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会是这部动画？

逃 亡

Flee

导演: 乔纳斯·波赫·拉斯穆森

编剧: 乔纳斯·波赫·拉斯穆森

主演: Daniel Karimyar / Fardin Mijdzadeh / Milad Eskandari / Belal Faiz / Elaha Faiz

类型: 动画 / 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 丹麦 / 瑞典 / 挪威 / 法国 / 美国 / 斯洛文尼亚 / 爱沙尼亚 / 西班牙 / 意大利 / 芬兰

语言: 丹麦语 / 英语 / 俄语 / 瑞典语

上映日期: 2021-01-28(圣丹斯电影节) / 2021-06-17(丹麦)

片长: 88分钟

逃离阿富汗

一场没有归期的流亡之途

作者:李楷然

人类幼崽研究员

“‘家’这个词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家？”

“嗯。”

“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稳定的、非临时的地方，一个你知道你可以停留，不用继续奔波地方。”

这是纪录片《逃亡》（Flee）的开场，灰暗的色调中，速写风格勾勒出的线条慢慢汇聚成一双双匆忙奔走的腿，高亢与沉郁交织的弦乐制造出压抑与紧张不安的混合感——这注定不是一个轻松的故事。早在塔利班卷土重来、世界重新开始聚焦阿富汗之前，《逃亡》就已经在去年一月的圣丹斯电影节上首映。这确乎是一个关于难民的故事，在八月阿富汗的政变之后，这部影片更是话题性陡增，同时入围了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最佳动画长片和最佳国际电影。但导演乔纳斯·波赫·拉斯穆森（Jonas Poher Rasmussen）始终强调：“在‘难民故事’的标签之外，这首先是一个我朋友的故事。”

导演乔纳斯和故事主角阿明（Amin）自少年时代就是朋友，那时阿明在逃离阿富汗之后经过了四五年的东躲西藏，刚刚来到乔纳斯从小生活的丹麦小镇。十六七岁的两个少年每天上学时都会在同一个公交站等车，慢慢便互相熟识、成为了玩伴。阿明以难民身份进入丹麦以后，只花了6个月就快速学会了丹麦语，高中时早上上学之前还会先去当泳池保安挣钱。他们的友谊迄今已保持了近30年，但直到2015年开始筹备这部片子时，乔纳斯才初次了解阿明在到达丹麦之前的故事，了解那段漫长的、不见光的岁月里被“难民”这个身份标签封装的、阿明的真实人生。

阿明平躺着接受乔纳斯访问

片中的第一个镜头始于阿明和乔纳斯心理治疗式的对谈，乔纳斯让阿明躺在床上，闭上眼回忆童年最早的画面——这是乔纳斯在拍摄声音纪录片时常用的技术，既能让被访人放松，也能帮助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脑海里的画面上，描绘出更多回忆里的细节。这时画面里人物的线条虚化、散开，场景回到童年。简单的线条勾勒出幼年阿明的轮廓，他戴着耳机，恣肆地奔跑在喀布尔的大街小巷里，远景里的色块是连绵的建筑群和天空中三三两两的风筝。放风筝，阿富汗标志性的民俗活动，在如今的喀布尔，已经成为一种禁忌。阿明的耳机里放着《Take on me》——一首有着强烈八十年代感的流行乐，伴随着阿明的叙述，八十年代阿富汗街景的真实镜头也切入。开场短短三分钟里，阿明身上的几条故事线都一一铺垫开来。

童年的阿明奔跑在喀布尔的街上

苏联自1979年入侵阿富汗，苏阿战争贯穿了整个八十年代，阿明就成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中。1989年苏联撤军以后，阿富汗内战打响。预感到塔利班可能将要占领喀布尔，阿明的哥哥又面临被强行征兵的危险，阿明一家决定逃离阿富汗。随着阿明踏上逃亡之路，心理创伤事件接踵而至：被迫非法滞留俄罗斯几年之久，与姐姐在前途未卜中分离，被警察扣留后目睹一场性侵犯，偷渡时遭遇海难被警方抓回，回来以后遭到囚禁……乔纳斯选择用抽象的、超现实风格的黑白木炭画，将呈现的重点转向阿明内在的心理波动和情绪起伏。乔纳斯在创作这部分表现心理活动的画面时，借鉴了摄影师Ray K. Metzker作品中阴影和构图的风格。画面上多数时候只剩下了人物和场景的大致结构和色块，没有了细节，保留了部分杂乱的线条，粗粝却具有强烈的冲击感。

动画的形式给了这部纪录片很高的自由度，这些发生在过去的故事，除了阿明的记忆没有第二种载体，动画使它们有了被视觉化、被重新呈现出来的可能。创作者也不再受限于所拍摄到的镜头素材，需要什么新的画面，尽可以随时创作、增删。有时因创伤过于强烈，阿明会失去对部分细节的记忆，这种情况下，粗线条的、超现实主义的木炭画形式又能让导演得以略去对现实状况的一一还原，转而抓住另一种“真实”来表现——阿明在那个当下的感受和情绪。由于故事本身的敏感性，动画也成了保护讲述者的绝佳形式。

