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中国创投30年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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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惨烈的拓荒时代，被封神的先辈们（ 1986-2002 ）
01；政府和国资趟路，先驱变先烈（1986-1998）
02；外资带路，与政府和国资抱团发展（1993-2002）
03；本土创投崛起，金主聚集深圳（1998-2002）
二；创投高速发展，金主一路繁花相送（2002-2007）
01；政策红利频出，PE/VC齐头并进（2004-2006）
02；金主爸爸们健步入场（2001-2007）
三；水大鱼大，创投行业黄金十年（2008-2018）
01全民PE浪潮来临，市场竭泽而渔（2008-2013）
02金主爸爸飞奔入场，无一漏网（2008-2013）
03第一轮估值泡沫出现（2012-2013）
04万众创新，创投机构井喷式发展（2013-2018）
05最后一批金主爸爸进场，资管新规出台，募资难现象出现（2013-2018）
四；所有不以退出为目的投资-都是对LP耍流氓
资本寒冬到来之时，站在历史的门槛，回溯来路。或许有所启发。
前注：
资本寒冬侵袭，国内创投机构募资量和投资量双双下降，大批创业者和投资机构皆面临生死困局，活下去成为他们共同的愿望；接连爆雷的明星创业公司，一批批倒下去的昔日偶像，尸横遍野的创业战场背后，是血本无归的盲目投资者；紫九梳理国内创投发展史和创投金主爸爸变迁史，本意是想从中找到新的机会和出路，或许对你也有所启发……
01
政府和国资趟路，先驱变先烈
（1986-1998）
美国绑架全球，世界各国进入了货币宽松时代，美国开启了三轮QE，投放了约四万亿美元的基础货币。欧洲随后发生了欧债危机，从希腊引爆，火烧连船，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发生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央行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宽松。日本也被逼进行了大规模的QE，印刷了大量货币进行购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发行的货币，远超历史上的平均水平，在这轮史无前例的印钞运动中，全球资产价格随之开始一轮暴涨行情。全球股市暴跌、市值缩水，新股发行量持续走低，IPO退出变得艰难，西方国家经济开始衰退，募资也异常艰难，外资创投产业遭遇重创。2008年的中国遭遇内忧外患，由1月的雪灾导致半个中国交通瘫痪开始，到5月的汶川大地震，全国悲恸，国民的情绪一直处于低沉之中。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蔓延至国内，国内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国内房地产市场经过4年的调控，正在有效地化解房地产泡沫。金融危机蔓延而至，房价出现大幅的下降，退房潮、断供潮出现，房企资金链面临断裂，房地产投资萎缩。2008年9月，受多重因素影响，股市第七次暂停了IPO。2008年10月31日，上证指数暴跌到1664点。时间是如此巧妙地重合，而就在2007年10月31日，上证指数暴涨至6214点，股市见顶。一年时间，股市跳水式下跌，画出了迄今为止最陡峭的曲线。 为了应付危局，中国政府在2008年11月推出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被称为“四万亿计划”。然而，与政府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的初衷相悖的是，货币则大量进入了房地产领域，使得房地产价格一路上涨。四万亿的天量资金入市，大量的货币投向新兴的创投行业，带来充足资金的同时，也推高了国内的资产价格，创投行业开启了盛世年华，第一轮的创投估值泡沫也由此引发。2008年以前，美元基金是市场的主导者，占投资总额的70%-90%。2008年以后，人民币基金的规模开始超过美元基金，成为创投市场的主要力量。2009年10月30日，本土创投期盼十年的创业板终于推出，中国资本市场迈向历史新纪元。2009年10月30日上午，首批28家创业板公司集中在深交所挂牌上市。短短几年时间，创投机构已经开始掌握资本市场的主动权。