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

余姚 舜江楼

余姚很难说是一个旅游城市。一早去江滨散步，看到左近还有一个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踱进去看看，架子上倒也有一些旅游小册子，但却都是宁波、慈溪、东钱湖、四明山的，关于余姚老城的反倒片纸皆无。问问那个睡眼惺忪的保安，他瞠目以对：“就这些，都在那儿了。”

当然，像我这样远道而来的散客，想必原本也极少。毕竟，虽然路边的广告词标举着“千年余韵，山水姚城”，但现在的余姚城，又剩下什么可看？我也是在余姚博物馆里，才知道余姚曾有非常特殊的老城景观：明朝嘉靖年间为防倭寇，加筑南城，通济桥贯通南北，形成双城并峙、姚江中流的独特格局，而这双城又恰好在两个近扁圆形的小岛上，人称“城形双璧合，桥势端虹浮”。

但就像全国很多老城一样，这些都没有留下来。罕有的双城形制，在1930年拆除城垣后就渐渐毁坏，到如今只剩下零落的残片：舜江楼、通济桥、龙山公园，以及一小片老街区（14720平米，约当上海新天地的一半），现在以“阳明古镇”的名义意图再现旧日风貌，但就像它在海报上毫不掩饰道出的那样，那其实是个全新的改版——“阳明古镇，城市共享舞台”。

余姚 阳明古镇府前路滨水商街 海报效果示意图

我被百度地图误导，以为那即便是个假古董，至少也可以一看。但去了那边却找不到方向，问了路边一家卖金鱼的铺子，才知道那还只是小弄堂里的一片工地。里面的老房子看起来一片残垣断壁，看架势与其说是在“修旧如旧”，不如说是打算彻底翻新。看门口的告示，这是常熟古建园林和本地的舜建集团从去年11月30日开工的，预计今年底完工。

这样的场景当然在国内也都很平常，古镇、老街与其说是获得了重生，不如说是在新形势下被再次利用。在老街区已僵死的躯壳中注入了资本和时尚的新力量，才使得它焕然一新。这在海报上就可以读出来：“老街品慢调几多故事，几许悠闲——阳明古镇府前路滨水商街，招商启动”。当然，这一舜江楼老街区本身就是1930年拆除舜江楼东侧城垣之后改筑而成的，所以“老街”本身其实也就只有几十年的历史。

正在修复施工中的阳明古镇

我对此并不像一些人那样痛心，因为中国文化的传统原本就缺乏像西方那样将文物视为不可触动遗产的意识，而更注重无形的文化传承——虽然这种传承本身也中断了，但一个物质空间也能为存续提供容身之地，总比任由它衰败要好。

只不过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真正的文化景观，是一个连续的存在，就像在考古学上常说的那样，“背景就是一切”，一件被盗卖到市场上的文物，由于脱离了考古背景，就丧失了绝大部分价值，因为它已经成了脱离原本所属语境的孤立物品。虽然通济桥在2019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但如今无论是本地人还是普通游客，都很难体会其重要性和美感，因为那种语境才是最难重建的。

就像大部分地方一样，这里也是很晚近才开始重拾本地的文化资源：舜水路是1989年原环城路拓延后更名的，而朱舜水纪念堂1997年才被列为余姚市文保单位。这还算是早的，真正的转折点是2006年：这一年元旦，西北街道、东南街道分别更名为阳明街道、梨洲街道；不久，严子陵祠重修；王阳明故居又被列为全国文保单位，同年就复原了“新建伯”牌坊，次年这一故居修复对外开放。

这还是本地到处宣扬的“余姚四先贤”（严子陵、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其余的不问可知。乍一看，这似乎是人们迟迟才意识到这些传统文化资源的重要性，这才将其从垃圾堆中捡回来，但细想一下，倒不如说正是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才会去“回收再利用”这些资源，这与其说是“悔悟”，倒不如说是现代性发展的逻辑所致。

王阳明的形象在余姚到处可见，这是在新华书店里的“阳明书屋”

对余姚来说，以街区等形式留下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多，历史人物才是最大的资源。这一点想必地方当政者也心知肚明，因而专辟了一个“余姚名人馆”，犹如一个现代版的乡贤祠，陈列了从远古至今的历代杰出人物。毫无疑问，就人物而论，余姚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是明代（四先贤有三人都出自明代中后期），清代陷入沉寂（1840年前的两百年竟仅有三人入选），到近代以降则是又一高峰：黄楚九、黄金荣、倪桂珍（宋氏三姐妹之母）、陈布雷、蒋梦麟、陈之佛、王仲荦、沈君山……甚至祖籍余姚、生于外地的叶恭绰、邵洵美、戚雅仙、魏宗万、洪秀柱等人也概无遗漏。最特殊的是余秋雨，1979年他老家桥头公社划归慈溪，但余姚市博物馆的匾额仍然请了他来题写。

