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海（下）
近十余年来，临海最受关注的时刻，并不是因为“江南长城”，而是去年夏天的洪灾：2019年8月15日15:18，城门失守，老城受淹，湍急的洪水很快漫上二楼。在一周之内，“临海”的搜索指数也暴涨至过去十几年间峰值的十倍多。
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报道，都将这归咎于台风“利奇马”这一天灾，并聚焦于如何团结一心抗灾上；但我在当地听出租车司机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说法：“上游两条河（指天台县始丰溪、仙居县永安溪）没通告就水闸放水，你想，这一下怎么扛得住？要不然水也不能涨那么快。临海有城墙，千百年来就没怎么被淹过，以前好歹放水也提前知会下，城门堆好沙包防护好，这下连城门都失守了。”
他说的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但至少作为当地社会心态的体现是真实的：它既表明人们对古老城墙的信心，又折射出对官僚问题的愤怒。看报道，这场“天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7亿元，但没看到有什么人被追责，事后，临海市府的表示仅仅是：对参与救灾及灾后重建的各界人士终身免门票。
这种“终身免门票”的做法不清楚是不是临海所首创，但在今年初以来的抗疫中各地好像都不约而同学会了这一招，这既有很好的宣传效果，可说“感动中国”，又不需要特别审批，可谓惠而不费——现在临海收门票的景点大抵也就两处：府城城墙60元，东湖15元。
“江南长城”：台州府城墙，牌坊题额是“雄镇东南”
虽然这些年来声名日盛，但“古城”对临海来说仍是一个有待适应的新形象。在城东崇和门旁，就是一栋十多层高的工商银行大楼，这座或许是1990年代建成的新楼毫无美感可言，却恰到好处地破坏了东湖、崇和门风景的天际线。除了城墙、巾山和紫阳老街外，其实城内的景点也大致都已孤立化。
当地人自己看起来对古城遗迹的兴趣看来也并不大。虽然在新城的临海博物馆布展水平不低（对一个县级市而言是很难得的，我甚至觉得比江西省博还好），然而游人寥寥可数；除了一份旅游小册子外，当地似乎就再无别的资料可得：当地最大的新华书店里没有临海的地图，也没地方文史书籍，博物馆里的《赤城志》等则大抵只是用于展示的古籍。
倒是在老街旁一家老宅改建的书店“余丰里”，看到一角还有三四本地方文史，但也大抵只是《台州府城墙》、《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通俗读本》、《台州有意思》这样的。显然，基于地方传统的文创，在这里还是新事物。唯一感觉有意思的，是在一些小店里看到用戚继光作为公仔的通告，但那似乎更多是宣传用品。
这里，人们原有的生活节奏仍然在继续。入夜后，崇和门广场上极为热闹，广场舞音乐喧天，打羽毛球、甚至打麻将的都大有人在，在喷水池旁还刻着标示：“请勿在喷水池内进行撞击跳跃等活动，危险。”这里无疑比紫阳老街更热闹得多，因为这才是市民现实生活的中心，而老街住着的更多是老人，只有他们才能忍受那里的生活不便。在某种程度上，老街与其说是当地主流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如说是游客的一块飞地。
老街现在集中了当地各种有特色的文化遗产，从臭豆腐、麦虾、剪纸到岭根草编。不少手作也是江南一带民间常见的，像阴糕模子，但现在这已不是作为生活日用品，而是作为手工艺品：一个阴糕模子至少卖25元，一个草编扇子开价35元，它们的买主已经不再主要是本地人，而是游客。
岭根草编
这当然也是国内各地古城、古镇所常见的情形，人们与其说是真心认同、喜欢这些传统，不如说是在利用、出售这些传统；但看起来矛盾的是，他们其实又并没有真正从传统中脱嵌出来，恰恰相反，他们的表现正说明还未能将传统客体化，也就是一种将它“博物馆化”加以保护的意识。可以说，当地人的生活是“自在”的，而非“自觉”的。
说到这里，想起前些年去日本山口县时到访的萩市，这座昔日长州藩的首府也正和临海一样，因失去政治中心的地位而获得了保全，但它的历史遗迹保留得更完整、街区风貌的整体性、景观设计无疑都好得多，然而，它的街道却极为冷清，很多民宅都早已屋去人空。一座博物馆化的古城如何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兼容，这始终是一个难题，在中国可能就更是了。
紫阳老街上打麻将的老人
走在临海老城的街头，给人的印象是：不管怎样，这仍然是一座很有活力的小城，并且那是一种源于自身的草根活力。不知什么缘故，这里的街头连兰州拉面、重庆鸡公煲、沙县小吃这里各地可见的店铺都极少能看到，更没有摩拜、美团的共享单车，多的都是“本地服务本地”的那些品牌。