首批28家创业板公司中，有23家企业曾获得VC/PE投资。其中只有5家获得外资投资，其中3家获得外资创投华平投资、IFC和英特尔投资，2家获得合资创投机构中比基金和信中利投资。其余皆为本土创投机构参与，如达晨创投、深圳创新投、招商局科技、创东方等为明星创投机构，北京科投、重庆风投、崂山科投和浙江科投等国资背景的创投公司，中信证券直投子公司金石投资和海通证券直投子公司海通开元也参与其中。未曾获得VC/PE投资企业只有深圳华测、成都硅宝、大禹节水、西安宝德和华星创业5家公司。而首批的28家创业板公司，背后有20家创投机构参与。统计显示，创投机构在这些公司上市前一共投入了近7亿元资金，最终赢得了平均5.76倍的回报。伴随着这批企业上市，创投机构被媒体推向台前，曝光在大众视野之下。创投机构十年磨一剑的辛酸历史被大众忽略，一夜暴富的神话却传遍了全国。以Pre-IPO为主要策略的短平快式投资在国内迅速发酵。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大型PE基金面世的报道，每隔一两周就会有一支规模十来亿的PE基金成立的新闻。每个地方政府都在忙着出政策，从金融、航天到农业、文化，PE项目覆盖了投资界的每一个角落。2010年A股市场新上市企业达到347家，是除2017年（438家）以外，中国历史上IPO数量最高的一年，其中有超过200家背后有PE/VC支持。2010年，深创投共有26个项目上市，创下了全球同行业年度IPO退出世界纪录，制造了一项至今仍未被打破的纪录。同年，鼎晖和同创伟业各有8个项目成功上市。从煤炭、房地产行业一夜暴富的土豪们，当时主业面临着国家的行业管制，正急于为巨额财富寻找新的投资方向。PE行业的造富神话和媒体的放大效应，吸引了这批人群的目光，动辄几千万上亿撒钱。“现在中国似乎人人都能做PE，这是经济上升周期的一种特殊现象”，一位从政府机关下海的PE基金经理形容当时的全民PE热潮。 2011年，巴曙松在为《资本之王》作序时写到：据说金融界人士见面，几句寒暄之后，不谈谈PE是OUT了；又据说在北京金融街或者国贸附近的餐厅中，服务员因为听得太多、耳熟能详的缘故，也都大致知道GP、LP、PB、PE等概念。与本土创投蛰伏十年才迎来高光时刻不同，九鼎投资在短短两年时间，就跻身中国PE排行榜前十，并开创了PE流水线化运作的模式，至今仍是业界传奇。九鼎2007年成立，创始人黄晓捷曾是央行副处长，另一位合伙人吴刚曾是证监会最年轻的处长。刚成立的时候，两位创始人的年薪只有五六万，东拼西凑借了250万开张。九鼎是从五道口的一间地下室、2名员工起步，在成立之处举步维艰，东奔西走到处募资无果，巧遇贵人出手相助，拿到了5000万投资。早在2006年底，两位不到30岁的合伙人在体制内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原始股赚钱的机会，决定辞职下海创业。2008年四川地震后，为支持灾后重建，证监会向四川企业上市开启“绿色通道”。九鼎抓住这一政策窗口期，踩准时点，在创业板开闸后，初期投的几个项目如四川的吉峰农机和金亚科技都上市了，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因此一战成名。此后，九鼎一改创投机构手工作坊式生产的特性，在全国各地迅速复制这种模式，从此走上了快速扩张的道路。九鼎在各个省、区域找到合适的人员驻扎当地，负责联络和发现当地企业，跟当地政府、银行和券商等中介机构加强沟通。同时在北京建立庞大的研究所，对行业中的优质企业进行纵向筛选，以纵横交错两种方法“扫荡”全国的投资目标。九鼎以“扫街式”项目调研和“上市流水线”式的包装运作，抓取Pre -IPO项目，然后突击入股等上市，赚上市溢价的钱，成为令业界瞩目的另类“PE巨头”，也因其凶悍的操作风格，被贴上了 “游戏规则破坏者”、“PE公敌”等种种标签。 到了2013年底时投资项目已达218个，管理规模260多亿，跻身国内PE投资前三强。九鼎的资本运作有两个特点，一是资本退出时机把握比较好，一般总能在比较好的时点高位套现；二是敢于用杠杆，就是用最小的资产去赌最大收益。这和两位创始人的监管层出身，熟谙资本市场游戏规则不无关系。其野蛮粗暴的投资方式，也是这一时期的独特产物，也是这一狂热时期侧面的写照。被其暴风吸入的资金，在几年后面临着难以退出的尴尬境地，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九鼎在资本市场上闪挪腾移，不管是新三板挂牌，借壳A股上市，还是发展金融帝国，在外界看来，都是在为其寻找退出途径。2007年7月，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颁布实施，有限合伙制度正式确立，以有限合伙形式成立的PE/VC基金比比皆是。