本来就文化传承而言，近代是一个更丰富、也更与当下生活息息相关的“传统”，然而显而易见，当地宣扬更多的是“古之先贤”，这倒未必是崇古情结使然，倒不如说是一种现实的考虑：借用古人的符号要安全得多，近代的这些余姚籍名人，有名则有名矣，但“历史评价”或毁誉参半，或立场可疑，大多都有这样那样的敏感。

余姚名人馆 蒋梦麟下乡考察的蜡像，蒋曾是北大历史上任职最久的校长，1949年去台湾

什么样的文化传统能接续（或说“有生命力”），是取决于多重因素的，有时甚至相当偶然。在“四先贤”中，严子陵的风骨在古代士人中所受推崇，但对现代人而言已经有了隔膜；黄宗羲成就极高，但除了学术界，一般人大抵敬而远之，也不清楚他的思想究竟如何；朱舜水在1990年前后颇受推重，恐怕也是当时看到他传道日本的事迹，而这对当时争取对日关系、日本投资大有助益——我甚至怀疑，余姚下属的河姆渡遗址有日本人捐资，也是因为这层关系。但现在时过境迁，日本转而内向，这边则“大国崛起”，朱舜水也就再度被冷淡了。我近午到朱舜水纪念堂，吃了个闭门羹，而路口进去，挡在它前面的竟是个公厕，仅此也可见先贤所受的冷遇。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文化已断裂太久，不仅难以接续，而且本地也不见得就能垄断这些文化资源。在余姚，王阳明虽然也只名列“四先贤”之一，但无疑其存在感比其余三人加起来都大。龙山北麓的阳明公园建于2004年，虽与王阳明故居遥相呼应，但现在不过是个普通的市民公园，而以“阳明”为名的公园、景点，在全国比比皆是——他曾踏足的江西南昌、广东和平县都建有阳明公园或“阳明博物馆”，著名的“龙场悟道”所在地贵州修文县，虽然在王阳明故居陈列中毫不客气地标示“贵州修文现六广驿一带今仍然荒凉、险恶的自然环境”，但当地2013年竟投资67.2亿元兴建“阳明文化园”。

王阳明故居陈列 “龙场悟道”时的王阳明形象

王阳明故居当然是余姚城里最值得一看的所在，但我看完的感受与其说是景仰，不如说是幻灭：以王阳明这样不世出的文治武功，可说儒生中数百年罕有，但其“治国平天下”之能在朝廷眼里也不过尔尔。他受封新建伯与其说是其平叛有功，不如说是世袭——其父王华就是余姚历史上五个科举状元之一，死后追赠新建伯。

这里也并不是阳明心学的圣殿，而被嵌入了当下的政治话语中。在庭院的墙上写着“王阳明家训”，而雕塑中的王阳明则俨然如塾师腐儒，在对一个孺子谆谆教导——他成了“传统道德”的代言人，就像城里四处可见的“余姚四先贤家风家训”候车厅灯箱上所标明的那样。厅堂外陈列着“余姚市道德模范先进事迹展”，而故居入口处的墙上则钉着数十块牌匾，指出这里是浙江省/宁波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余姚市廉政文化教育基地、余姚市青少年校外教育实践基地、统战宣传教育基地。

当然，这样的场景，在国内任何一处名人故居都不会太让人意外。但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中国的很多旅游景点之所以看着乏味，正在于旅游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分化的自主领域，而是达到其它目的的手段与背景——以前常说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便一语道破，而更多时候则不如说是“文化搭台，政治唱戏”。

余姚老城

在舜北公园，我看到连亭子上都贴满了诸如“二手烟的危害”之类无孔不入的宣讲广告，而人们也学会了对之视而不见。就像我在老城里，看到一处标着“奇门遁甲、人生策划、风水、择日、命运”的民宅门口，就贴着二十字核心价值观。当然，这种四处渗透的政治、道德宣讲是国内生活的常态，而那些名人故居之类的文化景点，真正能招徕的散客也屈指可数，要说靠此收回修复景点的成本更是几无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它面向的群体也就决定了其真正的作用只能是某种“教育基地”，而这又进一步使真正的游客敬而远之。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涉及到何谓“旅游”：如果这些文化景点真正的目的是“政治唱戏”，那么很自然地，人们不想只是来受教育（哪怕不用花钱），他们心目中的“旅游”也就是一种去政治化、乃至去文化化的旅游——这在余姚也有，就是去采杨梅、去四明山里亲近自然。也是因此，近年余姚在力推四明山旅游节、中国余姚杨梅节，甚至打出了“杨梅之都”的口号。

在这样的情况下，“旅游”本身其实容纳了迥然不同的内涵：虽然当地在竭力挖掘文化资源，但这些“变现”困难，与现实生活脱节，而真正具有经济效益的“旅游”，对绝大多数游客而言其实仅相当于吃喝玩乐的“休闲娱乐”，不仅去政治化，甚至都不需要也不想跟“文化”沾边。这就呈现为“两张皮”的尴尬境地，“文化搭台”仅仅是台面，事实上谁也不把它当回事。并不是说“文化”不重要，而是说那需要滋养，需要落地，才能逐渐生根。但这又何止是余姚的问题？这是整个当下中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