当地人津津乐道提起的是伟星集团，虽然在外面也许知名度不够高，但在本地则是一个传奇：创始人明丕白是湖南人，1976年带着家人、项目和技术来到临海的尤溪公社，公社投资三万八千元，其中三万元收购了天津草场河塑料厂的全部设备和原材料，在此基础上创立的“尤溪有机玻璃厂”以专业做纽扣起家，后来转向建材管业，近些年又未能免俗地做了房地产（在当地就有“伟星钰龙湾”等楼盘）。2016年这个集团的实际销售额高达146.77亿元，而同年整个临海市的GDP也不过是530.62亿元。
和当地人聊起，很多人现在还记得这个传奇，以及老板更离奇的死亡——1998年4月4日深夜，他在深圳笔架山庄被两名劫匪杀害，“他那个住所有七八道防护门，你说那都是怎么进去了？！”显然，连他的死亡也都进入了民间传奇。
临海 兴善门城门口的老人
像这样的传奇，还有不少，毕竟台州和温州一样是中国民营经济发祥地，以土豪多著称，而很多从这里发迹的品牌大多也就是这样从乡镇企业起家的。著名的另如玉环的苏泊尔，1994年国家农业部还将它评为“全国最佳经济效益乡镇企业”。2018年，时任台州市委书记的陈奕君说，台州99.5%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它们创造了台州92%的税收和77.5%的GDP，分别比全省平均高出36和12.5个百分点，并有国内外市场占有率第一的“隐形冠军”产品156个。
台州最出名的企业家无疑是李书福。虽然当地司机说“李书福是路桥的”，毕竟还不算是临海的，但他指着前方说，“从这里一直往前几个路口，都是李书福的地产”，而现在吉利集团的一些工厂、培训机构也仍设在临海。李书福自己似乎也有台州家乡情结，他曾说过：“台州既是民营企业的实验室，也是民营企业家的研究院。”
虽然以土豪多著称，但当地人并不都这么有钱。在老街上，也常看到推着三轮车卖菜、开着电动车卖豆腐的，东湖里则遇到好几个本地的闲汉躺在那里睡觉。事实上，台州虽然市场化彻底，但也以贫富差距大著称，只是据说人们也并不怎么愤怒，因为他们抱有一种“美国梦”式的信念：这里有很多机会发财，如果你穷，只是因为你没找到方法，甚至是因为不够努力。当然，这在下海经商最热潮的时候情有可原，只是不知现在人们是否仍然如此乐观。
紫阳老街的木楼
在老城行走时，我有一种感觉：虽然这里强调的是“千年府城”的悠久不变，但其实它叠加着不同的时空形象，而鉴于这里长久以来是台州的中心，临海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出这片滨海之地的形象变迁。
最初，这里原本是东越蛮夷之地，一如城门“靖越”表明的，它经历了最初的汉化；到六朝以后，随着华夏正统的南移，“神仙南渡”，这里又开始被视为佛道之国，台州本身就因天台山得名，佛教天台宗和道家赤城山洞天都成立于此期，甚至紫阳老街之名也是因迁居于此的道家南宗张伯端的法号而得名；至于现在临海盛称的人文之邦、“东南邹鲁”名号，虽然当地追溯至“台州文教之祖”郑虔（691-759），但从进士榜可以看出，这大抵晚至北宋才成形。
像很多地方一样，临海现在挖掘文化资源时，也喜欢夸誉历代文名之盛。巾山上的当地历代十八名人浮雕，除戚继光一人为武将外，如郑虔、赵汝愚等全都是文人。但从台州府文庙的历代进士榜可以看出，本地科举之盛仅见于两宋，元明已不如前，到清代更是大衰：清代临海竟仅有9人中进士（明代137人），相比起来，黄岩还有16人中进士，虽然也比明代的57人衰退，但已名列台州六县之首，也表明自清代起，台州的文化重心已转向黄岩。
对这一文运之衰，文庙和当地博物馆对此的解释是清初的文难，许多地方知识分子遭摧残，但其实这样的衰落也见于温州。由于地狭人稠，又未能像闽粤那样出海谋生，到了近代，台州已成了浙江著名的贫瘠多事之地。实际上，不仅是台州，温州、义乌、东阳这些改开时代浙江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方，都曾是省内的穷地方，或许穷才思变。只是到发达之后，人们才又想起挖掘先前的文化遗产。
这看起来光怪陆离的不同片段，叠合在同一个时空中，也许这才是真正的临海。在这个意义上，“古城”并不是临海真正的自我认知，恰恰相反，这是近些年来的一项“传统的发明”，仿佛埃及人在无视金字塔很多年之后，忽然意识到，自己身边还有这样一张文化遗产的牌可打。后续的故事会如何？眼下很难料见，但有一点或许大抵可以确定：“古城”并不仅仅意味着“保存”，而正需要很多“创新”，往里面填充很多内容，才能真正把它和人们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在这一意义上，临海还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