2008年以来宽松财政政策带来的充沛现金流，为PE源源不断地输送了粮草。经济转型的契机以及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资本积累，也为PE投资带来了机会。这一制度的确立，使创投行业出现第一次的爆发式增长。4月，社保基金获批可投资经发改革委批准的产业基金和在发改委备案的创投基金，投资总额不超过总资产(按成本计)的10%。2010年，社保基金共投资了中比基金、渤海产业基金、鼎晖、弘毅、绵阳产业基金和IDG资本的6只基金。其中鼎晖、弘毅分别获得20亿的出资。这一模式在当时看来俨然是通向大型PE的通途，此后很快又有22家机构在发改委备案。2012年社保基金资产总额已超万亿，这预示超过千亿的资金可以进入中国PE市场。到2012年，社保基金已投资16只PE基金，承诺出资226.55亿元，占基金总体规模的近30%。10月，国务院批准了保险资金投资未上市优质企业的股权。但在当时，保险资金涉足PE都是“逐单批准”的运作方式，中国人寿、平安保险、泰康保险等企业，已涉水PE投资。2010年8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出世，其中明确规定保险资金可投资于未上市企业股权。截至2010年6月底，全国的保险资金总规模为4.52万亿。这预示着将有2260亿元的资金量可以支持中国PE市场。其中包括华禹水务产业基金、天津船舶基金、东北装备工业产业基金、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基金。2009年5月，中国第一家国家级航空产业基金获批，总规模300亿元。到2009年底，经国务院获批的产业基金多达11只，总获批基金规模达到1700多亿元人民币。 2008年，信托公司获得了银监会的支持和鼓励投资股权。于此同时，商业银行也借道混业经营进行直接股权投资或间接股权投资。由于银行不能直接做投资业务，国有商业银行均采取了绕道海外的运作模式，即利用其注册在香港的平台回到国内注册PE管理公司。同时，银行发挥银行的资金优势和渠道优势，扮演着管理银行大客户资金的角色，间接引导民资入市。中银国际除参与管理渤海产业基金外，还募集了另一只人民币基金——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工银国际则与江西省政府最大的投资平台——江西省投共同投资组建江西鄱阳湖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建银国际与创投机构合作成立了医疗、皖江等多家产业基金管理公司，建银国际医疗保健基金首期筹集资金26 亿元人民币，是内地首家医疗产业基金。2009年，由马鞍山市政府、建银国际和安徽徽商创业投资基金发起设立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基金正式揭牌，首期10亿元基金启动运作。2009年，农行控股的农银国际在香港成立，着手组建PE团队。这是工农中建四大行中，最后一个在香港均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银行。为了抢食，一些股份制银行，甚至将中小客户的资金以理财产品的方式期限错配投入PE。2008年底4万亿经济刺激推出之后，各地政府的投融资平台也加入了PE战局。对致力打造金融中心的城市来说，吸引知名PE注册无疑会为城市添彩。在一些城市，政府有企业上市的政绩指标，很多中小企业被相中，圈定后政府会直接安排相关基金进场投资，为上市做准备。2009年，上海在加速“两个中心”建设的背景下，筹建上海航运产业基金。天津除了设立船舶基金，还与中航集团、建银国际筹建航空产业基金。而更多政府则希望能通过PE的投融资功能解决本地企业发展的资本金问题。政府在单只政府引导基金中的投资比例一般不超过20％，却会要求基金将更高比例的资金投向该地区，杠杆拉动比例甚至可以达到1：10。2010年4月，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和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筹备成立了重庆华融渝富基金公司，规模拟为100亿元。重庆政府尝试将PE作为国企改制的平台，当地的龙头企业、政府支持上市的企业将是优先支持对象。同年，湘江投控与招商证券联合设立湘江产业基金，预期总规模200亿元。湘投和招商证券都在基金中出资，其余资金向湖南省辖国企以及招商证券客户募集。借助地方政府之力到发改委申报产业基金，找地方企业融资，介绍投资项目。