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疫情大考后，未来哪些城市值得看好？

撰文 | 维舟

责编 | 施杨

“差距，这就是差距！”

这个问题，看看放开后各地的反应，也能看出点端倪。

11月30日，广州在全国各主要城市中打响放开的第一枪，不再查验核酸、健康码、场所码，解封后不仅疫情控制住了，而且城市工作重心也迅速回归经济轨道，随后发放三轮政府消费券。12月1日，郑州解除流动性管理的第二天，全市140个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1039亿元。

令人印象更深的是各省市“出海抢订单”：疫情刚放开的12月4日，浙江商务厅副厅长陈志成就率全省“千团万企拓市场抢订单行动”首发团奔赴欧亚各地参加各种展会活动，开抢明年的海外订单，总成交额达到1.52亿美元。苏州市商务局也动作很快，11月17日就组织大型经贸局包机赴日，拿下超过10亿元的新订单，12月9日再次赴欧洲招商，成为2020年疫情以来中国首个赴法国、德国经贸团组包机；最早的则要数宁波，早在今年7月10日就组织了全国第一趟涉外商务包机，五个月下来已有2批8班次包机，累计拉动订单额达到20亿美元。“新十条”公布后，各地出海拉业务更为踊跃，广东、四川、上海、福建、北京都纷纷行动。

12月13日，浙江绍兴率先制定出台全省首个留工政策——《2023年“开门稳、开门红”支持企业稳岗留工十条》，向全社会发放首期5亿元消费券，包括对“新绍兴人”一次性发放800元现金消费券、“留绍过年”流量、“年货邮到家”温暖礼包及其他减免、奖励等。这些“抢开局、稳增长”十二项举措，尤其聚焦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消费、文旅、外贸出口领域和下行压力较大的房地产领域，用绍兴市发改委主任何坚刚的话说，“政府做到了竭尽所能、倾尽所有，全面顶格，应出尽出。”

相比起来，山东在全面解封之后不久，12月11日又一度宣布“核酸回归”，所有密闭场所必须出示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才能出入。至于甘肃，在“新十条”发布已一周之后，除了兰州新区较好落实执行之外，一些县市外地来的还一律得居家隔离5天，发烧明显的送方舱，感染人数稍多了仍然直接封住，更别提复工复产了。

也因此，网上有人嘲讽“浙江都去欧洲抢订单了，甘肃还在‘断奶症’里舔忧伤”，又或感叹：“差距，这就是差距！” 

我也看到有些人不服气地嗤之以鼻，认为“出海抢订单”、“发放消费券”之类，不过是浙江人的作秀，既不见得真能抢到多大生意，那些礼包也没多大，然而无论如何，能有所动作，就比坐着不动要好，重要的不是能立竿见影有什么大改变，而是人家有那种意识——这才是真正的差距。

确实，浙江这次动作能这么快，也不可能是仓促之间的行动，毕竟这么大的团队，至少要提早一两周组织准备，这样才能第一时间出去。这不仅得有一个亲商的营商环境，其实还需要一种不等不靠的“主动作为”。

要说差距，那差距就在这里：有些地方还在等上面完全定调、确保万无一失之后才放开，走下一步，而浙江则是把前面的步骤都准备好了，只等放开就能马上有所动作。

在2021年初，我曾写过《硬核防疫与北方的衰落》一文，旨在强调：所谓“硬核防疫”不是偶然的，这折射出当地决策缺乏专业性，更倾向于将公共卫生问题理解为一个政治问题，而那种一刀切式的封控，也势必伤害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流动性和开放性，这样一个政治生态对经济活动其实是不友好的。

从整体上来说，要应对疫情冲击，北方的挑战确实更大：气温更寒冷，有利于病毒传播；老龄化程度相对更高，社会和医疗系统受冲击将更深远；加上当地的政治生态，在面临这样严峻挑战时，疫情防控的做法就更一刀切。

在疫情防控时不难发现这样一点：小地方的财政状况按说更容易见底，但封起来却反而更久更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都强调这是因为当地医疗资源不足，只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才能管控住，但这里至少还有另一种解释：正因为当地较为落后，因而财政更多依赖于拨款而不需要考虑经济活动带来的税收。在这种情况下，封控的损失相对较小（税收差些也可以用罚款、隔离收费来弥补），但不听指令的后果却可能很严重，这势必容易让当地官员反应过度。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防疫重点一直没变过，那就是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尽可能地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民生等各方面的冲击。但在现实中，一些地方的防疫体制更为刚性，难以因应形势作出弹性调整，表明当地行政能力不足，只有0和1两种状态。就此而言，曾经硬核防疫的地方，经济上更有可能硬着陆，有理由怀疑，当地的繁荣景气，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复苏。

城市竞争将是

“靠生活来抢人”

在后疫情时代，“放开”之后的“拼经济”，还不只是抢订单、复工复产，更深一层来看，是要拼各地政府有没有服务意识、能不能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这样才能吸引人流和资金流。

这方面，合肥走在了全国前列。12月15日，合肥就宣布，为方便市民办事，除养老院等特定场所之外，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带头，不再查验核酸阴性证明。两天后，安徽全省、浙江省也推广了同样的做法；12月18日，重庆、南宁跟进，只是重庆备注“有特殊要求的会议和活动除外”，而南宁则强调了各单位不得擅自加码要求提供核酸阴性证明；12月19日起，西安全市直接服务于公众和企业的政务服务窗口单位，也不再看健康码和核酸了。

