人都吓坏了，大概从上到下都不乏有人觉得，哪怕在财政上要花不少钱，但检测总比封城停摆的代价小。然而，这不足以让我们摆脱困境、回归正常。

极而言之，深圳模式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给了无数人一种幻觉：现有模式是可行的，只要把效率提升、优化到深圳那样就行了，但从进化上来说，那可能是一条死胡同。

深圳当初能从一座边陲小镇狂飙突进，成长为一座国际都市，靠的就是“经济特区”带来的市场经济，小政府管得少，充分发挥民间的活力，但从这一轮的防疫来看，深圳在国内城市中表现抢眼，其实背后真正依靠的是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免疫力过高”的表现——对外部风险的反应过度活跃，不仅耗费了过多的能量，也在攻击过敏原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伤及自身的健康肌体。

不过，深圳可能也比其它城市更好地为下一步做好了准备，因为至少从理论上说，它有着开放的最优条件：人口结构相当年轻，易受危重症威胁的老人比例很低，再加上疫苗接种率高，还紧挨着已经放开的香港。这也是深圳的务实之处：在允许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做到最好，虽然不会抢跑，但也不止步于此，而是多看一步。

谁都无法否认，深圳已经跻身一线城市，但它如果还想更上一层楼，真正成为“中国城市的天花板”，仅靠高强度干预和内卷是不够的，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伟大的城市都是自发生长起来的，那恰恰需要减少干预，释放民间的活力，尤为重要的是进一步赋权，放手让社会突破内卷化的旧模式，真正打开视野，闯出创新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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