仅深创投一家公司下面，已经有十多家基金获得了各地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中关村创业引导基金，至2010年参股设立的子基金已超过七家。中国如火如荼的PE热潮也吸引着热钱流入，外资也试图找政府合作。外资一般是找发改委、科委这样的主管部门，了解省里的投资重点和想法，确定行业之后，地方政府会推荐当地的主要投资平台、企业来合作，比如当地的高新集团、中小企业局等。2008年初，长江电力成立了长电创投，注册资本为15亿元。同时，长江电力出资5亿元，参与建银国际旗下的26亿规模的医疗基金。2009年4月，烟草专卖局下属的中国双维投资公司的出资中广核产业基金（一期）。2010年1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发起设立航天产业基金，预期募集规模200亿元人民币，首期即募得30.3亿元。中国第二大PC制造商方创，则筹建了一只20亿元的基金。大型地方国企在当地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些PE机构直接找地方国企合作，如果国企董事长坚决做，地方国资委一般都会通过。在当时，国资背景的PE管理人吸引巨额国资的现象十分普遍。2010年9月，苏州工业园区决定在设立二期苏州创投引导基金，出资方除了一期的国家开发银行、中新创投外，还有全国社保理事会基金、中国人寿等，计划规模达150亿元。2010年12月，中国首只国家级大型人民币母基金——总规模达600亿元的“国创母基金”，由国开行全资子公司国开金融和苏州元禾共同发起成立。2012年11月，苏创投更名为苏州元禾控股有限公司，旗下拆分出四大投资平台，分别为元禾辰坤、元禾原点、元禾凯风和元禾重元，对应的投资领域分别为FOF、天使投资、VC投资和PE投资。
在PE业，国创元禾母基金和全国社保基金被认为是募资时的“风向标”，因其投资的专业性与国资背景，它们确定投资的基金，往往有大量其他机构投资者追随投资。此外，以亦庄国投、成都银科、粤科金融为代表的一批国有母基金也相继设立，且母基金业务日益成熟、规模不断扩大。在4万亿的刺激下，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人们开始担忧资产贬值的风险。2010年5月，诺亚财富旗下的资管公司歌斐资产发行了第一支私募股权投资母基金，规模5亿元。创新的母基金模式，降低了内地投资人投资PE基金的门槛，吸引了大批的高净值人士。此后几年，歌斐母基金逐步成为中国市场化运营的、规模最大的民营母基金管理公司。到2016年中，歌斐PE母基金管理规模已达到504亿元。不得不提的是，红杉资本曾在2007年参与诺亚财富的A轮投资。红杉资本如今能有高达千亿的管理规模，诺亚财富功不可没。虽然创业板动辄上百倍的市盈率，令PE投资的入场价水涨船高，各路资金仍马不停蹄入场。就连马云、史玉柱、刘永好这样在创业者和投资者心目中的偶像级人物也摩拳擦掌，按捺不住。演艺明星也开始跨界，华谊兄弟上市时，股东名单里冯小刚、黄晓明、任泉赫然在列。之后，任泉甚至在2014年成立了Star VC，自己跨界做投资。据说巴曙松一次赴杭州授课当即为参会者的阵容惊叹：上百家人民币基金的管理人，很多二三十岁的年纪的年轻人，就掌管着一两亿规模的人民币基金。疯狂募资的PE机构，顶着巨大的投资压力，从2009年-2013年间投资了众多良莠不齐的PE项目。有机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3年底，已经拿到机构融资但未上市的项目接近1万家。这些项目有着共同的特点：净利润规模在3000万以上，过去几年有一定的成长性，这是当时的监管机构对拟上市企业持续盈利能力的不成文的规定。全民PE时代，手握大量资金的PE机构，疯狂的追逐着市场上净利润3000万以上的项目。高增长行业领域的好项目更是出现“狼多肉少”的局面，很多企业家的心态和预期都被调的很高，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企业估值水涨船高。从最早的8倍、10倍市盈率，到后来的12倍、15倍乃至20倍市盈率，已经大幅超出了理性投资的领域，PE机构仍然趋之若鹜。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内经济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下，经历了2-3年的恢复和发展，继而再次陷入低迷。2011年下半年开始，全球资本市场连续数月低迷，市场对中国宏观经济预期悲观，二级市场持续低迷，投资者收益大幅缩水。随着中小板、创业板扩容加快，市盈率下降，创投的募资、投资、退出等陷入全方位困境。