毫无疑问，这相当于撤销卡点，肯定有助于办事效率，但仅仅这样还不够，因为关键是要“暖人心”才能“暖经济”。

江苏常州以往在长三角的城市里不算突出，但防疫三年下来，很多人的感受都是：相比起旁边防控最严格的无锡，常州“几乎没怎么折腾”，也没让疫情扩散影响到经济。疫情防控刚放开，常州市政府早已未雨绸缪，开始为老人和学生发放抗疫保障药品，让原本担心的市民不用去药店抢药了。在这种“实惠”的小事上，就可看出地方政府的服务意识和行政效率。

政府应对疫情的下意识反应，本身就体现出其治理能力，而这势必对疫情之下居民的生活质量、心理感受产生深远的影响，毕竟这三年来，政治、经济、民生等方方面面，都体现在防疫效果里，可以说“危机之时见底色”。

也因此，近年来最热议的话题之一，就是防疫中所体现出来的城市竞争。疫情让各地的治理能力、是否“以人为本”暴露无遗，因为只有在那样的参照中，人们才能看清楚那个坐标。

2022年初西安封城那会，各地风声鹤唳，我一位朋友从深圳来沪后，去苏州出差，结果发现相邻的两地，防控程度相当悬殊。他开玩笑说，一直以来，苏州在他眼里是“有仙气的城市，期待极高”：“我想象中的苏州=上海打八折；我遇到的的苏州=西安打八折。”

西安封城一度饱受批评，当时天津人抢菜，网上有人挖苦：“老乡们安心，天津不归西安管。”但我有朋友不无先见之明地说：“其实全国能比西安做得更好的不超过十个城市。”

没多久，原本的“优等生”上海也封城两个月，这一度让很多人感到相当幻灭，嘲讽“在铁达尼号上，升舱是没有意义的”，似乎各地都一样，老家西安、曾在上海工作多年的微博大V木遥当时说：

“渐渐也能看出来了，西安和上海的关系，就是快手网红和小红书网红的关系。吃的环境不一样，穿的牌子不一样，摆拍的画风不一样，摆的pose也不一样，但背后签的是同一家MCN。”

确实，随着各地城市的表现和人群心态的变动，这种评价标尺也在不断调整。2021年夏德尔塔毒株在南京爆发时，当时市民中有很大的呼声要求封城，抱怨“每天100多例了，为什么还要上班？”倒是官方顶住压力没封城，到后来看到西安封城、上海封城，很多南京人都后怕了，想想还好没封城，人还能上班，地铁也没停，那是真的没扰民。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原本借用其它城市作为榜样，可以批评本地的不足之处，但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动，有时又反过来消解了改进动力。

在武汉封城时，很多市民曾抱有不满，没想到后来看各地轮一遍，发现武汉竟然也不错了——扬州、西安、上海、呼和浩特等地的本土疫情起来时，总有人心有余悸地说：“比起来武汉真做得不错了！”如果你对当时的表现仍有批评，那你得到的可能就是一句：“知足吧，你看看西安/上海？”

然而，那种“各地本质上都一样”的认识虽然流行，其实也很可能是有误导性的——不是说一些城市就不会有奇葩事，但不比不知道，在很多细节上还是可以看出诸多差别的。

无论是在防疫之中，还是走出疫情的举措，都可以看出，不少地方对治理（governance）、管理（management）、管制（regulation）的理解都是相当模糊的，往往只有一刀切式的管控（control），而缺乏协商、规范、引导、支持等服务意识。下一步的城市竞争，首先就要看哪里对这些的认知、贯彻更为到位。

很多传统的地方政府偏好只能大包大揽，但结果是难以应对复杂、多样、个性化的需求，这在封城时表现得尤为突出。相比起来，“治理”更突出协商、弹性和公共性，强调的是权力和利益分配架构，而“管理”则是在这一架构之下对企业或机构日常运营的安排——概括来说，“激励是治理，考勤是管理”。

说到底，城市治理绝不只是管控市民社会，而是要在充分尊重并激发其活力的基础上，找到一种来实现公众福祉的最大化的机制。

对比国外的城市传统，就能看出这其中的关键差异：在欧洲，“城市”首先指的不是一堆高楼大厦，而是一个自治的市民共同体，因而“治理”也是需要激发市民的参与、并以市民的福祉为依归的。像新加坡这样的城市能崛起，依靠的并不仅仅是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等资源，更重要的是吸引、激发多元异质的人才群体，让他们意识到在这里可以找到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平台，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长久以来，国内各地城市的“抢人大战”已趋于白热化，但总的来说，这大体上是“靠工作抢人”，也就是凭借本地丰富的工作机会来吸引人才，然而今年防疫之下，各大城市的不少年轻人开始意识到，在紧急状态之下，自己是否被所在城市善待可能才是更重要的事。

虽然这种微妙心态的变动会引发多大影响还很难说，但不妨设想一下：当疫情过去，我们的生活逐步恢复正常时，“靠工作抢人”可能就得让位给“靠生活抢人”了，那些能为人才提供他们想要的生活品质的城市，才会受到青睐。

真正伟大的城市，并不是看高楼大厦更多，决定其文明水准的重要标志的，乃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它无声运转，平日里或许感觉不到存在，但却是市民生活的托底保障。

国内沿海发达地区城市的竞争力，经济繁荣只是表象，背后则是与之配套的文明指数和规则意识。哪里做得更好，人才和资本就会加速向哪里流动。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市场机制最终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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