这一形式和它的内容契合得如此恰到好处，却并非任何人刻意的设计。乔纳斯的祖母曾是生活在俄国的犹太人，也曾因为政治原因辗转流离于欧洲多国。或许家族历史在他的潜意识中留下了印记，还是高中生的他第一次在火车上见到阿明时，就注意到了他。即便还完全不了解眼前这个人的过去，某种亲近感就已经产生。大约十年前乔纳斯就曾经询问过阿明关于他来到丹麦之前的故事，那时阿明告诉他：“现在我还没办法讲，但我知道终有一天我必须将这些说出来，等我准备好的时候，我会把所有发生的都告诉你。”2013年，乔纳斯参加了丹麦的一个动画纪录片工作坊，或许是隐约感觉到动画纪录片这一形式和阿明的过去之间有可以连接的点，他再一次问阿明愿不愿意将自己的故事做成一部纪录片，这一次阿明决定讲出这段尘封了近30年的记忆。

从2015年开始，他们在3到4年的时间里做了15-20次访谈。最初只打算做一个30分钟的短片，但随着谈话的深入，最终写成的剧本有上百页。阿明倒不那么在意这部纪录片完成与否，“讲述”对他而言已经是关键性、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乔纳斯没有心理学背景，只是用了一些从前在拍声音纪录片时的简单访谈技巧，但他与阿明长达几十年的友谊所构筑起来的信任却让一切都自然地流动了起来。最终的成片里，无论是表现阿明的童年，青春期对性向的挣扎与探索，逃亡路上温情或惊惶的时刻，还是现如今他的日常生活，无处不流露着温情、克制、爱与关怀。仿佛这个故事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是故事自己找到了最适合它的表现形式、最能承托它的作者。

乔纳斯在电影节上接受访问

乔纳斯说：“通常媒体在讲述难民故事的时候总是强调他们需要什么、缺失什么，但当我从朋友的视角讲述阿明的故事，你会发现难民不仅仅是一个身份，它背后是故事主人的整个生活环境、生命历程。他们是活生生的人，难民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复杂的各种面向，远不仅仅是一个个符号。而我对这一切的认识是从友谊开始的。”这个故事离它的创作者是如此之近，在喀布尔陷落之后，它和当今世界局势的变幻又产生了如此紧密的联系，这两股强烈的能量——前者真挚，后者紧迫——让这部片子有了远超出创作手法和技巧所能带来的共振感与代入感。看《逃亡》，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

叙事手段上，《逃亡》使用了非线性叙事，阿明当下的生活、进行访谈的画面不时穿插在他对过去的回忆之中，两条线同时推进。在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前，阿明回到旧房子的储物间，找到他少年时代的日记本，“我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说，“我到达丹麦的时候把一切都记下来了。”乔纳斯问他：“你能试着读一下吗？”他大笑了一声：“那还挺难的，我的达里语说得没那么好了。”接着他磕磕绊绊地读了起来，表情逐渐沉重下去，发出了轻微的苦笑。当他再次开口时，语气里是大笑和苦笑都掩饰不住的落寞：“我连我自己写的东西都读不懂了。”

丢失了母语，逃离之路真正变得没有归期。而他这一路所失去的东西里，母语甚至显得微不足道——当他辗转几年终于到达丹麦时，为了以难民身份留在丹麦，他接受了一个编造出来的、悲惨的故事作为他的身世，不仅在海关审讯室里流利地背了出来，在最私密的日记本里也如此写道：“他们绑架了姐姐，杀了母亲和哥哥，我是家里唯一的幸存者……”尽管这并不是事实。想要在新世界里安全地活下去，过去的一切都要被没有破绽地遗忘，不论亲人还是母语。

初入丹麦、在海关审讯室里没有选择地认同一个不属于他的身份的少年阿明，和阁楼储物间里这个读不懂达里语的中年男人，穿过几十年厚重的时光，在这本日记前再次相遇了。时间没有让那些文字读起来更轻松，所幸这一次阿明不是一个人，乔纳斯就在旁边陪着他，细细地记录着一切。从成片中可以看到，阿明脸上的神情如何随着他的声音和语气而变化，以及周围环境里的一切：光线、陈列、服装……乔纳斯都有捕捉到。

片中阿明的花园和真实的花园

影片结尾处，不论是家人在阿明的青春期时毫无困难地接纳了他的性向，还是如今的阿明与爱人在属于他们的花园里讨论该种些什么、哪里有覆盆子，都给这个故事覆上一层温情的、乐观的暖色调。或许这正是乔纳斯在确定主体画面风格时，在色彩和光线运用上参考Edward Hopper画作的原因——尽管曾经的难民身份让阿明永远只能是他所生活的土地上的“他者”，孤寂而疏离，但仍然有明亮的光线会透过窗户照进房间，他的一生仍然是充满着浓烈色彩的一生。

Edward Hopper的作品

回到影片开头，乔纳斯与阿明的对话——

“你之前讲过你的故事吗？”

“没有。”

“但是你愿意告诉我？”

“是的。”

在最大的恶与悲剧面前，最深刻的爱与信任也变得可能。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