很多被投企业的业绩不仅表现不如预期，业绩反而出现了大幅下滑。PE机构投的项目，市盈率开始迅速飙升，不再符合上市条件，一大批PE机构没能存活到IPO开闸，就从市场上消失了。2011年前11个月，共有140起有VC/PE投资背景的公司IPO，相比2010年的228家大幅减少。创投机构账面投资回报率也在下滑，2011年前11个月IPO平均账面退出回报率为7.84倍，而2010年是8.04倍，其中2010年下半年的IPO退出账面回报率仅为6.48倍。2010年A股市场新上市企业达到347家，仅26家出现首日破发，2011年前11个月新上市的264家企业中，有71家出现首日破发。2012年，证监会第八次暂停了IPO审核，一大批想要通过Pre-IPO投资投机套利的机构，被投企业上市变得遥遥无期。由于基金期限短，LP退出的压力巨大，不得不被迫把基金清盘转让。2012年，民营背景的母基金刚刚露角，便很快消失在PE行业严冬；2013年，保险机构也是引而不发，并没有如PE行业期待的那样，大举投资PE基金。为了应对募资困境，创投机构开始探索更多募资途径，比如联合三方财富、私人银行、信托机构等进行募资。神坛上的明星的创投机构，开始走下神坛，和民营母基金合作。造富的神话、大佬的光环、神坛的亲近、投资门槛的降低，开启了新一轮的全民股权投资狂热。只不过，这次是普罗大众的狂热，也是众多悲剧的开始。一边是吸纳巨额资金排队等着上市变现的企业，另一边是广大中小企业陷入了融资难，融资贵的境地。2012年小微企业融资需求超过16.3万亿元，但超过75%的贷款需求都未得到满足。为了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两难的问题，政府适时推出了新三板扩容计划。2013年12月31日起股转系统面向全国接收企业挂牌申请。新三板在2014年实现全国扩容，2015年迎来牛市，2016年便有万家企业挂牌。在这短短三年时间，新三板挂牌数量从200多家飙升到1万多家。之后更是冒出了天星资本、中科招商、九鼎投资等抢滩新三板的明星投资机构，借助新三板，市值跃身千亿行列。被股市造富惯性思维牵引着的市场，依然买账。一些PE机构开始将新三板作为重要项目源平台和退出通道，随之而来的新三板市场上的做市、转让、定增交易越来越频繁。2014年2月，《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出台，规定VC/PE机构须向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一时之间，各类机构开始注册管理人资质，发行私募基金产品，五花八门的基金产品层出不穷。2014年1月，A股告别史上最长IPO暂停，IPO重启当月便有43家企业实现上市。2014年之后，创投基金的市场规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暴增。 从2000年的互联网浪潮席卷中国，到2015年移动互联网时代风生水起。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复刻，持续的十多年间，风投造富的神话，点燃了全民的嗨点。人们狂热地崇拜着点石成金的投资机构和白手暴富的创业者。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掀起了全民创业的热情。随着PE市场套利空间越来越小，扣除资金管理成本，加上可能的破发，创投机构如果不把投资阶段前移，可能面临投资无利可图甚至亏损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将投资阶段前移成为创投机构的必须选择。互联网+的概念登场，90后创业、电商项目、社交项目、手游项目一时风光无限，PPT融资的故事也频繁出现。2017年，风投圈开始谈知识付费、共享经济、新零售、无人货架、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追逐风口的创业公司遍地开花。2018年春节刚过，区块链的火热，让许多人3点钟无眠。“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雷军的金句成了无数创业者孜孜追求的目标。然而，这一时期，尽管诞生了3年时间上市的拼多多，更多的是遍地从风口摔下来的猪，和血本无归的投资者。双创热潮催生了一大批创业公司，创业者更是受到媒体的追捧，其中不少人成了创业明星，引起社会热烈关注。2015年1月，协会登记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只有4276家，规模1.6万亿左右。而至 2018 年 12 月底，国内登记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已达14683 家，私募股权、创投基金8.6万亿元。国企、上市公司、民营企业、三方财富公司、信托、券商资管公司等，纷纷成立自己的投资子公司，或投资部门。这一时期，大牌机构的明星投资人出走，成立自己的基金公司，开启了VC2.0时代，新锐基金、黑马基金等名词频现。源码、高榕、峰瑞、云启、弘晖、晨晖……这些从鼎晖、IDG、红杉裂变出来的投资机构，一经成立，就受到了市场追捧。甚至稍有几年经验的投资人，也开始独立成立自己的基金公司。一方面是创业项目扎堆，创投机构井喷；一方面是项目良莠不齐，机构专业知识不足。在这种的市场环境下，大量的FA(财务顾问)机构开始涌现，帮助创业公司和投资机构梳理业务机构，制作商业计划书，提升投融资效率。FA机构的火爆，逐利的需求，催生行业里创业项目的过度包装和数据造假，加剧了创投行业泡沫化的现象。2015年的一轮A股大牛市，让创投行业又站在了市场顶峰，媒体的聚光灯之下。悲哀的是，创投市场又悄悄开启了新一轮的估值泡沫过程。和诺亚财富之于红杉资本的关系一样，宜信也是从IDG资本拿到了至关重要的投资，日后成立母基金和IDG资本紧密合作，反哺投资机构。宜信母基金起投门槛为100万人民币，成立之后，赶上了市场最好的时期，发挥长尾效应，短短几年，规模迅速扩大到200亿，几乎投遍了市场上排名靠前的知名投资机构。
盛景嘉成母基金另辟奇径，通过为企业家提供培训服务，创新性链接了投资机构和企业家，拿到了全国各地中小企业家的资金，一跃成为创投机构背后的金主爸爸。上至国家资金，中至中产阶级，下至股市大妈，股权众筹的兴起，连刚出校门的大学生，也没放过。2014年，私募基金备案办法出台以后，五花八门的私募基金产品层出不穷。各类金融机构，纷纷成立资管子公司，和投资机构、上市公司合作，发行PE股权基金、并购基金。三方财富公司，不论大小，都能发行私募股权产品，不管是大白马项目，还是小黑马项目，都有投资逻辑，都能包装的身价数十倍。市场上甚至出现了红酒基金、艺术品基金这类小众股权投资产品。新三板基金也大行其道，狂热时期，数万数十万都可起投。在股市遭遇重创、房价高企不下、股权投资吸金等因素的影响下，资金被锁住，市场开始出现流行性危机。在打破刚兑、限制杠杆、消除多层嵌套等政策因素影响下，期限错配的银行资金开始受到限制，只能撤出股权投资市场。同时，借各种通道进入股权投资基金的这部分银行资金，被彻底封住。国家级、银行系、国企母基金、产业基金等有银行资金参与的母基金，开始出现资金紧张。流动性危机蔓延，上市公司出现债务危机和信用危机，质押爆仓，频频违约，左支右绌，自顾不暇。在全民PE和全民VC时期投入创投市场的大量资金，由于锁定期长，退出不理想等因素，甚至退不出的情况下，续投能力受限。2018年下半年，各个投资机构开始出现募资难的现象。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美元基金普遍比人民币基金好募。手中还有子弹的市场化母基金开始倾向于投资细分行业的小而美创投机构。
图片来自网络
资金全部入场，市场再无大规模的增量资金。
2019年开始，募资难的现象加剧，创业者和创投机构皆遭遇了史上最冷寒冬。蛰伏、活下去成了大家的共识，就连以预判性以安身立命之本的创投机构，也无法预测这个冬天有多长。资本市场起起伏伏三十多年，从荒芜走向繁荣，从播种走向丰收，从无名走向狂热，或许是时候经历一次漫长的寒冬了。
投后无用论，接下来说一下刚才的几个主要的重点的问题。
投后无用，我觉得是很多的投资基金投资机构普遍的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尤其是在美元、VC里面是最普遍的。
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项目是没有一帆风顺的。
在项目的工作过程中，起起落落属于普遍现象的，亦没有十全十美的项目。总是在某些方方面面需要有一些帮助、建议、支持。
第2个是投后的成本，因为很多机构实际上是把投后当做一个成本的部门，而不是一个创收部门。
投后的主要创收方式实际上是帮助项目退出、帮助机构退出，退出的收益就是这家机构投后创造的一个收益。
在这里边大家也可能会说，我如何去判断这个项目退出是我投资的投资经理的功劳，还是投后的功劳？
如果投资经理解决不了退出的问题，或者是对于退出的时间点没有好的时候，而你去把握了，并且在后续的时间里面证明了，证明了你的决策是正确的，那就是你的功劳。
第3个，现在很多投后，有PR、HR很多专业性的工作。这些工作实际上是可以对自己的所投公司，甚至向第三方去输出的。
比如说大家搞的一些活动，很典型的经纬，创造经纬出行，经纬的线下投资人对接会，经纬的亿万选学院，这些实际上都是成本转向的收益。
包括中科创新，给他的被投企提供的办公场地，再融资的FA的业务。
包括我了解到的，至少现在有很多家早期的投资机构，会给被投公司提供FA的业务，而且是收费的FA业务。
实际上对于投资团队，对于公司来说节约时间，节约这个时间也是一种成本，也是一种创收。
因为创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收入减增加，第2个是公司其他人员的成本的降低了。
第3个想说的问题，目前投后工作还是比较初级，基本上还是以监控和偏叫做职能性的服务为主。 投后不以退出为目的。
在我看来，所有不以退出为目的投资和投后，都是对LP耍流氓。或者至少说不以退出为目的的财务投资，是对LP耍流氓。
当前国内投后的现状
2018年底，潜力股平台对国内近百家投资机构的投后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形成了一篇报告《投后怎么做?看看这96家投资机构的投后情况调研吧 ——中国投资机构投后管理调查研究报告 》。结合报告的内容和潜力股在过去几年与投资机构投后人员打交道的实践，对于中国投资机构的投后，我们认为：
我们对中国市场投资机构的投后服务能力的总体判断是：中国90%以上的投资机构的投后管理水平还处在小学生阶段。这些投资机构投后意识弱，投后团队小，投后能力相对较弱，投后经验不足，退出能力更是听天由命。
绝大多数投资机构的投后团队建立在2016年之后，投后团队人数普遍在1-5人之间。
投资机构对投后岗位的配置不足，导致投后人员普遍工作量都很大，负荷较重，管理的项目偏多，使得投后人员压力较大。
越是早期的投资机构越是采取投资经理负责制；越是后期的投资机构越是采取投后负责制；投资经理+投后人员AB角的分工方式更为普遍。
相当一部分比例投资机构的投后仅限于收集财报数据和获取信息，投后仅局限在监管这一层面，甚至在监管层面，都很难做到位，比如定时召开董事会、对财务进行监督等；非常大比例的投资机构未形成定时开董事会、定时或不定时与公司高管进行沟通的标准动作，投资之后基本就属于散养状态。
绝大多数投资机构的投后未形成规范化、标准化的动作与模板，投后人员被动解决问题居多，主动发现问题偏少；被动工作较多，主动工作较少。投后人员缺乏KPI，缺乏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与指引。同时，公司层面对于投后人员的考核亦缺乏衡量标准。
绝大多数VC机构的投后服务内容为服务型投后为主，即为被投公司提供PR/HR/IR/法律/财务等方面的专业支持。
极少有投资机构建立了以退出为目的的投后管理策略。这某种程度上源于公司合伙人对退出的重视程度不够，或者是合伙人没有意识到投后管理对提高退出比率和收益的价值。实际的案例表明，投后做的好，机构的整体退出项目数量会明显提高。
绝大多数投资机构的退出策略依然主要依靠IPO和并购的方式，对于股权转让、回购、清算的退出方式不够重视。
人性的贪婪使得大多数投资机构都不会见好就收，他们对未来总是抱有超出实际的预期。很少有投资机构能在热潮中看到风险，能在风停浪退之前就做出退出决策。更少有投资机构建立了通过测算IRR来分析退出时间点的退出策略。
二级市场股票卖出的策略，对于投资收益的影响显而易见。尽管很多投资机构在最近几年收获了不少IPO项目，但是公司内部却并没有一个股票操盘团队，对于什么时候在二级市场卖股票，如何与大宗交易合作，如何与券商研究员、基金经理合作却并没有方法。
相当大比例的投资机构投后人员无法参与到超额收益的分配，超过三分之二的投后人员对薪酬水平表示不满意。
投后核心总结
投资机构设立专职投后是必然趋势，对于存续期超过5年，投资数超过100家的机构 来说，尤为突出
合伙人层面应该对投后达成共识，没有合伙人重视和推动的投后举步维艰
设置什么样的投后组织结构和职能，不能一概而论，投资阶段、投资项目数量、投资机构人员背景的不一样都将导致不同，每家机构都有自己的特色
未来投后将越来越个性化、越来越深度化，优秀投后的价值也将必然凸显
所有投资工作的唯一目的和终极目的是退出，投后工作围绕终点也应该是退出
主动的投后管理是实现从IRR向DPI的必然路径和重要手段
IPO未必是最赚钱的退出方式，其他退出方式则严重取决于投后管理的好坏
投的好，未必退的好;没投好，未必退不好。投后是重要因素。
（摘文：潜力股平台，李刚强）
作者-紫九（唐宋九大杂家|tsjiudazajia）、潜力股-李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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